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全球经济结构变局下贸易、投资增长新变化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从总体发展态势上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当前世界经济大幅下行，各国经济增长乏力。如表1－1所示，世界GDP的平均水平由2010年的3.8％下降至2012年的2.1％；发达国家GDP的平均水平则由2.7％下降至1.2％；新兴工业经济体GDP的平均水平则由8.2％下降至1.8％；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GDP的平均水平则由7.3％下降至4.7％；整个世界经济步入低迷。从结构上看，危机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一直在30％左右。但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0％，在2011年和2012年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的总增长中占了将近2/3。这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工业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世界经济在增长模式、政策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变局，世界主要经济体外需萎缩，贸易、投资的增长出现了显著新变化：

一是全球贸易呈现出大幅下行和低速增长态势。如表1－1所示，2012年全球贸易出口增速下滑到2.1％，低于2011年的5.2％，也低于20年以来5.3％的平均增速；进口增速也从2010年的13.6％下滑到2012年的1.9％。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量增长1％，进口量下降0.1％；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增长3.3％，进口量增长4.6％。受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影响，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8.3万亿美元，增长率仅0.2％，低于贸易量增速。2013年，全球贸易弱势复苏局面难有大的改善。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将持续制约其进口能力；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困难增多，将对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健康发展的威胁上升。WTO预计，2013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3.3％，低于过去20年5.3％的平均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和进口均增长1.4％，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增长5.3％，进口量增长5.9％。

二是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活跃度下降，复苏势头受挫。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和OECD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FDI金额下降18.3％，约为1.3万亿美元，再次跌至2009年低谷时水平。2013年，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信心略有增强，但在连续两个季度实现增长后，全球投资活动活跃度在2013年第二季度同比下降了近1/3，当季FDI总额降至2900亿美元。其中，OECD成员国对外投资较2012年同期下降了20％至1550亿美元，针对这些成员国的外国投资规模则下降了26％，至1370亿美元；而在非OECD成员国的G20国集团成员国中，外国投资下降了92％，从2012年的820亿美元减少到仅仅65亿美元。

三是从未来较长时间上看，全球贸易增长面临严重挑战，对外投资却面临新的机遇。自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洲、美国及日本三大主要市场经济状况都欠佳，尤其是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对全球出口造成较大影响。此外，在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抢占市场、提高产业竞争力，频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制约了全球贸易的增长。2008年10月至2012年5月期间，非关税措施占到贸易保护措施的45.1％。[1]以中国为例，2012年，21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77起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6％和369％。2013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第一季度共有12个国家对中国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了22.2％。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对世界贸易产生抑制作用，也导致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频发。

相反，对外投资面临新的机遇。其一，国际经贸格局和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但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围绕着亚太国家之间以及亚太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区域经贸合作成为热点。美国高调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并在这两个谈判中推出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全球投资规则面临重大改革，参与缔约国家大幅增加，投资协定涵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包括高水平的投资保护，还包括更加自由的投资准入，以及环境、劳工、透明度、业绩要求、税收、金融服务等条款。这些新规则的引入和推广必将进一步促进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其二，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外资的限制放松，很多国家新出台了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各国还普遍加大了刺激经济发展的力度，纷纷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据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未来5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中欧等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从2012年的1.5万亿美元增加到3万亿美元；未来10年，仅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将达到8万亿美元的规模；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达到55万亿美元。其三，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大国，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8％，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增长17.6％，2013年1—8月同比继续增长18.5％。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总量超出外资引入，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净投资国，其海外投资规模将居世界第一位。

