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与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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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印尼第三次白色恐怖中扮演的角色

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尼西亚活动的档案至今仍基本保密,但从现已解密的文电中仍可看出,1963—1965年期间,美国政府曾就镇压印尼共产党一事私下与印尼军方频繁接触,反复策划,竭力推动。

美国支持印尼军人集团分三步走:

第一步,从1963年到1964年,美国对印尼军方领导人进行反共“教育”。

1963年9月,包括沙捞越、沙巴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在英国倡导、美国支持下成立,印尼苏加诺总统决定对抗,一场反对英、美的群众斗争在印尼展开。1964年,美国政府扩大侵越战争。同年,印尼共产党加强了反对侵越战争的斗争,并开展了支持农民单方面行动的运动,印尼国内阶级斗争也随之激化。美国政府就镇压印尼共产党私下与印尼军方接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63年秋冬之交印尼对抗马来西亚后,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发密电,就如何向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驻印尼使节解释美国继续向印尼提供某些援助,请示美国国务院。时任约翰逊政府国务卿的腊斯克在复电中说,美国对印尼的政策是:不再考虑追加援助,停止供应军火,但保留若干项目,包括对印尼陆军的粮食生产活动的经费支持,向印尼警察提供某些装备,在美国军校培养印尼陆军军官,等等。密电说这些援助“有利于实现在即将到来的与印尼共产党的持续斗争中加强印尼反共势力目标”。[1]

1964年1—2月间,琼斯三次致电国务院,说多次敦促苏加诺、苏班德里约(当时任印尼外交部部长)停止对抗马来西亚,均无效。与此同时,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贝尔致电国务院,建议利用美国与印尼军方的关系,迫使印尼政府转变航向。

1964年3月3日,腊斯克致电琼斯,表示同意贝尔建议。电报说,印尼共产党正在把对抗马来西亚的矛头指向在印尼的外资企业,“它无疑希望与美国决裂,以便结束包括石油在内的美国在印尼的投资”;印尼军方对印尼共产党对抗马来西亚和冷淡西方“仅仅有利于印尼共产党”这种形势“缺乏认识”。因此,有必要“全力以赴”对印尼军方领导人开展一次“教育运动”,重点是推动印尼军方反对印尼共产党。[2]

琼斯接到腊斯克电示后,于3月6日约见了印尼军队最高领导人纳苏蒂安。当天他电告华盛顿说,在他强调乌云笼罩印尼上空、形势显然朝着有利于印尼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后,纳苏蒂安表示对此分析无异议。纳苏蒂安说,印尼陆军是反共的,他为防止印尼共产党接管政权而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军队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并正继续为此而努力。琼斯说,纳苏蒂安对印尼共产党的威胁有警惕,并且把对军队官兵的思想灌输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以便迎接挑战。这次谈话始终展现一个主题——军方接管政权,以及琼斯关于美国支持军方接管政权的“明显暗示”。纳苏蒂安回避讨论此事,他完全理解美方关于形势的严重性及其影响的观点,相信纳苏蒂安会向印尼军方其他领导人转达。[3]12天后,即3月18日,琼斯再次访问纳苏蒂安,当天电告华盛顿。在这次谈话中,纳苏蒂安说,印尼军队是强烈亲美和反印尼共产党的,美国保留对印尼军队的某些援助项目对美国和印尼都至关重要。他希望美国继续培训印尼军官和对印尼陆军的粮食生产活动提供经费支持,把它们“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投资”。琼斯为保持压力,没有把美国继续提供这些援助的决定告诉纳苏蒂安。纳苏蒂安提出,他将为此直接写信给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和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4]这封信是在美国驻印尼武官的直接参与下,在美国驻印尼使馆拟就并打印的。[5]同年4月6日,泰勒将军复函纳苏蒂安,表示同意纳苏蒂安的要求。[6]

同年4月3日,琼斯约见时任印尼陆军部长亚尼,并于当天将谈话内容电告华盛顿。亚尼表示,他对局势感到忧虑的程度,与琼斯是一样的。亚尼说,印尼共产党的目的是迫使印尼与美国对抗,苏加诺和他本人都了解这一点;但印尼陆军决心防止印尼共产党实现这种企图。[7]

美国除竭力推动印尼军方反共以外,还在非军方培植反共势力。1964年冬在印尼出现的、由政府贸易部部长阿德姆·马立克挂帅和以政府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为后台的反共组织“苏加诺主义运动”,与美国驻印尼使馆有直接联系。[8]

第二步,从1965年1月到9月,美国与印尼军方制订反共计划。

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贝尔1965年1月9日提出,为解除印尼军方后顾之忧,推动他们与印尼共产党摊牌,可向印尼军方保证:在他们对印尼共产党动手时,马来西亚及其英联邦盟国不会背后捅刀子。[9]琼斯复电说,贝尔建议值得考虑,但目前不宜就此与印尼军方做过多接触。印尼军方不愿意现在动手,主要是由于陆军内部缺乏团结和不愿意反对苏加诺的政策,而不是对马来西亚及其英联邦盟国有顾虑。[10]

