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庆市引进与发展PE的环境、条件研究

为了更好地实施引进与发展PE的战略，必须研究重庆的环境与条件问题，特别在当前国际经济缓慢复苏、我国经济减速下行的大环境下，国家和地方出台多种政策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此时，重庆引进与发展PE可以说正赶上大好机遇，同时也将面临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挑战。发展PE的条件包括：要具有相当完备的制度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诸多能够参与和推动私募股权投资业发展的主体、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有大量的满足风险投资需要的人才等。而重庆又具备了哪些引进与发展PE的条件呢？下面着重对重庆市PE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逐次进行分析。

第一节　重庆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背景分析

一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GDP从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的3645.2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56884.5亿美元，可以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0％，经济总量急剧上升至全球第2位，中国的人均GDP进入中高速国家行列。

2013年，在国际经济缓慢复苏，国内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的背景下，全年中国GDP增长7.7％，增速与上年持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继续保持增长稳健、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全国经济现状呈现出四个基本特点：一是总量很大。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10％。二是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看，我国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排到第100位之后。三是增长快。过去30多年，我们保持了接近10％的高增长，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的趋势，但是仍保持略高于7.5％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些国家，当然也远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水平。四是发展极不平衡。比如，2011年贵州的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多一点，仅相当于天津的20％。

而且不断有研究显示，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转移到服务业中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1]

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保障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将继续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企业向产业链和利润高端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现代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与产业、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加大科技投入，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而这些机制的安排，正好大可利用PE的东风，借助其灵活的投资机制和管理技术，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　重庆经济发展概况分析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在直辖十余年间得到了迅速发展。GDP从直辖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15亿元，增加到2013年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12657亿元，经济综合实力在西部领先，零售商品交易额仅次于上海，与广州并驾齐驱，是国内零售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而且重庆通过大量引进市内外金融机构，推动银行、证券、保险业等业务发展，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多种市场化资产交易平台等多种方式打造中国的内陆结算型金融中心。可以说当今的重庆正处于经济中心建设的阶段，需要风险投资推动。政府通过政策鼓励技术创新，投入资金扶持创新企业，但市场选择的效率往往会高于行政扶持的效率。政府的支持只是一个引导作用，更多的应该是市场对企业的选择，优胜劣汰才可以使企业更好地成长、使技术得以更好地推广。创新型重庆需要更多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参与市场，发展创新型企业。同时，经济中心的建设需要更多的、可持续的资金投入，而强有力的融资手段是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的优势，因此，重庆经济建设需要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利用其有效的筹资手段带来雄厚的内外资资金，组合生产要素，推动重庆市经济建设。此外，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随着重庆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纷繁多样的金融创新工具是金融中心发展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的需要，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量集聚就是金融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体现，也是有效整合现有市场各种要素的新型金融工具。因此，重庆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更多的私募股权投资企业。

第二节　重庆引进与发展PE的外部环境分析

一　经济环境分析

自从中国“十一五”规划把自主创新战略放在首要位置，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活跃。同时，中国政局越来越稳定，政策环境越来越完善。这为国内外的PE投资行业带来信心。2013年中国创投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募基金数和金额均创历史新高。2013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完成349只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金额共计345.06亿美元，在数量上较上年略有下降，但是募集金额同比增长36.3％；从新募基金类型分析，房地产基金为2013年表现最为抢眼的基金类型，数量与金额占比均超过总量的三成；从新募基金的币种来看，人民币基金数量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但外币基金募集情况有所回温，尤其是美元基金再次出现募集热潮。与募资情况类似，2013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交易数量与上年相比有小幅缩水，投资金额同比增长23.7％，共发生私募股权投资案例660起，其中披露金额的602起案例共计投资244.83亿美元，房地产成为投资最活跃行业；2013年全年共发生退出案例228笔，其中IPO退出均发生在境外市场，共计发生41笔，并购退出以62笔成为机构最主要的退出方式，共占全部退出数量的27.2％。[2]