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加快推进对外投资步伐

一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加快对外投资的内在关系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快速增长，但随着外贸、外资的高速发展，我国贸易全球化阶段基本完成，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内部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单一，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环境破坏，高度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外需急剧萎缩，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具体地说，从经济增长结构看，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的大幅下降，是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在外需收缩冲击下，钢铁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建产能逆势扩张势头强劲，新兴行业盲目扩张明显。从企业组织结构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占比过低、势力不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境。这些结果表明，我国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由加工型转向创新型的新模式；但另一方面，“内部需求提升乏力，产能严重过剩”的现实挑战又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路径中，仍然需要一个消化渠道——国外大市场。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实施“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尚需要一个过渡期。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国内市场的繁荣来带动，这不仅是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现实的策略考虑，而且也是捍卫中国大国地位，保持中国经济持久、自主、健康发展，避免陷入依附性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但是，当前我国采取“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其一，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指标上看，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明显不足，教育投入和科研投资整体不足，影响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年以上，而且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7.2％左右，明显低于2000年12.6％的世界平均水平。城镇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仅为32.9％，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其中的4％。而在教育投入上，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仅为3.2％左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的平均水平；在科学研究的经费上，发达国家占GDP的比例已达2％—3％，而中国则处在1.2％上下，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持短期即可获利的应用性研究项目，造成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其二，从微观基础上看，企业准备不足。尽管我国多数企业已经初具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治理机制，但企业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即使是中国先进企业代表，如中国石化、国家电力、中国工商银行等垄断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均在国际行业首位企业水平的4％以下；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的国际差距很大，而且还含有垄断成分。如果从占我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来看，劳动生产率水平更低。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企业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自生能力较差，一旦将经营重心放在国内市场，难以支撑起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微观要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由于当前经济转型的步骤较快，近几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大批中小企业生存步履维艰，相当数量的企业已经陷入非正常的歇业、停产甚至倒逼现象中。其三，从对外经济条件上看，尽管中国在货物贸易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转型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但在技术和服务贸易方面，目前仍然还是处于持续逆差局面，表明我国服务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难以支持内需主导战略（洪联英、刘解龙，2009）。

因此，对许多有条件的国内企业来说，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选择。在贸易全球化已经完成的现实背景下，生产全球化或说对外投资不仅仅是企业行为，更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或说加快推进对外投资步伐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一环和现实战略选择。

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如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如何促进我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装配、对外承包工程、境外资源开发、海外并购等业务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和措施，鼓励企业通过海外投资获取石油、金属矿产等重要战略资源。特别是，2003年商务部出台《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国务院做出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体系法规、政策及配套措施；2006年商务部筹资200亿元、分两批共批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进一步把目前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各类企业对外投资齐头并进，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各类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走出去”各项业务的持续快速发展。

根据商务部统计，从2002年到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7亿美元增加到901.7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32.4倍。特别是海外并购，2013年成为亚洲新霸主，其规模由2002年的10.47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700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65.86倍。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领域从初期的餐饮、原材料、资源、能源类投资到产业链整合、品牌收购和技术引进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方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由早期的建点开办“窗口”，绿地投资、劳务合作、国际工程承包，发展到企业抱团“走出去”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较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境外研发中心、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和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由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10多年中，必定会如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哈沙·辛格所说，“下一个重大转变会是中国的海外投资”，“中国的直接海外投资在不断增加中，可以改变全球的结构”（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2012）。

第三节　中国对外投资“增而不强”的典型事实

如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迅猛，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中国的对外净投资超过17000亿美元。尤其自2004年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体系法规、政策及配套措施，从而在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规范监督管理、放宽对外投资外汇管制、国家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对外投资保护、对外投资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等方面都得到大幅改进，使中国对外投资方式和数量获得了快速增长。然而，与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相比，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端行业，多数是传统的承建商，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主营业务不突出，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近年来投资收入总体为负，2012年的投资收入为－580亿美元。美国在2012年的对外净投资为－4200亿美元左右，而其投资收入却为200亿美元。德国2012年的对外净投资是14000亿美元，正在逐步赶上中国的投资量，其投资收入保持在6％—8％之间。换言之，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增而不强”，体现在：

其一是OFDI规模数量激增，但微观层面问题凸显，企业盲目投资和自相竞争，境外资产流失严重。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和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对外投资微观层面问题凸显：其一是偏离主业，企业盲目投资。在海外投资和经营过程中，一些中央企业投资追求短期利益，严重偏离企业熟悉领域和主业经营范围，投资过度向上下游延伸，盲目多元化，贸然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非主业领域，非主业投资比重过大，盲目多元化倾向严重。境外投资经营不够规范，一些企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投资风险加大。其二是海外并购互挖墙脚，恶性价格竞争。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情的高涨，在部分海外收购项目中，多家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进行恶性价格竞争，出现自相竞争互相内讧的情况。据国资委资料，“中央企业间境外投资的恶性竞争近年来屡屡发生。已经有好几个项目，本来我们的企业可以花5000万—6000万美元收购的项目，由于央企之间的相互抬价、恶性竞争，结果花了1亿多美元”。对于中央企业互挖墙脚的问题，国资委已经多次提出警告，并酝酿直接出台相关文件。其三是海外经营巨亏，风险管控能力令人担忧。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亏损事件频繁发生，如央企中铝公司增资力拓面临巨亏，中国航油大单原油期货合约巨亏，2010年10月25日，中国铁建发布公告称，公司承建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预计亏损达41.53亿元。许多企业在项目签约时只有概念设计，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工程数量大幅度增加；业主大量指令性变更导致项目工作量和成本投入大幅增加，计划工期出现阶段性延误等，这说明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令人担忧。其四是国有企业监管缺位，境外资产流失严重。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现象：央企是国资委的代理人，央企内部还有多级代理人，即国有企业监管缺位，治理结构存在天然缺陷。目前在海外投资中，除了中国五矿、华润集团等少数中央企业外，大多数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都存在隐忧。[2]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及境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国情差异，中央企业到境外投资采取的方式较多，有的还采取委托个人进行投资。因此，境外企业存在产权关系复杂、变通操作多、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境外资产流失已成为重要问题。

