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个人在社会上，或什么坛上，占有一个小小位置，便命定地要不断介绍自己与公众相见。
——苏雪林
苏雪林，这位曾被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所否定，甚至遗忘的作家、学者、文学批评家，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渐回归到国人的研究视野中。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对鲁迅《阿Q正传》、对沈从文小说等最精彩的评论，居然是出自这位女性批评家之手；但令人费解的是，在鲁迅逝世之后，她又是批判鲁迅最苛刻的一位。于是，如何客观、公允地看待、评价苏雪林，成了大陆现代文学史叙述的一个难题。
还是从她生命的断片、细节开始吧。
1950年2月的香港某街道，54岁的苏雪林坐在石阶上休息，突然手中的提包被人抢夺，抬头发现是一满脸杀气的青年男子。她拼命呼救并争夺提包，男子把她推倒在地，迅速跑去。这个曾经裹过小脚的老太太顾不得危险，起身追赶，因为包里有刚翻译好的手稿，丢了就很难还原。追了十余丈，她看见提包被扔在路边，除了钱被拿走，所幸手稿和其他物品都在。“但经此一吓，晚餐不能下咽。”[1]没过半月，苏雪林上电车时又被人挤倒，正好一辆汽车从旁驶过，跌在汽车上，只要早跌一秒也许就成为轮下之鬼。“晚间因饮咖啡二杯又受大惊吓，不能成寐，枕上自伤自悼，宛转流涕……”[2]此时苏雪林的身份是香港真理学会的编辑，工作是替教会编编杂志，写点文章。摆在这位年过半百的知名作家、曾经的武汉大学教授面前有三条路，或者回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新政权重新当老师，或者想办法去法国深造，完成自己的屈赋研究，或者仍留在香港，继续当这个真理学会的编辑，但也许有一天或真成为轮下之鬼。
苏雪林，自然不如鲁迅有着深刻的思想和强大的气场，也不如张爱玲飞扬的才情和传奇的身世，当然更没有梁实秋那样显赫的师承和漂亮的外语，这个看似相对“平庸”的研究对象，让笔者一度陷入对其研究意义的焦虑：在人人都刻意追求深度阐释的今天，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显得不那么肤浅？此刻，文章开头那个站在三岔路口彷徨的苏雪林的形象感染了同样处于彷徨中的笔者，她也许不够深刻，也许不够耀眼，甚至很多时候还不大招人喜欢，但她一生所遭遇的困境，她面对困境所做出的种种抉择都代表着她那个时代的某种可能性，只要把这种可能性客观地描述出来，意义就自然呈现。我甚至认为，所谓文学研究，不就是诸种可能性的研究？正是各种可能性才构建出文学史的丰富性。更何况，综观其一生虽不能说传奇，却也超越“平庸”。
苏雪林，原名苏梅，字雪林，后以字为名，安徽省太平县岭下村人。1897年3月26日（农历二月廿四日）生于祖父署理的浙江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辛亥革命后随同家人返回安徽老家。18岁入安徽省立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三年后毕业留在母校附小教书两年；23岁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庐隐、冯沅君等同学，后来皆成为著名作家。在女高师求学期间，曾受教于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陈衡哲等著名新文化学者，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还担任过《益世报·女子周刊》的编辑。1921年，因批评北大学生谢国桢的诗集引起一场笔战，同年赴法留学，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里昂所办的中法学院，曾转学于里昂国立艺术学院，期间受洗皈依天主教。1925年，因探母病苏雪林中断学业回国，并履行家庭指定的婚约与未婚夫张宝龄结婚。1926年起，先后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27年出版散文集《绿天》，1928年出版学术专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9年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并在《语丝》《现代评论》《生活周刊》等著名报纸杂志上大量发表文章。1931年起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1932年开始编《新文学研究》讲义，1934年担任新文学课程，期间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周作人先生研究》《沈从文论》《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大量的新文学批评论文，引起了一定关注。与袁昌英、凌叔华交好，后被人称为“珞珈三剑客”，或“珞珈三女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原本在文章中表达过对鲁迅钦慕之意的苏雪林在《奔涛》杂志上先后发表《（与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和《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两信，肆意“攻击鲁迅”，用语超出常态，引起公愤。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开始，1938年随武汉大学撤退至四川乐山，边教书边写作，出版散文集《屠龙集》、历史人物传记《南明忠烈传》，以及历史小说集《蝉蜕集》等。1946年，出川返鄂，继续在武汉大学任教。1949年，为避战火回到上海夫家，五月赴香港，任职真理学会，担任编辑工作，写《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1950年，二度赴法，在巴黎大学进修巴比伦、亚述神话。1952年，自法赴台湾，任教于省立师范学院，讲授一年级国文、三年级《楚辞》。1956年，转聘至台南省立成功大学。1959年，在《自由青年》开设《文坛话旧》专栏，因发表《新诗坛象征诗创始者李金发》一文，与现代诗人覃子豪发生笔战，引发了台湾诗坛一场关于现代诗发展的论战。