第二章 彼得·凯里小说中民族认同的危机与转机
在英国文学传统中，来自殖民地的“他者”形象塑造由来已久。他们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那个摩尔人奥赛罗、《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夏洛克、《暴风雨》中的凯列班，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拜伦笔下充满异域风情但精力充沛的“拜伦式英雄”，托马斯·德·昆西《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中的马来人，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力夫，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龙达》中的同名主人公，鲁德亚德·吉卜林笔下的印度人，E.M.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的印度人。总之，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加勒比海地区、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南非、斯里兰卡、美国、西印度群岛等这些英国的殖民地都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英国的文学文本里。“他者”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亨利·路易斯·盖茨说：“至少从柏拉图时代开始，西方话语中关于黑暗的比喻就意味着不在场。”[1]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中塑造的非洲黑人库尔茨就运用了这样的比喻。
很明显，在英国文学传统中种族差异曾被边缘化或者被抹杀。《简·爱》中罗彻斯特的疯妻子即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土著女性贝莎·梅森：
在房间的另一头的阴暗里，一个人影在前后跑动，那究竟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粗粗一看难以辨认，它好像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叫，活像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一头黑白相间乱如鬃发的头发遮去了她的头和脸。[2]
贝莎·梅森在《简·爱》中作为沉默的“他者”，是被注视、被言说、被边缘化的种族“他者”。这种情况也存在于美国文学中，例如威廉·福克纳充满社会抱负和种族偏见的《押沙龙，押沙龙！》，托尼·莫里森与蓄奴制密切相关的《宠儿》中的种族暴力等。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则揭示了黑人成为“美国梦”的牺牲品。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种族主义，不管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他者”表现，还是文学经典中刻意使得种族差异边缘化，都对澳大利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的澳大利亚是欧洲种族主义扎根、疯长、泛滥的根据地。殖民地澳洲的一位政客撰文写道：“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喀纳喀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3]澳大利亚公开宣称，为了保持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不允许在它的人口中加入任何本性和品质低劣的成员。……绝对不能促成或准许其他种族的人进入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选举权、公民权以及包括婚姻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给予他们之中的任何人”。[4]19世纪末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新闻公报》喊出一句获得当时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5]“白澳政策”在澳大利亚施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基础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的，没有其他种族的参杂”。[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民族精英集团仍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和成就的象征”。[7]彼得·凯里那些反映澳洲历史的作品充分展现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这些种族主义症候。
今天的澳大利亚是个多民族的、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在澳大利亚2000多万的人口里包含了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在短短的二百多年历史里，经历了“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三个阶段。澳大利亚从英国的罪犯流放地到独立的民族国家，期间澳大利亚人的心理历程颇为曲折，有被影响的焦虑也有反影响的行动。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是指一个国家中不同种族的人群或不同族裔的人群的社会政治认同。这是一个国家内部认同研究的一个关键文化维度，民族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民族文化的再现和作用下形成并且不断变化的。正如拉腊因所说：“阿尔都塞认为主体的产生和存在依靠意识形态，福科认为主体是权力关系产物，利奥塔认为主体是交往系统的‘结点’。这些思想要么怀疑潜在统一体的存在，要么怀疑某种能产生知识和实践的物质。”[8]由此，后现代主体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感，它已裂解为残破不全的一堆思想碎片。在后现代语境下探讨的民族认同，正如ethnic这个词包含了种族、民族和族裔三个方面的维度，本书讨论的ethnic identity也包含了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和族裔认同。
第一节 凯里小说中的民族认同问题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殖民的移民社会，又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其民族认同问题非常复杂。澳大利亚历史上对澳洲土著人实施了屠杀、驱逐、隔绝、同化的种族主义政策；“白澳政策”的实施也给华裔等其他有色人种带来了种种灾难；就是白人内部也并非有着全然和谐一致的认同，爱尔兰裔、德裔、意大利裔、犹太裔等族裔的澳大利亚人也在不同时期受到殖民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区别对待。因此，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包含了欧洲白人遭遇澳洲土著人之后形成的种族认同，澳大利亚人为与英国人、美国人等相区分而形成的民族认同，白澳内部的爱尔兰人的认同，以及华裔、德裔等不同的族裔认同，等等。彼得·凯里那些取材于澳大利亚历史和现实的小说，建构了一个丰富的民族认同世界。在凯里的那些小说里有白人和土著人的冲突，有白人对华裔的压制和迫害，也有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裔顽强不屈的抗争。以下将从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和族裔认同三个方面，来看彼得·凯里小说中的民族认同问题。
一 凯里小说反映的民族认同问题
首先，彼得·凯里的小说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种族认同问题。“种族”（race）这一概念的主要功能在于区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范畴中，这一术语被译作“人种”，即根据基因导致的人体外部遗传标记，结合地理分布、生态和形态特征（如肤色和体质特征），以及共同拥有的信念、习俗等因素，对人类群体进行某种分类。[9]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界说：“racial 16世纪出现在英文里，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race及razza，最早的词源已不可考。…… race这个词在现代社会、政治意涵里的暧昧性是导致它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之一。在种族的分类中，这个词一直被用来贬低非我族类的不同群体。”[10]英国学者布鲁克（Peter Brooker）在讨论“种族”时开篇就指出：
种族是个有问题的范畴。……如果我们接受遗传表现的差异为种族认同的证据，就会发生复杂的麻烦，即不变的种族性质和类型，可以用来合理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假定的生物性之既定智商能力层级。生物上的区别在文化领域里，被挪用来确认种族的优越性。其结果便是某种形式的种族歧视。[11]
种族问题不是单一的，它总是和属性、社会、文化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相关的问题涉及身份、差异、文明、表征以及文本中大量有关种族化再生产的陈述话语。
生活在澳洲大陆这块土地上长达四万年之久的澳洲土著人遭遇了白人入侵者的屠杀、驱赶、隔绝、同化。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这些政策实施的基础就是种族主义。发源于西方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欧洲的种族主义思想由来已久，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中可以看到16世纪的英国社会就盛行着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康德在他的《自然地理》（1802）中强调地理环境对种族的影响，他说：“人类最完美的典范是白种人。黄种人、印第安人智商较低。黑人智商更低。部分美洲部落位于最底层。”[12]黑格尔将人类分为高加索人、埃塞尔比亚人和蒙古人，他说：“黑人头骨比蒙古人和高加索人要窄，额头呈拱形，有隆肉，下颌悬生，皮肤呈不同程度的黑色，头发黑而卷曲。”[13]欧洲这种强调种族文化内涵，譬如文化标准、价值、信仰与社会实践等，为种族主义的盛行提供了价值理念和衡量标准。此种观念认为，种族群体的形成依赖共通的文化符号，历史、语言与文化是构成民族特色的三角支架。斯图亚特·霍尔说：“种族这个术语承认：所有话语都依其地点、位置与情景而定，所有的知识都有其特定的语境，同时它也承认历史、语言、文化在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14]彼得·凯里的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和散文集《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着重探讨了澳大利亚的种族认同问题。
其次，彼得·凯里小说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问题。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是指澳大利亚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不同族裔和族群在认同的冲突与融合之后达成基本一致的社会政治认同。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种族、族裔由于不同历史境遇造成了他们的族群身份认同有很大的不同，但澳大利亚历经了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运动，成立了联邦政府、实行高度自治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以移民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显然，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一种文化心理认同。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一方面依靠国家维护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作为想象共同体，它又须依赖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确保其文化统一。这些传统包括每一个民族独有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文化象征、宗教仪式。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和暴力》中说：“民族主义本质上是18世纪晚期之后产生的现象。”[15]而殖民地精英阶层是后殖民认同的主导力量，它“为政治共同体提供了统一的心理聚集点”。[16]当然，探讨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必须回归到这个民族的历史之中去。彼得·凯里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中发现了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诸多症候，并且以小说故事的形式赋予其以活生生的内容。《奥斯卡与露辛达》、《杰克·迈格斯》和《凯利帮真史》这三部取材于澳洲殖民史的小说分三个阶段展示了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
再次，彼得·凯里小说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族裔认同问题。族裔散居指以种族为纽带、生活在宗主国和第一世界的少数族裔，例如美国的黑人和华裔群体等。吉尔罗伊指出，族裔散居是一种混合身份认同，它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异体合成、混合，以及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不纯文化形式”。[17]历史上的爱尔兰长期受到英国的侵略和压制，所以在澳洲同是白人后裔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经历了更加曲折和悲惨的命运。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这种历史遭遇使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为争取自由、民主权利不断反抗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凯利帮真史》这部小说的创作使彼得·凯里成为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之后的又一位两次荣膺英语世界最高小说奖——布克奖的作家。这部小说从民族政策方面质疑了澳大利亚的历史真实。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是“白澳”内部的“他者”。[18]从16世纪英国征服爱尔兰之后，爱尔兰人那种受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一直持续了下来，随着英国的海外扩张也扩散和撒播到澳洲大陆。《凯利帮真史》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小说主人公内德·凯利短暂的一生见证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悲惨生活及其受到的诸多不公正的待遇。
