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旁观者和局中人眼中的政治发展研究

一　政治发展研究的由来

如果政治发展是在政治变化（political change）的意义上来说的，那么政治学从一开始就研究了这一类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按照今天的视角），研究了政体变化、革命、政变等问题。此后还有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家也研究过类似的问题。

但是，传统政治学所研究的这些问题，跟今天所说的政治发展还是有距离的。从起源意义上说，政治发展问题其实是更为广阔的发展问题的一部分。而发展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广受世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是跟人类观念的一次巨大变革密不可分的。直言之，发展之成为一个革命性的观念，这完全是西方近代以来观念变革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的。

什么是发展的观念？对此，恩格斯1888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从哲学上作出了说明。他指出，如果说和“形而上学”这种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即“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相对应，19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那么自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就变成了“整理材料的科学，特别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而发生这种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维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特别是自黑格尔以来，形成了关于“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的伟大思想，即辩证法。据此来看，发展意味着事物必然会发生的且指向前进方向的变动。

不过从哲学上说，世界，特别是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不是变动不居的，而且如果是变动不居的，那么是不是呈现上升或者前进的趋势，关于这些问题，从前都是有争论的。在古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就认为变动是不可能的。[2]当然，更多人承认世界是变动的，只不过不见得都认为是作上升的或前进的变动。实际上在西方和东方世界，都曾流行过堕落论或循环论的世界观。古希腊神话中就说，人类世界是逐渐堕落退化的，从最初的黄金时代逐次退化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3]这种堕落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到了鼓吹进步的启蒙运动时期，还有人坚持这种堕落论观点，其中卢梭就是一个典型。[4]在中国，堕落论观点也是有的。孔子就曾哀叹，如果说三代以前尚能做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从而出现大同社会的话，那么三代以来，“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只是因为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采取礼治，所以才能形成小康社会。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在周幽王、周厉王之后，周礼就被败坏了。到了孔子自己生活的时代，周礼更是到了衰败的地步。[5]至于说循环论的观点，这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在希腊化时代，波利比乌斯就继承了柏拉图等人的政体循环演变观点。[6]到了20世纪初，德国人斯宾格勒把每一种文化都看成是类似于有机体的东西，会经历从出生、成长、成熟、衰老到死亡的生死循环过程。[7]在中国，包括阴阳五行说在内，许多人都坚持循环论的世界观。汉代董仲舒就曾提出“三统”、“三正”说，认为历史不过是三统的循环往复。[8]此外，堕落论和循环论还体现在西方和东方的宗教上，比如基督教明显是堕落论的观点，而佛教则明显带有循环论的色彩。

如果仔细体味，我们应当可以发现，堕落论或循环论的世界观，表达出人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自卑感。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人对自己的定位，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体，而是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或者神灵的奴仆。所以，堕落论和循环论都可以说是命定论，如果说人在此过程中能有什么作为的话，那也是注定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表达了人是世界的主人的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情绪的发展观念，又怎么可能会产生呢？而在发展观念还没有产生的情况下，人们又怎么可能把发展当成是一个重大问题来加以关注呢？

追根溯源，发展观念的产生是自中世纪末期以后，西方人的观念发生重大变革的产物。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可以说西方人从观念上解放了自己，开始树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人的欲望开始成为合理的存在，而这正是刺激和加速科技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西方人大力发展科技，并不简单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所以，西方人的科学很快就转变成了技术，这些技术又很快地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一方面引爆了科技革命，另一方面又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所有这一切，均为启蒙运动所吸纳和概括，从而导致西方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是理性和进步观念的产生。理性意味着人开始变得无比自信，充满了力量感。从此以后，西方人开始相信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不但可以改造自然，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社会，使之变得更好。因此，他们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可以进步的，而且由于人具有强大的理性能力，这种进步也是必然的。这种观念，到了19世纪甚至发展为社会进化论。很明显，这些新观念完全颠覆了从前的那种堕落论、循环论或者说命定论的社会历史观，使得人们认为主动追求某种发展是完全可能的。[9]

在这种发展观念的支配下，西方人最先开始了发展研究。一般认为，发展研究开始于“二战”后，实际上早在19世纪，西方一些社会主义者就根据西方社会变迁的状况，开始了社会发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到19世纪末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学科也开发出来了，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也就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题。从这一时期直到“二战”结束，社会学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秉承社会进步的观念，把人类社会的演变看成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因此，在这个阶段上，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是社会发展的代名词。[10]当然，当时所有这些研究主要是理论性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解。而这些社会学上的研究，对后来的政治发展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研究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三大流派[11]，可以说全都受到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影响。