1月21日,琼斯电告华盛顿:据印尼军方提供的情报,陆军正拟订具体计划,以便在“苏加诺从舞台上消失后”立即接管政权;军方最高领导人中有些人强烈倾向于不等苏加诺死亡就动手;“在30天到60天之内,陆军可能被迫采取行动以挫败印尼共产党的图谋”。[11]美国驻印尼使馆在送交国务院的报告里说,亚尼在1965年1月把一些陆军将领组织起来,成立了“陆军智囊团”,当年夏天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将领委员会”。[12]

2月8日,白宫越南问题专家福雷斯特尔在雅加达访问纳苏蒂安,并将谈话内容电告华盛顿。纳苏蒂安说,印尼军队的宗旨是“不卷入政治斗争,但它已为对付印尼共产党的威胁做了准备”。[13]这位“专家”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后,于2月19日从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写信给琼斯,说应当让印尼陆军得到美国应允提供电信设备中用于爪哇岛的部分,因为“一旦在爪哇与印尼共产党发生冲突”,这些设备对印尼陆军会有帮助。此议被美国政府采纳。腊斯克同年7月20日在华盛顿召见英国驻美大使,就此解释说印尼陆军曾派人私下与美方接触,表示陆军需要这些电信设备,因为“商业电信系统掌握在印尼共产党手中”。[14]

第三步,从1965年10月到12月,美国推动印尼军方采取“剿共”行动。

1965年10月1日凌晨,以苏加诺总统的警卫部队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支军队发动了“9·30运动”,逮捕了“将领委员会”成员(纳苏蒂安侥幸逃脱),这对美国是一次突然袭击。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挫败“将领委员会”预定在10月5日发动政变的部署(当天是印尼建军节,包括苏加诺总统在内的政府领导人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将阅兵)。美国新任驻印尼大使格林10月1日收到的情报与此说相同。[15]同日,格林两次收到情报,说驻扎在西爪哇的西利旺仪师在师长阿齐少将的率领下,将在当晚开进雅加达,扑灭“9·30运动”,实现“将领委员会”原订的计划。但格林对此缺乏信心。[16]当苏哈托将军在阿齐师长配合下当晚率部进城,控制了雅加达后,这位大使才振奋精神,重新摸情况,陆续向华盛顿发出有关印尼局势的一系列密电。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由于他与印尼陆军的联系仍主要通过纳苏蒂安的联络员进行,因而他一直认为是纳苏蒂安在印尼陆军中发号施令,到11月4日才发觉是苏哈托掌握实权。[17](2)他认为印尼共产党原来的处境非常好,不相信印尼共产党领导会策划政变。[18](应当说,这一点基本属实。)(3)他认为印尼共产党会发动武装斗争,认为这种斗争将不仅限于中爪哇,还会危及雅加达、泗水、棉兰等城市;对印尼空军可能发动的反击他也很担心。[19]

这说明,格林不了解印尼共产党在国内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从10月上旬起,美国驻印尼使馆接连撤退家属,与格林对形势的上述估计有关。

从1965年10月到12月,腊斯克等人与格林之间就美国对印尼政策发过一系列电报,强调:(1)全力推动印尼军方镇压印尼共产党;(2)鉴于苏加诺总统仍在台上,印尼“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斗争胜负未定,因此美国与印尼陆军高层的接触和提供援助必须非常谨慎,以免授苏加诺以反美的口实;(3)发挥《美国之音》电台在反对印尼共产党的斗争中应起的作用。[20]11月26日,纳苏蒂安的妻子奉命约见美国驻印尼使馆官员,通知美方:(1)艾地已死,“我们的士兵在中爪哇把他枪毙了”。(2)苏加诺10月1日凌晨的行踪有许多谜尚未解开;“他必须下台,但此事必须按印尼方式处理”。(3)苏班德里约“呆不长了”。(4)苏哈托“很好,很坦率”。(5)美国使馆暂时保持沉默是明智的。[21]

印度尼西亚1965—1966年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第98期《要报》)


[1] 1963年美国国务院致驻印尼使馆第683号密电。

[2] 1964年美国国务院致驻印尼使馆第946号密电。

[3]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4年致国务卿第1854号特急密电。

[4]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4年致国务卿第1943号密电。

[5]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4年致国务卿第1898号加急密电。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64年第5747号密电。

[7]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4年致国务卿第2067号密电。

[8]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4年第2057号情报备忘录。

[9] 美国驻马来西亚使馆1965年1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第836号密电。

[10]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1337号密电。

[11]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1435号加急密电。

[12] 1965年A—300号缩微胶片航空件。

[13]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1550号密电。

[14] 美国国务院1965年第12808号谈话备忘录。

[15]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799号加急密电。

[16]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801号密电。

[17]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1326号特急密电。

[18]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828号加急密电。

[19]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805号加急密电。

[20] 腊斯克1965年致美国驻印尼使馆第400、413、433、447、452、470、544、545、777号特急或加急密电;格林1965年致国务卿第868、1002、1047、1164、1165号特急或加急密电。

[21] 美国驻印尼使馆1965年致国务卿第1569号加急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