现代性是造成族裔散居身份问题的主要原因。现代化、全球化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生死相搏，欧洲文化与殖民地文化狭路相逢。“它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结成异质关系，又与当下各种政治、经济、科技等问题纠缠不清，形同乱麻。”[19]拥有众多散居的族裔是澳大利亚社会中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华裔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华裔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直作为被看、被评说的对象，是在澳洲深受歧视和压迫的一个族裔。澳大利亚的这些社会问题，反映在彼得·凯里的小说中表现出澳大利亚族裔认同的复杂性。澳洲华裔研究可以从“形象学”入手。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是专指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学问，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D.H.Pageaux）将其界定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20]因为一个作家或一群作家对异域进行的描绘是与其生活在其间的社会紧密联系的，即巴柔所说的“社会总体想象物”。因而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应注意与之相关的文化领域的各个学科的材料。
异国形象可分为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换个角度说是对异邦的妖魔化和理想化。因此，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形象，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澳大利亚人的焦虑和憧憬，也有助于了解澳大利亚的国家民族政策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建构中的中国形象，从而有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看待自身。虽然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彼得·凯里的作品中一直是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但几乎存在于其所有的作品中。《美国梦》中的中国劳工，《凯利帮真史》中由于语言文化的交流障碍常被白人攻击的华人，《魔术师》里神秘、超能的华人，等等。凯里的创作，打破了澳大利亚文学传统中类型化了的华人形象，揭示了华人在澳大利亚社会的真实处境。因此，他塑造的华人形象，既有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惯有的华人形象的某些特点，又有自己的一些创新之处。
二 澳大利亚民族起源神话遭遇挑战
在澳大利亚二百多年的历史里，“白澳政策”实际上实施了一百多年，因此“白色神话”是澳大利亚人建构的民族起源神话。当代澳大利亚人面对澳洲土著争取公民权和土地所有权运动的时候，开始反思那段土著被驱逐和被抹杀的历史。他们发现“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澳大利亚”不再那么理所当然，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四万年之久的澳洲土著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土著主题在彼得·凯里的作品集中于他摘下1988年布克奖的《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奥斯卡与露辛达》以奥斯卡的曾孙为叙事者，这位叙事者在故事的开始以自己的家族史和周围的澳洲土著人的存在和言说为证，对澳大利亚官方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从而解构了澳大利亚的白色民族神话。格林布拉特在《回声与惊叹》中明确地说：“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21]彼得·凯里的所有创作都采取了一种介入的姿态，时刻关注着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土著问题是当代澳大利亚政坛上各界领导人都必须关注的无法绕过的问题。
正如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澳洲土著人被排除在外一样，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澳洲土著人一直沉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从此土著作家、土著文学、土著主题开始引起澳大利亚文坛的注意。20世纪末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白澳政策”的取消、同化政策的消解、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澳洲土著人土地权和公民权的争取，澳总理为澳大利亚历史对澳洲土著的不公而郑重道歉等，越来越多的澳洲土著人、土著作家和作品得到关注。彼得·凯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创作反映那段曾经被涂抹过、被消音过的历史，呈现曾经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被隐形的“看不见”的土著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与澳洲土地的深厚情感，他们的“梦幻时代”，他们的艺术创作……土著不再是澳大利亚社会的禁忌，而是可以公开表达和被表达的澳洲社会中的一员。1988年，当澳大利亚人在纪念他们的建国两百周年的时候，土著人也在举行他们的一种纪念仪式——那是对白人入侵历史的纪念，他们哀悼的是澳洲土著人苦难历史的开端，正是从那时候起，他们被屠杀、被驱逐、被妖魔化，被从历史记录中消音。在这片古老大陆上演奏了四万多年的土著交响乐被白人的征服曲给压制了，被披上教袍、手持《圣经》的教士和枪炮给镇住了。
澳大利亚历史的开端是这样的：1770年，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发现了澳洲东部。他描述道：“我们所看到的这片国土处于自然状态，人类和它毫无关系。”这种“无主之地”的假设为英国殖民者的入侵铺平了道路，也为他们剥夺土著人的土地找到充分的理由。1788年1月26日，阿瑟·菲利普船长（Captain Arthur Phillip's）率领11艘舰船数百名英国犯人，在波坦尼湾（Botany Bay）登陆，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悉尼。澳洲大陆的宁静从此被打破。英国殖民者初抵澳洲大陆时，凭借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不理睬土著人的抗议，不经商量就宣布以英王的名义占领这块本来属于土著人的大陆。这些新来者从欧洲带来了传染病，成千上万的土著人死于天花、麻疹、流感和其他传染疾病。英国殖民者还对世代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人进行屠杀，并将他们赶到贫瘠、蛮荒之地，在那里建立保留地，强迫他们定居。在澳洲大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存了几万年[22]的土著人从澳洲的主人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一带的岛民来说，欧洲人的入侵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对其生活方式、健康、福祉和身份都造成了持久的后果。
历史毕竟是历史，无法重写。今天的澳大利亚现实就是澳大利亚是以白人为主的，包括澳洲土著人的和其他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移民的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是融合了白人主流文化和各少数族裔文化包括澳洲土著文化在内的集合体文化。发掘曾经被遗忘的历史，正视曾经被伤害过的人群，这才是正确对待澳洲土著的方式。作家彼得·凯里深谙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无数“谎言”基础之上的，其中一个谎言就是“澳大利亚是欧洲白人发现的无人居住的土地”，这个谎言掩盖了白人在入侵和开发澳大利亚过程中的所有暴力，屠杀、灭绝、强奸、驱逐……那么在这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澳洲土著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澳洲土著他们自己原有的文化达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这些文化在今天的澳大利亚文化中又是怎样的处境？土著人怎样看待入侵这片大陆，剥夺他们的土地，屠杀和驱逐他们的白人？土著人怎样看待基督教文化？土著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两百年的澳洲历史？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感觉，现在有一部分土著作家在表现、表达和展示，但是这种声音需要回应，这种视角需要检验，这种感觉或情感需要共鸣，澳大利亚当代白人作家对土著主题的重视和挖掘使他们不再孤单。今天，作为澳大利亚人的白人和土著人在历史的伤痛处找到了对话的基点。
三 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危机和转机
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对土著居民的反映经历了一个从敌视、排斥到同情、理解的过程。早期作品中的土著居民一概被脸谱化，是不开化的野蛮人，是白人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面临的危险的敌人之一。[23]即使偶有同情土著居民的作品，如珍妮·冈恩（Jeannie Gunn）的《小黑公主》（The Little Black Princess，1905）和《我们都脱离现实》（We of the Never-Never，1908），作者也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民族优越感进行创作的。当然，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也出现过扎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1901—1984）的《卡普里柯尼亚》[24]（Capricornia，1938）那样的描写澳大利亚土著人、白人、华人之间的交融与冲突的力作。原始的生活、种族歧视、野蛮的行为、无法忍受的偏狭，故事对白人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所建立的“文明”的虚伪、冷酷和残忍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澳大利亚文坛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发生真正的改变，涌现出一批关注土著问题、代表土著居民呼声、反省白人过去不公正对待土著居民的作品。其中包括扎维尔·赫伯特的小说《可怜虫，我的国家》（Poor Fellow My Country，1975），玛丽·杜拉克（Mary Durack）的《留住他，我的祖国》（Keep Him My Country，1955），伦纳德·曼（Leonard Mann）的《混血维纳斯》（Venus Half-caste，1963），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土著作家也开始在澳洲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上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著名的澳洲土著女作家凯思·沃克（Kath Walker，1920-1993）的诗歌《我们要走了》（We Are Going，1964）标志着土著文学的开始，诗歌反映了作者对土著居民的过去的怀恋，对白人所实施的种族清洗政策的愤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土著小说家柯林·约翰逊（Johnson Colin，1939-）的《野猫掉下来了》（Wild Cat Falling，1965）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彼得·凯里并不孤单，《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出版的前一年，土著作家萨利·摩根（Sally Morgan，1951-）的《我的位置》（My Place，1987），在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销量达五十万册。凯思·沃克（Kath Walker，1920-1993）在1988年为表示她对澳大利亚200周年庆典的抗议，改用自己部落的名字Oodgeroo Noonuccal[25]，这与《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对土著问题的关注是相呼应的。近年来，澳大利亚土著问题成为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关注澳大利亚的焦点之一。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1936-）的《石乡行》（2002）继他的《浪子》（1992）之后又一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这部小说站在历史的高度，展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随着历史的沿革、时代的发展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及为维护他们的权利进行艰苦斗争，而曾经的殖民者的后裔也在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不懈努力。他的《别了，那道风景》[26]（Landscape of Farewell，2007）则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高度，对澳大利亚乃至全人类从古到今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屠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大屠杀包括二战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澳洲白人对土著人的种族清洗，土著人对白人报复式的屠杀等。