在过去八年中，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的外部环境影响，致使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在募资和投资两个方面都出现了两重天的情况。在2008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全年总共募集611.53亿美元，创下了到目前为止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资金最高点，但同时，在当年投资金额仅有96.05亿美元，延续了自2006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并于2009年达到历史低点。不可忽视的是在过去五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开始出现回暖，无论是募集资金方面还是投资方面，都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投资方面，自2009年之后一路走高，一度在2011年达到了年度275.97亿美元的投资高点。高涨的中国房地产行业也催生出了高涨的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过去的几年中，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资金数量一路上涨，到2013年达到106.67亿美元关口，同时作为私募股权基金中龙头老大的成长基金份额却在不断缩小，从之前占募资百分比的87％严重下滑至2013年的54.5％。而且从投资行业方面分析，房地产行业也是后来居上，投资金额和投资发生案例数都在急速上升，从2010年的20起投资案例总计6.41亿美元开始逐年上浮，到2013年已经成为投资主要方向，总投资案例达到全年105起，总计金额63.16亿美元，实现了3年10倍的急速增长。而在退出方面，则是呈现出了退出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从原来的上市作为主要退出手段，到目前的以并购为核心、IPO为辅助的多元化退出机制，同时由于近几年国内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发展以及IPO禁令带来的影响，在IPO上市退出机制中，境外上市已经成为主流趋势，而且香港主板已经成为IPO的主战场。

2012年后，我国IPO重新开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市历来十分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促进其产业群的健康发展。这些高新技术企业但凡上板，只要进入券商辅导期，就会成为政府、银行、PE追逐关注的对象。只要排队上板的企业有项目投资需求，以较低市盈率来展开一轮私募，就会吸引大批PE进入，银行贷款也会更为容易，各地政府也会支持。

同时，我们从2013年第四季度私募股权市场也可以看到，私募股权基金2014年继续延续之前的高速增长，仅2013年12月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就发生投资案例94起，投资总金额达40.35亿美元，平均投资金额为5309.62万美元，无论是从投资金额还是投资发生案例上看，增长趋势依旧延续。特别是案例数方面，刷新了2011年7月以来最高纪录。12月投资案例数较上月环比上升20.5％，同比增长213.3％。而且投资行业都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投资地区也逐步从北上广开始外移，可以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面对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是未来的前进方向。

但全球金融危机对PE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虽然自2009年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国内储蓄率较高，外汇储备充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充分，国内消费市场潜力较大，我国经济仍具有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活力和潜力。

重庆自古就是西部地区著名的水陆码头，具备汇聚周边省市的商贸并辐射西部特别是西南部的优越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成为直辖市之后，3000万重庆人民团结奋进，锐意进取，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今重庆已成为我国西部生机勃勃的重要工业基地、科研基地和商贸中心，其综合经济实力在西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2年4月美国《财富》全球论坛曾把重庆评为中国最具竞争潜力的城市之一。重庆的快速发展已积蕴了深厚的经济实力，这本身就为其发展成为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近些年，重庆在金融基础设施、交易规模、机构数量、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人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重庆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私募、担保、小贷、村镇银行、农村互助资金社等各类金融机构较为齐全，遍布全市，其金融机构数量在西部名列第一，金融服务对象覆盖各行各业。重庆的经济繁荣带动了金融业的迅速发展，重庆的金融存贷款总量已跃居西部各大城市之首。截至2013年12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22789.2亿元，同比增长17.3％，较全国水平高3.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人民币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为8638.6亿元，同比增长13.6％，较全国水平高3.5个百分点。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8005.7亿元，同比增长15.5％，较全国水平高1.6个百分点，处于合理增长区间，符合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

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PE投资机构开始选择投资避险的行业与企业，总体上调整了投资策略，变得更谨慎、更稳健。其中，新能源和医疗仍是PE重点关注的两大方向。重庆市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内部整合比较顺利，已经形成了以太极集团为核心的强势医药产业群体；汽车、摩托车产业是重庆市的传统行业，长安汽车替代原有的中国嘉陵成为领头羊，长安汽车的异军突起进一步强化了重庆汽车在国内的地位。另外按照风投行业“熊市进、牛市退”的规则，现在应是挑选投资项目的好时节。重庆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争当时代的弄潮儿。

二　政策法律环境分析

为支持PE的快速发展，2006年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产业投资基金试点总体方案》等，为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修订了《合伙企业法》，其中特别增加了有限合伙章节，顺利地解决了双重收税的问题。2007年6月，《合伙企业法》生效，给中国PE带来一缕新鲜空气，本土的PE组织形式又多了一种国际惯例——有限合伙制。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逐渐完善和规范，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国内上市，因此，本土的私募股权基金机构在我国发展得很快。

