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镇文化遗产：黄姚的案例
一 作为文化遗产的古镇研究
由于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热潮[1]，古镇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古镇“作为人类共同财富无比珍贵。同时，又因为它是众多的遗存单体的有机共生，因此决定了它在人类的遗产财富中，往往远胜于其他个别的单体文物或遗址的价值”[2]。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指出，村镇是文化的根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小城镇的基础上发展起大城市。村镇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一些建筑艺术都十分了不起[3]。城镇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还有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人类学家周星进一步提出，在“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古村镇既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和基因库，也是乡土社会之历史记忆的载体，同时，它们还是“传统”与“历史”有可能得以再生、再现与再体验的场所或空间[4]。可见，专家学者们对于古镇的遗产价值已有共识。古镇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综合体，而目前关于古村镇的文化价值，多数局限在这些地方的古建筑及其有形的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对于其无形文化较少关注。
在我国，古镇的概念比较模糊。历史城镇、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传统聚落、古村落等与古镇相关的名词在文献中大量出现，相互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叠的内涵。什么是“历史城镇”？学界认为，它不同于一般城镇，有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作为人类的历史见证或文明结晶的代表，并且在历史上曾经是地方经济或政治、文化中心[5]。2002年，《文物保护法》再次修订时，明确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即“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村庄”[6]。而古村落与古镇是相互关联但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古村落大多分布在古代经济交通相对发达，但近现代经济交通曾一度衰退、环境优美、地形封闭、便于防守的地区，它与商品经济振兴的市镇或古遗迹并存，如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等[7]。这些说法是对古镇不同角度的认识。有人概括了古镇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特征，认为镇是介于城市和村落间的行政区划单位，古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是“仍保留有比较完整的古建民居、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并承担着区域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的一种介于城市和村落间的区域集合体”[8]。可见，古镇的文化遗产载体意义已经逐渐被认知。
古镇作为文化遗产载体，在保护的呼声中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随着当今全球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收效甚微，像北京这样的古都几乎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其他地方名城的保护也面临困境。而古镇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空间，随着专家学者的研究、各种评比的推波助澜，使之被推到了保护的前台。在新一轮的旅游开发热潮中，古镇旅游开发越来越盛，也使古镇成为保护的焦点和实施保护工作的试验场。
讨论古镇文化遗产，首先要认清什么是遗产？如何定义遗产？遗产学专家谢凝高认为世界遗产分为文化、自然和自然文化双遗产。文化遗产概括地说，是指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杰作。自然遗产概指具有地质、地貌学、生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综合体。自然文化遗产是以具有科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地域空间综合体，如黄山、泰山等。上述遗产，具有世界级价值的为世界遗产，具有国家级价值的为国家遗产[9]。古镇具有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价值，自然环境养成了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反过来又影响了自然环境。从这个角度说，自然遗产已经与文化遗产合二为一了。
黄姚属于广西的重要自然文化遗产，其文化地位基本上被定位为古镇，可以看作是中国古村镇的一个缩影，黄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保护得较好，有较高的观赏性价值，构成各种景观。黄姚近年实施《黄姚古镇景区旅游开发与历史人文景观保护》项目，旅游开发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也日渐显现。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黄姚古镇的案例做一个具体分析。首先，黄姚古镇有哪些文化遗产？这需要我们摸清家底，弄清其价值所在，并形成保护意识。其次，也想探讨黄姚古镇文化遗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造就了黄姚古镇？黄姚人又是如何保留和传承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至今的呢？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文化遗产的承载空间和遗产本身的古镇在旅游产业中得到怎样的开发，并且受到什么影响？对此的探究可以更好地导引我们对遗产的保护，探索在当前现代化的发展大潮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现代化形势下，古镇文化遗产的保护机会和困境。
二 黄姚古镇的历史地理概况
黄姚地处北纬23°39'—25°09'，东经111°05'—112°03'，位于广西昭平县的东北部，漓江的下游，距桂林市200公里，距贺州市80公里，距昭平县城30多公里，裕黄公路通过镇境。黄姚属热带季风区，四季气候湿润，被称为“不旱之地”。传说，黄姚到北宋开宝年间（972年）之后，才开始有人在此生息，皇祐年间（1049年）始有黄姚地名，至今有1037年的历史。期间行政区划名称不断变化。明属宁化里，清末属关区，民国设黄姚镇，1949年后，设置黄姚区和黄姚公社，1984年黄姚镇从黄姚公社迁出，现今人们常说的黄姚实际指黄姚街委所辖的地区，包括古镇和新区两部分。街区占地为68.8公顷，全街居民500多户，约3000人，近年来由于居民不断迁往新区，古镇人口日益减少，目前仅剩2000人左右[10]，小小的古镇街区历史上曾煊赫一时。该地曾因靠近姚江，成为方圆几百里的水运要道，往西可到达桂北地区，往东可通桂江，联络苍梧与广东。明末清初，大批从广东古劳、三角洲、鹤山、南雄等地来的商人在此兴建住宅，经商办学，古镇街区大约于那时开始修建[11]，也就是说古镇的历史大概可以从这个时候算起，在清乾隆至民国中期达到了鼎盛，特别是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民国末年，姚江水位下降，水路交通不畅，黄姚经济逐渐走向衰落。从历史上说，黄姚总体上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山水阻隔为世外桃源式的地方社会的营造和传统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屏障。黄姚历来归昭平县管辖，但直至近年，从黄姚古镇到昭平县城都得走一段70多里的山路，道路崎岖曲折，费时难达。正因为偏僻的区位和不畅的交通条件，使黄姚远离外界社会的关注，而成为相对安全的所在，抗战后期，中共广西省工委迁移至黄姚，千家驹、莫乃群、张锡昌等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及众多机构先后疏散到此，黄姚镇因此盛极一时，成为当时广西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今仍存省工委纪念馆、钱兴烈士塑像、广西艺术馆旧址及相关活动踪迹等。