1997年4月，人权及平等机会委员会（HREOC：the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的一份《带他们回家：关于土著和托雷斯岛屿居民的孩子和家庭分离的全国性调查报告》被提交给澳大利亚议会，对数千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屿居民的孩子从他们各自的家庭里被强行迁移的事实进行的问询。这是一份对后来被命名为“被偷走的一代”[27]的人们在情感上和身体上所受伤害的记录，令人感动且痛苦。“迁移”孩子的联邦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1992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裁定：英国政府在宣布主权时所用的“无主土地”的概念，“基于对土著居民的歧视诋毁之上”。在6个月之后，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eting）对土著听众发表讲话说：“我们拿走了传统的土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带来了疾病和酒精。我们进行了杀戮。我们将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我们实行了歧视和排斥。”[28]基廷出于和解的精神列举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错误，坚称“承认历史真相无须恐惧，也无损失”。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基廷所说的每一点都受到了挑战，他的继任者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拒绝了和解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1997年4月，在墨尔本召开的澳大利亚和解大会上，约翰·霍德华总理拒绝为过往政府的虐待事实而向澳大利亚土著道歉。大会的听众起立，把他们的背转向总理，以身体沉默的抗议羞辱他。自那以后，霍德华总理还在很多场合拒绝说“道歉”。彼得·凯里对基廷敢于正视历史错误的态度极为赞赏，他早在小说《魔术师》《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已经发出了要澄清谎言、正视历史的号召，在《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2001）中则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说：
我们的总理可以拥抱，可以原谅曾经杀害了我们挚爱亲人的人们，所以他应该，但实际上没有也不会，向被屠杀和虐待了两百年的土著澳洲人道歉。他在加利波利说，和土耳其人的战斗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他在国内说，和土著澳洲人的战争很久以前就发生了。战斗塑造了我们，而赢得了大洲的战争最好忘掉。[29]
盖尔·琼斯（Gail Jones）的《抱歉》[30]（Sorry，2007），以小说的形式为白人过去的所作所为向澳洲土著人道歉。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在国会三度正式向“被偷走的一代”表示歉意，并承诺会改善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如降低其幼儿夭折率、提高其识字率和平均寿命等。作为作家的彼得·凯里是非常敏感的，在写作《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等我2000年回到悉尼时，整个火棍农业问题已愈演愈烈，火不仅界定了土地，也界定了政治气候”。[31]毫无疑问，澳洲土著问题成为凯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他的《奥斯卡与露辛达》则是对种族主义的控诉，对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重新审视。
第二节 澳洲土著与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
土著主题在彼得·凯里的早期作品——三个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战争罪行》和《故事集》里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达，或者说不是其表现的重点。在其后的两部长篇小说《幸福》和《魔术师》里也没有给予土著主题以重要的位置。而在1988年获布克奖的以19世纪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表现现代人、现代社会问题的《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凯里则给土著主题以很大的戏份。这部小说涉及了欧洲白人到达澳洲之后，给土著居民带来的种种灾难，屠杀、驱赶、疾病、生态破坏，以及探险家远征内陆过程中对土著人的进一步屠杀和驱逐，土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之时和之后的种种历史境遇。既有当下土著人的觉悟也有历史上土著人的迷惘、土著人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也有第二代移民对土著人朦胧但友好的感情。总之，彼得·凯里这部小说中的土著主题表达是充分的、到位的。这为反思这段历史、解读澳大利亚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考角度和思考方式：白人站在土著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看历史。埃德蒙·怀特在一次采访中询问彼得·凯里，在澳洲土著人的地位和澳大利亚在欧洲文化面前的卑躬屈膝的国民性方面有什么写作计划，凯里回答道，“的确，在《奥斯卡与露辛达》里，我开始做起这样一个白日梦，即通过对即将废黜的基督教文化入侵继而摧毁整个土著风情进行思考来创作文学作品——这是我的出发点”。[32]
一 面对“黑色”质疑和反思历史真实
新历史主义对历史和真实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看法。海登·怀特就认为，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历史，历史思辨哲学的编撰使历史呈现出历史哲学形态，并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33]怀特在历史和诗之间徘徊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为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性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在《奥斯卡与露辛达》中，表现土著人、土著文化以及土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首先是从质疑澳大利亚的官方历史开始的。虽然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白澳政策”的存在只有72年，但是从白人踏上澳洲大陆这片土地之时就已经奉行了这一政策，这就是对澳洲原住民的屠杀和驱赶，随后在反华、排华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到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排斥。欧洲白人到达澳洲之后，颜色的区分则过于明显，土著人居住的地方被白人称为“黑森林”和“黑人区”。《奥斯卡与露辛达》的叙事者——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开始了反思和怀疑：
好久以前我就开始不相信地方志这类东西了。拿“黑森林”为例，历史学会的人会对你说，它之所以被称作黑森林是因为那里有茂密成荫的树叶。不过不久以前，人们还把它称之为“黑人区”。也就在不久前，贺拉斯·克拉克的祖父带着他的伙伴上了那地方，把全部落的土著居民，男女老少都赶下悬崖——所有古老的家族，当他们为谁该控制这个郡斗争得不可开交时，都应该把这些记在心上。[34]
对澳洲土著人的集体屠杀，在凯里的散文集《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中也有类似的叙述：“正是在这儿，或是附近，许多悉尼人的生命结束了，不幸的男男女女，站在悬崖上，一跃而下。悬崖至今还吸引着他们，虽然媒体尽量保持着沉默，不去增加悬崖那磁铁般的、对于不幸的吸引力。”[35]
海登·怀特说：“历史不是‘真实’，事实漂流在历史中并可以与任何观念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与观念构造之中。”[36]历史是由一堆散乱的材料构成，而整理历史的叙事总是以凸显一种声音和压制另一种声音的形态出现在史书里。离开悉尼27年侨居美国10来年的彼得·凯里，刚踏上澳洲这片土地便感慨，“有四万年之久，澳洲土著狩猎者和采集者对此地了如指掌，知道如何采集食物用来果腹，或是盛宴。但1788年开始渗透侵入的英国人压根儿不知道他们在何处”。[37]在凯里的叙述中反复出现白人殖民者到达澳洲大陆之后，澳洲土著的遭际。
如果你从纽约来，能注意到的恐怕全是生活的惬意，感觉当地人总是在度假。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同时也是为了这片土地，曾有一场痛苦的战争。土著伊拉部落，他们视悉尼为其领土，却被传染上天花，像苍蝇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局势很混乱。流放犯遭到鞭打。流放犯强奸伊拉族妇女。伊拉族男人捕捉谋杀流放犯。虽然两百年过去了，但历史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耀眼而难以置信地清晰。[38]
彼得·凯里指出澳大利亚官方历史的记录掩盖了诸多的历史真相：
有过一次战争，我对谢里登讲过。打过一场战争，老兄，我们这边赢了。历史上为了领土的战争哪儿少过啊，但我认为那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大错误，从来不承认有过战争，假装是我们发现这块空地，一块碰巧以前没人用的空地。我们都在谎言中长大，当得知了真相后当然很吃惊。我可不是指土著澳洲人，他们都知道这些。[39]
从细节处开始解构宏大历史叙事是新历史主义的通常做法，彼得·凯里也深谙此道。凯里相信一个国家会在邮票中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在他充满文学想象的记忆中，童年时集邮册里的澳大利亚邮票上面全是土著人的肖像和图形。但在图书馆里，他只发现1930年面值两便士的邮票，图案是一个土著猎人。还有面值两先令的1939年鳄鱼邮票，以及1946年的土著人邮票。从建立联邦到1955年，再也没有关于土著人的邮票了。相反，有太多的邮票是关于乔治六世、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王后、库克船长、探险家马修·弗林德斯，还有很多公爵和公爵夫人，总之澳大利亚的邮票“描绘的是大英帝国一个缺少自信的角落”。[40]凯里说，“看着这些邮票，你能想到的，不是我们一直困惑，而是我们一直很健忘。罗马人庆祝他们用链条驯化了野蛮人，但不是我的祖先。”[41]这正如凯尔文所说的，欧洲白人在澳洲打了一场战争，占领了这片土地，同时又假装这片土地从未使用过，无人居住过。凯里指出：“我们历史发展的两股力量，那两股残忍的力量，直到今天仍然塑造着我们，却已经被历史遗忘了，相反，我们庆祝的，是某种带着帝王和官僚色彩的过去，我们对它毫无感情，跟它毫无关系。”[42]彼得·凯里的散文集《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中那些直抒胸臆的话语表明：澳大利亚的历史是一种刻意遗忘和刻意修饰过的历史。
从彼得·凯里的返乡之旅回到《奥斯卡与露辛达》这部小说，读者不难发现在该小说的叙事中用了大量的细节来揭示19世纪澳大利亚殖民历史中被隐藏、被淡化的历史“真实”。露辛达的母亲伊丽莎白说：“这床是来普拉斯特里尔制作的，也做得太考究了一点。一个能用来福枪杀死土著黑人的人怎么可能做得出这么愚蠢、浪漫的床来？”[43]不经意的一句话，道出了露辛达父母亲发家致富的秘密，屠杀和掠夺土著居民的土地是其开端。小说的女主人公第二代白人移民露辛达不像她的父母辈与澳洲土著黑人有着直接的冲突，有着血与火的痛苦记忆，她对土著黑人有着朴素的情感。她很小就观察到屋后小溪边有土著留下过的生活痕迹，“在那里，你可以看见土著黑人为做独木舟和其他工具割树皮时留下的疤痕”。[44]她会不由自主地认识到“这是土著黑人的领地”，是她的父母辈侵占了黑人的领地，对土著黑人进行了驱赶和屠杀。在对待黑人上露辛达有着与她父母辈截然不同的感情，她私下里表示“我喜欢黑人”，她大声地告诉布娃娃“我要比喜欢帕拉玛市长还要喜欢他们”。[45]敏感的露辛达注意到在她父亲的葬礼上，土著黑人也在她家附近表达着他们的哀悼之情，“……自始至终像陌生的土著黑人那样唱着。声音又响又尖。那些黑人也来了。他们站在灯影边的小溪畔的金合欢丛中”。[46]
然而，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像露辛达这样对土著人抱以人道态度的白人不是很多，在她周围形成了一种敌视土著人的氛围。达布斯先生的客厅里“有一幅彩色版画（从《伦敦图片新闻》上剪下来的），上面画的是额尔金勋爵进入北京的情景，还有一幅粗糙的钢笔画，反映的是黑人攻击定居者棚屋的事情”。[47]这两幅画并置放在一起具有莫大的讽刺性，因为它们之间可以作因果互释。额尔金勋爵进入北京，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纯粹的帝国主义强盗行径，黑人攻击定居者棚屋，是因为白人就像侵略中国一样入侵他们的土地，他们被屠杀、被驱赶而失去了家园之后有一种本能的对白人的报复。彼得·凯里在小说中安插这幅画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有了白人入侵澳大利亚，澳洲土著居民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才会有土著居民袭击白人定居者的事情发生，理亏在先的是白人而不是澳洲土著人。伯罗斯夫人对美国反叛者的支持溢于言表，她是个寡妇。丈夫死前是陆军上尉，他是在靠近曼宁河上游的瀑布区被黑人杀死的。露辛达一点也不喜欢她。伯罗斯夫人曾就黑人问题指责露辛达，她是属于那种主张白人出于自卫杀死黑人不该被判绞刑的人。[48]伯罗斯夫人代表了当时澳大利亚社会对待土著人的主流态度，而露辛达则是有觉悟的新人，但是她势单力薄无力阻止和主导局势的发展，所以后面又发生了杰弗里斯在远征内陆的过程中对土著部落的大屠杀。
关于伯罗斯的死，作者也给出了两幅对比鲜明的图画，一幅是“伯罗斯是在曼宁被黑人用从剪羊毛的人那里偷来的斧子砍死的。长矛刺穿了他的脖子和眼睛”。另一幅是：
夹杂在众多日记本里还有一只盛放着16张明信片的信封，明信片按1到16编号，像孩子们所收集的香烟卡。每张卡上都有“被哥萨克奸污”的字样。上面画的性交图和夸张的男性生殖器并不使她怎么吃惊（或者说没她想象的那么吃惊），不过这些剑和弯刀，剁烂的乳房，女人痛苦叫喊张大的嘴，因恐惧而突出的眼睛放在一起倒使她吃惊不小。[49]
从伯罗斯上尉自身的暴力嗜好倾向，可以推断出他平时对待土著人的凶残，从而证明了他自己的死是罪有应得。但是伯罗斯夫人却“拉直了折叠桌子上的白色桌布，扬言应该一下子把黑人毒死”。杰弗里斯先生也附和着说：“这些黑人是最残忍的，他们被剥夺了土地，被驱赶到茂密、芜杂的瀑布地区。他们是背水一战。”杰弗里斯先生的话更加激起了伯罗斯夫人的种族仇恨，她“扬言要出动军队，和黑人决一死战”。可实际上，杰弗里斯先生的话只涉及伯罗斯夫人论点表面浅薄的冰层。凯里这样描写伯罗斯夫人的内心活动，“在她论点深层的浊水里，黑人、哥萨克人以及伯罗斯上尉都成了长着像刀一样锋利牙齿的鱼”；“她想变成一只盘子，上帝拯救她。让那些戴着围裙的装饰家们把群魔乱舞的哥萨克人画在她的边上，或者把黑人的死尸像轮辐一样画在有毒的水坑周围”。[50]《奥斯卡与露辛达》中这段伯罗斯夫人与杰弗里斯先生的对话表明，殖民地澳大利亚的白人入侵者和土著人之间的种族冲突比澳大利亚官方历史记载的要严重得多。
出征在即的杰弗里斯对露辛达说，你们很可能已经听说过北方黑人的屠杀习惯。接着，他以伯罗斯先生的死作为例子，并批评那是匆忙行事的直接后果。杰弗里斯得意地说，“那些是无用之辈。他们直接朝黑鬼的王国中央走。这就好像用赤裸的手去捅蜂窝，把他们全激怒了。夫人，如果你不慌不忙，像我这样，从边界绕过去”，“那你可以想象，这些黑鬼会很乐意不来打扰你们的”。[51]从杰弗里斯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的不把澳洲土著人当人看，这也预示了他后来对土著人的疯狂屠杀。接下来，准备充分配上了先进装备，有着露辛达的财产做后援的杰弗里斯远征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杰弗里斯抓了两个黑人做向导，并在老黑人的宿营地里过夜。