二是海外并购空前盛行，但缺乏整合手段，失败案例屡创新高。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萧条背景下，中国企业频频出手海外投资。据国际数据提供商Dealogic统计，2009年中国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460亿美元，不少业内人士甚至称2009年是“中国海外并购元年”（李桂芳，2011）。而清科数据库2013年1月的数据表明，自2006年开始并购增长趋势明显，特别是2011年的并购总额较2010年增长了14903.83百万美元，达到28098.92百万美元，并购案例数量也增加一倍，由55次上升到110次。2012年较2011年稍有增长，并购总额达到29825.21百万美元，两年合计发生了222次并购事件（如图1－1所示）。

然而，有关数据表明，在企业加快“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至少有2/3的并购案例是不成功。[3]国际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和2010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指已宣布的跨境交易被撤回、拒绝或听任其过期失效的比率）为全球最高，分别达到12％和11％。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特别是海外并购后集团内部既未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的新型企业关系，又没有控制手段，并购方和被并购方无法克服文化、法律等方面的障碍，无法形成合力，整合风险和失败案例日益增多。如中国平安并购荷兰—比利时富通集团，8个月净亏157亿元；TCL并购汤姆逊，3年净亏40亿元；中投集团投资美国黑石集团，20亿美元不到一年，缩水70％以上。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仅2008年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同时，中国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还很低，人才、资金等资源匮乏，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却进行盲目抄底，使企业陷入并购的泥潭不能自拔。

三是境外经贸合作区为OFDI创造了新的平台，但如何协调区内中小企业跨国经营，推进园区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商务部筹资200亿元、分两批共批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我国实施新“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短短7年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较快发展，为政府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国际资源和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一种全新方式和重要平台。然而，当前微观企业自身层面上出现的诸多问题，使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具体地说，按照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经营为原则”的建设模式，政府只能起到导向、服务和政策支持功能，合作区建设主要还是靠企业自身来进行。然而，在政府主导下，合作区的建设方式是一次性投入，再逐步招商，牵头企业可以取得政府补贴和贷款，具有过度开发和建设的激励。而区内招商定位大都是国内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竞争力薄弱，在业务功能上能否形成支持和配合关系，以及能否从对外投资合作中获益，并确保牵头企业和合作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尚值得怀疑。牵头企业与众多中小企业之间没有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的新型企业关系，如何协调区内中小企业跨国经营、控制境外加工生产良性运行，仍待探究。

以泰国罗勇工业区为例。泰国罗勇工业区是由中国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在泰国合作开发的第一批合作区，位于东南亚，其综合条件是目前19个合作区中最好的。经过两年多的开发和招商，原来签订入园合同的23家企业，截至2009年年底，已有20家企业正式入驻园区；其中，来自浙江，即罗勇工业区境内主体所处省份的企业只有皮尔轴承、浙江盾安、台州巨泰等6家，投资产业从汽车配件到文具蜡烛甚至海鲜产品等各行业。这些入园企业来源地不一，企业性质不一，投资产业类型不一，企业之间没有权属关系，牵头企业与众多中小企业之间又没有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的新型企业关系，隐藏的企业组织问题已经很明显。牵头企业华立集团至少面临以下问题：一方面，招商入园的这些企业大都是国内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整体上生产率水平偏低，国际竞争力薄弱，在业务功能上能否形成支持和配合关系，以及能否从对外投资合作中获益并确保牵头企业和合作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均面临严重挑战。另一方面，牵头企业华立集团如何组织协调这些企业，以及是否能够继续担当起抱团企业的有效调控者解决区内企业集群的竞合行为、协调区内跨国经营业务功能、控制境外加工生产良性运行等方面，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洪联英、张云，2011）。