1962年，胡适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港蔡元培馆招待院士的酒会上，苏雪林悲痛万分，后写《悼大师，话往事》系列，一边追悼大师，一边不时借大师抬高自己的文坛地位，引起寒爵、刘心皇的反感，撰文批判，双方论战近两年。1964年，赴新加坡南洋大学教学，讲授《诗经》《孟子》等课程。1967年，由爱眉出版社结集出版《我论鲁迅》。1973年，自成功大学退休，由广东出版社出版《屈原与九歌》，次年出版《天问正简》。1978年，国立编译馆出版《楚骚新诂》，两年后出版《屈赋论丛》。1979年，广东出版社出版《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两年后该书获第六届“国家”文艺奖之“文艺理论类”文艺批评奖，四年后更名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重排出版。1991年，门生故旧为其庆贺九五生辰，成功大学授予荣誉教授，举行“庆祝苏雪林教授九秩晋五华诞学术研讨会”。1998年5月，离开大陆半个世纪后第一次回家乡安徽省亲。1999年4月10日，成功大学出版组出版《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共15册，计400万字。4月21日下午3时5分，因心肺衰竭病逝于成功大学附设医院。[3]
苏雪林享年102岁，创作生涯长达70余载，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翻译、文学批评、古典文学研究等领域均有建树。关于她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家阿英在20世纪30年代就称“苏绿漪是女性作家中的最优秀的散文作者”[4]，研究者也往往把她与冰心并提，称为“冰雪聪明”。至于其文学批评，所得评价更高。虽然苏雪林宣称以“反鲁”为“毕生事业”，但曹聚仁却不得不承认“评介鲁迅的文字，笔者觉得那位和鲁迅有些冤仇似的苏雪林，倒说得最好”[5]。因写过《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周作人在晚年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且说陶明志编之周作人论中，除苏雪林文最有内容之外，余悉是阿谀与漫骂的文章，可谓有识。”[6]海外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在一次访谈中坦陈自己的小说史写作曾受其影响：“说起苏雪林，她才真正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受到她启发。”[7]当代学者李劼则称苏雪林的《心理小说家施蛰存》至今依然是有关施蛰存小说的最权威阐释。[8]
与上述大家、名家的褒誉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却没有得到大陆学术界相应的重视。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的研究者开始发现苏雪林的价值，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大陆现行权威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却仍鲜有其踪影，也就是说，她依然没有得到大陆正统文学史家的接受和承认。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组随便记录的特定历史事件都不会本身构成一个故事；它们最多向历史学家提供一些故事要素。这些事件是通过一些方式被编造成故事的，这些方式包括：抑制或贬低一些事件而突出强调另一些事件；描述特征，重复主题，改变格调和视角，转换描述策略等……”[9]苏雪林在大陆文学史家们有意或无意地抑制和贬低中被湮没了。
对苏雪林的评论，20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毅真在《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把她和冰心都归入闺秀派的作家，认为二者都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来写爱。作者敏锐地发现，苏雪林对风景的描写方法与别人不同，可命名为“风景人格化”。他认为：“冰心写风景，乃将风景轻轻的抹几笔，便能给你一个完全的印象。然后再触景生情，把自己的感想抒发出来。这种写法是写意的写法。而绿漪女士的写法却是‘工笔’的写法。写意须有天才，工笔则只要工夫到，没有什么难处。所以，由这一点，已可看出绿漪的工夫实在冰心之上，而天才则似不及。”[10]方英的《绿漪论》则着重分析作家的思想意识，认为苏雪林笔下所展开的姿态，“只是刚从封建社会里解放下来，才获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封建势力仍然相当的占有着她的伤感主义的女性的姿态”[11]。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苏氏身上新旧思想交杂的特质。草野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都对之有简要的评价。[12]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国内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有“反鲁”和“反共”历史的苏雪林出走海外，后定居台湾，自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便从大陆学界的视野里消失。有意思的是，她的名字虽不曾见于当时的各种文学史，但印迹却抹擦不掉，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中关于沈从文的那段论述俨然就是苏雪林《沈从文论》的缩写版。[13]进入80年代以后，苏雪林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大陆的学术刊物上最初是与鲁迅捆绑在一起的，《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苏雪林攻击鲁迅的另一则材料》等文章都以史料的形式反面介绍了苏雪林当年的写作状况。[14]真正从正面开启苏雪林研究大门的是杨义和沈晖。杨义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以一小节的篇幅介绍了苏雪林的小说创作，虽然难免有意识形态分析的痕迹，但论者的功力显而易见，尤其慧眼独具地指出《蝉蜕集》的艺术成就。[15]沈晖则以苏雪林专门研究者的姿态在《论皖籍台湾女作家苏雪林》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作家的生平和创作。[16]