老黑人的宿营地是由7栋用封檐板搭成的棚屋组成，棚子都很低。它们都是根据所谓的“庇荫棚”式样建造的。现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学校操场上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棚子。这都是些光秃秃的棚子，每一栋只有一间屋子，一扇门，三级台阶，一扇窗。肯贝恩杰里部落的幸存者就是在这些棚子里繁衍生息。[52]
土著部落安宁、祥和的生活被这些外来的白人破坏了。
本书的叙事者是奥斯卡的曾孙，他是第四代移民，已经完全融入了澳洲大陆这片土地，是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人。这位叙事者眼中的澳洲土著人真实地反映了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的边缘化社会处境。他说：“我唯一记得的人是那个他们管他叫肯贝恩杰里·比利的人。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是‘过来拿·比利’。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也不知道他多大。”[53]“我”父亲喜欢肯贝恩杰里·比利，总是买腊肉给他。“我”认为他们是朋友，很合适的朋友。他们一起喝茶，“我”父亲从不拿他开玩笑。一次他说道：“肯贝恩杰里·比利鼻子里的智慧要比整个自选议会的人加起来还要多。”[54]在《奥斯卡与露辛达》的开头，叙事者讲述了他10岁那年，因为肯贝恩杰里·比利讲述了许多年以前基督教是怎么到贝林艮来的故事，而他有些盛气凌人地拿这个故事开了个玩笑，叙事者的父亲用电水壶的电线抽了他的腿的往事。叙事者在揭露官方历史记录的谎言、欺骗和蒙蔽性质的同时也对澳洲土著人的认知能力产生怀疑。他对于肯贝恩杰里·比利讲述的故事的可信度进行质疑，“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这故事的出处不是肯贝恩杰里部落，而是纳库土著居民。杰弗里斯先生在肯普塞招募了一些纳库人作为他那队人马最后一段路程的向导”。但接下来，叙事者又怀疑自己的判断“不过这可能不是同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的人民过去没有见过白人”这一说法意味着这日期比1866年还要早。叙事者表示对这种口头叙事的出入问题，他们是无力追根溯源的，这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与隔阂。
在《奥斯卡与露辛达》开篇，彼得·凯里采用了模糊叙事的方式。凯里的这种模糊叙事的策略，一方面质疑了澳大利亚官方历史的“真实”，另一方也揭示了澳洲土著人口头叙述“真实”的不足之处。但是，前一种质疑是从本质上质疑澳大利亚官方历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后一种质疑只是对澳洲土著人口头传承下来的历史的某些细节的质疑。凯里注意到了，欧洲白人入侵澳洲的历史真实，澳洲土著人代代相传地流传下来，他们以种族的记忆传承抗衡着白人的遗忘和澳大利亚官方扭曲、歪曲和刻意掩盖的历史叙事方式。《奥斯卡与露辛达》表明澳洲土著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于澳大利亚社会的现实中，凯里批判和清算了“白澳政策”的种族主义实质。面对澳洲土著人的存在和质疑，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产生了危机，澳洲白人在官方历史制造的“白色民族神话”背后看到无数的黑色眼睛。在凯里看来，要解决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危机问题，找到新的出路，必须摒弃种族主义，正视白人对澳洲土著黑人所做的一切，还澳洲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二 遗产、罪感、赌注和遗腹子
彼得·凯里借用基督教的罪感和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常见的浪漫因素遗产、赌注和遗腹子等巧妙地构思《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民族认同。露辛达从她父母那里继承了遗产的同时也产生了源自于他们的罪感，那是第一代白人在澳洲发家时对澳洲土著人犯下的罪愆。因此，露辛达对她所继承的财产感到不安，想方设法除掉这种罪责以求净罪和解脱。教会拒绝了这项财产的捐赠，说明宗教的赎罪和净罪方式已经远远不能净化欧洲白人对澳洲土著人犯下的滔天大罪，也说明了从大英帝国移植到殖民地的基督教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功效。露辛达为此不得不求助于盛行于殖民地的赌博，想方设法地要把财产输掉，最后终于人才两失。财产流落到米里亚姆·查德威克手中，但是真正享用这项遗产的人是奥斯卡的遗腹子及其后代。凯里通过这种巧妙的构思，检验了澳大利亚数代人的民族认同的差异及其变化。
露辛达对澳大利亚这块土地的感情是深厚的，在她的回忆里、情感里，土著黑人总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在那地方，水的颜色很深，静止不动，由于丹宁的缘故，水呈褐色。水面上斑驳的阳光是教堂的尘埃。就是在这里，她把布娃娃的头发拔光，让他成了秃顶。她的父亲过世时她曾在这里哭泣。这里她还看见过两个黑人，像大树那样矗立在那里纹丝不动。她那时16岁。她屏住了呼吸。又来了两个。又有两个。这是在帕拉玛塔黑人被打败的岁月里。他们身上抹了褐色的泥土，像是开裂的桉树。她吓坏了，倒不是怕因为他们会伤害她，那是比怕伤害还要剧烈的恐惧。[55]露辛达的恐惧是剥夺了他人的一切之后，对被剥夺者的一种害怕报复的恐惧，这种恐惧本不应属于她的，这也是她从父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上一代对澳洲土著人的罪与欠。
父母的早死使露辛达成为孤儿，她也由此继承了父母留给她的大宗遗产。但是露辛达对此并非心安理得，用她的话说“她只是一个姑娘。她什么都没做，是不配受用这笔钱的”。[56]她感觉“她获得了她所继承的财产，好像所有的羊群都被提炼成油脂，她父母的生命也被提炼浓缩了。有血有肉的生命被浓缩成了一张纸，一张她能放在这个傻里傻气的珠子钱包里随身携带的银行汇票。”这汇票，虽然按照埃亨夫人的说法，“会使她刹那间喜结良缘，嫁给整个殖民地最出色的男子：法官、总督”[57]，但露辛达所想到的是“他们用艳俗的衣服来打扮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爸爸和妈妈为了这一分一厘又是如何担惊受怕，忧心忡忡。钱不是他们的，也不属于她。钱是从大地那里偷来的，而大地又是土著黑人的”。[58]露辛达明白她所继承的那笔钱包含了土著人被屠杀、被驱赶的血泪，也包含了她父母辛勤的汗水。露辛达决定捐赠这笔遗产：
她不能接受这笔钱。一共有30块银板。她要把它们捐给教堂。她真的这么尝试过。她写了一份书面的提议给浸礼教教堂，但那里的牧师没有表示接受，反而来拜访了圣公会的埃亨。他们俩一起密谋一番，认为她该保留遗产。[59]
然而，在露辛达的内心深处对待这笔钱是很矛盾的，她也想把这笔钱留下。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孑然一身，没有任何庇荫，只有钱可以相信。但这笔遗产使她成为精神上、思想上的囚徒，她竭力想摆脱这种禁锢，因此她疯狂地迷上了纸牌游戏和赌博。露辛达想在赌场上输掉这个包袱：
明天她会赢，也许会输，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幸福总将她拒之门外。她现在可能会感到幸福，不是将来。因为如果她赢了，她清楚自己是个强盗。她已经很富有了。她拥有的不是她挣来的财富。渴望得到更多，那是罪过，是贪婪。可如果她输了，情况会更糟。那时她感到的不是悔恨，而是恐惧。她的钱是她的斗篷，她的盔甲。她可是个吝啬鬼，对钱如数家珍，和它分手会使她感到恐慌。这点她早就清楚。[60]
对于这笔遗产，露辛达对他的监护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她觉得那些财富不是我自己挣得的。它是由监护人机智地重新划分土地的成果，是用她父母艰辛劳作的果实、用那些达卢克黑人的血购得的，她觉得自己并没有权利享用。
露辛达爱上英国牧师奥斯卡以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赌博的方式将财产转赠给奥斯卡，而以婚姻的形式得到他一辈子的照顾，这样她灵魂可以解脱，自由在向她招手。
同样，这场赌博——这会儿她把头使劲地贴在玻璃窗上，双目紧闭，她明白这场赌博仅仅是为了了却她在赌桌上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意愿，那就是扬弃她所继承的遗产带给她的沉甸甸的负罪感，就像丢弃她不需要的生了锈的盔甲一般；这场赌博是为了使自己可以像羽毛那样轻盈，像钱包那样不曾堕落，无牵无挂，赤条条的，那样她就可以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他优美脖子底下那块柔软、隐蔽之处。[61]但是，玻璃教堂的耀眼夺目抵不过它脆弱的本性。正像土著人认识到的“玻璃可以切割”，奥斯卡与露辛达可以因为赌博而相遇、相识、相知，可以因为玻璃工厂而相助、相处、相容，可以因为玻璃教堂而相证、相印、相爱，但也可以因为玻璃教堂而相分、相离、相失。最后的结局是露辛达所无法掌控的，在护送玻璃教堂的过程中，奥斯卡因处处受制于杰弗里斯而痛苦不堪，凶残的杰弗里斯大肆屠杀澳洲土著居民，忍无可忍的奥斯卡用利斧杀死了他。到达贝林艮之后，神情恍惚的奥斯卡被当地的寡妇米里亚姆引诱而与之成婚。内心充满罪恶感和愧疚感的奥斯卡在玻璃教堂中忏悔的时候被淹死。而露辛达的财产全部被米里亚姆和奥斯卡的遗腹子所继承。
遗产、罪感、赌注和遗腹子揭示了彼得·凯里在《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建构的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复杂性。遗产包含了所犯下了罪愆的由大英帝国第一代移民在屠杀、驱赶和掠夺澳洲土著黑人的基础上所积累的财富。对于第二代移民——土生的澳大利亚人露辛达来说，她父母的这种遗产是精神重负。这种包含了种族屠杀之罪的遗产，连基督教也无法使之净罪而只得求助于赌注。最终，继承和享用这笔遗产的是奥斯卡的遗腹子——白人移民的后代，土生的澳大利亚人。因此，在彼得·凯里看来，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对于历史上的白人对土著人的屠杀事件负有罪责，因为这罪责确确实实地源自于他们的白人移民祖先。只有承认历史，正视过往，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才能面对土著人的质疑，民族认同才能在危机中走向转机。
第三节 爱尔兰裔：白澳神话内部的他者
有关“他者”或“他性”的概念以不同的、相异的途径被用于批评话语中，这些途径表明要为这一概念赋予普遍、稳定而非模糊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宽泛地讲，有关“他者”的批评总是和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特别是拉康式批评以及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62]简单地说，“他者”就是“我”不可克服、不可把握的异“我”之物。哲学家列维纳斯认为，“同一”与“他者”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者”研究的向度是，非理性、女性、东方等沉默无语、边缘、低下、卑贱、缺席、不在场、外在、被排斥于主流之外者和被规训所驯化者。拉康的无意识他者，福科的自我的技术、主体的权力本性，德里达的延异解构，都从不同的路径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消解。[63]向西方同一性、主体性开战的“他者”“他性”被运用于文化研究领域，激发了全球化时代西方、东方社会的自省。澳大利亚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到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其中的澳大利亚人指的是生活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的白人，澳洲土著人和华人等有色人种则是“白澳政策”实施的主要对象。澳大利亚民族神话是建立在“白澳政策”基础上的，但是白澳内部并非像澳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成为团结一致的，坚强的民族柱石。我在这里尝试用“他者”这个似乎更适合于白澳之外的种族的术语，来分析澳大利亚白澳内部族裔之间的裂隙和差异，是为强调其历史、文化、信仰传承方面的巨大差异。
16、17世纪，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群岛这个大的历史语境中，爱尔兰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民族认同：天主教盖尔民族认同、新教英爱民族认同和长老会苏格兰民族认同。在以后的历史中，这三种民族认同一直用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权力观念和财产神话表现出来，成为爱尔兰内乱和分裂的主要原因。[64]1988年获布克奖的《奥斯卡与露辛达》以表现土著问题、基督教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为重心，但同时也引出了他下一次获布克奖的《凯利帮真史》的主题。在小说中，女主人公露辛达的母亲伊丽莎白破口大骂爱尔兰人，因为她不喜欢他们对待自己的女人的方式和对待女人的一般概念。彼得·凯里分析了造成爱尔兰人妇女地位低下的历史原因：
这么多世纪以来，爱尔兰人被英格兰士兵打得一败涂地，蒙受奇耻大辱，因而他们就像园子里的家禽一样，得找个弱小生物攻打一番出出气。……她母亲说爱尔兰人迫使他们的女人像战俘一样，耷拉着脑袋跟着他们后面。[65]
露辛达觉得丹尼斯·哈西特虽然将爱尔兰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可她并不懂得爱尔兰人是人们常插科打诨的笑资，模仿他们说话的腔调会使人发笑。她只知道爱尔兰男人总是走在前面，女人则像囚犯似地跟在后面。具有女性主义思想、主张妇女解放、时刻为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现象鸣不平的伊丽莎白对爱尔兰男人辖制女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极为不满。凯里以此引出历史上英国与爱尔兰人的难分难解的纷争与纠缠，这就为《凯利帮真史》中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受殖民政府压迫，被殖民地警察苦苦纠缠的境况埋下了伏笔。从卡夫卡《美国》中“小心爱尔兰人”的话到乔伊斯笔下都柏林人的精神状态的描绘，结合爱尔兰人的历史处境，可以找到凯里笔下所批判的人们对爱尔兰人偏见的原型。
《凯利帮真史》这部小说从民族政策方面质疑了澳大利亚的历史真实。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是“白澳”内部的“他者”。[66]从16世纪英国征服爱尔兰之后，爱尔兰人那种受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一直持续了下来，随着英国的海外扩张也扩散和撒播到澳洲大陆。如果说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和“同化政策”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澳大利亚官方的历史记载则对土著、华裔等进行消音，对爱尔兰裔的声音进行压制。米歇尔·福科曾经说过，应该让历史自身的差异性说话。[67]在《凯利帮真史》这部小说中，凯里正是通过释放被官方历史记载消音的另一种历史声音，让小说人物幻化为历史人物而自行叙述历史。这正如米歇尔·福科所说：