黄姚古镇1995年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1999年被列为广西38个重点旅游建设项目之一，2005年在中外旅游品牌推广峰会的授奖大会上，黄姚古镇荣膺“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城镇”称号，也是广西唯一获此殊荣的古城镇。2006年在“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评选活动中，黄姚古镇与江苏周庄、安徽西递宏村、上海朱家角、山西平遥古城等七个古城镇类旅游目的地同时入选。2013年1 月16日，古镇成功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审核，顺利摘取“五星级广西乡村旅游区”桂冠。由此，黄姚越来越引起世人瞩目，从“养在深闺人未知”到四方来客络绎不绝。
据地方文献资料，黄姚有人居住的历史与古镇的形成是有一段时间的。今天的黄姚居民并不是历史上黄姚的原住民，而是从外面迁徙而来。地方志记载，“林作楫曰宁化里民獞杂处，獞为土著，余皆来自粤东”[12]。当地居民也说，黄姚原是壮族和瑶族居住地，今天，黄姚周边村子还有壮族居住和抢花炮等壮族风俗活动。黄姚从明末清初渐渐有外来汉族移民迁入，最早来到黄姚的有八大姓，即：黄、姚、蒙、巢、邹、伍、孟、邓，后来，谷、莫、梁、郭、劳等姓氏人家都从广东迁来，刚来时在东门楼外居住，后逐渐集中到姚江以东，兴宁河以南的隔江山下，称为“山根寨”，即现名龙畔街的地方生活[13]。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约在明代中期，黄姚聚落扩展到古镇东面，姚江以西，背靠真武山的牛坭寨和新兴街。清代以后，随着广东移民的进入，黄姚聚落和街道向兴宁河以北、姚江以东发展，先后出现了安乐街、金德街、迎秀街、连理街、天然街等相互连接、东西走向的商业街市[14]，街道两旁铺面林立，过往客商熙熙攘攘，街市繁荣。这时古镇才初具规模，再后来，又逐渐向外扩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三 黄姚古镇主要的文化遗产
古镇位于三水环绕之中，姚江、宝珠江、兴宁河构成了古镇进水、蓄水、回水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提供了居住生产生活的便利，也形成了南方古镇特有的风情和景观。黄姚地质上属喀斯特地貌，周边山峰耸立，风景秀美；由于当地人极其注重风水，镇内古木参天，植被覆盖率很高，古树，特别是古榕和古樟奇多，自然环境古朴幽美；这些就是古镇形成的地理生态环境和文化聚落空间。
黄姚古镇的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文字与非文字的文化、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都非常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古镇里的门楼、古戏台、古街、古井、民居、宗祠、庙宇、桥、亭、联、匾等有形建筑遗产，特别是古镇整体的聚落结构和环境，体现了建造者的良苦用心和匠心独运。黄姚许多无形文化遗产，包括注重诗文、对联、匾额的浓郁文风和众多传说、奇特的节日和婚丧习俗、深厚的风水观念等民风，使古镇具有独特的古韵和文化氛围。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黄姚是一个完全依据风水择居、营造美丽家园的地方。文化是人类适应和改造环境的结果，黄姚的文化尤其体现在当地居民对于环境的选择和改造。黄姚最为典型的文化遗产应该算是当地先人强烈的风水观铸造的迷人风景和坚固安全的街区建造，以及人地和谐的人居环境下熏染的平和心态，可谓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得益彰，互相依存。
（一）建筑文化遗产
我国许多古村古镇的建筑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其设计建造匠心独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景建筑体系，从建筑学上说也是一笔宝贵的遗产。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建筑文化注重地理环境对人文的影响，“着意因借自然，并裁成完善之，使人们得以寄托其理想追求，或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调节”[15]。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人与自然相处的“天人合一”，人居安排也强调与自然和谐，聚落环境着意突现“山水”意象，人工营造山水佳境，体现中国人的审美传统和生活愿望、人生理想。还有许多临街亭阁式建筑，既方便观景，也体现居住与外界的开放和封闭，兼具瞭望和自我防御之功用。黄姚古镇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传统的诗文影响和熏陶，讲究诗里有画，画里有诗，影响到生活中也追求诗画境界。古镇里民居与水光山色交相辉映，处处皆画，步步是景，风光宜人，意趣横生。美籍华人名画家蔡楚夫称赞黄姚是“一个天然的山水园林古镇，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16]。
除了与山水亲近的建筑选址，黄姚古镇的聚落构建的特点之二是防御性极强。由于古代社会的动荡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我国传统村落和古镇的选址向来讲究地形封闭、地势险要，以便于防御和安全。多数聚落空间都追求一种山环水抱、背山面水、有靠山、有护卫的空间环境，古镇处处体现出安全防御的意识，防御形式也多种多样。凭借有利的地形环境获取安全感，或建有围墙，或建有门楼，最主要的是街道像迷宫似的布局，这在当地尤为突出。
从地理位置看，黄姚地势南高北低，山峡细长，退可守，进可攻，易于防守。古镇空间布局严密，按军事防御需要而建，从现状大体可以看出其在明清兴盛时期的总体布局：全镇按《易经》中九宫八卦布局，由一条主街和八条弯弯曲曲的街巷所构成，在每一卦位上建有门楼，黄姚建有十余个门楼，其中东门楼、西门楼、南门楼是最重要的关卡。以位于中兴街的东门楼为例，整个门楼高7米，宽5米，石制门宽1.6米，其门墙全用青石制成，厚度达到了80厘米。门楼分为两层，上层为瞭望楼，正面有一个圆形的瞭望孔，墙壁上分别有防御的枪眼，下层是供镇内居民紧急避险的通道。这些门楼作为村民眺望观察及防御之用。据当地人介绍，直至民国初年各个门楼上还有专人把守，一到夜晚，门楼的各大门立即关闭，居民不得随意外出。各门楼之间通过街道联系起来，古镇上的三百余间民居位于坚固的城墙和八座门楼内，城墙由两层厚厚的青砖筑成，将古镇街区围合。民居顺应地势沿街两旁分布，且家户相通，各姓氏宗祠穿插在民居当中。古镇建筑群呈条带状，由西至东蜿蜒穿过古镇，石板街让古镇四通八达而环环相扣、街街相通。古镇的街道，一直沿着传统的习惯进行规划设计，主要有一字形街、丁字形街，大街小巷交错暗通，在街的尽头往往设置具有防御功能的望楼。
古镇通常有城墙、城门，黄姚也不例外。黄姚古镇原是一座封闭式的古镇，为了防盗贼和土匪，古镇周围用石墙围护，石墙有近1米宽，石墙内部就是黄姚古城。镇北附近的门楼上书“亦孔之固”四个大字，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小小的城门有瞭望孔、防御枪眼。更独特的是它的城门防御功能很强，由两道门构成，外门是用坚固的樟木制成，内门则是用杉木修成圆柱形的木栅门。在东门外的城楼是黄姚古镇的另一个关键城楼叫“守望楼”，顾名思义，这城楼的作用就是守关、瞭望。民国以前镇上还安排专人在这座城楼上打更、守关，以保古镇的平安顺利。黄姚古镇有许多街门，多时曾有十几座[17]，现在只保存有“永安门”“太平门”等。当地人把这样的门叫“闸门”，设在街与街之间的交接处；其功能一是为了防御外敌，前后各门的建设都互相照应，从一个门可以打到另一个门。二是为了方便捉拿盗贼。一旦有盗贼入侵，当地人只要把所有的闸门放下，盗贼自然成了瓮中之鳖。当地人自述听老辈人说过，设计古镇的人是个军事行家。一些懂军事的外来者也说这奇特的古镇应该是精通军事防御的人设计的。黄姚曾多次面临外敌抢劫，但古镇九宫八卦的布局，可攻可守的地形，使之历经劫难都化险为夷。
除此之外，黄姚的民居建筑之间互相沟通，并有暗道或内门相连，从城内某户居民家中可以不经过街道直接出到城外去，这也便于掩护和逃离。有些大户人家还有专门的防护设置，比如郭家大院的防备设施最严，有两道防护门，还有防挖墙。总之，古镇门楼众多、闸门众多、炮眼众多，迷宫似的街道布局，体现黄姚先人的良苦用心和历史上的重要性。