2008年9月，深交所修改了《股票上市规则》，对比旧规，创投企业在上市前12个月内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投资的，锁定期由原来36个月变更为12个月。同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的总额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当前背景下，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是深化投资体制和金融改革比较好的结合点和选择。2009年中国银监会下发的《关于支持信托公司创新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要求，部分优质信托公司信托资金贷款比例年底之前将放宽至50％；以固有资产从事PE业务，其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20％。2009年3月，商务部发出通知，下放资本总额1亿美元以下的（含1亿美元）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审核和管理权限。2009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自5月1日起实施。这标志着经过十年筹备的创业板终于起航。2010年全国社保基金向弘毅、鼎晖两家股权投资机构分别投资10亿元的事宜，则为保险业、商业银行投资股权基金树立了一个样板。2013年6月，中编办发布《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明确规定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划归证监会后，私募基金行业的监管之争就告一段落。同时在之后的2014年2月7日，《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正式对外公布实施，私募行业正式纳入监管范畴。根据登记备案办法，经基金业协会公示的私募机构可以直接作为基金管理人发行私募基金，而无须借助其他金融机构的通道发行私募基金产品，且私募基金产品的发行采取备案的方式，在完成募集后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进行备案，使私募股权投资朝着监管规范化、常规化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这同时也是《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后，私募基金行业从地下走到阳光下的开端。如图3-1所示。

但就目前来看，创投发展中仍有许多市场尚未被完全开发，在图3—1中，除了虚线圈出的部分为创投企业内部运作流程之外，其他部分都较多地受到外部政策及投资环境的影响。政府政策的逐步完善，为我国创投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3]

从重庆来看，当地政府鼓励股权投资发展的决心非常坚定。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将重庆打造成股权投资机构的集聚高地，并将这一目标作为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拟设立基金规模较大的机构，则由当地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其合作，如重庆渝富资产经营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同设立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重庆两江开投集团与美国德太集团共同设立德太中国西部成长基金。在政策层面，重庆市政府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设立股权类企业，加大对股权投资类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提出了办公用房补助、营业税减免返还、个人所得税返还等，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更优惠宽松的发展环境。

2010年6月18日，在重庆直辖13周年之际，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第三个国家级新区，更是地处内陆的唯一国家级新区。新区被定义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股权投资业的成长在重庆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根据规划，两江新区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将享受国家给予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政策，包括对于土地、金融、财税、投资等领域赋予先行先试权，允许和支持试验一些重大的、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正是由于重庆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机遇和优势，才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在此布局。

重庆早在2011年就已作为全国三个开展外资私募股权基金结汇投资便利化试点城市之一，这让重庆在私募股权投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更容易吸引外资，因为在这之前如果有外资私募基金看上了重庆某个项目，虽然双方已签订了投资意向书，但外资私募基金还需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前报批备案排队等候，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查，才能允许结汇投资，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但是在重庆试点结汇投资便利化之后，审批时间可大大缩短到一个星期左右。

三　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PE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重庆市政府特别重视利用好、利用足国家扶持PE发展的相关政策，真正引导基金的平稳发展。在人文环境上，重庆市全力营造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牢固树立关心私募股权基金，人人都来亲商、安商的良好氛围，使PE机构企业在重庆能够留得住、做得大。北京、上海、天津，各地政府都很重视引进PE的发展，但重庆市大力发展PE的决心与魄力是有目共睹的。

2009年5月11日，渝富资产管理公司与亿泰证券就合资组建重庆亿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举行了签字仪式。亿泰股权投资基金是重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第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金额达50亿元人民币。同年5月14日，重庆私募融资项目推介暨对接会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召开，贝恩资本、高盛（亚洲）、美国亿泰、中信资本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PE机构齐聚山城，畅谈发展，并与重庆部分国有及民营企业展开了深入交流。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表示，要借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力量，推动重庆成为金融中心。

2012年6月，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微型企业融资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优化微型企业融资环境，加大金融扶持力度，促进微型企业健康发展。《通知》要求，银行扶持创业微型企业从贷款经办银行范围扩大至全市银行机构，拓展微型企业开户、融资渠道，着力解决微型企业金融扶持机构资源紧缺的问题，并且规定将微型企业金融扶持贷款累计授信额度上限提高到15万元，利率保持基准利率。创业者可按规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以个人名义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最高可贷15万元，以企业名义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最高可贷200万元，并享受财政贴息政策。

2012年11月17日，重庆市出台了《进一步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实施办法》，加快吸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股权类投资机构落户重庆。同年11月17日，重庆市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成立。协会致力于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发展和服务，将对会员进行统一的行业自律管理，也更利于帮助PE机构找项目。截至2012年11月底，重庆市已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类企业达170家，资本金额达到379亿元，累计投资总额达131亿元。[4]

重庆市江北嘴金融核心区是金融机构和企业总部聚集城。2012年12 月6日，昊云（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江北嘴金融中心正式成立开业，是重庆第一例地产开发商转行私募的案例。该基金所关注的范围主要是上市或欲上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企业。