进入90年代，随着沈晖编选的《苏雪林文集》（1—4卷）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苏雪林研究才得到了实质性且较全面的展开，研究视角也呈现多元化。张遇的《“春雷女士”笔名考辨》、王翠艳的《五四女作家苏雪林笔名考辨》二文从考辨苏雪林笔名出发，挖掘出一部分散见于各类报章杂志、没被作者收入个人文集的佚文，此类史料钩沉的工作对苏雪林研究的开进贡献甚大。[17]杨剑龙的《基督教文化的皈依 儒家文化的回归——评台湾作家苏雪林的小说〈棘心〉》、孟丹青的《从〈棘心〉看苏雪林的道德立场》以及朱双一的《苏雪林小说的保守主义倾向——〈棘心〉、〈天马集〉论》等则从文化思潮的角度指出苏雪林创作的保守姿态，但没有用以往机械的阶级论将其全盘否定，而是理性分析其成因及合理性。[18]从性别视角进行研究的，有吴雅文的《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以〈棘心〉及〈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做主题分析》、苏琼的《悖离·逃离·回归——苏雪林20年代作品论》、户松芳的《苏雪林：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坚守》等，尤其是苏琼一文，用女性主义理论结合文本细读，勾勒出“一个自闺房踏入学校、具有一定新思想却背着一颗古旧灵魂的知识女性，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处境”。立论得当，分析深入。[19]方维保的《国家情怀：现代知识分子成年镜像——论苏雪林的战时创作》、倪湛舸的《新文学、国族建构与性别差异——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研究》等则发现了苏雪林创作中进行正面国族形象建构的努力，而后者也从此出发推断苏之“反鲁”的深层原因。[20]由于苏雪林的《沈从文论》曾与茅盾、胡风、许杰、穆木天等人的文学批评，一起被收入1936年由上海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作家论》一书，因此有学者以此为起点研究其文学批评的特色。如周海波在《论三十年不同范式的作家论》中把她归类为“闺秀与学者气的苏雪林体”，指出教授身份使其作家论具有一种学术化的特点，“比较执着于作家的方方面面”，虽然细致全面，但也缺少沈从文的灵气和洒脱。[21]杨健民的《胡风、许杰、苏雪林和穆木天的作家论》则着眼于在茅盾影响下的批评家群体，认为他们以“诗人批评家”的身份近距离地观照身边的文学家，带有强烈的感性印象和浓厚的“历史的兴趣”。具体到个人身上，他认为苏雪林的批评手法，“表明了现代作家的形式追求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提升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意义”[22]。
此外，关于苏雪林的传记也有好几种，石楠的《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和左志英的《一个真实的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更像是传记体小说，在史料的运用上进行了较多的文学想象和加工，有时候难免会误导读者。陈朝曙的《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重在挖掘苏雪林的家族发展史，以及在这种家族史影响下的人生走向。范震威的《世纪才女：苏雪林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的优点在于背景材料的翔实，尤其是与苏雪林相关联的人物作者都一一给予介绍。最具学术价值的是方维保的《苏雪林：荆棘花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采取的是以传带论的写作形式，把个人平素的研究成果和传主的生平经历做了很好的融合，起到了相互阐释的作用。
目前来看，关于苏雪林的研究成果已不算少，并且也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观点，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首先，史料的占有不够全面。苏雪林后半生主要活动于台湾，因这近半个世纪的写作带有浓重的“反共”色彩，大陆皆未出版，这一部分资料不易寻找。另外，1949年以前发表于报纸杂志的文章，也有很多没有结集出版，尤其是一些影响力较小的刊物，大多数图书馆都不曾保存，作者自己也未曾留剪报，这也给研究者的史料收集工作带来困难。
其次，在史料的使用上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甚至不乏失误。比如苏雪林重要的长篇小说《棘心》最早出版于1929年，1957年，她又在台湾出了个增订本，后者比前者增加了6万字左右的篇幅，差不多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写”。由于沈晖编选的四卷本《苏雪林文集》选用的是台湾的增订本，很多研究者无视这种跨越30年、近乎于重写的增订，或者根本没去考证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区别，直接把后者当成前者来使用，这样的研究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此外，苏雪林的晚年回忆存在很多有意地篡改或无意地混淆，研究者们也往往不加以鉴别。比如1928年7月7日，苏雪林和鲁迅在宴席上的见面，苏认为后者对她的冷淡是有怨在先，因为她曾经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所以恨陈源的鲁迅连带恨上了她。也许是记忆紊乱，也许是故意混淆以烘托出鲁迅刻薄的性格，事实上，她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是在此宴席之后的事。[23]这一点也很少有人详加考证，而是直接作为苏、鲁“交恶”的证据用于研究之中。