四是境外资源开发不断建立新的战略合作联盟，但缺乏有力机制约束当地伙伴，多元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缺乏保障。寻求境外能源资源开发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取向。近年来，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活动非常活跃，三大石油公司频繁出现在国际石油市场并购项目的大名单中，参与并购的资金数量逐年放大。2010年，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大规模的并购金额超过300亿美元，占同期全球上游并购的20％。2011年，中石油海外油气权益产量达到5170万吨，海外业务营业额已占公司总营业额近三成。2012年中国海外油气权益产量达到9200万吨，同比增长3％。除了传统的石油行业外，有色金属行业也成为资源领域并购规模较大的行业，如江西铜业、中钢集团、宝钢集团等公司在2006年、2007年的海外并购规模都超过了60亿美元。2011年采矿业境外投资将近150亿美元，占资源类投资总额的80％之多。

然而，境外能源资源开发不断建立新的战略合作联盟，却缺乏有力机制来激励约束当地企业提供多元稳定可靠的能源资源供应保障。2003—2012年8月期间，我国境外规模以上能源资源类投资频数共79起，其中绿地投资0起，股权并购56起，战略联盟33起，有10起属于混合方式（即有股权并购与战略联盟两种组合）。这些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分布在经营制度环境不健全和政局相对欠稳定的非洲、南美、东欧等地区，这些合作区的健康运行和长远发展需要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当地合作伙伴的积极参与与合作，而这些都需要靠投资企业自身的能力及其组织机制控制来保障。在有效协调当地供应商或代理商方面，投资企业至少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如何选择合意的当地合作企业、激发其专用性投资水平；二是如何解决当地合作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三是如何激励并约束当地企业提供多元稳定可靠的能源资源供应保障（洪联英、陈思，2013）。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究竟该如何“走出去”才能破解“增而不强”的困境？这不仅是一个事关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否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推创新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一个严峻而值得深思的重大现实课题。

第四节　一个新的视角：微观生产组织控制

企业对外投资控制方式问题一直是西方国际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如Hymer（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Buckley和Casson（1976）等的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的折中生产理论、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都对企业服务外国市场的方式和跨国公司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认为只有具备OLI三种优势，企业才能采取OFDI方式。但是，这些理论和研究都是从成本、技术或者分工层面进行的，而且都是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或说这些研究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强调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的强大效率功能，忽视了组织制度安排的作用。实际上，正如这些理论前提假设，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跨国公司始终扮演中心角色和占据主导地位（Hymer，1960；Helpman，2006）。在母公司控制下，跨国公司既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等企业内组织形式，也可借助于品牌、协议、分包、许可证等企业间契约制组织形式，不仅将各种中间产品频繁地流转于各子公司、分公司的企业内部贸易中，也日益超越企业边界发生在各种企业间外包活动中（洪联英，2008）。换言之，跨国公司的企业权力行为及其组织控制机制在推进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1世纪以来，贸易和FDI流入性质的显著变化对现有主流贸易理论提出的挑战，Grossman和Helpman等经济学家们，将新制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贸易、FDI新理论——全球生产组织理论，来解决控制企业的组织结构选择问题。他们通过关注个体企业的特征，回答了以下问题：企业在服务于外国市场时，是通过选择出口还是FDI？在组织生产时，是选择外包还是一体化？在哪些情况下，他们选择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外包、国外一体化而不是国内一体化（Helpman，2006）？从而解释发达国家外包对于其国内福利分配及其贸易模式的影响。目前，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洪联英，2012）：一是运用产权与激励方法分析一体化与外包方式权衡选择问题（Antrs，2003、2005；Feentra＆Hanson，2005；Antrs＆Helpman，2004）；二是运用交易成本方法分析市场厚度对一体化与外包组织形式的影响（Mclaren，2000；Grossman＆Helpman，2002、2005）；三是运用不完全契约方法分析生产率的异质性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Melitz，2003；Helpman，Melitz＆Yeaple，2004；Grossman，Helpman＆Szeidl，2006）；四是运用控制权授权理论分析一体化与外包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Marin＆Verdier，2002、2005）。特别是近年来，Helpman等（2008）；Antras和Helpman （2008）；Antràs和Hansberg（2009）等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代表着西方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中的一个最新研究焦点（Feenstra，2003），为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企业组织行为提供许多洞见，一定程度上揭示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间外包、企业内部的OFDI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必要的微观企业条件，这对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些研究还主要是围绕对国际外包现象的发生及其组织形式选择的解释上，很少涉及像我国这种无优势企业的OFDI行为，特别是政府推动下的OFDI集群式和投资园区建设的组织控制及其组织形式选择的问题。因此，本书将从微观生产组织控制新视角，探讨无优势企业创新对外投资行为和制度安排问题，为加快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步发展提供新理路。