四　“西三角”区域地位分析

目前，西部三个中心城市西安、成都和重庆都在争做西部PE中心，各地都在出奇招来引进和发展PE，并且各具特色。

2008年，重庆市财政出资10亿元组建了科技风险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并分别与软银中国、深创投等组建了3只各10亿元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审批了德同、富坤2只基金，PE规模已达37亿元。2008年10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股权类投资机构发展的意见》，引起了国内外投资机构的积极反响，百仕通、中创投、麦格里、亿泰证券、平安信托、澳大利亚CPG等业内翘楚纷纷来渝洽谈合作。2009年6月，美国亿泰证券与重庆市国资委旗下渝富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协议，双方组建了西部第一家合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重庆亿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该基金管理公司首次募集一只50亿元的基金，其中渝富公司负责牵头募集10亿元，亿泰证券在中国沿海地区募集20亿元，同时负责在海外募集等值于20亿元人民币的美元。

2008年10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成都市、成都高新区以50∶20∶30的出资比例，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为15亿元的银科创业引导基金。该基金将作为母基金与其他市场化运作的资金共同设立子基金，计划撬动50亿元左右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基金宣布和韩国产业银行、韩国KTB公司、美国维梧（Vivo）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德同资本签署合作协议。对于成都市而言，通过引导基金设立更多的子基金，一方面意味着吸引社会资本对当地的投资，以德同资本的合作基金为例，双方约定，基金60％的资金必须投资于当地企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例如美国维梧（Vivo）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专注领域是生物制药，而这一产业也是成都高新区的支柱产业。2009年4月，成都市政府在出台的政策中提出，将大力发展和引进各类投资基金，加快设立城乡统筹产业投资基金、西部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就西部旅游产业基金而言，成都市下属的金融控股平台——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成立筹备组，基金规模为50亿元。成都的一些特色行业如旅游、餐饮等都是吸引PE投资落户的潜在诱惑。2007年7月嘉华资本成立了一只5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基金，专门投资四川的传统特色产业。此外，四川的消费、连锁以及经营四川特产方面的公司，非常受风投的青睐。

2008年12月15日，陕西省政府批准设立陕西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随后发布了《陕西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引导基金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个基金是根据国家关于规范设立和运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指导意见的规定设立的，这一点确定了政府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第二，政府引导与市场化方式运作相结合；第三，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追求利润最大化。2009年8月11日，陕西旅游集团与平安信托投资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平安信托增资入股陕西旅游公司，双方联合发起设立“西部旅游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规模将达100亿元，并将共同出资组建“西部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同时，西安高新区还设立了5亿元创投引导基金，并已经开展了与中科招商、德丰杰龙脉和顶华三家机构的合作。

重庆成为PE青睐的中心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基础好，高科技产业发展已经形成规模。在投资方向上，重庆基金主要投资于重庆市内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其中，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服务中心于1999年10月经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批准成立。已累计孵化企业400多家，在孵企业240多家，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光机电一体化领域。具体政策中，所得税率低也是重庆比较大的优势；从地区产业基础来讲，重庆与天津、上海等地比较，经济规模和质量都暂时处于劣势，但重庆经济也有特点：工业基础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比沿海地区小。从私募基金的角度来看，重庆国有企业改制和重组就是一个可以深度挖掘的好题材。而上海等地的国企重组工作已经比较深入，投资介入的机会不是太多，介入的成本也会较高。

第三节　重庆市引进与发展PE的内部条件研究

一　重庆企业资本需求分析

重庆市有注册法人代表的中小企业已达13万家，其中绝大部分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且大都集中在主城区“1小时经济圈”内，占总数的75％。目前，全市上市企业只有30多家，其他不少资金密集型企业由于缺乏股权融资的渠道，对于银行贷款等债务形成了相当高的依赖性。这样，一方面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另一方面这种融资结构使当前不少企业都背上巨额债务，稍微运作不善就有可能陷入资金周转困境。若这些企业能够获得PE投资基金的支持，可以大大削弱其对银行贷款资金的依赖性。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资本饥渴是一种普遍现象，资本不足、管理不优成为企业要素组合中十分明显的短板。重庆的制造业中有大量具有发展潜质的企业亟待资本投入和管理优化。因此，作为一种崭新的资本运营方式，兼具资本和管理优势的PE在重庆经济社会中的用武之地也就非常广阔了。[5]

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区域性经济、金融中心，是中国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现代化城市之一，在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私募股权投资业的发展无疑是重庆推动金融创新、完善金融市场结构的必要环节。

