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一

语言（含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显性标志，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汉民族是在早期人类群体基础上产生、发展而终至形成的人类民族之一。汉语及其方言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产生形成的过程自然也相当悠远。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先后相承，文化相因，一定存在某种相关的语言形式。至迟到春秋时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早期形式——雅言就有了明确的记载。《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正言。这说明，孔子是讲共同语的。孔子周游诸夏列国，并无语言障碍，说明这种雅言是通行范围很广的具有权威性的共同语。汉民族长期以黄河中下游的丰镐汴洛地区为政治、文化中心，华夏核心即成长于此，雅言也当以中原某一方言为基础扩展而成，至迟在春秋时代，雅言已延伸到燕、齐、秦、楚、越诸地区。秦汉之后，境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不断交融，其结果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政治、文化上，汉文化都是胜利者。在这一过程中，汉语（共同语和方言）不断扩张，以其人口和文化的优势北上南下。因时代与区域的不同，汉语保持着众多的方言，并大致维护着雅言延续下的共同语形式，并对各方言施加影响。

汉语共同语的形成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汉民族统一文化的重要内涵。与汉语相适应的汉字，从甲骨文产生以来，就一直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是汉语书面语表达的主要手段。汉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就是用汉语汉字记录、保存并留之后代、传之远方的，世界上没有几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献。

汉语言文字学，就是以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为研究本体，古称小学，是中国学术体系的根基性学科。自汉代产生的文字学、训诂学、方言学及稍后产生的音韵学，构成了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学科框架。汉代以降，迄至清代，汉语言文字研究无不在汉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经典，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章太炎曾说：“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国故论衡·小学概说》）

我国历史上，汉语言文字学不乏熠熠生辉的名作巨制，但并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的语言学学科，在传统学术体系里一直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东原先生集·古经解钩沉序》)解读经典文献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主要任务。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列强海外扩张和殖民运动风起云涌。19世纪中叶，英帝国主义轰开了中国的门户，1840年爆发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鸦片战争。中国从此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力衰落，逐渐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和政治的独立。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中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险境。在这近百年的历程中，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破碎，被迫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进而发生历史转型。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一历史积累下的能量的总爆发。“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性的标志事件，从此，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面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西学的刺激和碰撞过程中，中国的民族精英开始了全面的对中国文化和学术道统的反思，

在反思中，中国学术完成了现代性转型。

在这个风雨如磐的时代，承续乾嘉学风的章黄学人最早体认到了汉语语言文字学转型的重要性。章太炎1906年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指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见《章太炎讲国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章太炎头一次明确提出了语言文字学的学科“非专以通经而已”。汉语言文字学挣脱经学的藩篱，独立为一个学科，是汉语言文字学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大变化。现在，我们无论称呼“汉语言学”还是“汉语言文字学”，都已远非传统“小学”所能概括的了。两者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都已经发生了质的不同。

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转型，是在全面接受西方语言学思想、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历史洪流中完成的。这一转型的标志是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何九盈说曾经说：“跟西方现代语言学相比，我们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泰西的‘葛郎玛’，历史比较法，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马建忠之后，汉语言文字学的许多方面都蓬勃发展起来了，虽然不乏机械模仿甚至抄袭之作，但是，研究范式已经与传统小学大相径庭。此后，胡以鲁（1913）的《国语学草创》、钱玄同（1918）的《文字学音篇》、高本汉（1915～1926）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1929）的《现代吴语研究》、唐兰（1934）的《古文字学导论》、陈望道（1932）的《修辞学发凡》等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标志着我国汉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成功。

近百年来，汉语言文字学在学习、模仿、融会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中匍匐前进。模仿是创新的母体。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汉语本体研究的诸多方面都突飞猛进，尤其是在民族性、地域性较强的音韵学、古文字学、方言学、历史词汇研究、古文献训释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就像我们的很多国术，比如中医一样，举世无双，研究水平也很高，但这些成就不能说明中国的医学就具有了世界水平。同样，一个专门研究莎翁剧作或专门研究海明威小说的西方学者，如果他从中没有研究出具有认识论价值的文学理论，我们也不能说他的研究成果就具有世界影响。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缺乏创新性的理论提炼。我们在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诸多领域，仍然是跟在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背景下开展工作。只要不带偏见的学者，都会体认到这一现实。因此，如何在汉语的本体研究中，提炼出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认识体系，将是汉语言文字学任重道远的任务。