进入黄姚古镇，首先吸引人的是古镇的建筑及其聚落布局。在这里，古老的民居、街巷、戏台、寺观、庙宇、社坛随处可见，古镇街区占地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明清古建筑保存有300多幢，面积达1.6万平方米，属岭南风格建筑。亭台楼阁10多处，寺观庙祠20多座，特色桥梁11座，完整保存石板街8条，全部用青石板砌成，全长10多公里。楹联匾额上百副，大体揭示了当地建筑遗产情况。黄姚人这么概括他们的家当：“一观九寺十六门、七楼一台五凉亭、八街二阁九祠堂”，虽未能囊括全部，却也抓住了重点。
门楼
黄姚依据需要建设防御工程，其做法之一是在各个方位建立门楼。古镇曾经建有如东门楼、西门楼、南门楼、守望楼、三星楼等。东门楼在古镇的最东面，它是古镇四大城门之一，也是最宏伟、至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门楼。建于清初，乾隆年间重修。
西门楼在迎秀街，建于清康熙年间，后在乾隆和嘉庆年间都被重新修过。当时建社建台的目的除了道路的畅通，也是为了祭祀一方土地社公，“以妥神灵”，并且配合赏景休闲，建社之处必是“群峰拱向，林木荫翳，地方闲旷，可以仰瞻遐瞩”[18]，并且还会锦上添花，种植一些树木，如桂花树、榕树之类。现存西门楼的碑刻是乾隆三十六年立的“新建西宁薹路碑”，以文字记录了当时居民修路建台敬神的情形：
尝读孔圣书，有曰：“敬鬼神而远之”，则知神明之贵于当敬也。诗云“周道如砥”，则知道路之贵乎荡乎也，自古已然，非今日始也。兹黄姚街之西门有社，名曰：“西宁”。大抵公神之足以庇护一方，登民袵席而康宁者也。然草创虽起自先人，而薹畀局陋工匠出于俗手，而质朴无华。况且薹也将巳倾圮，路也更巳难跨，其将何以妥□神灵而肃观瞻者乎？爰是合众捐资，能使薹路不一月而告成功，于是履斯道也，其真如矢，可免崎岖之叹，登斯薹也，焕然一新，俨若显赫之威[19]。
三星楼在金德街北，吕公社旁，始建于清初，砖木结构，硬山顶单间两层。上层瞭望，下层为城门通道。前后为高大的矩形大门，并有上、下石阶。三星楼，即“福禄寿”三星拱照之意。南门楼在金德街南塘边，现已不存踪迹。
古街道
现古镇完整保存着8条石板街，全部用青石板砌成，全长10多公里，宽2—5米不等。明万历四年（1576）到清初，大量移民迁居而来，黄姚人口逐年增多，商人聚居，社会稳定，兴旺繁荣，手工业、商业发达，镇内古、莫、梁、郭、劳、林、吴等大姓人家开始大兴土木，各自建有宗族祠堂、宅院，并出资修建街道、戏台等社会公益场所[20]。古街居民告诉我们说，当初黄姚请了一百多个湖南工匠来打造石板。石板街是由石匠们开山凿石，把沉重的石块粗胚运回来，然后再把它们凿成光滑、扁平、方正的石板，准确地镶嵌在一起铺成的。其工艺非常精湛，正街有好几段的路面，方方正正的石板，块与块之间，不用任何黏和物，铺出的石板路面几乎找不到一条缝来[21]，现虽历经沧桑，依然完好平整，光滑如镜。石板街铺得最早的一段叫山根寨，是清顺治年间铺砌的，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天长日久，街中心的石板已踩成槽状，当地人称之为老街。康熙和乾隆以后，又陆续铺设了东门楼至连理街及各小巷子，其中，数迎秀街最宽，约5米，而最窄的街是金德街羊巷口，宽不到2米，每逢圩日，人们只能侧身相对行走。清乾隆时期，古镇已有金德、安乐、连里、天然、龙畔、中兴、连秀、鲤鱼（十字）八坊街。
黄姚过去以商业著称，沿街两侧的老房子绝大多数都是昔日的店铺。那些昔日店铺老旧的木头窗户上，还留着一个圆孔，是晚上关门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通道。古镇每条街巷的青石板上总能看到碗口大小、连成一排的小洞，据说当年用来安放闸门、防御外敌。古街各有自己的特色，当地老人郭小辕写有一首诗“迎秀街内出秀才，书香门第桃门有，前面真武风水地，金德安乐商业铺，繁华商业天天闹”，展现了各街历来的传统。
古戏台
黄姚古戏台位于宝珠观旁，是目前广西保存较完好的古戏台之一。始建于明万历三年，距今已有400多年了。这是一座亭阁式的戏台，以八根木柱为支架，属单檐木石砖瓦结构，整座戏台平面呈“凸”字形。阁顶塑有双狮戏珠，前台天花板中间有一幅“双凤奔月图”，是当地民间艺人所作。据说台柱四脚下埋有四个大水缸，以产生强烈的共鸣效果，十里之外都能闻其锣鼓声。台上有朱漆的木栏杆，天花板上彩绘着各种花草虫蝶。台基全用大青石板砌成，舞台铺着木板。戏台两侧附有一副对联“闻其声乐则生矣不妨既竭耳力；观其色人焉瘦哉正须继以心思”。对联的意思为，在观看舞台演出时，要竭尽耳力仔细听，还要用心分析领会戏中人物的表现及其因果，从中获取教益。另一副对联“锣鼓喧天管弦悦耳共庆清平乐，霓裳漫舞羽曲高歌齐呼可以兴”，是黄姚曾经有过的锣鼓喧天、霓裳漫舞、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的反映。再往里看，戏台中间还有一块“可以兴”的匾额。据说，清乾隆年间当地居民准备集资对古戏台进行一次重修，事前征求当地最有名望的举人林作楫意见，他随口而出：“可以兴”，就此成为了今天的匾额。
每逢节庆，周边的乡邻会聚在这里听大戏。古戏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每逢年节喜庆之日，当地的民间艺术团还在这里登台演出。旅游开发后，逢黄金假期，旅游旺季，当地就会组织人员在戏台上表演，表演既有传统的剧目，更有宣传黄姚历史文化等新的内容。
民居
黄姚古镇民居的建筑结构是由一个一个的单体建筑合成一个大的群体建筑。在平面布局上以“间”为单位，再以“间”组成单座建筑，单座建筑又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如平地庭院式建筑，阶梯式宅院建筑等，构成了大小不同的院落建筑群。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讲究和谐、对称的审美。其民居的两大特色：一为群体聚居，多以宗族为单元聚居；二为对外封闭，在建筑设计上增加防御功能，如大门都设有木闸门，大户人家更设有多道闸门，多重防范，保护人财两安。
古镇的宅院民居建筑较有特色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郭家宅”为代表的平地庭院式建筑，这类住宅的前庭和主宅之间有一庭院，两侧各有一圆拱门，右边的圆拱门还设有灵巧的防盗机关，门头上安有隐蔽的木制防盗插，可以在这里随意隐伏，门两边还安装有防挖墙偷盗的木柱，设计巧妙、严谨。宅院的一砖一瓦都是经过人工特制、打磨的，这类宅院属较富人家居住。
另一类是以位于龙畔街的“司马第”为代表的阶梯式宅院建筑。这类建筑一般建在台地上，在路边拾级而上，高出地面1米左右，面阔3间，进深3间，颇似八卦中的九宫布局。前一、前二座在同一平面，后座正厅室又高出一、二座60—70厘米。前座中为门厅，两旁为耳室（供长工居住兼守门），前大门均设有防匪盗的横栏、插杆。中座正中为天井，主要起采光、通风作用，两旁为厢房，一般作为客房和厨房。后座为正房、主房，正厅有隔扇、案台，隔扇为雕饰、镂花风格，既是一道板墙，又是一件艺术品。前座与后座的前檐墙上均绘有山水、花鸟、神话故事的壁画，有些还有精美的浮雕，其寓意多为富贵、平安与吉祥。大门前还设有鼓石、拴马石桩等。这类宅院，整体上使人感到庄严肃穆、步步高升之境界，一般是乡绅、名人或官员的宅第。当地人说，这户人家的祖上，明朝时曾任“司马”，即府州通判。它的造型特征是：必有中轴线上的由厅堂、敞廊和天井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厅井空间；至少有上下两堂；左右有平衡对称之厢房；无论是中轴或横屋，必以“四架三间”为基本构图；横屋以二、四、六对称双数铺排；大门前必有禾坪和半圆形水池；必然是前低后高，中轴高两横低。此建筑最精彩、最独特的部分是中轴的厅堂和天井。因为中轴上的厅、井不仅使内部空间布局服从于深刻强大的精神伦理观念，以建筑的空间和构图线条，对无形的传统意识进行有形的物化图解，保持了住宅的居住效益与科学性，并使其具有高度的艺术美感和古雅风情。许多民居内部装饰简朴无华，木、石构件很少有特定的民俗意义的雕刻，但其屋脊却认真地装饰一番。脊饰普遍为传统经籍或俗典上的凤凰、朱雀、孔雀、麒麟、獐、鱼、花草等动植物图形；或者是由原始信仰演变来的，如天字形饰与太极图饰。其脊身、脊尾是以三合土成形后，再上纹彩的。脊尾多呈牛角状，或燕尾、鱼尾形，以生铁铸雏形，外包三合土成形。脊身、脊尾漆画纹彩，以天蓝、深蓝、暗红与黑色和白色相配，庄重含蓄，反映了当地人的审美倾向。
古桥
黄姚水多，因此桥多，行不远即可遇到桥，如枕漱桥的上游200米是天然桥，桥的下游150米是福德桥。黄姚的众多石拱桥不用石灰黏合，而是石板之间互相咬合，显示了黄姚先人的造桥技术。众多石桥建筑年代都比较久远，见证了古镇时光的流逝。
带龙桥在黄姚镇新兴街东30米真武山下，为黄姚古八景之一。桥有大小二孔，大孔为石灰石拱砌，横跨在深长的石槽上。小孔在大孔两端，平时水少为旱桥。它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并在桥上建带龙楼一座。桥的右边怪石嶙峋，形状各异，人们根据怪石的象形命名为“乌龟爬沙”“双峰骆驼”等景观。
天然桥也是黄姚八景之一，因石灰岩长期被流水溶蚀，天然石拱成桥而得名。清代修撰的《昭平县志》赞誉天然桥为“石拱天成，双虹并挂”。