重庆市私募股权投资业自2008年开始起步，此后逐渐发展成长壮大，在重庆本土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机构越来越多。截至2011年8月，在重庆市注册并完成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达90家，较2010年的23家增长近4倍。基金目标募集规模为内资349.3亿元人民币，较2010年的200亿元人民币新增149.23亿元，增长1.7倍；外资66亿美元。注册资本超过100亿元，达到内资111.9亿元人民币，外资15.3亿美元。[6]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私募股权投资在重庆发展的火热。台湾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华威国际2011年8月22日宣布，在渝设立一家规模为4亿美元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是重庆市首只纯大陆以外资金私募股权基金。但是由于重庆市私募股权投资业起步较晚，重庆的基金组建还比较缓慢，在重庆当地募资也比较困难，总体进展速度偏慢，一是因为重庆为主要投资区域的基金在融资上存在一定难度，二是因为早期的几只基金在募资过程中受到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三是有些机构缺乏对当地情况熟悉的团队成员，发现项目的能力较弱。但是就P/E（盈利率）倍数来讲，重庆与沿海的差距并不是很大，随着重庆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投资者对重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进而信心增强，会让重庆的潜力不容小觑，从未来来看，这就是价值。总而言之，重庆市私募股权投资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　重庆具有PE/VC青睐的产权交易市场，PE退出渠道宽广

在国外，“高科技+ PE +纳斯达克”已经发展成为中小企业成长的基本模式。而在中国，证券市场和产权市场得到了平行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全球IPO筹资额最大的市场，中国PE的退出拥有平行资本市场的产权市场双通道而优越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重庆市的产权交易市场已经覆盖了整个西部地区，PE的退出渠道宽广，其发展将更具优势。

在过去几年的中小企业上市中，一般企业都是首先考虑在纳斯达克或是香港的创业板块上市筹资，但是据清科集团发布的《2007年中国企业上市年度研究报告》和《2007年中国创业投资年度研究报告》显示，PE支持的中国企业境内上市逐年激增，A股IPO退出渐成主流。2007年，94家具有PE支持的境内外上市企业，为其背后的179家投资机构带来了满意的回报。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表明，境内IPO的企业以平均8.92倍的投资回报优势压倒海外IPO企业平均6.75倍的回报，使2007年PE支持的企业退出本土化由趋势转变为现实，并且呈现越来越白热化的势头。

2010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投资、退出案例数量均创下历史新高，当年共有82只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募集金额为276.21亿美元（见表3-1）。

2010年，投资热情同样狂热，全年共发生投资案例363起，交易总额为103.81亿美元；退出活动方面，2010年共发生退出案例167笔，其中IPO方式退出160笔，股权转让退出5笔，并购退出2笔，一举打破2007年创下的95笔退出案例的最高纪录。[7]2011年，退出案例数量同比下滑，IPO退出尤为显著。2011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共发生退出案例150笔，同比下滑10.2％。其中，IPO退出共有135笔，同比减少15.6％。2012年共有177笔退出案例，涉及企业126家。其中IPO方式退出进一步下滑至124笔，涉及企业73家，股权转让退出30笔，并购退出9笔，管理层收购退出8笔，股东回购退出6笔。

2012年，从IPO退出的市场分布来看，深圳创业板以48笔退出、平均退出回报4.31倍位居榜首，深圳中小企业板以34笔退出、3.53倍的平均退出回报位居第二。境外退出情况依旧不乐观，虽然YY语音成功赴美上市打破数月来寒冰，但其退出基金的平均回报仅为0.54倍。而境外退出市场IPO最多的香港主板的平均回报也仅为1.13倍，徘徊在保本水平。[8]随着IPO退出市场受阻，产权市场退出则成为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必然选择。

2005年，全国产权市场在国务院国资委海南会议提出的产权交易“应进必进、能进则进”的市场建设指导原则下，利用市场公信力，积极推动交易创新，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物权、债权、金融资产、矿权、排污权、民营产权、混合经济产权等非标准权益类交易事项提供了积极的融资服务。如果将产权市场每年实现的各种产权交易量，与证券股票市场的IPO同一口径比对，2004年至今，不包括全国技术产权市场平均每年实现的2000亿元交易量，仅全国产权市场连续7年成交量，各年度均超过了证券股票市场的IPO融资量。特别是2007—2010年，由美国“两房”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我国证券股票市场连续严重滑坡，仅实现融资量4000亿元左右。而产权市场却呈现了交易量连续增长，年均交易量达到了5000亿元以上。[9]这有力地填补了我国证券股票市场交易滑坡对国家建设的影响，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产权市场对稳定国家经济秩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将继续发挥通过交易创新为经济社会各种非标准权益性资源配置提供服务的作用。