我们勾勒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发展过程，目的是要说明，汉语言文字学要不断开拓创新，才能获得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这个学科不仅要为解读传统经典文献服务，更要解释汉语自身的历史演变和自身构造，还要担负起总结、抽绎人类语言发展和结构规律的任务。在信息化的时代，还要参与到科技范畴的创新。

学术史学者方松华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各种思潮和学派蜂拥而起，这是中国学术思潮的原创时代，也是后来诸多思潮和学派的原型。儒、道、墨、名、法、阴阳等诸子百家尽管学说不同、方法各异，但对天地宇宙、自然人生、仁义礼智等都有共同的研究、讨论的兴趣，特别是某个学派共同的基本信念、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常常可以汇聚数千门客，从而形成该学派的传统，传承无数年代。先秦多元学术的这种‘范式’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惨遭终结。”（《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反思》，《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我们所期盼的，也正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够秉承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传统，在吸收、融合世界优秀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汉语言文字学能够产生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扎根汉语事实的、带有民族气派的、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论著，真正成为世界语言学的前驱。

二

我们南京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源远流长，百年弦歌，不绝如缕，名师荟萃，英才辈出。从三江师范学堂（1902～1906）到两江师范学堂（1906～1912），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1921）到国立东南大学（1921～1927），从中央大学（1928～1949）到南京大学（1949～），我们可以列举出一批称为大师或名师的名字：王伯沆（1871～1944）、黄侃（1886～1935)、汪辟疆（1887～1966）、胡小石（1888～1962）、汪东（1890～1963)、马宗霍(1897～1976)、方光焘（1898～1964）、黄淬伯（1899～1970）、张世禄（1902～1992）、洪诚（1910～1980）、鲍明炜（1919～2007），等等；我们也可以列举出一批誉满语坛的毕业生：吕叔湘（1904～1998）、潘重规（1907～2003）、殷孟伦（1908～1988）、高明（1909～1992）、殷焕先（1913～1994）、周法高（1915～1994）、李孝定（1918～1997）、张志公（1918～1997），等等。一百年来，南京大学汉语语言文字学凝练出了自己的学术道统，体现了扎根传统、求真务实；砥砺气节、尊师重道；兼包并蓄、勇于创新的学术风格。

从一开始，本学科就秉承了乾嘉的朴学精神，朴学曾是三江师范至中央大学时期的学术招牌，特立独行的黄侃先生最具代表性。他识学术如生命，勤勉一生，为学一丝不苟。他曾有名言说：“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这种朴学精神凝化为本学科的底蕴。

崇尚朴学并不意味着本学科一味抱守传统，而是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吕叔湘、张世禄、周发高、李孝定、殷焕先等都是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东南大学时期的陆志韦（1894～1970）本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但他后来勇于学习高本汉，竟然成了现代汉语音韵学的开拓者。长期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方光焘先生留学日、法，深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他积极参与文法革新和言语与语言的讨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淬伯更是师承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在音韵学研究上走的是现代与历史结合的道路。鲍明炜开拓了现代江苏方言研究的一片天地，新中国成立后的毕业生中有一大批人走上了现代语言学的征途。

本学科在发展中，强调学术与才情不悖，语言学并非与文学艺术绝缘的学科。老师胡小石、黄侃都擅文艺，学生周法高、殷孟伦、殷焕先都是旧诗高手，蒋维崧则是书法篆刻名家。

目前，本学科在传统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文字学、文献训释等领域后继有人，强力进取；在现代的语法学、方言学、汉藏比较语言学、语言规划、社会语言学等领域不落人后，并有特色。

近年来，学术功利化、物质化搅扰着学术的灵魂，致使我们学科的发展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必将是我们图强的动力。《诗》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本是自然规律，一个学科的发展也不外于此。本校故学监清道人李瑞清先生激励两江师生的校训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我们已经迈过了咀嚼菜根的苦难时代，但是，如何做得了大事，却在烤炙着本学科每一位学人的灵魂。我们有百年学术精神的激励，也有不甘人后的勇气。只要坚持朴学与新学并存、传统与创新共荣、汉学学脉与西学学统争鸣的学术精神，我们相信，南京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科一定还能继续辉煌下去。诗仙有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尝试着探索、尝试着创新，这套汉语言文字学前沿丛书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向学界请益，期盼着前辈时彦给以批评、给以鼓励!

是为序。

张玉来

201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