艺术作品本身不是我们沉思的纯净的根源。……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们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68]
因此从这一点上说，《凯利帮真史》中的内德·凯利就是彼得·凯里通过与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和澳大利亚官方的、民间的叙述声音进行协商之后的产物。
一 爱尔兰裔：白澳神话内在的挑战者
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其人口一直以英裔和英国移民为主，以至于澳大利亚的民族—国家认同一直存在问题：澳大利亚人常把自己看成英国人，以自己拥有英国血统为荣。从澳大利亚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见表2-1），历经19世纪末民族主义运动于1901年成立了联邦的澳大利亚，形成了以英裔澳大利亚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民族。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英裔移民包括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英伦群岛的居民，这些族裔中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识最为浓厚。因此，澳大利亚民族并非是澳大利亚官方历史所宣称的那种团结融合、亲密无间的民族。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就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节日，消费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商品，直到今天他们都谈不上与其他族裔的不列颠人融为一体。历史上的爱尔兰人与英国人就有着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宗教信仰、民族神话和社会风俗都有显著的差异。最初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多数是政治犯，他们受到英国殖民者的迫害，被迫背井离乡来到新南威尔士。在澳洲大陆这块崭新的天地中，坚强不屈的爱尔兰人面对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奋起反抗，澳大利亚历史上各种政治的、武装的斗争见证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惯有的坚韧品格。
表2-1 1861—1978年澳大利亚居民中各民族所占的比例（%）[69]
《凯利帮真史》中的内德·凯利是殖民地澳大利亚时期深受警察迫害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官方历史记载中内德·凯利是丛林大盗，是旷古未有的“恶魔”，他抢劫路人、扰乱治安、杀害警察、抢劫银行，最终被警察抓获，于1880年在墨尔本被绞死。但是，在民间，内德·凯利却是正直、善良、同情贫苦人民的民族英雄，深受澳大利亚人的喜爱。关于内德的小说、电影、电视、绘画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层出不穷。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全副武装的内德·凯利的出现，引起了现场轰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声音各自叙述着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情感倾向，究竟哪种声音是真实的呢？是民间的大众之音还是官方历史的权威之音？凯里认为这两种声音都不足以表达内德·凯利身上隐含的丰富的澳大利亚文化，因此他开发了第三种声音——即内德·凯利自己的声音。复活历史人物，让历史人物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凯里巧妙地安排小说人物展开了一场历史话语权的争夺。彼得·凯里卓越的叙述能力和巧妙的构思，使得读者迷失在建构的“历史真实”之中，小说带来的非常效果使得澳大利亚官方不得不出来辟谣：《凯利帮真史》只是虚构的作品，历史真实不是那样的。
在《凯利帮真史》这部反映澳洲殖民历史的小说中，出场的主要人物都是爱尔兰移民或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他们有流放犯、自由移民和移民的后代，他们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澳大利亚这块新大陆上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了生计艰苦地劳作着，但不时为警察所纠缠和迫害，受到政府极不公正的对待。这种历史处境使得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产生一种抗拒性认同[70]（Resistance Identity），对殖民地政府的压制和警察的不公正及其迫害做出抗争之后，更加促进了爱尔兰人的民族认同。凯里笔下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是一群个性鲜明、情感激烈、爱憎分明的生活在殖民地澳洲底层的苦难深重的人们。用凯里笔下人物内德·凯利的说法就是，奎恩家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有着酗酒、打架等诸多不良习惯，但他们都以强硬的态度与殖民当局抗争，秉承了爱尔兰人的优良传统，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内德自己拒绝远赴美洲和妻女过上幸福生活而选择了留在殖民地澳大利亚与殖民政府抗争，直到弹尽粮绝也决不屈服的精神彰显的就是这种抗拒性认同。因此，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成为“白澳”内部的有力挑战者。
二 内德·凯利：历史话语权的争夺
彼得·凯里试图让今日的澳大利亚人，了解他们可怜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祖先曾经遭受的苦难和不公，了解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今日的许多澳大利亚人闻所未闻的，因此难免会感到古怪而陌生。正因为这样，主人公才对作为读者之一的自己的女儿凯特·凯利说：“亲爱的女儿，你现在年龄太小，对我写下的这些东西，一个字也不懂。然而，这是我留给你的历史，没有一句谎言。倘若我对你说了谎话，我会在地狱里被烈火烧成灰烬。”[71]凯里借内德·凯利之口宣誓的这个“保证”对读者构成不小的诱惑。它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这部小说的人物所做的一个规定。在小说的一开始内德·凯利就被置于历史话语权争夺的峰尖浪口之上。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凯里预设了一个悬念，官方的和民间的究竟哪种声音会在这部小说中胜出。但是，在接下来的阅读中，读者毫无疑问会发现凯里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读者的这种期待视域，他力图在澳大利亚的官方历史和民间声音中挖掘第三种声音——内德·凯利自己的声音。
内德·凯利自述了他出生、成长和生存的环境。内德出生在爱尔兰裔流放犯家庭里，他父亲为了过上安宁的日子而改过自新，老实本分地经营着小块土地和少量牛羊以养家糊口，但是一遇上旱灾全家人马上陷入饥馑状态。在内德偷杀了牧场主的一头小牛之后，他父亲蒙冤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性情大变，不久死去。内德在父亲死后，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走向社会后经历了种种生活磨难，在母亲的安排下不情愿地做了丛林大盗哈里·鲍威尔的学徒。内德虽然跟着哈里·鲍威尔走遍了崇山峻岭和深沟大壑，获得了丛林人所需要的生活常识，但生性善良的他不甘心这种亡命之徒的逃亡生活，念念不忘回家过诚实劳作的生活和建设美好家园的梦想。因此在发觉自己并没有开枪打死遗弃他母亲的比尔·福罗斯特之后，为自己的上当受骗感到十分愤怒。他毅然离开哈里·鲍威尔回到家乡，重新收拾荒废的家园，希望能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可是乡邻的误解，警察的纠缠和迫害使得内德一次又一次地蒙冤入狱。走出佩恩特里奇监狱后的内德在一家木材厂做工，开始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
内德自述了殖民地社会现实对他生活的影响和民族与阶级意识的觉醒。内德的“丛林导师”哈里·鲍威尔认为，只要了解了澳洲大陆的山山水水，他就可以在这块殖民地上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但遗憾的是，哈里由于叛徒的出卖最终落入警察手中，被殖民地的政府判处死刑。哈里的悲惨结局对内德是很好的教训。他认识到，即使自己对澳洲大陆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丛林也无法成为他可靠的隐蔽之所。内德渐渐明白丛林保护不了任何人，真正能够保护他的只有人，并且是依赖于他保护的穷人。他必须让穷人吃饱，做穷苦人民的依靠和保护人。只有这样，凯利帮的安全才有可靠的保障，自己才能驰骋于澳洲大陆的山水之间。但是，如何才能处理好与贫苦人民的关系？如何才能在法律的范围内使自己的冤屈得以申诉？如何才能摆脱这种逃亡生活？出路何在？命运将如何？这些是内德·凯利用生命在殖民地澳洲探索的问题。殖民统治对澳洲大陆的穷苦人民说来是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它给他们带去的不是安居乐业而是种种苦难。被殖民的澳洲穷苦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常常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们只有在远离警察与大牧场主之后，在袋熊岭的崇山峻岭之中才会感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自在。但在山区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
内德·凯利叙述了他们全家，如何遭受警察的迫害与威逼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如何误杀警察被迫逃亡丛林的经历。在逃亡的过程中目睹了殖民地警察的横行和底层人民的极端贫困，他意识到如果他可以拥有八千英镑，然后就像给久旱的平原浇水一样，把钱分发给山区的穷人，那么，那些饱受警察欺压、牧场主剥削，土地被强占之后只好逃到山里苦度日月的穷苦人就会成为他的庇护所。于是，内德按照他恋人玛丽·赫恩的计划带领凯利帮兄弟去抢劫了尤罗阿银行，并且取得了成功。凯利帮在尤罗阿银行抢到了两千二百六十英镑，警察因此四处搜捕他们。陷入困境的内德，依然想通过合法途径来获得殖民政府的谅解和宽恕。内德认为立法议会议员卡梅伦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政治家，他通过书信使卡梅伦得知凯利帮走上斗争之路的原委，希望在卡梅伦的帮助下，政府能够用法律的渠道给予他正义，还他母亲一个公道。但是，卡梅伦看过内德写给他的书信后，将书信交予《墨尔本守卫者》的编辑过目。结果这伙人就在《墨尔本守卫者》上撰文公开嘲笑了内德。显然，卡梅伦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内德决定抢劫一个印刷厂自个儿印传单，将真相宣布出去。他还打算用自己抢劫得来的钱雇用律师、买通警察，把他母亲艾伦·凯利从墨尔本监狱救出来。最后内德被他所信任的校长出卖，带领凯利帮兄弟与警察战斗到用尽最后一颗子弹，他被捕后在墨尔本被殖民政府处以极刑。
以上就是彼得·凯里笔下塑造的那个在民间被当成英雄广为传颂的，在官方历史记载中抢劫、杀人的魔头内德·凯利。在他的身上既有善良、勇敢和正直的品性，也有好勇斗狠、偷窃等品性，他帮助过不少贫苦人民，也抢劫过无辜、杀害过罪不至死的人。总之，凯里笔下的内德是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集合体。凯里就是这样在《凯利帮真史》中带着同情的语调叙述了内德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显然，他认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相遇的历史时刻并没有胜出者，有的只是两者碰撞交融之后的变体——批判性整合后的第三种声音。
三 玛丽·赫恩：我见证的他种历史真实
彼得·凯里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以为我们的国家仍有待构造，甚至有待于发现。我们澳大利亚人还没有被塑造出来。”[72]在凯里看来，澳大利亚人至今还停留在如此不确定和矛盾的状态中，这只归咎于一个原因，即人们并没有认真而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认同问题。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靠的途径就是面向历史，剥去谎言和欺骗的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如其所是地呈现给世人。凯里的思考使其在当今的澳大利亚作家中最接近于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有摧毁或者说颠覆殖民主义者的一切带有强烈欺骗色彩的话语，澳大利亚人才有可能找到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澳大利亚究竟要何去何从？——的某些答案。正因为这样，凯里才在《凯利帮真史》一书的扉页中引用了威廉·福克纳的一句话：“过去的并没有死灭，甚至还没有过去。”从历史中寻找缺失的民族认同感，这是凯里写作《凯利帮真史》一书的目的。
殖民者通过法庭、监狱和警察局等暴力机构，发表他们“高尚”的意见，评判和裁决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堂而皇之地攫取了矿工和穷苦农民的血汗，而矿工和穷苦农民得不到任何保护。殖民者可以让普通人破产，可以把普通人送上绞刑架。当出现任何敌对因素时，殖民者就借助各种手段想方设法将之丑化，并扑灭之。官方报纸大肆报道凯利帮的消息，他们把内德·凯利描绘成了一个旷古未有的恶魔，并在版画上将内德鼻梁两边的眉毛连到一起，把嘴唇扭歪。殖民当局的唯一目的就是让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内德的人，把他当成一个可怕可恨的恶人。官方历史记载的是上层的声音，底层的人们被剥夺了话语权。官方的历史总是在小部分人喧嚣和大部分“失语”的状态下生成的。凯里就是要让这些“失语”的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失语群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为此坚称言说历史“真实”的凯里虚构了玛丽·赫恩这个人物形象。
玛丽·赫恩买了一个剪贴簿，它是绿皮本儿，里面盖着一个章，表明是贝纳拉帕森印刷厂印刷的。玛丽把《黎民新闻报》《杰瑞尔德瑞报》《墨尔本守卫者》《墨尔本先驱报》《贝纳拉军旗报》等报纸上刊登的关于凯利帮的报道都贴在了这个剪贴簿里。作为一个疾恶如仇的人，玛丽当然不能容忍殖民当局的任何谎言和错误的报道，她不仅在那些报道文章上一一作出标识，并在文章的空白处仔细加以纠正，她还手抄了一些消息。在检索这些报纸时，玛丽就像“早晨阳光下落在篱笆上的笑翠鸟，张开一副铁嘴，随时准备啄出一条虫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73]因为她认为在久远的未来，她的儿女理所当然应该知道他（她）们的父亲的真实故事，知道他（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当这个剪贴簿堂而皇之地放在儿女的书架上时，他（她）们自然能够了解真相，了解这段历史。