本书提出微观生产组织控制的概念，实质上是对Grossman－Helpman理论体系中关于“国内还是国外、外包还是一体化”的组织结构选择逻辑的合理延伸与拓展，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指的是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时，是选择以绿地投资的组织方式还是选择外部扩张的组织方式，抑或是战略合作的组织方式进行；二是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时的生产制度安排，指的是跨国公司投资后进行生产经营时，是采用等级制方式还是契约制方式、抑或是混合制方式进行控制或协调内部治理和整合管理。

在实践中，跨国公司的微观生产组织控制制度安排主要在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网络展开，跨国公司是其载体，企业组织的制度安排是其重要特征。换言之，跨国公司进行境外投资时，投资前需要选择合意的市场进入模式和投资方式，投资后需要选择科学的生产组织治理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和协调境外投资及其生产经营活动。一般地，按照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组织方式，投资企业通常可选择三种形式：绿地投资方式、外部扩张方式或战略合作方式；按照投资后的治理制度安排，投资企业通常也可分为三种形式：等级制、契约制或混合制。综合这两种分类，对于绿地FDI、海外并购、境外经贸合作区、战略联盟、战略外包等一般形式，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生产组织安排如下：绿地FDI模式是典型的等级制和绿地投资方式的组合安排；海外并购模式是等级制和外部扩张方式的组合安排；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分两种组合：一种是等级制和外部扩张方式的组合安排，另一种是混合制和绿地投资方式的组合安排；战略联盟模式也分两种组合：一种是契约制和外部扩张方式的组合安排，另一种是混合制和战略合作方式的组合安排；战略外包模式是契约制和战略合作方式的组合安排。其分类如表1－2所示。

为此，本书将站在学术前沿，结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而不强”的现实问题，从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出发，试图提供一个国际生产体系下的企业权力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组织控制的微观传导机理，厘清当前对外投资方式创新中存在的企业问题与障碍，从而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战略政策，构建起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其组织机制，促成企业与政府合力，有效破解上述困境问题，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新开放型经济、推进我国对外投资稳步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第五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第二章对相关文献作了简要的综述，旨在掌握现有文献的发展现状及其局限，为我们构建新的理论及其分析框架提供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第三—十章将针对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增而不强”陷阱与企业能力约束困境，全书沿着依托国际生产组织能够促成政府与企业合力，有效破解难题，推进对外投资内涵式发展的理路进行。主要内容从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困境问题分析

本部分是第三章的全部内容，作为全书的开篇章，将从总体上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创新方式等进行考察，并对存在的企业组织控制问题及所面临的微观困境问题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为后几章研究对外投资微观企业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书首先从总体上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投资规模、主要特点、区位分布、企业主体特征、创新方式、行业商会作用、政策推动等进行现状考察，经验描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其次，根据我国的全球投资区位分布框架，从典型性和代表性出发，选择东盟、欧盟、非洲、澳大利亚、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六大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发展情况进行现状分析。再次，通过数据与事实，分析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组织控制方式和存在的微观企业问题，指出我国企业“走出去”能力偏低、政企又未形成合力，难以破解困境问题，进一步揭示中国对外投资发展陷入“增而不强”困境的关键因素，以及当前对外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最后，依据主要创新方式呈现产业集聚和对外直接投资特点，提出要从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组织机制构建和利用，来破解困境问题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第二部分：国际生产组织安排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本部分是第四章的全部内容，将从国际生产网络下企业的本质及其权力来源，提出一个国际生产体系下的企业权力理论，并与OFDI的组织控制方式联结起来，从整体上构建全书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几章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本书首先从关键概念“国际生产组织”、“国际生产体系及其网络”等内涵出发，厘清了国际生产体系下的企业本质、企业的权力内涵及其权力关系，指出企业权力是指一个企业或企业集团凭借和利用组织内特定的资源和能力而形成的对其他主体的一种控制能力（力量）和特殊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依据企业权力的来源，从无形资产、组织资源、物质资产三个角度看，将企业权力的具体形式依次称之为价值链分解权、财产所有权、网络进入权，而将企业权力的机制依次归类为：能力控制、所有权或股权控制、组织机制控制，三个理论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国际生产与投资中的企业权力体系。进一步，本书通过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组织控制方式的界定，构建对外投资与国际生产组织控制分析框架，将作用机制划分为三种：（1）投资前导向企业理性选择对外投资方式机制；（2）投资后激励约束网络中企业群的整合（竞合）机制；（3）经营中确保东道国伙伴努力合作的保障机制，为后面几章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典型对外投资创新方式的组织控制问题经验分析