最后，目前关于苏雪林的研究成果，以单篇的研究论文居多，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较少，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少。目前专注于研究苏雪林的很少，更多的论文是为了参加学术会议应景而作，因此类学术会议往往是纪念意义大于学术研究意义，作者们既无心深挖、考辨史料，也无意把研究延展太开，更多时候是浅尝辄止。苏雪林写作生涯很长，作品很多，作品形式也杂；人生经历较多波折，思想常常发生变化，用一单篇论文，或是静态、笼统地把握其思想，不免有削足适履的可能。
因此，本书拟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力求把苏雪林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总体思路是：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占有资料，客观、严谨地进行梳理、辨析，以史料实证为前提，植根于文本，在文学思潮的宏观视野下，追踪苏雪林文学思想的整个流变过程。落实到具体层面，则是把其文学生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围绕每一阶段苏雪林文学活动的核心关键词，挖掘其思想内涵、主要成因及具体文学表现。确立文学思潮宏观视野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尽量避免把研究对象孤立于时代大环境和文学语境之外，它将突破各类文体间的界限，整体且动态地观照苏雪林一生的写作生涯和文学活动。但为了避免削足适履，论者坚持以文学思潮的宏观视野和文本细读的微观视角相结合，尽量不去损害文学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本书总体框架如下。
第一章，从启蒙到古典：苏雪林文学思想的流变。本章从“冰雪聪明”提法的遮蔽性谈起，主张把苏雪林研究放置于更开阔的文学思潮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厘清了文学思潮、启蒙主义、古典主义等概念之后，认为苏雪林的文学思想实际上是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古典主义的流变过程；落实到具体层面，其创作生涯则可以划分为启蒙书写、道德批评、民族想象和政治依附四个阶段。
第二章，启蒙书写：苏雪林20世纪20年代的写作姿态。本章着眼于苏雪林20年代的创作，从两个向度展开论述她的启蒙书写：一是发现自我。这一时期的苏雪林通过《棘心》《绿天》《玫瑰与春》等自传性作品向内心开掘，审视自我，呈现出个体在追求自由、独立过程中的种种抗争，多是以痛苦的挣扎，阶段的胜利，然后终趋失败的过程，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下的觉醒站立，以及觉醒后突破自我的难度。二是国民性批判。除了对内的自我追问，苏雪林还把批判的视角指向外部世界。她一方面在《语丝》上发表《在海船上》《归途》等辛辣的杂文，对国人由内而外的种种劣根性进行了独到的刻画和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则通过《生活周刊》上大量的时评写作来针砭社会时弊，呼吁社会改良。
第三章，道德批评：新人文主义立场和人格论文学批评模式的确立。本章指出，30年代的苏雪林与新月派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向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她像梁实秋一样提出以永久、普遍的人性为文学表现的中心，提倡健全的文学观；并着重分析其30年代颇有成就的新文学批评，分别论述了“人格论”前提、敢于主体判断及与所论者处于同一境界等特点；同时探讨了她在鲁迅去世后举起“反鲁”大旗的原因，认为是她的“人格论”批评模式发展到极端的逻辑结果。
第四章，民族想象：苏雪林的抗战写作。本章认为，随着抗战的全面开始，苏雪林转向民族主义文学创作，主要分析她那复杂的民族意识，既有种族论的因素，也有国家主义的指向，同时还反思启蒙主义，鼓吹尚武精神；详细分析了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认为作者在这种呼应时代主题的写作中，没有僵化自己的审美感觉，坚持把生冷的史料人情化和心灵化，既完成了与时代共振的任务，也没有丧失文学本身独立的审美品格，体现了抗日文学的较高水准，可以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本。
第五章，政治依附：晚期苏雪林的政治化写作。苏雪林后半生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台湾，本章把这一阶段的写作定位为政治性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呼应台湾当局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发表大量文章提倡恢复旧伦理，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根据；二是继续高举“反鲁”、“反共”大旗，响应“战斗文艺”，甘愿充当政府的文艺“纠察队”员，以帮助当局“清扫”文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业方向的限制，时间、精力有限等原因，论者把研究的范围框定在苏雪林的现代文学写作和新文学研究，至于她的古代文学研究、古体诗创作等只能暂时排除在本书研究的视野之外。
[1]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补遗》，苏雪林文化基金会2010年版，第27页。
[2] 同上书，第32页。
[3] 本著中的苏雪林生平介绍，参见《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苏雪林年表》（载《掷钵庵消夏记——苏雪林散文选集》附录1，陈昌明主编，INK印刻文学2010年版）、《苏雪林：荆棘花冠》（方维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苏雪林年表》（石楠著，载《安徽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第25卷第5期），一并致谢。