重庆的经济大发展及产权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则为PE的进入创造了历史性机遇。2004年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紧紧围绕“大产权、大市场”的理念，继续坚持对国有资产、交易各方、会员单位、股东单位、内部员工“五个负责”的宗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规范、高效、创新”的服务理念，遵循“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服务发展、打造精品”的运作思路，朝着预定的奋斗目标迈进，将重交所真正打造成与直辖市地位、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匹配的，立足重庆、辐射西部、面向全国的产权交易大市场。

在此指导思想下，制定了区域性产权市场建设目标，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产权交易大市场，31个行政区分别建立了产权市场，接受重庆联交所和地方财政、国资的业务指导，按照建设“区域性、开放型”产权市场定位，产生了各种资源“应进必进、能进则进”的积极效应，使物权交易走在了全国前列，并协助法院运用产权交易机制，在全国首创了涉讼资产进场交易的市场化处置制度，策划设计多起经典交易案例。

案例一：2004年4月，重庆化工机械总厂破产资产拍卖，有效地排除了黑恶势力的干扰，使该笔资产成功拍卖，增值1270万元，荣获“全国产权交易最佳策划奖”。

案例二：2005年11月，重庆锅炉总厂破产资产处置，以1.725亿元成功转让，溢价2250万元，增幅15％，市领导对此做了充分肯定：“这是一次有益的经验，是对市场经济机制的进一步认知。”[10]

案例三：2009年9月16日，重庆中华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在重庆联交所以99680.36万元成交，比挂牌价76750.36万元净增22930万元，增幅高达30％，再创重交所网络竞价标的金额和竞价增值绝对额新高。转让标的公司重庆中华置业有限公司，是由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此次转让的主要资产实为其标的公司所拥有的渝北冉家坝黄金地段近800亩土地。重庆联交所人士透露，与标的公司最初协议价（非挂牌价）比，该地块增值达2.4亿元，也是该所目前增值最大的一笔交易。

2013年，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规模快速增长，以900亿元稳居重庆七个交易所之首，2014年有望跃升上千亿级产权交易俱乐部。重庆联交所董事长张西建称，经过10年的创新发展，重庆联交所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交易规模从建所时的10亿元，发展到2013年的900亿元。业务范围从重庆走向全国，从单一的国企产权发展到涵盖诉讼资产、央企资产、公共资源、民营个人资产交易等20多个门类，市外业务超过50％。交易方式实现了“三级跳”：从最初的拍卖师手工敲槌拍卖，到互通网、局域网交易再到现在的网上竞价交易，重庆联交所交易实现华丽转身。

目前，重庆联交所已与20个区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并在土地出让、政府特许经营权方面实现了突破。2013年，区县创新业务实现交易额378亿元，是传统业务的10多倍，推动了区县产权市场的跨越发展。央企交易业务创历史最好成绩。2013年，重庆联交所央企交易额达到140亿元，市外项目超过80％，业务项目扩至海外。诉讼资产交易业务推向全国。重庆联交所“诉讼资产网”升格为最高法院直管，成为供全国法院系统、产交所、拍卖机构和投资者使用的综合服务平台，2012年交易金额达120亿元，项目平均增值10％以上。[11]据介绍，2014年重庆联交所将在碳交易、矿权交易等方面进行探索。同时将探索包括集体林权在内的农产品交易途径，促进农村生产要素资源流转，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重庆联交所业务的迅猛发展，为重庆市PE进行项目选择和退出，提供了全方位的通道。

三　重庆的产业结构迎合了目前国内PE的投资趋势

高新技术产业、IT和互联网行业向来是风险投资者的至爱，更多的中国人是因为互联网的风靡和一些一夜成名的新富豪而知道PE投资的。但近年来，在经历了通信电信和互联网等高科技的疯狂之后，PE资本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传统行业，能源、化工、机械、汽车零配件、卫生、餐饮以及加工等，有巨大市场发展空间和独特优势的行业开始成为投资者的目标。传统行业另一个更大的优势是有完整的产业链结构，可以通过产业链衍生出相关产业群，产生巨大的产业聚合效应，PE投资还可以据此向衍生产业投资，通过这种投资组合降低所投资企业的风险，又可以通过产业链投资延展新的利润空间。

2013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投资共发生投资案例180起，同比下降51.1％，环比下降42.3％。其中披露金额的147起案例共投资80.37亿美元，同比及环比分别下降11.0％和25.2％。从投资交易地域分布上看，因大宗交易集中发生在北京，北京地区以40起交易共获投资49.82亿美元的绝对优势排在榜首，上海以29起案例6.05亿美元投资位居第二，重庆以6起案例2.94亿美元投资位居第三，四川、陕西、新疆、湖南、内蒙古、云南、甘肃、广西、湖北等中西部省区在整体投资活动减弱的宏观背景下仍旧有所斩获，[12]重庆正逐步成为VC/PE投资的热点之一。如图3-2、图3-3所示。