双龙桥又名佐龙桥，在黄姚街北珠江与姚江汇合处，紧靠桥东是佐龙祠，桥西3米是宝珠观。清乾隆二年（1737）由乡绅古先知等倡建。因桥面狭窄，往来多出事故，后按原规模增建一座，使双座合成一座，因此叫双龙桥。
护龙桥又名兴宁桥，在黄姚街兴宁庙前，清乾隆十六年（1751），由古知权等倡建。该桥单拱，南北走向，跨姚江，桥下河水接珠江。整桥为石结构，桥左右为石栏杆，可供人坐憩，现桥梁保存完好，也算是当地的文化遗产之一。
枕漱桥在黄姚街西南，由两条石块组成，故称平石桥。清康熙四年（1665）县令陈定国题书“枕漱”二字刻于桥头，故得名。三星桥在街北三星楼下，乾隆年间修建。东西横跨小珠江，为单拱石拱桥，现保存完整。古镇桥多，今天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
古井
黄姚有一古井谓“仙人古井”，井水清澈甘甜，遇大雨、洪水都不会变浑浊，且冬暖夏凉，大多数居民都来这里挑水饮用或洗漱。现今虽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但仍然深受欢迎。古井占地约50平方米，有1米多深，古井被大石板隔开为五个区域，成为五个大小相当的方形小池，功能各不相同。第一池位于西北角，是专供居民饮用的，禁止在此洗东西；第二池位于东北角，是淘米、洗菜用的；这两池的水流入下方的三个池。第三、第四池洗衣服，第五池洗脏衣服和农具。
此古井更为特殊的是，传说有一年农历七月初七清晨，有七位仙女下界在井边嬉戏沐浴，从此，井水变得神奇。对此传说，当地居民人人皆知，对古井怀有特殊感情。于是，每逢农历七月七中午十二点钟以前，大家都来这里上香取水。当地居民说在这个时辰取回去的水可以放好几年不会变质，而且可以用来治皮肤病、肚子疼和制作豆豉等，老人喝了长寿，孩子喝了健康。古镇当然不是只有这唯一古井，其余地方的井水也水质优良，适于人畜饮用方便生活。这些古井和古桥便成为黄姚的亲水文化和景观空间的一部分。
社庙
清代黄姚有众多寺庙，在民国时期被拆除和洪水冲毁多座，如福庆祠、护民祠、护龙祠、水口祠、回龙庙、接龙社、西宁社、吕公社等，因此，遗产被毁现象严重。据1992年编写的县志记载：“道教在县内流传甚广。解放前，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坛庙社祠道士庙祝。解放后，道教一度被禁绝，70年代后期，一些乡村又恢复了建庙打醮活动。”黄姚一带还有“同善社”“三花教”等会道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取缔而绝迹。1989年全县开展扫除“六害”，建庙打醮之风逐渐收敛[22]。这说明黄姚曾经道教盛行。坐落在镇西北姚江边的宝珠观是黄姚街内地位最高的庙宇，也是昭平境内府江西岸的第一大观，因建于宝珠山旁而得名，始建于明嘉靖三年（1524），清乾隆九年和光绪二十年重修。虽是道观，却为当地居民供奉道教和佛教诸神的所在地，人们以其“声灵赫濯有祈祷无不立应”而香火繁盛，拥有大量祀田[23]。三进的四合院，斗拱飞檐，寺观的前方，砌有照壁，以避水流的直冲正对。观门前有一对石狮镇守，观内有一铁钟，结构完整，保存完好，上有顺治十五年所刻文字，清晰可见：
观有钟鼓，所以崇香火，司晨夜，远近官者悉生恭敬心，乃缺一不可者。旧有钟二口，一分中拆裂，不堪考击；一上无蒲牢，不可悬挂，皆委诸地矣。庙器不精，不几若亵渎乎？首事考将东铸于福山计冶□之工资装载之，脚价约卅金乃可。盖迎祥诸□，伏俱于此举并造也，资财既凑，新钟可计日而至，东角高悬，喤喤洪响，声彻九天。菩萨上帝茫，而二灵之福庇一方，应典钟俱永矣，爰遍恭启于覆。
另有一钟，原是文明阁大殿内的，系清康熙年间造，重达300余斤，现存于此观内以供观赏。两钟形貌类似，只是后者更为古旧。
当代老人说，宝珠观原是当地土著壮族人在明万历年间兴建的小庙，不许汉人参加祭祀。明万历年间，财大气粗的汉族商人立刻在龙畔街针锋相对地盖起了兴宁庙。到清乾隆年间，朝夕相处的汉壮两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决定合建宝珠观，定三月三为庙会，同时联合祭祀兴宁庙，乾隆二十年重修兴宁庙，并建真武亭、护龙桥。兴宁庙背山面水，庙前和旁侧种有桂花树、榕树等。
文明阁坐落在黄姚镇东南天马山西麓，前依姚江，右傍螺峰，古刹宝亭层峦叠嶂，掩映在绿树丛中。它雅致、幽静、豁朗、清新，为旧黄姚八景之首。文明阁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道光十年（1830）、同治九年（1870）及1926年前后4次重修。原有步云亭、文明首第、土地祠、豁然亭、福禄亭、惜字炉、天然图画、财神殿、大堂正殿、不夏亭、桂花亭、魁星楼12处建筑物，今仅存8处，阁内历代名人题诗刻石颇多。沿天马山而上，文明阁第一道门楼上书“文明首第”四个大字，是广西书法家莫乃群1986年所书。两边写有一副对联“春入水逾响，秋高山更青”。沿着石梯向前走，就会看到旁边有一块乾隆五十五年立的“文明阁祀田碑”。前面有豁然亭，亭前柱上书“上下江涵画阁添，东西岸隔烟波间”，后面柱子上写道“有风花气犹迷槛，无风岚尚滴衣□”。继续前行，第二道门楼上书“有声”二字，旁边写道“星临平野阔，山似络阳多”，门楼内有同治三年重修文明阁碑。依山而行，两旁可以看到古人登山留下的石刻，其中一篇为“余王至黄姚登文”。前惜字炉上面也刻有对联，共有六句：前面为“赤文归造化，赤字幻霞烟”；左边上书“烟霞”，两边为“一炉纸化氤氲气，万古人存爱护心”；右边上书“风月”二字，两边刻有“迹民别风淮雨外，烟迷五岭一溪中”。说明作者的崇文惜字之心。惜字炉旁边石山上刻有“小西湖”石刻，为清代太史刘宗标题。旁边刻有国民党陆军少将、本地人何武所题“蔚犹森秀”。笔法苍劲隽秀，时有游人拓本。继续往前走，旁边石上刻有“道光庚子年重建文明阁新建魁星楼并建亭至碑记”。至此到达第三道门楼，上书“天然图画”四个大字，左下角有乾隆年间立的“攀山石碑”，另有民国七年重修文明阁记。
楼内有1999年2月8日所立的“重修文明阁碑志”，介绍了文明阁及重修的有关情况，即文明阁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986年被列为昭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派员保护。1998年冬，县人民政府又拨款1万元重修，并恢复多尊神像。沿梯而上，进入大殿，殿内供奉着关公。出大殿前行，旁边石壁上刻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题书的“鸢飞鱼跃”四个大字，下有“重阳登高联咏”，以及“新建不夏亭碑记”，再往前就到了七星亭（原为不夏亭），两边书有“清凉舒适合心情，静坐闲谈知己话”。转身再上，看到的阁楼就是魁星楼，里面供奉着“魁星公”。
文明阁附近怪石嶙峋，古树成荫，登高俯瞰，宝珠古刹，东门古榕，尽收眼底。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正如清代诗人直翁诗云：
胜地重登又几秋，螺峰四面伴岑楼；
漫云托处邀青眼，殊愧浮生到白头；
敢望碧云跨鸟雀，还期紫气驾青牛；
山明水秀成佳景，不亚瑶池第一洲。
在黄姚街中，现存有一祠——安乐祠。据墙上碑刻记载，当时壮瑶少数民族经常袭扰，千户李道清（总兵）率官兵，会同黎宗远等人，带领民众，历经年余讨平，古镇百姓念其功，塑像奉祀，立祠纪念，故名安乐。在乾隆《昭平县志》卷2也有类似记述：小营，在宁化里黄姚埠。明末时猺獞猖獗，千户李道清率官兵扎营于此，至今壁垒犹依稀可见也。而民国《昭平县志》则说：安乐寺在黄姚街中，清顺治年间建。先时猺獞猖獗，千户李道清等率官兵讨平之，遂立此祠，故名安乐[24]。但有的记载则说是因匪盗猖獗，百姓不宁：“李道清，关区水岩村人。与黎宗远相友善。万历初，匪首黎天龙啸聚党类于五指山之岩洞，屡为民患。道清与宗远同心协力，集团防剿，历年余始。勘定之后，嗣念其功，塑像奉祀于振都祠”[25]，各种说法虽不一，但都提到李道清曾为当地百姓获得安宁，因而被立祠祀奉。
此外，还有一些不断拆建的地方小祠，见表1－1。
表1－1 黄姚地方小祠拆建情况
宗祠
宗族祠堂是民居传统建筑中的重要部分，宗族祠堂与社稷并重，是祖先居住的地方，被视为神圣之地，这里是宗族议事、执事最为重要的地方，与州府县衙的意义近似。祠堂在黄姚是宗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祠堂建筑本身和所负载的宗族文化，也是当地重要的文化遗产。从明万历年间开始，黄姚的古、莫、梁、郭、劳、林、叶、吴、黄等大姓人家为了扩充势力，团结一致对外，力求本族人丁兴旺，财业发达，纷纷在古镇建造宗祠。大部分宗祠始建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后经过历代重修，大约到民国时期形成了大体形制。在历次运动中，黄姚由于地处偏僻，不被外人知晓，加上古镇居民宗族意识强烈，祠堂保留相对完好。改革开放后，许多周边及远方的同姓同宗人也来此祭拜，这些外来力量的加入，使当今黄姚的宗祠建设和祭拜活动更加推波助澜，1993—1996年期间大多重修，最近又在不断新修。古镇内现有当地主要姓氏宗祠或家祠11座，是周边地区少有的数量和规模。