发展观念产生于西方世界，但并不只是在西方人中间流传。实际上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发展观念也散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二战”后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精英们所吸收，成为他们指导国家事务的精神宗旨。对于这些新兴国家的精英们来说，如果说发展意味着社会历史的进步，那么这就为他们把发展当成一种积极努力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合法性，表示追求发展或者说进步是可能的。而新兴国家的精英们之所以要把发展当成是一种积极追求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的结果，而很难说是什么追求进步的理想主义的产物。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最先兴起于西方，并且由此向全球扩散。正是在此过程中，先发展与后发展之间的差距逐渐显露出来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差距更加明显，这就引起了新兴国家精英们极大的焦虑。他们看到，发展不仅事关国家的生存（所谓“球籍”的问题），也事关政权的生存（所谓“合法性”问题）。所以，对于这些新兴国家的精英们来说，如何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发展经济（又特别是实现工业化），向西方先进发达世界靠拢，以之为模板，缩小与西方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是他们所关心的发展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大量涌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也不得不考虑如何与这一大批新兴的但却落后的国家打交道的问题，如何改善这种外部环境的问题，以及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如何制定国际战略的问题。可以说，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关心的发展问题。[12]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种发展主义研究的潮流出现了。从西方国家来看，最先出现的是一些关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因为这是和当时西方世界对新兴国家的经济援助计划密切相关的。而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关于发展的研究，大多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和争论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发展研究仅仅是发生在西方世界的事情。但这种认识是学理化的，狭隘的，甚至可以说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直接体现。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发展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曾经普遍地出现过各种社会主义纲领，这是这些国家的精英们曾经作出的发展战略选择，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他们对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甚至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或领导人集团还有专门的著作或文章对此进行阐述，比如阿拉伯复兴党[13]、利比亚的卡扎菲[14]、20世纪60—70年代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袖布托[15]、20世纪60年代坦桑尼亚的尼雷尔[16]、20世纪60年代加纳的恩克鲁玛[17]、20世纪60年代马里的凯塔[18]、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阿连德[19]，等等。此外，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者政治精英对此也有所研究。

也正是在这股发展主义潮流中，政治发展研究也出现了。一般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有意识的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研究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广为人们所知。其中，阿尔蒙德等人在1960年编辑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可以说就是一个标志。但这种看法还是学理化的，视野仍然比较狭窄。其实，作为一般发展研究的一部分，政治发展研究并不只是西方人的事情，在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存在政治发展研究，只不过如下文所揭示的那样，两者存在显著的区别。

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政治发展研究是紧随着经济发展研究而产生的。一方面，西方人逐渐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引起一定的政治后果（但不见得是经济学家们的假设中所期待的那种结果）。[20]所以，由经济发展研究过渡到政治发展研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确受到很大的限制，往往受到现实政治力量的指导和约束，但这不等于说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政治发展是国家总体发展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存在关于中国民主化道路的研究和论争，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曾一度兴起新权威主义的研究热潮。[21]除了这些民间的或者半官方的研究，政界领袖或者上层官员对此也有诸多思考和探索。这些都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

二　政治发展研究的两种范式

可能无须敏锐的眼力我们就能发现，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研究其实是分化的，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范式。而且可以说，这种分化也是一般发展研究中所存在的现象，只不过在政治发展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如果可以的话，笔者愿意把政治发展研究的这两种范式，分别称作旁观者（bystanders）范式和局中人（participators）范式。我们将看到（如图表1所示），这两种研究范式在研究立场（角色）、主体、对象、目的、视角和方式等诸多方面皆有不同。

如果我们把一国的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博弈局（game）的话，那么对这个局进行研究，就出现了旁观者和局中人两种范式。也就是说，旁观者和局中人是根据研究者对其所研究的政治发展的立场或者角色关系来定义的。如果研究者本身并不参与一国政治发展的博弈（不在局中），那么他就是旁观者，反之（身在局中）则是局中人。具体来说，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研究显示，西方人就是长期以旁观者立场进行政治发展研究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则多采取局中人的研究立场。

但是很显然，一个人究竟是采取旁观者的或者局中人的研究立场，会因他的社会身份、地位或者观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受西方关于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说法的束缚，那么从历史上看，西方人也不是从来就采取旁观者立场的，相反，他们也曾以局中人的角色研究过本国的政治发展。可以说，19世纪的西方社会主义者、自由宪政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等，莫不如此。恐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自19世纪以来，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其实发生过很大的改良，包括民主制度、行政制度、宪法维护制度、国家结构制度等等的发展。