重庆是全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是西部地区、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工业重镇和经济中心。作为全国三大工业基地的重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为支柱产业，以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日用陶瓷、旅游、食品为主导产业，轻重并举，门类齐全，加工和制造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重庆拥有亚洲最大的铝加工厂，有汽车、摩托车企业382家，摩托车产量占全国的1/3，出口超过1/2，同时重庆已成为全国十大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之一。

截至目前，“重庆造”产品已销往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中既有汽车、摩托车、船舶及其零部件、大型装备、化工、医药、原料等工业产品，又有柑橘、藠头等农副产品，还有诸如海扶刀、系统集成软件等高新技术产品。

从技术上来看，重庆企业一直在致力于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使之具备自己的技术优势。重工业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重庆银钢集团、力帆集团等几家摩托车企业，将汽车技术引入摩托车生产领域，开创了摩托车企业新的技术优势，逐步从依靠价格优势取胜转向依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取胜。在电子信息方面，重庆同样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我国电信业目前最受关注的3G——“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主研单位即为重庆邮电大学，国家每年为其投入科研经费7000多万元。世界第一部TD-SCDMA3G手机样机及世界上第一颗采用0.13微米工艺的TDSCDMA手机核心芯片，即诞生于重庆邮电大学。

而重庆也不乏PE关注及投资重点的创新行业——高新技术产业，重庆一直对高新技术产业倍加重视，极力打造西南地区的高新产业群区。因此，重庆的产业结构迎合了国内PE投资市场的趋势，对引进及发展PE更有优势。

第四节　重庆市发展PE的不利条件分析

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要成为PE投资的中心，在业内专家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制环境、开放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对国际金融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等要素。而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PE行业而言，要完成与这些要素的国际接轨尚需时日。

一　法律监管方式不规范

现有外部法律环境难以有效支持有限合伙等新型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一种融资工具，与债券和股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又有别于这些证券产品，其资金来源和投资对象主要是非公开市场，既简化了投资者和融资者的交易，又分散了投资者的证券组合投资风险，因此受到业界的青睐。随着国际PE机构在国内市场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步关注PE，了解PE。近年来，随着本土PE规模的扩张，有关PE监管的问题开始凸显。

从国内目前对PE监管的讨论来看，热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要不要监管，二是如何监管。

与美国的“法无禁止即许可”的立法精神不同，我国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立法的基本精神是“法无允许则禁止”，因此国内的金融创新往往由具有立法权的监管机构来推动，而非从事金融活动的经营实体来推动。金融创新产品往往由相关机构完成研发，然后筛选出一块“试验田”，看看效果如何，实证检验可行后再逐步推广。目前中国的PE产业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自然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推动金融创新，导致PE机构对“法无允许”的金融活动“欲为而不敢为”，限制了PE的发展。因此，除了防范融资活动中的道德风险和杠杆风险以外，PE行业需要一个监管机构通过立法告诉PE机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我国PE行业培育阶段，政府对PE行业的监管无疑是必要的。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以自律为主的监管模式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便可说明这一点。

因此，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应设立专门机构，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以规范PE的行为准则。

二　PE对新项目的选择更为严格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私募股权基金受到的影响相当大，目前私募股权基金大都手中不宽裕，因此对新项目的选择比以前更严格，而且时间加长，投资周期从过去的3个月延长到半年甚至9个月。此外，私募基金将融资定价压得更低，以前多是七折的股权融资，现在一般都在五折以下考虑。美国亿泰证券执行董事徐放女士表示，现在私募股权基金流通性不好，退出的渠道不畅，原来预设的投资回报难以达到，需要大量的现金来补足，因此新投资放缓，私募股权基金多希望在二级市场套现。目前重庆市正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资金不宽裕，重庆“八大投”希望能得到PE基金的融资。事实上，城市基础设施要符合以上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原有融资方式受阻的前提下，重庆“八大投”的融资渠道能否顺利变更和调整，还是未知数。PE的操作流程一般包括：募资阶段、投资阶段、退出阶段，而投资阶段又包括项目选择、分段投资和全程监控。项目的选择对资金需求的企业而言是PE操作运行的重要步骤，如果这一步设置的门槛过高，对于重庆众多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而言，实在是棘手的问题。