显然，对殖民当局不再抱有幻想的玛丽早就预见内德·凯利的结局，他将会被殖民当局迫害致死。而深爱着内德的玛丽认为自己要做的不是陪着爱人送死，而是要为内德留下英雄的血脉以致将来揭示这段被涂抹过的历史。因此她才一边无限慈爱地抚摸着自己渐渐隆起的肚子，一边鼓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连语法都不熟悉的内德拿起笔将自己的苦难经历一一记录下来。在爱的推动之下，玛丽让内德和敌人斗争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也更加逼近殖民者的要害了。“这和死亡根本没有关系，恰恰和与死亡相对立的生关系密切”[74]。从内德用笔写下第一行字开始，玛丽腹中的婴儿就是他的未来。事实上，在凯里看来，正是因为有了玛丽为辟谣而做出的努力，后世的澳大利亚人才得以穿透殖民当局制造的迷雾，揭开谎言与欺骗的面纱，去捡拾早已失落的历史真实。
澳大利亚评论家罗伯特·休斯曾写道：“历史过去一直意味着伟大的人物，激动人心的事迹，实用的探索以及有价值的牺牲；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所缺乏的。”[75]彼得·凯里对此深有感触，因此他把内德·凯利当作澳大利亚的英雄来塑造。在小说的最后有这样一个情节：内德在误杀警察被逼上绝路之后抢劫了银行，他有机会逃往美国和妻女一起过上另一种生活。但是他一心牵挂着还在牢狱里的母亲艾伦（殖民统治下的澳大利亚[76]），对故土的深情和眷恋使得他宁愿舍弃生命，也不愿离弃苦难深重的祖国。最后内德为殖民澳洲的历史殉了难，成为澳大利亚的民族英雄。为了彰显英雄牺牲的价值，凯里虚构玛丽这一人物形象，以此来衬托、丰富和完善内德的英雄形象。
在《凯利帮真史》的结尾，内德·凯利被英国殖民者送上了绞刑架，凯利帮的其他成员也都一一壮烈牺牲，枪与火的斗争岁月已告一个段落，但文化阵地中真相与谎言的较量远没有结束。内德是官方历史记载中青面獠牙的强盗、抢劫犯和杀人狂魔，还是民间传诵的侠义、英勇的民族英雄？对此，彼得·凯里的回答是，官方的报道、内德的自述和玛丽见证和揭露的“真相”构成的“多声部”才是这段历史的“真实”。
第四节 凯里小说中的澳洲华人认同
据澳大利亚正史记载，中国人第一次踏上澳洲大陆的时间是1848年。那时一百多名中国人乘坐尼姆罗德（Nimrod）号轮船从福建厦门起航，在他们抵达悉尼港的第一天开始就被人悄悄写进了澳大利亚的历史、小说、诗歌和其他题材的作品中。[77]一百多年来华人活跃在澳洲大陆的各个角落，他们在澳洲大陆上繁衍、生存、奋斗，但是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和文学中始终是沉默的，他们只是被言说、被审视的一群。从“黄祸论”到“白澳政策”的实施，华裔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受排挤、最受歧视的群体之一。澳大利亚的文学塑造了不能吸收、难以同化、形象丑陋的华人群体，他们肮脏、他们赌博、他们抢占了白人的工作机会，他们把挣到的钱寄回中国，他们是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他们娶白人女子使之堕落，他们对澳大利亚没有认同感……华人成为澳大利亚社会问题的指向，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牺牲品。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雷尼教授曾指出：“即便没有中国人，澳大利亚人也会把他们发明出来。每个社会都需要替罪羊，需要打击的对象。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几乎把中国人作为衡量他们自己的标准，衡量之下，他们觉得自己还挺不错。”[78]因此，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华人成为社会上最受排挤和压制的，生活得最为卑贱、痛苦的一群，他们的安全、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冲突、殖民政府和联邦政府政策的牺牲品。
一 凯里小说展现的中国镜像
对于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曾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土著人、爱尔兰裔，彼得·凯里都给了他们申诉的机会，他让爱尔兰裔在《凯利帮真史》（2000）中发出自己声音，让土著人在《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中唱出自己的歌。但是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曾做出重大贡献的华裔则依然是被注视、被评判的群体，即使在《魔术师》（1985）中，凯里给予华裔叙说自己的历史和故事时也让其披上魔幻和谎言的色彩，而且始终是白人眼中的华裔形象和白人耳中的华裔声音。在《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凯里让澳洲土著人“看”“评”“说”白人入侵澳大利亚的历史，“唱”出环境被破坏、生命被屠杀后心中那悲伤愤懑的歌。《凯利帮真史》让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自己说话，揭示他们被殖民、遭迫害的历史。虽然《魔术师》通过郝伯特·拜杰葛瑞（Herbert Badgery）转述了谢英刚（Goon Tse Ying）关于华裔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华人自己的有关龙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澳大利亚又爱又恨的心理则没有直接宣泄的途径。《魔术师》的叙述人一出场就申明自己是个惯于说谎的大骗子，这与《凯利帮真史》中叙述人一出场就申明自己所说的是“真史”，是澳大利亚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裔的真实遭遇，《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叙述人以史为证来纠正官方历史记录之偏差的态度完全不同。
华裔在彼得·凯里的作品中形象较为复杂，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战争罪行》和12部长篇小说中的半数以上都把中国因素或华裔作为或轻或重的表现主题。彼得·凯里短篇小说《美国梦》（1974）中反复提到中国工人，他们在澳大利亚任劳任怨地干着体力活，澳大利亚人不管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可以对他们扔石头。在这个彼得·凯里最为得意的短篇中，中国人作为被看和被描述的对象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格利森雇了批中国工人开始修围墙”；“格利森又回去指挥他雇的中国工人修围墙”；“有时候看到中国工人用长木板抬着砖块吃力地慢跑”；“有一回我们拆了一节砖墙，还有一回我向中国工人睡觉的地方扔石子，以发泄对这难以理解之物的不满之情”；“那群中国工人又回来了”；“他们看见中国工人跑来跑去”；“中国工人卖力地工作着，拆除了第三道、第四道墙，清理着砖块，然后再一垛垛排得整整齐齐”。[79]读者可以从以上的描述中看出，不管是建立小镇模型还是拆除围墙，所有的工程都是由中国工人完成。凯里在此隐喻澳大利亚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中国劳工的辛勤劳动。他们也许没有地位，他们也许很卑微，他们可以受排挤、他们可以任劳任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澳大利亚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工人的存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彼得·凯里由此指出澳大利亚历史上抹杀华人存在的“白澳政策”，不管是从道义上还是从现实上来说都是行不通的。
彼得·凯里的长篇小说刻画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中国人群像，展现了他们较为真实的历史境遇。《幸福》表现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已经代替英国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苏争霸、北约和华约的对峙，这些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反映到凯里的作品中。因此小说中除了提到中国食物和中国功夫——太极，使人能联想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就只是反复提到共产党，澳大利亚人把癌症都看成是共产党的阴谋。《魔术师》里拜杰葛瑞的中国养父和魔术老师聪慧、狡黠、世故、神秘。凯里在这部作品里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英语说得很好与白人没有交流障碍的被同化了的华人，另一类是保持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包括语言而抗拒着同化的华人，后一类人往往为白人所憎恶。《奥斯卡与露辛达》里出现的华人赌场，《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中出现了中餐馆和埃菲克华裔，《凯利帮真史》中的华裔则是作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爱尔兰裔出气和捉弄的对象。《偷窃：一个爱情故事》（2006）中提到了中国人，“唐人馆”，唐人陵墓，唐人商品菜园，中国爆竹，中餐馆东百老汇的唐人街，唐人街满地的烂卷心菜，开出租车的中国人。总的来说，在凯里的长篇小说中，中国人和中国因素的出现有三种历史境遇和状态：（1）白人视听下的华裔为自己的历史文化作辩解；（2）被注视、被评判、被消音的群体；（3）作为小说历史文化存在的中国因素。
二 破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套话
西方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而变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中国人由聪明、勤奋、坚强、质朴变成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观由钦佩、狂热、仰视到批判、憎恶、蔑视。[80]当然，19世纪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中国热”盛行的18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不和谐音符的存在。例如，笛福在《鲁滨孙漂流记续编》中对中国的指责和不屑，黑格尔“中国停留在历史进程之外”的论断，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制度的谴责等。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有别于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地方就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没有经历19世纪之前的“天堂”中国形象而直接进入了“地狱”中国形象。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81]异国形象作为镜像既呈现了异国的某些景象，也呈现了塑造者自身的欲望、恐惧和梦想。由于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需要，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文学尤其是《公报》开创的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直在丑化华人。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在他的《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中发明了“中国佬约翰”，作为被鄙视的华人形象的“套话”（Stereotype），这个词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常盛不衰。
以《公报》为中心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刻意制造的丑陋的华人形象对澳大利亚人影响深远，也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在澳大利亚对待中国人态度的矛盾和两分。《魔术师》中的拜杰葛瑞作为华人的养子，他对华人、中华文化的看法是相当矛盾的。澳大利亚白人文化中的华人形象和现实中的华人形象不断交织碰撞，肯定、否定着他的前见和先见。一方面，拜杰葛瑞从与华人的现实接触中消除了社会灌输给他的某些先在偏见，“我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中国人是那样丑陋的画像，以致当我第一次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我希望他杀了我”[82]；“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这里竟没有一个灵魂比得上中国佬”。[83]另一方面，拜杰葛瑞又为社会灌输给他的先在定见所深深地影响着，“我不相信运气。我不那么走运地被一个中国佬收养了。我被一个中国佬收养是因为我选择那样。我那样做，你可能要说，那是对我父亲的侮辱。我那样做因为我喜欢他温和的声音，因为我看见他抚摸一个中国小男孩的头，轻拍他并给他一些吃的”。[84]由于受到生活中白人对华人的败坏的影响，拜杰葛瑞的脑袋里充满了关于中国佬约翰的故事：“这些鸦片鬼和奴隶是用怎样的方式吃掉手中的基督教婴儿的。”[85]因为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学将华人塑造成无恶不作的恶魔、品性低劣的野蛮人和会吃人的异类，所以在这种文化影响下成长的拜杰葛瑞才会在夜里经常梦见中国人来吃他的手。
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在彼得·凯里的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凯里在《魔术师》中，表现了曾经出现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对华人和华裔的各种歧视和侮辱性的话语。杰克编了一首挖苦和讽刺华人的歌谣，“扭动并且傻笑”，“转动并且旋转/蠕动、吐痰、咧嘴笑/就像一个令人讨厌的中国佬/当一个人伸直腰杆的时候”，“中国佬的猪尾巴也被看到了”。[86]为此凯里给予作为华裔的拜杰葛瑞以申诉的话语权，他说他不是那种给立法机关写：“亲爱的好心的先生，我们中国矿主求求你们对我们公正一些，就像我们以最尊敬的方式祈求您们一样。我们工作努力，我们没有害处……”[87]的信或说类似效果的话的华人。他对这样卑躬屈膝的华人，包括他的养父——黄皮白心的谢英刚很是蔑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伪善的。当谢英刚成为在格拉夫顿（Grafton）有着成功生意的老人后，他就否认那些使他感到尴尬的年轻时候的所有事实。他加入中澳联谊会，给曾孙起了海瑟（Heather）和沃尔特（Walter）这类的英国名字。他吃牛排和香肠，在星期天烤牛肉面包，而只有在看不见的时候他会才承认来自那个所有的人都穿一样衣服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国）。凯里借谢刚英的口说明华人在澳大利亚受到排挤的原因：