[4] 方英（即阿英）：《绿漪论》，载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148页。
[5]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正编 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0页。
[6] 周作人：《知堂书信》，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7] 郝誉翔：《在秋日的纽约见到夏志清先生》，载《联合文学》2002年第6期。
[8] 李劼：《百年风雨》，台湾允晨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
[9]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10] 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载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印行1933年版，第13—14页。
[11] 方英（即阿英）：《绿漪论》，载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148页。
[12] 草野：《现代中国女作家》，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版。
[1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书中关于沈从文的评价，如“他最早是写军队生活（如《入伍后》）的，但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事，并未深刻地写出士兵生活的本质”、“他有意藉着湘西、黔边等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的力量”、“有人说他是‘文体作家’，就是说他的作品只有文字是优美的；其实他也有要表现的思想，那就是对‘城市人’的嘲笑和对原始力量的歌颂”、“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虚构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乏之病是难免的”等，都可以在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一文中找到出处。
[14] 袁良骏：《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载《鲁迅研究动态》1983年第5期；余凤高：《苏雪林攻击鲁迅的另一则材料》，载《鲁迅研究月刊》1983年第7期。
[15]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6] 沈晖：《论皖籍台湾女作家苏雪林》，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17] 张遇：《“春雷女士”笔名考辨》，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王翠艳：《五四女作家苏雪林笔名考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张遇一文中梳理出苏雪林于20年代后期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对重新定位苏雪林此一阶段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该文列出的文章是25篇，实际上苏雪林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有33篇之多。
[18] 杨剑龙：《基督教文化的皈依 儒家文化的回归——评台湾作家苏雪林的小说〈棘心〉》，载《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孟丹青：《从〈棘心〉看苏雪林的道德立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朱双一：《苏雪林小说的保守主义倾向——〈棘心〉、〈天马集〉论》，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9] 吴雅文：《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以〈棘心〉及〈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做主题分析》，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苏琼：《悖论·逃离·回归——苏雪林20年代作品论》，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户松芳：《苏雪林：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坚守》，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0] 方维保：《国家情怀：现代知识分子成年镜像——论苏雪林的战时创作》，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倪湛舸：《新文学、国族建构与性别差异——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研究》，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21] 周海波：《论三十年代不同范式的作家论》，载《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22] 杨健民：《胡风、许杰、苏雪林和穆木天的作家论》，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23] 参见吕若涵《论苏雪林的散文批评》，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吕文对这一事件有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