三　PE人才的吸收是发展瓶颈

重庆在出台相关吸引PE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应吸取京、津、沪引进PE人才的经验与教训。为吸引包括PE在内的各类私募基金赴沪安家，上海在较早之前就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包括给各类股权投资企业赴沪提供注册绿色通道、税收优惠以及给予从事股权投资高管人员及其家属在就医、就学方面的各种便利条件，显示了上海请进“门口的野蛮人”的决心与诚意。但一些中外著名PE管理人却不约而同地认为，京、津、沪在吸引PE方面的政策，大都处于技术层面的“小恩小惠”，具有浓厚的传统招商引资的路子。而在PE的投融资文化建设、法律环境与国际接轨这些关键的软环境方面，各地的建设性意见和突破性政策明显不够，而这些软环境也恰好是构筑PE人才发挥空间的基石。

许多PE投资公司把PE人才作为是否投资的第一因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不仅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而且要有丰富的私募股权投资方面的经验，需要的大多是复合型人才，从我国目前的PE投资业的现状看，人才缺乏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分工过细，同时缺乏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用人机制所造成的。

从我国大陆PE投资人才的现状看，人才素质与职业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现在从事PE投资的人员状况主要有三类：一是从高校科研院所出来的技术人员，这些人才具有本专业的技术专长和较高的理论水平，但没有企业工作经验，基本不懂经营管理；二是从政府部门出来的管理人员，他们在国内具有很强的关系网和宏观管理经验，但缺乏专业知识和企业微观、中观管理技能，也不善于进行国际化的资本运作；三是来自企业的人员，他们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具有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但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和对资本市场的一般了解。而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PE投资高级管理人才类型是：既懂技术理论，又懂管理创新；既懂产业运作，又懂资本经营；既能深谙风险投资的职能奥妙，又能通晓国际风险资本运作规则的复合型高级PE投资管理人才。这恰恰是我们目前最需要也是最缺乏的人才。

为此，重庆市政府应该制定柔性的人才流动政策，营造宽松的人才流动环境，吸引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需的境内外人才，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以此吸引PE投资落户重庆。

四　资金来源单一，结构也有待优化

按理说，资金拥有数额较大、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的个人或法人都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人（LP）。从目前私募股权的运行方式看，LP是主要资金来源。中国已经是亚洲私募股权投资领域非常活跃的市场，目前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资进来的，属于外资的体系，找了一个中国的伙伴，中国伙伴一般是学有所成或者在某些领域有着自己优势的人士，如红杉资本等；另外一种是我们本土的私募股权公司，公司领导人可能是以前在国外从事私募股权投资，过去五年中回到家乡，从事这个行业，如鼎晖等，都属于这个类型。而泰达荷宝可持续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则是两个国际上都知名的机构的结合，与上述两种类型是比较不一样的。

目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投入是风险资金来源的主体，随着政府资金的逐步退出，适时拓宽其融资来源对于发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养老基金、企业年金基金正在尝试社会化运营，投资的范围正逐渐拓宽，但是还不能进行私募股权投资。在欧美风险投资市场上风光无限的企业年金基金，在我国正迅速积累，目前已经积累了1000多亿元的资金。专家预计企业年金制度全面启动后，企业年金的年增幅应超过500亿—800亿元。依此推算，到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市场将达到1.85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5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积累的巨额养老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将面临巨大的保值增值压力。不久之后，如何有效利用养老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将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若有效利用，则可以确保退休人口生活质量，甚至成为经济健康成长的助推器，这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已成为现实。可以说，我国的企业年金基金具有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巨大潜力。

由此看来，在我国，目前本土创投基金的投资人主要是政府、企业和社会闲散资金，资金来源单一，结构也有待优化，社保基金、银行、保险公司这类有着巨大资金存量和投资能力的机构资金尚未对PE市场开放，或者尚未成为其主体，缺乏主流机构。对于PE市场发展不成熟的重庆而言，这也是PE发展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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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统计局：《2013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情况》，2014年1月。

[2]郑知行：《2012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年度研究报告》，《清科研究中心》2013年1月6日。

[3]金融界网站：《PE投资模式比较》，《信托、银行理财模式研究》2009年5月18日，第14卷，第57页。

[4]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2013中国风险投资年鉴》，2014年1月。

[5]邓志雄：《PE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证券报》2008年8月4日。

[6]李琪：《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问题分析》，《中国经贸导刊》2012年第12期。

[7]《投资界》，《2010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年度研究报告》，清科研究中心，2011年1月2日，第11卷。

[8]清科数据库：《2012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年度研究报告简版》，清科研究中心，2013年2 月25日。

[9]北京大学中国产权市场课题研究组：《2008—2010年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研究报告》，2009年9月。

[10]杨晓舫：《我国产权市场及其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http:// www.sina.net，2012年2月20日。

[11]重庆市政府网，www.cq.gov.cn，2014年1月24日。

[12]清科数据库：《2012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半年度研究报告》（电子版），2013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