古氏宗祠位于金德街三星楼外，祠堂墙面碑刻告诉人们，该祠始建于1708年（即清康熙年间），1909年（清宣统二年）为照顾黄姚街子弟求学，宗祠借用作为学校。在抗日时期，桂北行署曾借此用作临时办公地址。1943年中共地下党在此举办黄姚中学，1993年重修。古氏宗祠原占地面积约七百多平方米，包括祠堂前方广场和后方樟树林，20世纪70年代，宗祠正堂和两边厢房全部拆毁，只剩正堂两根石柱。古氏宗祠大门两边对联为“亶父家声远，笔公世胄长”。进入大门后，另有一门，两边写道“古道新风德门厚福俱由正路，家安宅吉仁里祥和恒处善林”。大厅内正中挂有“古氏宗祠”牌匾，右边有一小门，上悬牌匾“慈善堂”。进入慈善堂，正中供奉观音神像，上面写有“甘露琼浆”，左右分别写有“春涵瑞霭龙仁里，日拥祥云护德门”。这是当地唯一一个与庙宇合建的宗祠。另在兴宁庙左侧，有天佑古公祠，是古姓一支的祠堂，俗称家祠。此大门两边为“天锡公纯瑕，祐启我后人”，大厅内两侧写着“规行”和“矩步”，说明宗祠发挥着教育和规范族人的作用。
郭氏宗祠在天然街，位于吴氏宗祠的对面，于清乾隆四年建，1928年重修，1996年再修。宗祠大门两侧写道“汾阳世胄，点领家声”，表明郭氏属于河南郭子仪的后代，他们传颂祖先郭子仪戎马一生，功盖天下。也许因为有此传说，郭氏后代引以自豪，为了彰显其不俗的家门，其宗祠的对联显得特别讲究，不仅大门两边的石柱上有一副长联，入大门后又有一门，前后柱子上也有长联，前者为“贻燕翌启鸿图念乃祖积厚流光旷世相传绵德业，焕人文绳先武原诸昆笄来继往大家振奋铭书香”，后者为“支笄众郡本溯羊城八百里乔木高迁系谱重天潢东粤渊源西粤衍，春荐豚羔秋行麛积万千年馨椒永祀报功崇大兴前人统诸后人承”。大厅上写有“世代荣昌，合族平安，富贵双全”，左右两边对联为“百子千孙，房房兴旺”，都是祈福祝愿的意思。墙上还显赫地贴着祖训：“真诚孝：百善孝为先，诚信做裔孙，勤奋勿忘本，清明祖宗香。读书高：科技生财道、勤学智兴家，祖训须谨记，唯有读书高。”内容既秉承了先人传统，又加入了当代社会因素，标示做人做事的道理和规范。
位于金德街上南塘边的吴氏宗祠始建于明末，清代多次重修。吴氏宗祠最富文化特色，与其他宗祠不同的是，该宗祠前座、后座和天井四周的墙头绘制了48幅山水、花鸟和人物的壁画，此乃民间画师在建造祠堂时，直接用毛笔绘于墙上的艺术品，属于刷地壁画的一种。其构图美观，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具有艺术和历史价值。抗战时期（1944年秋），广西省艺术馆疏散至黄姚，曾把吴氏祠堂当作课堂，在这里上课和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已故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和现代画家蔡迪之、易琼等人也曾在此工作。1983年，昭平县人民政府将“吴氏宗祠”公布为“广西省艺术馆旧址”，旧址和壁画均属县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祠堂内的壁画虽然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但绝大部分画面和色彩仍然清晰，保存完好。从吴氏宗祠的建筑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有岭南建筑的简朴、精致，又有中原地区豪宅的气派。由此，不少专家认为黄姚的文化是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很有历史研究价值。
劳氏宗祠位于安乐街劳家巷，初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大门外石柱上对联为“元祖源流远，威公世泽长”，进门正中有“敬慎仪威”的牌匾，后面为“孝悌忠信”，两边柱子上的对联为“敬祖思源崇功德，义型威信裕后昆”。中间院子两边有图画，右边为“春游青草地”和“夏赏绿荷池”图，中间为《冬夜读书》诗：左边为“秋饮黄菊酒”和“冬吟冬雪诗”，中间为著名的“锄禾”诗。大厅正中有“松阳堂”的牌匾，两边为“祖孙学士，兄弟中丞”。两边柱子上的对联，前边为“文章光世德孝友振家声，上绍中丞业常传学士名”，后边为“祖泽宏敷祚胤千秋远锡，孙猷广著本支百世联芳”，昭示族人努力向上。
此外，莫氏宗祠位于金德街上，建于清乾隆年间。古镇的龙畔街司马第旁边的仙山祠原本也是莫氏家堂，后被族人用作居所和学校，20世纪50年代被政府征用做粮仓，内部改造毁坏，已经面目全非。林氏宗祠位于金德街56号，原为叶三林公祠，始建于道光年间，至今有200年左右的历史。梁氏宗祠位于中兴街上，建于清康熙年间。黄氏宗祠位于迎秀街福庆巷，建于民国二十七年。建得比较晚的是叶氏宗祠，建于1948年。
这些宗祠大多结构规模宏伟，装饰也较为豪华考究。整个祠堂由天井、正堂、偏厅和厢房组成，配以厨房和花园，祠堂的建筑风格属岭南流派，祠堂的天顶、墙檐由当时的民间艺人绘上精美的图画，图画内容以“惊鸿”“飞燕”“四季平安”“劝学”等为主要内容，体现了黄姚宗族的文人传统。各宗祠占地面积一般都在400平方米以上。门前修建石阶，然后是宽阔的门廊，进入大门，内又有门，两旁建有厢房，正中是一个大天井，两旁是小花园，天井正面是高大宽阔的正座，安放列代先祖牌位和祭祀用品。由于当时建筑工匠都来自湖南，各姓氏宗祠建筑风格一致，均采用砖木石结构，都很有气派，为周边其他居民所仰慕。
古镇的祠堂不仅是春祭和秋祭时候族人共聚的场所，也是一切宗族人员家中举办婚丧寿诞及乔迁之喜等重大活动之所。祠堂内置备了祭祀时使用的桌椅板凳和餐具，这些设施是族人捐资购买的，属于族产，平常日子可备族人租用，但要支付一定的租金。通过宗族的合祭活动和祠堂这个公共空间的联系，加强了族人的认同和凝聚力。
古镇九宫八卦的布局不仅体现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体现了古人对传统中国文化与景观的追求。古镇许多临街亭阁式建筑，既方便观景，也体现居住与外界的开放和封闭，兼具瞭望和自我防御之功用。总之，古镇建筑体现出其选址科学、构思精巧、布局合理、气势恢弘、风格高雅、用材考究、质地坚固等风格特点，在建筑学、雕塑和绘画艺术等方面都有欣赏和借鉴价值。
（二）民俗文化传统
黄姚地方风俗，文献记载少见，民国时期的县志《风土部》有：“林作楫曰宁化里民獞杂处，獞为土著，余皆来自粤东，俗多机智习争斗，然竟有老死不见官吏者，故足风焉。窃盗伙而不畏法。所居室虽完，内必编竹木藩之，稍疏则乘之矣。士读书能文章，冠则迓戚，属中宜子而寿并富且贵者加之冠，婚则补奠雁，鼓乐相迎，奁物尾新妇归矣。母家之送亦鼓乐如之，妇归则进履于舅，以下戚属名贺裔，稍竦逖则手帕槟榔耳。”[26]这里记载的风俗至今已经消失殆尽，但可看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壮族居住的地方，移民来自广东，他们不喜欢打官司，盗贼成团伙屡禁不止，所以需要建筑防御街区和住屋。另外该书仅记载了当地有读书作文的传统和特殊的婚嫁习俗，黄姚近世以来所传承的民间风俗和日常生活文化，不被重视，所以语焉不详或未有记录。在此以田野调查资料稍作整理。
饮食
黄姚饮食民俗独具特色，古镇人在汲取祖源地广东和当地饮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风格。黄姚有许多地方特色饮食，如“黄姚豆豉”是享誉东南亚的特产，清代曾一度列为贡品；黄姚还盛产黄精，经九蒸十晒，为黄精之极品；黄姚水豆腐酿因其制作独特而别具风味，声名远扬；此外，黄姚还有艾糍粑、年糕、松糕、油糍粑、萝卜糕、九层糕等地方小吃，体现了黄姚人利用简单的原料，制作营养、味美饮食的智慧。它们作为古镇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值得重视。这里择其要者述之。
（1）豆豉
“黄姚豆豉”在民国时期蜚声海外。其颗粒均匀，豉香郁馨，属纯人工高级调味佳品，1994年在世界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杯奖。著名的“黄姚豆豉宴”菜式有“豉汁蒸排骨”“豆豉焖五花肉”“豉汁白切鸡”等，为此，中央电视台曾在2003年春节，专程派相关栏目制作组亲自到黄姚拍摄以反映黄姚豆豉等饮食为内容的专题片，介绍了“黄姚豆豉”和“黄姚豆腐酿”的制作过程。
黄姚人每天都要食用豆豉。豆豉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载：“黑豆性平，作豉则温，既经蒸煮，能开能散，得葱则发汗，得盐则能吐，得酒则治风，得蒜能止血，炒熟能止汗。”黄姚豆豉曾被列为贡品，可见其珍贵。民国当地县志记载，黄姚街出产的豆豉最地道，原因是：“因其炊浸洗豆时俱利用宝珠江水，故制成豆豉透心柔软，无核，香甜，异味，物质精良，驰名中外，诚特产也。制法以黑豆或朱砂豆一百一十斤先用水洗净，置木甑炊三小时许，倒入冷水浸至靓身捞起，复用甑炊至大气上升甑盖有水珠，即用大箕摊凉后藏入霉房，用霉窝摊开压之使霉，越七日以江水洗净入落篓，又七日再大箕于早晨摊晒，用手捞二次俟底面转靓变成豆豉。”[27]现在的制作方法大体不变，师傅说，选用新鲜饱满的黑豆，淘洗干净，放入大木甑蒸4小时，倒出晾片刻，置宝珠江水或泉水中浸泡40—50分钟，捞起滴干水，再次蒸煮至大汽上升。约水沸后10—20分钟，甑盖有水珠即可取出，快速降温并晾干。然后放置温度为30—35度的霉房发酵5—6天。待豆起白色霉粉后，揉擦松散，用水淘洗干净，贮存于高2米、直径70—80厘米的上圆底方的大竹篓内加压，送入霉房再次发酵5—6天，倒出即为湿豆豉，再置簸箕上摊开晒制。晒至豆豉粒干爽，油光发亮即可收藏。其特色为原汁原味，豉粒大小均匀，乌黑油润，富有光泽，豉味浓烈，香气芬芳。其他地方一斤豆能加工出一斤到一斤二的豆豉；黄姚一斤豆只能加工出八两左右豆豉，说明黄姚的豆豉精挑细选，货真价实。当地人说，黄姚豆豉只要放在瓦罐中，半年后更香醇，可以保存几年。近年来，有人考证，黄姚豆豉还具有保健美容、预防老年人血管硬化之功效[28]。