他们不喜欢中国人，那些小英国佬，因为我们聪明。他们把废矿卖给我们。他们想他们可以欺骗我们，但我们挣了钱。他们在挖矿的地方画了界限说我们不能越界。但我们还是挣了钱。我们努力工作，甚至我们的孩子也这样。……但英国佬想那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金子，他们联合起来驱赶我们。他们把中国人赶到河岸。……他们会说他们给中国佬约翰一个下马威，但他们说谎。[88]谢英刚在教拜杰葛瑞魔术之前声明那是一个礼物，“它既善又恶。因为我爱你也恨你”。[89]彼得·凯里暗示中华文化里面本身包含着既善又恶的因素，有着强烈的爱憎情感。拜杰葛瑞回忆他的中国养父，“他拍着我的头告诉我那些他必须在死之前回到中国的故事”。[90]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被欺骗、被驱逐、被无辜欺压，同时华人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感，赚了钱寄回家，人死之前必返乡的很多习俗都为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所不容。可以说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华裔的认同的心理过程最为复杂，他们是被社会排斥、压制的一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走向主流社会的反面。如果说认同是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结果的话，那么这种交流首先必须克服文化交流时的种种障碍。20世纪60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可通约性理论正好能阐释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或不同文化相遇之初的诸多文化现象。谢英刚对拜杰葛瑞说：“你太慢并且太愚蠢了。你太英国化了。”[91]拜杰葛瑞和情人利厄在小莫德大街上跳舞的时候，因为华人在围观，以至于利厄害羞地说“中国佬在看”。拜杰葛瑞说，“中国佬不会跟任何人说话”，“除了跟其他中国佬”。[92]最初到达澳大利亚的华人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要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与其他族裔的人融洽相处，最大的障碍是相互间的语言不通。深受欺压的华人在被社会排斥的同时，自己也排斥其他族裔的人，“其他中国人也不想我在那里。他们不赞成谢英刚收养一个英国人”。[93]《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节，“鉴于他是个中国人，我就把地图摊开在手上，确保他能认识路，但他朝另一个方向开去，最后他把他的窗子关上，这样我就不能和他说话了”。[94]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造成了许多的误解。
在两种异质文化相遇的最初，凸显了差异的同时也在相互的碰撞中突显了某些同一性的东西，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互识、互证、互补就是在这种境况中发生的。谢英刚力排众议，收养了拜杰葛瑞。他说，“我会告诉你如何用大蒜和姜治愈头痛。我将教会你读和写。我会教你所有的一切。五种语言”；“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孤儿。你理解吗？”[95]因此，拜杰葛瑞从谢英刚那里学到了如何变大和变小，如何神秘消失，如何剥牛皮、屠杀生猪，如何搭配衣服和鞋子，如何改变自己的口音，如何调节步行节奏。历经沧桑的拜杰葛瑞再次见到这位中国养父时说：“你不记得吗？你说‘我教你这些因为我爱你，但也因为我恨你。’你将不像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96]拜杰葛瑞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他笑了，但我知道那是中国人的微笑。没什么意思。我告诉自己”。[97]尽管华人努力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他们在学习和消化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传播中华文化，“这本书，我必须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来写。年轻人不能理解汉语——他们确实懂得很少的汉语”。[98]但是，身处海外的第一代华人有着浓厚的乡愁，“亲戚们回到中国老家去了，我父亲买了商店是因为他母亲从中国写信唠叨直到他去做为止”。[99]母亲的念叨，浓浓的乡情，始终召唤者远方的游子，但是游子已经在他乡扎根、深深融入了他乡的文化，便把他乡作故乡。第二代华裔谢英刚的儿子查理·刚是格拉夫顿中国商业和文化协会1923—1926年的主席，他已经是地道的澳大利亚人了。
《奥斯卡与露辛达》写澳大利亚1861年之前的历史，那时候新南威尔士发现了金矿，有大批华人来到澳大利亚淘金，彼得·凯里在这部小说中反映了华人来到澳大利亚的生活状况。虽然，这一时期的殖民政府还没有制定明显的反华、排华政策，但华人已经遭受到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英国人可以随时拿华人作为出气筒，“码头上那位伦敦口音的领航员在对一条小船上一名华人大发雷霆”。[100]在白人的普遍意识里对华人都是用蔑称，例如“她回头看了一眼——一个中国佬被拽出了水面。她替这中国佬感谢上帝”。[101]这一时期，华人在澳大利亚除了在矿上淘金，就是开设赌场。凯里描述道：
在乔治街上可以看到中国人所经营的彩票生意，那位天朝臣民一只眼半睁着以避开嘴里叼着香烟的烟雾，抓出了10张黄色的象牙牌子，把它们放在木盘子里。露辛达情绪低落的时候经常光顾这些场所，她给桌旁的中国人6便士，拿到了票子，中国人把钱给了她，不过对她很不以为然。她无法想象他竟会对他的妻子温柔。[102]
华人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管制下，老实本分、战战兢兢地经营着赌场过日子：
此刻屋子里并没有静得鸦雀无声——这个中国人开始动手清理他的杯子和铜板。毫无疑问，他们误解了——他生怕另一个皇家巡视来到了赌场。在这种时刻顾客都走光了，只剩下两个中国人正搬着梯子往墙上挂英国国旗。他们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弯腰礼，尽管在摇晃的梯子顶上这么做可不太容易。其中一个失去了平衡，也许他是故意跳下来的。他是个手脚麻利的老人，着地时略微施展了一点“轻功”。[103]露辛达因为孤独和对所继承的遗产的重负，来到华人的赌场寻求解脱，但是“她看了看那位中国人——她发现他可是孤伶伶的，年纪很轻——不过她观察时并不带任何情感或同情之心”。[104]凯里的这部小说也反映了澳大利亚华人在当时的婚姻生活，那时离开中国来到澳大利亚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在新大陆上站住脚跟，通过在金矿辛勤工作和开设赌场赚钱后，经济上好转的中国人最紧迫的就是解决婚姻问题，因此他们中的佼佼者就会娶上欧洲白人女子——这也是中国人在澳大利亚受到攻击的原因之一。
隔壁房间里婴儿圆润的哭声传了进来。她听说许多中国人都娶欧洲人为妻。据说中国男人对他们的老婆很温柔。这些都是堕落的女子，为社会所不容。据说——她尊敬的牧师朋友这么告诉她的——她们得到了爱和幸福。[105]
在种族主义盛行的19世纪，华人被看成劣等民族的状况下，不管是娶白人女子的中国人还是嫁给中国人的白人女子，都要承受社会的重压和众多鄙夷的眼神，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受到攻击的另一点是——肮脏的中国佬，凯里颇为幽默地解构了澳大利亚社会这一对华人的偏见，“霉臭味根本不是那个中国人的，而是来自一个长着乱蓬蓬的黄眉毛、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106]简言之，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这一时期并不是华人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但《奥斯卡与露辛达》已经凸显了几乎是所有他们遭受白人攻击的事实。
三 展示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真实处境
《凯利帮真史》这部反映19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殖民历史的小说，展示了华裔澳大利亚人的另一种历史处境。他们作为底层社会冲突的受害者的形象——倒霉的华人而出现，无论是在丛林大盗抢劫的过程中还是在底层白人发泄愤懑的时候，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爱尔兰人拄着从桉树上砍下来的一根树枝，沿着那条小路走了过来。他显然不是个有钱人。哈里让他把口袋都翻出来，自然空空如也。……一个中国人徒步走了过来，后面不远处还跟着一个胡如莱来的奶制品商人。……到“天朝人”交出钱的时候，哈里已经抢到三镑。[107]
彼得·凯里在这部小说中把华人设定为爱尔兰裔的一个参照，以此来衬托爱尔兰裔的贫穷——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华人都有钱可以被用来抢劫，爱尔兰裔则穷到只可以去实施抢劫。这是澳大利亚殖民历史中的一大悖谬，凯里的这种做法给不同的读者群以不同的感受，爱尔兰裔读了这部小说也许会为凯里的态度感到欣慰，华裔读了这部小说免不了愤愤然，其他白人读这部小说大概会觉得“原来如此”，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需要叩问“究竟怎样”“为什么”。下面是《凯利帮真史》中描绘得最为详尽的抢劫冲突的场景：
第二个包裹里面装着一个英国座钟。哈里看见这个钟，立刻火冒三丈。他恶狠狠地咒骂那个国家，还威胁说，一旦有机会，他一定好好地收拾英国人。车上的乘客一定吓坏了。他们都想转移视线，大声嚷嚷着，说车上有个中国人，而且眨眼间便把那位“天朝君子”推了出来。中国人夹着一个手提包站在哈里·鲍威尔面前。
“你是矿工？”
这个中国人当然是矿工。他和哈里·鲍威尔十分相似，也是膀大腰圆，两条腿像柱子一样。
“我不是矿工，但我可以给你十先令。”他从钱包里掏出几枚硬币，送到哈里面前。
“黄金！”哈里声嘶力竭地喊道，他把马枪插在腰带上，抽出一把鲍伊猎刀，用牙齿打开，然后左手拿刀，右手拿枪，向中国人逼去。
中国人非常勇敢，他为他那个种族挣了光。“十先令，你拿去。”
“我把你那颗黄心掏出来！”哈里挥舞着匕首，朝中国人扑过去。
中国人身手敏捷。哈里刺破手提包那一瞬间，他一闪身跳到旁边，包里装的玻璃球像丰收的小麦一样哗啦啦地撒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有玛瑙、猫眼儿、血轴儿、柠檬钻儿、玻璃眼儿。就是没有黄金的影子。
“坏！坏！你太坏了！”中国人喊叫着。“我杀了你这狗娘养的！”哈里朝他小腿上踢了两脚，用抢逼着他，把他赶回到车里。[108]
面对危险和危机，人们总是把它转嫁给弱者，华人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就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在每次的抢劫场景中，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拽出来推到歹人的枪口前。华人在殖民地澳洲处于最卑下的地位，干着最辛苦的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却得不到殖民政府的保护。凯里再次解构了澳洲殖民政府界定的“中国人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指出他们是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弱势群体。
在《凯利帮真史》中，彼得·凯里主要是刻画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在殖民历史境遇中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却有着比他们更为悲惨地生活在那个社会的华人作为参照。下面是发生在内德·凯利家中的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一个带着玛瑙、猫眼儿、血轴儿、柠檬钻儿、玻璃眼儿的华人阿福来到内德家，他想买酒喝但被内德的母亲拒绝。内德担心阿福是被他们抢劫过的那个华人，害怕被认出来，因此在躲闪间他把阿福递给他的玻璃球甩得满地都是，阿福叫他捡起来但遭到拒绝。虽然内德意识到，阿福本想把玻璃球当作礼物送给他，但倔强粗暴的凯利家的孩子们把无辜的阿福痛打了一顿。阿福只得奋起反击，内德母亲为了平息事态用酒和十先令安抚阿福，阿福不能忍受他所遭受的屈辱而控告于警察，内德因此被捕入狱。毫无疑问，此事件主要的错误在内德及其家人，但凯里充分调动他的叙事之能事，让人觉得内德是无辜的而阿福是背信弃义的。吉米·奎恩也是因为偷了一个中国人的东西而被关进监狱。由此可见在这个不公正的殖民地社会，遭受最大不公正的不是爱尔兰裔而是华人。
彼得·凯里在这部小说中给予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过多的同情心，以至于他以赞赏内德勇武和同情他入狱遭遇的态度建构小说的价值和情感取向。凯里的这种让华裔和中国读者反感的情感取向却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被极端边缘化的处境。
华人是勤劳的，不管是在开发东南亚，还是在澳、美等白人殖民地上，他们以自己的辛勤汗水浇灌着文明之花，但同时他们身上也有着好赌、懒散的特质。《凯利帮真史》以特写画面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人的这种矛盾集合体。
在这偏远的山谷里，我们还碰到一群中国人，他们正打着灯笼在洗矿槽里干活。这是很早以前白人矿工废弃的矿井，“天朝人”重新淘洗、筛选过的矿砂。他们不停地干活儿，连渐渐逼近的丛林大火也无法把他们赶走。……茅屋外面，几个中国人正围坐在一块很宽的木板四周打麻将。这些人个个精瘦，就像准备拿盐腌了长期保存的肉干儿。[109]
辛勤干活的淘金工和爱好打麻将的赌鬼是并存的。凯里在《凯利帮真史》中，解构了澳大利亚文学用二分法表现华人的传统，打破了无恶不作的恶棍和拥有无比优越性的类型化华人形象的界限。但是，凯里在解构类型表达的同时也在运用和加深这种类型化的表达方式，例如中国人的贿赂，“我放下马蹄的时候，中国人凝视着我。……我出来的时候，看见哈里·鲍威尔正给那几个中国人钱。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实施犯罪前行贿”[110]；中国人的难以理解、高深莫测，“……老练得就像两个年长的中国人，性情也变得格外和平”[111]；以及“她是个女人，我无法想象她心里到底打什么主意，就像琢磨不透一个中国人的心思”[112]；因为凯利家兄弟对阿福的粗暴，内德因此入狱后，他们在寻求解决的方法，“我要找人给那个中国人做翻译。在我找到合适人选之前，你要在这儿待上一两个月”。[113]这些都加深了读者对类型化的华裔形象的印象。
因此，如果说澳洲殖民地是建立在对澳洲土著人的屠杀、驱赶和掠夺之上的，那么澳大利亚国家（联邦）是建立在排华浪潮的巅峰之上的。
《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2003）把小说的背景放到东南亚，那是一个华人活动频繁的区域，因此在这部小说中的中国因素较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小说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存在的。彼得·凯里在这部小说中，提到了形形色色的华人。他们是中国管家，用塑料袋提着一条红色的鱼的中国妇女，中国男孩，中国邻居，亲英派的中国诗人，中国绅士，中国侍者，消瘦的中国“宅男”，中国强盗，等等。这部小说也描写了中国人的菜园，中国人公墓，中国卡车，中国人的鲜货市场，中国小茶杯，中国人的长脸，新加坡华裔的老祖母、老祖父。小说有对华人等东南亚人种属性的判断，“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马来人，可能是印度人，但不是泰米尔人，因为她的皮肤太过于苍白”[114]；描写了中国语言多方言的风俗，“在槟城，他说，那里也有一条坎贝尔街。中国人叫作新街：Sin Kay”[115]；以及东南亚风情中的中华因素，“两个女孩和一个中国匪徒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组合装置里跳舞”[116]；也有中国人多生孩子和重男轻女的风俗，“皇后大街住着一个中国老妇人，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中国人生了太多的孩子，不需要这些女孩子”[117]；还有一些对中国人的不好的描写，“中国女人的脸是如此的奇怪。到现在为止我很清楚，即使对我，她也不希望我好”；[118]以及咒骂中国人的话，如“那些中国杂种”等。总的来说，华人开发东南亚的历史比较早，华裔在东南亚的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很明显地在《魔术师》中被蔑视地叫作“中国佬”的华人在这部小说中则都是“中国人”了。