同样，经常以局中人角色研究本国政治发展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不是没有采取过旁观者的研究角色。他们也研究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当然，由于立场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研究目的（直接目的）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了，一般就是吸取他国之经验教训作为借鉴。不过这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以旁观者角色研究他国政治发展问题的时候，其最终目的还是指向本国的政治发展，因此，还是没有摆脱作为研究本国政治发展问题的局中人的潜在角色。

所以总的来看，尽管西方人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有改变研究角色的时候，但是这些情况要么已成为过去，要么没有动摇根本角色，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研究的基本格局，就是西方人长期以旁观者立场来进行政治发展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则多采取局中人的研究立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旁观者范式和局中人范式的原型。这两种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目的、视角和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迥然各异的特点。

就研究对象来看，一般说来，旁观者研究的是他国的政治发展，而局中人则研究本国的政治发展。也就是说，西方人作为旁观者，主要研究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作为局中人，则主要是以本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

当然，西方人也有以旁观者的角色研究本国政治发展的情况，只不过研究的是本国的政治发展历史，而不是作当下研究。一方面，西方人长期具有一种优越意识，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所以对于本国的政治，不大容易产生一种发展的意识；另一方面，经过“二战”，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的确趋于成熟，此后所发生的变化比较小，这就导致大多数西方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已经不存在政治发展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西方人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多是以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如果研究本国政治发展，那也主要是在谈历史，而比较缺乏当下研究。体现在大学教学上，就是把本国政治和他国政治放在不同的科目（本国政府与政治和比较政治）下来进行，其中本国政治发展基本上被看成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则存在当下发展的问题。就此而言，西方人作为旁观者，主要还是以他国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的。

反过来，发展中国家本身确实面临着艰巨的政治发展重任，所以这些国家的人们研究政治发展，自然地就是以本国为对象，也自然地就是局中人的角色。至于说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以局中人角色研究他国政治发展，目前似乎还不存在这种情况。

再就研究目的来看，旁观者和局中人研究政治发展，其目的是明显不同的，不可笼统论之。有人认为，政治发展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政治发展的规律性内容，以此作为各个政治系统进一步发展的指导和参考，减少政治发展的盲目性和无序性。[22]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并没有看到旁观者和局中人的区别。

实际上，作为旁观者的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主要有两个目的。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西方人作为旁观者开展政治发展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预测他国政治发展的走势或后果，以便为采取相应的预防、介入或者控制措施提供建议。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发展研究所要解决的，是一国政治“朝什么方向发展”或者“会产生什么后果”的问题，而不是一国应发展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发展政治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西方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则是试图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以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对解释政治现象的政治理论进行经验检验。这两个目的，就是亨廷顿等人所说的促进政治发展研究的两股学术潮流：区域研究和行为主义。[2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作为局中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并没有什么理论的目的，而完全就是出于实用目的的考虑。对他们来说，政治发展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当“发展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发展政治”。这是要付诸行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性的问题。而且这种实用目的跟西方人研究政治发展问题的实用目的显然不一样。

由研究立场所决定，旁观者和局中人研究政治发展的视角也不可能一样。对于旁观者来说，研究他国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做到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其所采取的视角，只可能是外在的，从外向内，从旁观察，十分超然。与之相对，局中人研究政治发展，则具有作为政治发展参与者的明确的自我意识。基于这种立场，局中人研究政治发展，一定是采取一种亲身经历的内在视角，而不可能从外部向内看，因此也就不可能超然于外，而只可能是介入其中。如果局中人也试图从外部来观察政治发展，那他就只能看到历史，或者别国的政治发展。旁观者和局中人的研究视角，是基于其自身的角色定位（立场）而形成的，因此不可改变。

由于立场、目的、视角等均有所不同，旁观者和局中人各自的研究方式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旁观者研究他国的政治发展，将会采取比较客观化的、抽象的甚至量化的比较研究方式来进行，以科学主义（scientism）为研究之评价标准，所采用的研究工具就是政治系统论（也就是把一国之政治生活视为一个政治系统）。这就是在西方大行其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与之相对，局中人研究本国的政治发展，则只可能采取比较主观化的、具体的、定性的实践研究方式来进行。所谓实践研究的方式，就是作“目的或目标+手段或途径”研究的方式。拿政治发展研究来说，就是研究“发展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发展政治”的问题。实践研究的评价标准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24]，因此没有什么具体而固定的研究工具。

三　政治发展研究的两种性质

可以说，正因为存在旁观者和局中人这两种政治发展研究范式，所以政治发展研究的性质才成为了一个令人感到极为困惑的问题。因为我们即将看到，这两种研究范式所体现的政治发展研究，其性质是明显不同的，由此让我们感到特别困惑的是：政治发展研究究竟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还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或道德价值因素的实践研究？