黄姚豆豉多是家庭作坊式生产，据说，鼎盛时生产豆豉的人家有四五十家，历史上出现过一批以生产豆豉闻名的老字号如“古怡盛”“古信记”“梁隆安”等。黄姚全镇几乎都有人制作，年产2000余担[29]，产品畅销湖南、湖北、粤港澳和东南亚各国。因为黄姚盛产豆豉，于是就有了许多用豆豉制作的美食，如豆豉蒸排骨、豆豉米粉[30]等。
（2）豆腐酿
黄姚人爱吃酿菜。酿菜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豆腐酿、瓜花酿、芥菜酿、辣椒酿、柚子皮酿、笋酿、大肠酿。豆腐酿又有水豆腐酿、油炸豆腐酿、豆腐砖之分。其中，黄姚水豆腐酿因其制作独特而别具风味，声名远扬。黄姚豆腐用古井水制作，加工精细，故特别鲜嫩、细腻，食之鲜美、滑口。豆腐酿制作方法是，将新鲜的水豆腐块摆放在竹筛或其他容器里，滤掉多余水分后放在盆中抓成碎末。另将鱼肉或猪肉剁碎，拌适量的盐、五香粉、花生粉、葱、香菇等做馅料。然后将碎豆腐放置在手中，在上面放一层拌了作料的肉末馅，再在肉层上放一层豆腐末。然后左右手合拢在掌心慢慢地来回翻动，形成丸状后，放置竹筛中依次摆好，到烹煮时，将豆腐酿放入锅中用文火细细煎煮，成黄褐色即可放入适量葱末和黄姚特产豆豉，再加上少许水焖出锅，即可食用。它具有鲜嫩清香、淡滑可口的特点，是当地人除夕夜必备的一道大菜肴。这道菜在平时很少做，只有招待贵宾才会去做。其他各类酿菜味道也很鲜美，并且营养丰富，体现了黄姚独特的地方饮食风格。
（3）糍粑
黄姚人有4月、10月扫坟祭祖习俗。节日食品除了常见的白斩鸡、豆腐酿之外，还有独具特色的风味食品：艾糍粑、白糍粑。制作艾糍粑时，先将当地野生的艾叶洗净煮熟，再捞出来剁碎，与糯米糕状粉拌适量白糖和水搅匀，揉成面团。将事先准备好的黄糖、花生、芝麻末馅料，放入面团中捏成饼状，以洗净并煮过的黄枇或柚子叶做底，逐个逐层地放入锅中蒸熟即可食用。艾糍粑柔软可口，略带甘苦清香味，具有清热祛毒之功效，是当地人喜爱的节日食品。白糍粑的制作方法与广西其他地方相似，将优质糯米拌适量盐放入蒸笼蒸熟，然后取出放入石臼中，趁热用木头反复冲捣，直捣到米粒成糕状，便可取出一小团，再放适量调和好的花生粒、芝麻馅于米糕中撮合，用洗净的竹叶或芭蕉叶包扎成扁长形，再用茅草扎紧，放入锅中蒸熟即可。这两种食物除祭祀、食用外，也可用于走亲访友时互相馈赠。
黄姚的特色饮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开发中有其特别价值。一些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逐渐被遗忘，有待旅游开发，以激活和延续其传统生产工艺。通过对它们重新包装介绍，挖掘地方文化意蕴和营养美食价值，由此进一步宣传古镇。
节日
节日文化是集中体现地方文化传统的窗口，也是诸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留渠道。黄姚的节日既体现了与其他地区相同的特点，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1）春节
黄姚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从腊月二十三“年小晚”就开始忙，这一天灶神和祖宗要起程上天去汇报人们在这一年当中做的事情。白天，人们要去买菜，准备晚饭，因为这是祖宗一年在家的最后一顿饭，所以很丰盛。吃完晚饭，灶神和祖先就走了，直到年二十九的半夜才回来，在此期间都不上香。二十三以后，人们就开始“忙年”：打扫房屋，置办年货，添置新衣，洗头沐浴，准备年节器具，等等。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除旧迎新”。年节也是祭祝祈年的日子。白天要到古镇的兴宁庙、土地庙、佐龙祠祭天地，上香火。除夕之夜，祖先和灶神下界回来，人们放鞭炮，燃香烛，点旺火相迎。年岁还是合家团圆、走亲访友的日子。年糕、糍粑和蒸饺是黄姚过节不可缺少的食物。二十七的晚上，家家户户都做水浸糍。二十九的晚上要包饺子，此外还有年糕、松糕、油糍粑、萝卜糕、九层糕。品种多样，有用糯米做的，有用粳米做的，也有二者搭配做的，味道咸甜皆有。年三十开始，一般杀鸡、杀鸭，买猪肉，在家或祠堂祭祀祖先，吃团圆饭，守夜到零时。初一之后，开始走亲访友，互送礼品，以庆新年。年节是全镇百姓娱乐狂欢的节日，春节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竞相展开。在古戏台，有彩调、桂剧看，近年还会举办篮球赛、拔河比赛、舞鱼龙，表演的人多时可达两三百人，方圆几十里地的人都来看热闹。
春节最精彩的是初二晚上的提灯晚会，即起源于乾隆年间的“舞龙鱼”。每年正月初二这一天，家家户户扎鱼龙灯，上街游玩，庆祝新年，这也是黄姚古镇民俗活动中的一大盛事。“鱼龙”是用竹片扎成骨架再糊上纸做成的，里面点上蜡烛，光照透明。一般一条“鱼龙”由数十上百条各式各样不同的鱼连接而成，最前面由一大大的“鱼头”为首，最后是各种纸扎的虾、蟹之类。通过夜间提灯游行，舞龙、舞龟等，感谢鱼龙在过去一年的恩赐，祈祷来年继续风调雨顺。时间从晚上7点多开始，到10点多结束。届时由当地街民组成的游行方队长达五十多米，由十三个部分组成，阵容庞大，他们举着旗、敲着鼓、舞着灯走遍古镇街头巷尾，最后以放焰火结束。整个过程热闹非凡，为古镇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
（2）三月三庙会
每年农历三月三是真武大帝的生辰，宝珠观举行大型庙会。观门前立着一个竹扎纸糊、高大威猛、面貌丑陋的山大王。庙会中最热闹、最隆重的活动就是抢花炮，周围各村都积极参与，因为抢到则意谓该村将人畜兴旺。“抢花炮”是一项参与性很强的活动，在空旷平地或沙滩上用竹子扎成两丈多高的炮架，上面挂满各种彩球。燃放时，人们伴随着舞狮舞龙，以及扮演各种角色的演员、八音锣鼓吹打行进，把花炮送到庙堂。主事者把炮圈用红布缠好，套在炮架的铁镜上。燃放前，先放鞭炮，待万炮齐鸣过后，点燃大炮镜，“轰隆”一声，炮圈冲天而上，至几十米高空转落下，此时“抢炮”开始。夺得炮圈者须力排群雄，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神庙前参拜。在这之前，任何人都有权从他手中夺过炮圈，直至参拜神明之后，把炮圈交到主事者手中，验明正身，发给证照，方为取胜。花炮燃放有一、三、六响，每响均有名目，如财丁炮、福禄炮等。然后抬着奖品游行，高高兴兴抬回本村。抢回的炮圈供奉在祠堂或者本村最漂亮的房子里，每逢初一、十五上香祭祀，人们求子求财，寄托各种心愿。所以本村村民均奋力相助。没有抢到炮圈的民众，也在地上拾点炮纸，带回家撒在牛栏、猪圈或鸡舍中，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第二年，上年抢得炮圈的村寨，由德高望重的长者主祭“谢炮”仪式，由身强力壮的青年抬着花炮，敲锣打鼓，舞狮舞龙，送到庙堂主事者手中，供当年庙会使用。
现在黄姚的三月三已经变成了主要是走亲访友的好日子。这一天像过年一样，要杀鸡、买肉、磨豆腐，亲戚、朋友都会来聚会，每家都会摆几桌酒席，最隆重的可能会有五六桌。如果是远的亲戚过年都不一定会来，但三月三要回来。节期一般为一天，远客会留下过夜，近的则饭后回家。庙会期间，要在古戏台唱三天三夜的戏，有桂剧、彩调，最为热闹。
（3）七月十四
农历七月十四在当地如过年一样隆重，节期前后有三四天。民间认为这时是一年之内的中间，阴间阴灵们可以领香火钱。有些漂泊孤魂，因缺衣少食，遂向人间索取。节日的前两天人们就开始准备，买香、五色纸和蜡烛，将五色纸剪成小衣服的样子，当天晚上烧了送给阴间的鬼魂。十二、十三包粽子，还要准备十四晚上放的柚子灯和纸鱼龙。十四这天一早，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鸡鸭等物品，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每个祠堂都打开门，人们带着准备好的祭品和香烛之类，前去祠堂祭拜，然后再回到家里上香、烧纸、祭拜，也有人在祭了自家的祖宗后，到安乐寺、兴宁庙、佐龙祠去祭拜。祭祖之后，回到家里吃晚饭，因为享神的食物是丰富的，因此，晚饭通常都比较丰盛。
此日，黄姚人除了到祠堂祭祀祖先和社坛神灵，还要举行放柚子灯仪式，即当地居民祭河神的仪式。当地人对冤死、枉死的人都视为不吉，认为其阴魂不息，可能成为厉鬼而向周边活着的人求“替身”。当地老人说，以前大家喜欢在兴宁河里游玩或洗澡，有人淹死变成了水鬼，放柚子灯可以安慰亡灵，预防溺水身亡，于是人们祭水鬼，在柚子灯上插蜡烛，然后将灯推进河里，灯顺着河水向下游漂走，将水鬼带出或赶出古镇。也有另一种说法：由于黄姚古镇水多，民房大多沿江而建，人们终日生活在水边，每当春夏季节，河水上涨，有时大雨过后，河水泛滥成灾，一些小孩或不会游泳的妇女不幸溺水，人们便认为是水鬼作怪。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七月十四这天，沿着河边烧香祭祀鬼神；于是，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就有了放“柚子灯”的习俗。