本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主要运用计量模型和案例分析，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典型创新方式进行经验研究，从数量关系和经验规律找出联结的关键点、薄弱环节及障碍。这既是对全书内容的深化和发展，也是为前面的理论假设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持。

海外并购、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境外能源资源开发是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典型创新方式和主要投资模式，为此，本书选择以这三种模式为例展开经验研究：（1）海外并购发展模型与实证。通过计量模型和案例嵌套分析，实证检验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机制，厘清企业组织形式选择与海外并购成功率、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区位特征等因素关系；分析海外并购后整合及当地伙伴合作机制的现状、问题及障碍。（2）境外资源开发投资模型与案例。多案例分析企业组织方式选择和投资合作机制问题，从组织层面找出影响当地合作伙伴专用性投资和资源供应保障的关键因素。（3）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模型与实证。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态势及组织机制现状；案例嵌套分析园区企业集群竞合机制及当地伙伴合作机制问题及障碍。

第四部分：依托国际生产组织推进对外投资战略与政策研究

本部分包括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和结语四大部分，是全书的落脚点。主要回答导论部分提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是‘增而不强’”这一主旨问题，分析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面临的政策支持体系问题，提出要依托国际生产组织推进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体系方案，并为构建中国国际生产组织理论体系及其组织机制提供一些思考。

为呼应前几章的理论假设和经验结果，本书首先对导论部分提出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是‘增而不强’”困境问题，对中国境外投资政策支持体系进行现状考察，分析中国在欧美、非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区投资面临的政策支持体系问题；然后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的国际经验比较，最后构建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对策和政策体系方案：（1）围绕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组织机制构建和利用，从政府、行业商会和企业三大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提出多层次的对外投资发展战略。（2）政府政策与促进体系方案。为顺利推进上述发展战略，全书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对政府定位、政府功能、政府政策体系，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时，从体制机制、涉外法律、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与保障建设、国际化人才支持、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境外投资管理体系等方面构建促进体系方案。

第六节　本书的逻辑框架与关键问题

针对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增而不强”陷阱与企业能力约束困境，本书沿着依托国际生产组织能够促成政府与企业合力，有效破解难题，推进对外投资内涵式发展的理路进行。主要分三个层次：一是厘清国际生产组织安排推进对外投资发展的作用机理；二是从数量关系和经验规律找出影响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关键因素、薄弱环节及组织障碍；三是构建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对策和政策体系方案。本书逻辑框架如图1－2所示。

本书的关键问题如下：（1）基于全球生产组织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OFDI理论等，厘清依托国际生产组织推进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作用机理，是本书研究的重点。（2）我国较具规模的海外并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时间较短，可用数据资料较少，是本研究的难点。本书采用案例研究为主、计量为辅的方法设计，同时综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中投并购数据库、BVD全球并购数据库等进行匹配和整理，构建相应的海外并购微观数据。（3）制度设计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组织机制，是本研究的落脚点，也是重点。需要综合宏观微观、国内国外、产业组织、制度法规等多因素，且要考虑动态性，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关键假定：国际生产网络下贸易、FDI市场不是一个纯市场机制作用市场。换言之，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还需要市场力量以外的企业权力机制来协调。这一假定是符合现实的，因为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跨国公司始终扮演中心角色和占据主导地位，是促进或影响对外投资发展的“有形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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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宇燕、徐秀军《2012—2013年世界经济：回顾与展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2月19日。

[2]李桂芳：《央企“走出去”：境外资产流失成大敌》，《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0月24日。

[3]据麦肯锡的研究，在过去20年，全球大型的企业并购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五成，而中国则有六成七的海外并购不成功。国内诸多学者发现，中国近70％的海外投资是失败的（袁晓澜、徐芸茜：《中国近70％的海外投资是失败的》，《华夏时报》2009年12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