旁观者和局中人这两种政治发展研究范式之所以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性质，首先就是因为它们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导致我们对于到底什么是政治发展，也感到极为困惑。问题的焦点就在于：政治发展到底是一个可以设定目标的还是不可设定目标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非实践的客观过程，还是一个人为的实践过程？

关于政治发展的概念，派伊曾经概括了10个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理解：（1）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来理解政治发展，于是政治发展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或者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政治形态，或者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2）单独地看待政治系统，于是政治发展被看成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或者是政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运转、民主制度的建立、行政和法律的发展、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动员和权力。[25]我们看到，第一类理解明显沿袭了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的思路和观点，从而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不可设定目标的非人化的客观过程；而第二类理解似乎有一点人为实践的味道，但其实还是按照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非实践的客观过程。

关于政治发展的概念，亨廷顿等人更为精练地概括为四种理解：（1）地理意义上的政治发展，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与发达国家的政治状况相对。（2）派生意义上的政治发展，指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方面和后果。（3）目的论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即政治系统朝向一个或多个目标的运动。（4）功能意义上的政治发展，是指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运动。也就是说，政治发展不被看成是现代化进程的后果，而被看成是现代化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需的一些政治功能，这就和派生意义上的政治发展概念有所不同了。[26]

按照亨廷顿等人的概括，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解，分歧就明显起来了。除了第一种理解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从而可以不予理睬外，在其余的三种理解中，明显表现出某种对立性：目的论的理解，显然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可以设定目标的人为的实践过程，而其余两种理解则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不可设定目标的非实践的客观过程。

就亨廷顿等人来说，他们认为，对于政治发展的目的论的理解，会造成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显得矛盾：如果政治发展的目标是确定的，比如民主化，那么政治发展也就成为多余的概念；如果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不确定的，那么政治发展就等于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的概念，也就是一个客观化的概念了。可见他们并不认同目的论的理解，而更倾向于客观化的理解。所以他们又说，政治发展研究集中讨论的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它们的政治朝什么发展（即后果），而不是发展什么（即目标）的问题。[27]应当说，亨廷顿等人集中代表了西方人作为旁观者对于政治发展概念的理解。

可见，关于政治发展，至少西方人也看到了，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解。这两种理解，就是有人明确加以区分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概念，后者被看成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解释的是政治生活的客观性变革过程，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而前者则被看成是一个目的论的概念，被设想为达到某个或某些目标的运动。[28]

实际上，由于西方学者在考察政治发展概念的时候，没有怎么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状况，所以也就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于政治发展概念的理解。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对于政治发展的两种理解，其实分别对应着前述的两种政治发展研究范式。也就是说，旁观者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客观过程，而局中人则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实践过程。西方人长期站在旁观者立场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所以倾向于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客观过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正如亨廷顿等人所表现的那样。西方人对于政治发展的这种理解也有着很深的观念渊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主要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以及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们都相信，在政治系统所经历的变迁中，存在某种规则的发展顺序。[29]与之相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面临着艰巨的政治发展任务，所以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正是基于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理解，旁观者和局中人两种研究范式所体现的政治发展研究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性质。也就是说，如果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客观过程，那么政治发展研究就是一种科学研究，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反之，如果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实践过程，那么政治发展研究恐怕就很难成为纯粹的科学研究，而只能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或道德价值因素的实践研究。而科学研究和实践研究是明显不同的，从根本上说，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实践研究所要解决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

具体来说，西方人长期作为旁观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客观过程，所以很自然地也就把政治发展研究看成是一种科学研究，从而也就把自己当成是政治科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也正因如此，西方人能够发起行为革命，试图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基于对政治发展研究性质的这种认识，西方人还试图去概括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或者规律。比如有人就认为政治发展的趋势包括：一是政治系统朝着加强政府能力方向发展；二是政治系统朝着日益分化、复杂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30]这些就是西方旁观者范式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认识和做法。现在很多人提到政治发展研究，动辄就说是科学研究，就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反之，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作为局中人研究本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就很难置身事外，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客观过程，而只可能是介入其中，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种实践过程。这样在他们看来，政治发展研究也就不可能是什么纯粹的科学研究，而只可能是一种实践研究。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当成是什么政治科学家，而是把自己当成参与政治发展的政治人，甚至可以说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必然要致力于解决“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不是以获得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落脚点。由于“发展什么”的问题事关发展的目标，所以他们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就根本不可能摆脱一定的意识形态或者道德价值观念，相反，这些恰恰是制定发展目标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会像西方人研究政治发展那样标榜价值中立呢？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从前关于政治发展研究的性质问题之所以让人困惑，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区分政治发展研究的两种范式。所以，如果我们还要继续问，政治发展研究究竟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还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或道德价值因素的实践研究，那么答案就取决于我们所认可的或者采用的政治发展研究范式，甚至对于政治发展到底是什么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