放柚子灯是由当年轮值主办的宗族轮流组织，资金则由他们去各家各户募捐而来。柚子灯由灯头和灯尾两部分组成，灯头是用珊瑚红、明黄和深绿色等五色纸扎成的方形彩船，约有一立方米，里面可以点蜡烛，起到引导灯尾的作用；灯尾则由一连串未完全成熟的酸柚子组成，削去顶的柚子用细竹子串联成连续的品字形，在上面插上蜡烛，然后用红绳把一个个柚子灯连成一串，连接在彩船的船身尾部，下水时，由这引路的彩船拖曳着一长串柚子灯前行。晚7时，放河灯活动开始。首先，要举行舞狮子的仪式，狮子队从天然街出发，经平秀街、金德街、安乐街、中兴街等八条老街游行，彩狮前有一位老者在引路，抛洒往生钱，彩狮后有六名锣鼓队员敲锣打镲，还有一人专门负责跟随彩狮行进燃放鞭炮，每到两街的交汇处或重要的亭社，彩狮就会停下向社公或神灵三叩首，行祭拜大礼，引路的老人吟诵引路词，并上香拜祭。最后狮子队游完八条老街，回到兴宁庙。在锣鼓和鞭炮声中，由老者吟诵引路词后，正式宣布放河灯。放灯时，灯头先下水，连成一串的柚子组成的灯尾，像一条长长的水灯浮于水面。几个会游泳的男青年跳下水，用手轻轻领着灯头顺流而下，水灯有时长达二三十米。在灯头前有舞狮小船，船头分立三人，分别负责击鼓、舞狮和燃放鞭炮。旁边其他会水的青年手持鱼龙，伴随着柚子灯缓缓前行。放柚子灯从宝珠观起，一直漂浮到兴宁庙以下，大概持续两三个小时，届时灯火闪烁，人群出动，河两岸站满观灯的人，景象壮观。放灯结束后，大家跳下河争抢柚子灯，把抢到的柚子拿回家和家人分享，据说吃到的人可以长寿。
当地老人回忆，以前在此节之前，宗亲也会纷纷赶回族中，参与重要的祠祀和社坛祭祀。大族往往会在七月十四到来之前阖族到祠堂和社坛祭祀。民国时期，节日一直持续举办，新中国成立后该节日活动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被禁止公开举办。改革开放后，宗族祭祀已经恢复，放河灯也曾自发开展，随着旅游开发的进入，放河灯还成为一项游客娱乐项目。
古镇民俗传统是维系古镇人认同的重要依据，代代相传的习俗也凝聚着古镇人的记忆和情感。对于今天的黄姚人，谁说这不是他们的遗产？
风水思想
目前中国和世界正在建设和谐的人居环境，工业化的推进，使得传统的生态居住环境被破坏，建设山水城市、美好家园的理想受到重视。古镇或古村，甚至历史文化名城等建设之初都有风水意象。在这种意义上，风水无疑有其特别的作用，也可以算是祖先留下来的一宗遗产。风水被视为一种文化遗产，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中存在许多争议，但这种提法似乎越来越得到认同。这种结果虽然与韩国、日本对风水向来的重视有关，也与国民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里曾经被标签化的文化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重新审视的态度有关。许多学者认为风水理论中虽然不乏封建迷信内容，然而风水理论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综合的自然科学[31]。风水强调聚落空间依形就势，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融合的现代生态环境观。
中国的风水与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探讨的都是人地关系问题。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环境（特别是地貌和气候）对人类行为和文化的影响，认为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生活有不同的塑造力量[32]。中国的风水说属于传统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系统，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之上，有天、地、生、人系统的有机循环观念，有“天人感应”的宇宙整体协调思想，因此，风水说也重视对环境的选择，认为环境能对人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古代风水说较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更为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人与环境的有机和谐，提倡住宅和村镇空间的布局和设计要与自然和谐[33]。风水中讲究空气的流通，要有良好的日照等生存环境和方便生活和灌溉的用水，讲究“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佳地；既有利于生存需要，又有一种幽然避世、有景怡然的审美格调。中国风水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对缓解当前的环境危机、协调和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34]。
在黄姚人看来，风水对于他们很重要，关乎人们平安、财运、学业等方方面面，建房屋、盖祠堂、选墓地，无一不以风水好坏为首要考虑因素。当地的聚落环境符合风水理论的思想，风水强调封闭式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把这种相对封闭式环境称为太极，谓能藏风聚气。黄姚三江汇流，水路蜿蜒曲折，具备山环水绕的风水意向。古镇是一个小盆地，从周围山脉走向来看，有酒壶、真武、鸡公、叠螺、隔江等数座山脉，山势蜿蜒起伏如游龙，从南向北聚集而来，古镇就是当地人称之为“九龙结穴”的风水宝地。整个黄姚古镇，由一条主街和八条弯弯曲曲的街巷构成，形似一条起舞的青龙，故古镇地名多带“龙”字。
据民间传说，宋朝开宝年间黄姚人目睹了“神龙游黄姚”情景。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黄昏，神龙从天而降，先在西郊一口池塘洗澡净身，然后从西门而入，穿街过水，飞到了中兴街，这个龙转了一圈，在回龙庙玩够了就回去了，最后在城东北地坪腾空而去。黄姚人为纪念这一盛事，把西郊那口池塘称为“龙塘”，认为宝珠山是龙来洗澡时喷下的龙珠变成的，还在西郊门外建了“接龙门”，在中兴街建了“见龙祠”。将龙憩息之处称为“龙盘街”（后改为“龙畔街”），在神龙跨河之处还修建了护龙桥、带龙桥、佐龙桥，同时，在不同的方向修建了佐龙祠、护龙祠、会龙社等祭祀神龙[35]。传说虽然未必真实，但说明古镇人笃信风水，着力营造风水格局，保护龙脉，并以神话传说来强化这一理念。
风水认为水能聚财，所谓山管人丁，水管财。水是“气”之所依，因此，水流的出口处应有“关锁”，以便聚气。关锁的形成，或者因借地形，即村镇的水口应是山环水绕、曲折有致；或者在水口人工架桥，以适当改造地形。水口建桥既达到了风水的要求，又成为村镇的交通要道和公共活动场所。在黄姚有座锁龙桥，桥的左下方原有一亭阁式祠庙叫水口祠。黄姚古人希望通过这些建筑能在这里把住水口，不要把黄姚的好风水流出镇外，留住财气。
黄姚古人对聚落风水注重保护，从当地两块乾隆年间所立石碑可以见出。《牛岗坪禁碑》曰：“窃思牛岗之坪原系龙脉风水之所关，又系牧养之地。春来田野遍耕牛马无寄足之区，藉此地以为抚字之原则，春耕有赖……无知者在此锄挖，以伤阴阳气脉，目击心伤，曾于前岁请匠添回，众议出字，每多视为闲言，阳奉阴违，今春和议，复立严规嗣后，倘有不遵卿约，仍行侵占耕种挖锄，任从牛马践踏餐食斥辱不得恶言詈骂，如敢逞刁，众议杻禀鸣。官究惩决不狗（苟）情，自是以为定规勒石以永垂不朽。”[36]在宝珠观内还有一块碑刻也谈到：“严禁风水龙脉土场土地挖石。”[37]可见黄姚人对于风水的重视。
宗祠的风水关系一族之兴衰，黄姚人对此尤为讲究。当地的祠堂不仅非常注重背北朝南的格局，且都择龙脉而建。有诗为证：“郭氏宗祠又一景，门前面向真武山，武山象征似笔架，祠前还有一池塘，看来好似是墨盘，松柏象征似毛笔，左边又有桂花树，桂花年年生贵子，风水宝地出秀才。”[38]郭氏宗祠前的池塘、松柏、桂花树，以及远山和案山似乎都预示这是一个绝佳的选址。另据说叶家祠堂的建设是因其祖上一位名人专程从广东寻龙而来，所择方位是九牛朝拱之处，后来因为建设周家水库，破坏了风水，所以叶家从此不振。此说也可反映古镇人重风水。
民居是聚落形态最主要的构成因素，宅院宗祠的朝向、布局及相互关系几乎都受到风水观念的影响。其中，最主要表现为配合地势环境，有意的迎合、避让或符镇，以趋吉避凶。如莫氏司马第的位置，处于莫氏建筑的正中，依山傍水而建；远含青山后枕仙山，九曲之水从门前缓缓流过；右有仙山祠关护水口，左有兴宁庙护卫。黄姚人解释说这才有今天莫氏的发达。
如今古镇人仍有浓厚的风水思想，关于地方风水的传说仍在讲述。居民梁志生准备建新房，相关部门表示同意，但必须遵循古镇建设规划和旅游规划，其中一条规定是：正门朝中兴街。该居民对规划中所规定的楼层、高度、建筑风格等限制都没有异议，唯独不能接受这一规定，理由是家门朝中兴街，面对真武山，这是凶象，自身没有力量抵挡得住。像此类事件时有发生，可见风水思想在当地根深蒂固。
总之，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风水理论，包含诸多合理因素。黄姚人深受风水思想影响，其聚落选址、环境规划和家宅朝向都依照风水理论来进行，留下许多合乎科学的生态环境的成果。
（三）文字文化传统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常常互相依存。前者较注重生活功能与实用性；后者偏重于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前文已述建筑文化，楹联和匾额其实也属于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单独抽出来论之，以突出地方文字文化传统。