总之，华裔和中国因素是贯穿彼得·凯里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的小说中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华裔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真实处境。凯里的创作在打破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对华裔和中国的类型化表述的同时也强调了某些类型化表述。凯里创作的创新性和局限性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中，由于白澳政策的长期存在和深远影响，使得备受压制的华裔的族裔认同走向了社会主流认同的反面。但同时，华裔的这种反向认同也促进了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民族认同的形成。
[1] 转引自[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2]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黄源深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3] M.麦克肯纳：《被囚禁的共和国》，转引自王宇博《珀西澳大利亚19世纪的民族认同》，《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第111—121页。此处的“黑人”指的是澳洲土著居民。
[4] M.威拉德：《1920年以前的白澳政策史》，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96页。
[5] M.麦克肯纳：《被囚禁的共和国》，转引自王宇博《珀西澳大利亚19世纪的民族认同》，第111—121页。
[6]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7] J.卡米勒瑞：《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导言》，转引自王宇博《珀西澳大利亚19世纪的民族认同》，第111—121页。
[8] Jorge Larrain，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Polity Press，1991，p.149.
[9] 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10]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75—378页。
[11] [英]彼得·布鲁克：《文化理论词汇》，王志宏、李根芳译，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24—325页。
[12] David Farrell Krell，“The Bodies of Black Folk：From Kant and Hegel to Du Bois and Baldwin”，Boundary 2，vol 27，no.3，2000，p.109.
[13] Ibid..
[14] Stuart Hall，“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p.446.
[15]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4页。
[16] 同上书，第322页。
[17] Paul Gilroy，“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ed.K.Woodward，Sage Publications，1997，p.335.
[18] 波伏娃：“依照译者的见解，‘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见陶铁柱《第二性·译者前言》，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9] Paul Gilroy，The Black Atlantic，Harvard UP，1993，p.163.
[20] 童庆炳：《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1] CF.S.Greenblatt，Learning to Curse，New York：Routledge，1999.转引自王岳川主编《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22] [澳]麦金泰尔：《澳大利亚历史》，潘明兴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8页。
[23] 苏勇主编：《澳大利亚文学主题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 [澳]扎维尔·赫伯特：《卡普里柯尼亚》，欧阳昱译，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25] Oodgeroo Noonuccal为澳大利亚土著语，意为“凯恩·沃克”。
[26] [澳]亚历克斯·米勒：《别了，那道风景》，李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 “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澳大利亚白人政府于1910年至1970年间所实行的“同化政策”所影响的几代人。当年政府认为澳洲土著“低贱无知”，因此强行把总计十万名土著儿童永久性地送到白人家庭或政府机构照顾，以“白化”土著居民。不少白人家庭歧视、虐待、侵犯或迫使他们忘记其语言和文化，令大部分土著儿童及其家庭受到严重伤害。
[28] [澳]麦金泰尔：《澳大利亚历史》，第5页。
[29] [澳]彼得·凯瑞：《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于运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30] [澳]盖尔·琼斯：《抱歉》，方军、吕静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31] [澳]彼得·凯瑞：《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第34页。
[32] [澳]埃德蒙·怀特：《将自己的心灵印在文学的版图上——彼得·凯里访谈录》，第70—71页。
[33] 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34]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3页。
[35] [澳]彼得·凯瑞：《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第29页。
[36] 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p.123.
[37] [澳]彼得·凯瑞：《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第4页。
[38] 同上书，第4—5页。
[39] [澳]彼得·凯瑞：《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第16页。
[40] 同上书，第44页。
[41] 同上书，第45页。
[42] 同上书，第64页。
[43]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113页。
[44] 同上书，第97页。
[45] 同上书，第99页。
[46] 同上书，第107页。
[47] 同上书，第193页。
[48]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195页。
[49] 同上书，第208页。
[50]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209—211页。
[51] 同上书，第508页。
[52] 同上书，第576—577页。
[53]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577页。
[54] 同上书，第3页。
[55]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198页。
[56]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179页。
[57] 同上书，第155页。
[58] 同上书，第156页。
[59] 同上。
[60]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204页。
[61] 同上书，第551页。
[62] Julian Wolfreys，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69.
[63] 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第323页。
[64] 何树：《试析爱尔兰多元民族文化认同形成的原因》，《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第79—83页。
[65]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108—109页。
[66] 波伏娃：“依照译者的见解，‘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见陶铁柱《第二性·译者前言》，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67] M.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ed.Donale F.Bouchard，Oxford：Basil Blackwell，1977，pp.139-164.
[68]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p.12.
[69] 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70] 曼纽尔·卡斯特将认同分为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71] Peter Carey，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NSW：University of Question Press，2000，p.5.
[72] Peter Carey，“In an Interview with Edmund White”，The Sunday Times（London），March 20，1988，pp.8-9.
[73] Peter Carey，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2000，p.389.
[74] Peter Carey，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p.355.
[75] Robert Huges，The Fatal Shore，Melbourne：Collins Harvill，1987，pp.x-ii.
[76] 有研究者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角度把《凯利帮真史》（2000）中的内德·凯利对母亲艾伦·凯利的眷恋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把作品内容概括为“英雄恋母”“英雄救母”和“英雄落难”。见黄源深、彭青龙《澳大利亚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7] [澳]欧阳昱：《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98》，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78] 同上书，第5页。
[79] Peter Carey，The Fat Man in History，London：Faber and Faber，1980，pp.147-157.
[80] 蒋志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78页。
[81] 梦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82] Peter Carey，IllyWhcker，London & Boston：Faber and Faber，1985，p.39.
[83] Ibid，p.55.
[84] Peter Carey，IllyWhcker，London & Boston：Faber and Faber，1985，p.41.
[85] Ibid.，p.209.
[86] Ibid.，p.122.
[87] Ibid.，p.210.
[88] Peter Carey，IllyWhcker，p.215.
[89] Ibid.，p.216.
[90] Ibid.，p.219.
[91] Ibid..
[92] Ibid.，p.123.
[93] Ibid.，p.211.
[94] [澳]彼得·凯里：《偷窃：一个爱情故事》，张建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95] Peter Carey，IllyWhcker，p.211.
[96] Ibid.，p.369.
[97] Ibid..
[98] Ibid..
[99] Ibid.，p.370.
[100]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166页。
[101] 同上书，第167页。
[102] 同上书，第364—366页。
[103] 同上书，第360—371页
[104]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第368页。
[105] 同上书，第365页。
[106] 同上书，第369页。
[107] Peter Carey，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p.108.
[108] Peter Carey，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pp.96-97.
[109] Peter Carey，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p.154.
[110] Ibid.，p.155.
[111] Ibid.，p.260.
[112] Ibid.，p.82.
[113] Peter Carey，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p.132.
[114] Peter Carey，My Life as a Fake，London：Faber and Faber，2003，p.132.
[115] 原文为“In Penang，he said，there is also a Campbell Street.The Chinese called it New Street：Sin Kay.”见Peter Carey，My Life as a Fake，p.178.
[116] Peter Carey，My Life as a Fake，p.181.
[117] Ibid.，p.191.
[118] Ibid.，p.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