四　政治发展研究的选择

政治发展研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性质，这正是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令人感到纠结和烦恼的根源。而且恐怕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标准，说关于政治发展研究性质的这两种理解，其中只有某一种才是正确的。从二者中间作出一种截然的判断，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过还好，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政治发展研究的性质，之所以会出现两种状态，其根源完全在于研究者的立场——旁观者还是局中人？所以，这完全是研究者自己造成的问题，而不能归咎于事物本身。就此而言，解决这种问题，就不是去争论政治发展研究本身应当是什么性质，或者政治发展本身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所要解决的只是研究者自己的立场问题。

因此，对于即将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人们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或者做旁观者，或者做局中人。可以说，每个人的政治发展研究最终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全部取决于这一出发点。更进一步说，评判每个人的政治发展研究，恐怕也只能以此为基准，否则就是混乱的和缺乏说服力的。

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而言，如后文所述，其实就存在两种研究局面：外国学者的研究明显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研究。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研究者采取不同立场的结果。

作为一名中国人，笔者在本书中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其实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自然就是局中人角色。所以，本书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将采取实践研究的方式，以解决目的和手段或者说目标与途径问题为基本框架。

不过这里必须澄清一些误会。比如说，因为选择了局中人角色，采取了实践研究的方式，所以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研究毫无客观性可言。窃以为这种理解恐怕是偏狭的，难以成立。

我们应当看到，由实践的结构决定，实践研究注定了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既不会是单纯的主观性研究，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性研究。因为，实践的基本结构就是“目标+途径”，而目标是内向的，途径是外向的。所以，如果说目标必然牵涉价值性问题，是主观的，那么路径就必然涉及客观性问题，对路径的研究就必须是客观的。

我们还要看到，这里所说的综合性研究，绝不是和稀泥式的综合，而是有着明确区分和界定的综合。也就是说，政治发展目标研究是主观的价值性研究，而政治发展途径研究则必须是客观性研究。就此而言，我们最忌讳的就是不作这种明确区分，结果在谈论政治发展目标的时候大谈客观性，在谈论政治发展路径的时候，表面上大谈客观性，实际上却深受价值观所支配和左右，或者纯粹就是主观臆想。

实际上，价值性研究和客观性研究是根本不同的。价值性问题分为三类：利益、道德、审美。政治发展目标是价值性问题，但显然不涉及审美，而主要关乎利益和道德。对政治发展目标进行价值性研究，就是要证明价值目标是可欲的或者说是值得的（desirable），依靠的是人们追求利益和善的情感力量。而对政治发展路径进行客观性研究，则是要证明途径是可行的（feasible），因此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依靠的是人们观察和思考的理性能力。

可见，政治发展研究的局中人范式以及它所采取的实践研究方式，并不是排斥客观性的，只不过客观性要求和标准在其中只可能占据一部分位置，而不是全部。

总之，一旦选择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局中人范式，那么就只可能采取实践研究方式。而对这种研究结果的评判，只能以实用主义为标准，而不能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来予以评判。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经常犯下错误。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2]参见［挪］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童世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参见［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古典神话》，曹乃云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页。

[4]参见［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63页。

[5]参见陈囊民等注译《五经四书全译•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礼运”篇。

[6]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3页。

[7]参见［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2—105页。

[8]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9]参见［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8页。

[10]参见［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4页。

[11]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0页。

[12]参见［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2页。

[13]参见［美］海伦•德斯福瑟丝、雅克•莱维斯合编《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2页。

[14]同上书，第127页。

[15]同上书，第354页。

[16]同上书，第262页。

[17]同上书，第232页。

[18]同上书，第195页。

[19]同上书，第14页。

[20]参见［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1]参见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387页。

[22]参见孙关宏等主编《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23]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8—149页。

[24]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实用主义这个术语及其理论特别容易被大众误读，所以已经有人主张采取其他的译法，比如“实效主义”。就其思想来源来说，实用主义的思想其实是和实践（praxis）观点密不可分的。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理论研究或探讨的意义，只能根据实践的结果来予以评判；与之相对，像经验主义者或者理性主义者那样，从认识论的角度，抽象地探讨真理之存在与否或者真理是什么，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此而言，实用主义其实就是实践哲学。（参见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25]参见［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2页。

[26]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153页。

[27]同上书，第153页。

[28]参见孙关宏等主编《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29]参见David Robertson.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386.

[30]参见［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