黄姚文字传统非常兴盛，从历史资料、碑刻文字以及口述传统可知。明末清初，黄姚人非常重视教育，读书之风隆盛，文化氛围淳厚，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黄姚历史上出过众多文人，从清康熙至光绪年间曾经出过11名进士、举人。抗战时期，又有许多名人聚居于此。传承至今，仍然有许多人喜欢舞文弄墨，学诗赋联，每每珍藏有自己的诗稿文墨。即使平常百姓，识字不多，也沾染了好文的习尚。
黄姚的崇文传统，提倡读书进仕，有“读书楼”等实物证明。黄姚文明阁专祀文昌帝，标志其地方注重文运通畅。其阁上山道旁，有“小西湖”题字，旁有惜字炉，亦是当地人崇文之表征[39]。文字文化最突出的是当地独具乡土特色和地域风格的诗联文化。正如当地人自诩：这里人才辈出，过往的文人墨客繁多，古镇迤逦的水光山色和众多的亭台楼阁、寺观庙社为他们提供了吟诗作对（联）、施展才华的天地，形成了颇具地域风格的诗联文化[40]。古镇的诗联众多，对仗工整，寓意深刻，有浓厚的文化韵味，起到了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当地居民的审美情趣，给人以愉悦的享受，影响了他们及其后人塑造生活环境而带来的美丽景致。
联
黄姚人普遍喜爱贴对联、写对联，在黄姚做调查，随处可见其庙宇亭台楼阁和民居家门上各种奇巧有趣的对联。据不完全统计，黄姚历代公共建筑上的楹联197副。这些楹联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书法妙绝，颇有品味。其内容多为赞颂古镇美丽景致。古镇东门门楼上有内外两副绝妙的对联，其外联是：“川达二江直绕遇珠海姚溪雄吞西域，楼成五凤特耸出螺峰文峡关键东门”；内联是：“明月照山间月移山影行人往，清风飘石际风送石踪去复来”。外联描绘了古镇的地理优势和门楼的雄伟气势以及与周边山峰构成的整体风景，内联描绘了站在门楼上，感受明月当头、行人往来、清风拂过的情景。再如亦孔之固门面对黄姚最有名的真武山，而有特殊的赏景功能，门楼两侧的对联：“珠水横襟无限碧，武峰隔岸有余青”，描绘了眼前的美景。又如文明阁“有声门”的前联“春入水愈响，秋高山更清”，描绘了文明阁春秋山水画；后联“星临平野阔，山似落阳多”，暗示了作者赏景开怀的心情。此外，还有“别有洞天藏世界，更无胜地赛仙山”；“带砺河山，依然半壁”；“一溪山水绿，半壁画图新”，等等。此类诗联不胜枚举，佳作连篇，那些无文字记载的无法统计，仅是雕刻在亭台楼门上的对联即已非常可观。这里选录几则：
表1－2 黄姚镇对联
古镇喜作对联的习俗沿袭至今。许多老人退休后，闲来无事就自己书写对联，并与同好切磋。镇上韩可涵老人祖父原是私塾老师，爱好写对联，收录有黄姚门楼、亭台和家户等各处对联，祖父每次参加各类活动看到好的诗联就用文字记录下来，集成一本。韩可涵老人受此影响，也爱好书法、对联。他好学自习，2004年开始向梁有钻老人学作对联，虽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却写有《对联集》（2004年2月20日）、《杂联一》（2005年3月）、《杂联二》（2005年4月）等，黄姚街爱好写诗词对联的还有梁有钻、古朴全、郭积勤等几位老人。街上梁有钻老人写的对联都是用香烟盒纸零星抄录保留的，其中一部分表达了现今黄姚老一代人的生活理想和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如“肥狗咬主人，病好打太医”；“土地公觅伴不过羡慕人间乐，见龙祠生辉无非增添乡土情”；“下棋打牌斗智斗勇消永日，闲聊谈心话今话古乐余年”；“为人亲善生幸福，珍重身体保心欢”；“难念经本人皆有，胸宽气和自然无”；“谦勤劳是立身之本，骄奢逸为终身之戒”；“转变思想理解当今事，更新观念善待周围人”，等等。
黄姚人每逢节庆、婚丧、做寿、动土、祭事等都要作对联。其中以春联最盛行，每年春节，家家户户大门上贴上鲜红的对联，内容基本上都是黄姚人自撰。我们在金德街36号住户门上见有一联：“国无灾难三餐饱暖知足也，家有老少四季平安算幸福”。横批：“年好年”。在安乐街又看见有户人家对联：“老者培才功德无量，少年成就教化有方”。横批：“全家团圆”。这些门联表达了古镇人知足不争、兴文重教的心态。金德街一户人家的门联完全是主人自做自描，字写得不漂亮，但内容不俗：“小屋存大志，低忍最高尚”，横批是“小低屋”。高士其故居对联：“旧居曾容疏散客，草屋亦留高士其”，表达了屋主人对高士其的“怀念”。对于政府的行为，当地百姓也用对联表达意见，如针对黄姚古镇镇政府的搬迁行为，有人出联：“执政为民民拥护，以权代法法难容”；“仗权势夺品牌谋发展堪称好，用党性究史实辨虚伪自关英”，真正达到了以联代言的境界。古镇上的对联之风可见一斑。这说明了古镇人的写联爱联，不只是个别人的做法，而是整个社会的习尚。
匾
据当地人说黄姚有各种牌匾50多块，反映了当时黄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繁盛。黄姚在“文化大革命”时烧掉了很多匾，包括私家和公共场所挂的，烧了一天一夜，现存的是群众收藏起来没被烧掉的。最为有名的是兴宁庙的“且坐喫茶”匾，其字体为楷书，饱满有力，庄重大方；表现了黄姚人悠闲、超然、享受的人生态度；被列为广西入选全国的16块名匾之一，收录在《中华名匾》中。除此之外，还有“直道可风”“乔松千尺”“模范长留”“可以兴”“兴宁庙”“司马第”“光绪帝圣旨”等牌匾。
黄姚的每一副楹联匾额不仅极有特色，而且各自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无声诉说着一段历史和沧桑。其中的“光绪帝圣旨”可算是民间少见的牌匾，该匾长2米，宽1米，重50多斤，红质黄字，共228字，并有满、汉对照两种文字，其边缘雕刻有龙形彩绘图案。其由来为：光绪年间，镇上梁家先祖梁都任广西迁江县训导，廉洁奉公，勤于职守，政绩显赫。圣旨敕封梁都之父为修职佐郎，其母为八品孺人，并封赐其住宅为“郎官邸”[41]。原件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焚烧，现为复印件。
“直道可风”的来历也值得一提，黄姚望族古氏先人古周曾为某知县的师爷，他廉洁奉公，作风正直，敢作敢为，离任后为黄姚的千总，为民奉献。当时多匪患，他为抗击匪盗英勇献身，清乾隆五十一年被知县题匾以表彰。
“司马第”匾悬挂于清乾隆年间秀才莫蔼然旧宅内。据说，莫家的祖先在汉代曾任“大司马”一职，清代其后代莫蔼然以监生捐资获此匾，以光耀后人。
莫宅的“模范长留”匾，为光绪年间进士刘宗标所题。当年流落到黄姚的刘宗标曾受到莫家的帮助，于是在他高中进士之后，为莫家老夫人献上此匾祝寿，以表感激之情。
匾额不仅体现了书写者的书法艺术水平和居民的审美爱好，也体现了当时当地特殊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当地居民重视道德传承和文化教育，值得后人仔细探究。
诗
黄姚古镇曾文风兴盛，诗作层出不穷，总体上看有赞美风景的，自吟自乐的，应酬对和的；其中以写景抒怀为多。粗略统计，诗人赞美黄姚的诗篇多达186首。自建镇之初就有诗人留下优美的诗篇，现今发现最早的是刻于隔江山聚仙岩“石帘垂壁”旁的，清顺治十八年（1661）昭平县令陈定国所写的七律《游聚仙岩》：“冷然爱洞足幽居，乳滴仙岩泽有余；竟日何缘辞案牍，观风不碍侣樵渔；清溪绝响肠堪洗，翠嶂环空眼自舒；最是斯民怀乐土，愿听击壤太平墟。”写出了古镇秀丽的自然风光，清爽之风迎面吹来，给人精神上的愉悦感。后人对于古镇风景名胜的赞美之诗更是随处可见，仅清代有关文明阁的七律就有多首，兹摘录三首：
《登文明阁》清道光南海招敬常
文明阁杰耸千寻，古石侪竹径转深；
禾稼登场民气乐，虎狼深穴贼星沉；
溪光照我留真面，岚影娱人识道心；
莫怪长官山水癖，征衣未脱且登临。
《文明高阁》光绪壬年樟木林分司 李作霖
文明高阁又魁楼，螺岭曾经泮水流；
惟圣惟神隆千古，乃文乃武振千秋；
几寻剑气冲霄汉，一派书香贯斗牛；
果地吴刚修月斧，群英领袖步瀛洲。
《游文明阁》清光绪楚南邓寅亮
高临胜地几春秋，何啻元龙百尺楼；
四面青山皆入画，半池缘水玩从头；
当窗爽气通宵汉，绕槛文光射斗牛；
醉后飞觞寻逸兴，幸邀明月照滩洲。
这些诗作最为精华的可能要算吟咏黄姚八景的诗，且占很大比例。黄姚光绪秀才莫义甫作诗盛赞珠江夜月、宝刹晚霞、龙楼春潦、螺岫秋云、游岩仙迹、盘道石鱼、天然风景、文阁晴岚八景后，其他诗人也纷纷效仿，写作了大量的八景诗，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摘录。这些诗作既描绘了黄姚的美景，也体现了黄姚人的古风韵致。古镇人还把八景编成歌：文角晴岚，风景秀丽；螺竹秋云，朝阳独立；游岩仙迹，奇异非常；盘道石鱼，格外奇观；龙楼春潦，景色无穷；珠江夜月，令人陶醉；早霞晚霞，美丽可爱；天然石桥，特别天然。因通俗简洁，流传广泛，连市井平民都能知晓。
当今黄姚人不仅爱诗写诗，还把各类诗歌加以整理。郭东玲先生即整理编辑了《黄姚诗词》[42]本，内容几乎都是描写黄姚四时风光的，如《四季诗》《黄姚风景诗》《黄姚美景》《宝珠观》《石鲤鱼》《天然石门》《佐龙祠》《古戏台》《石步桥》，等等。前述梁有钻老人把黄姚在全国的地位寓于诗中，即兴创作了一首诗：
中华千年古城镇，国作瑰宝视于珍；
历经沧桑与曲折，史记往事尤归珍；
文经武卫解遭劫，化险为夷换气氛；
名传中外地运转，镇誉环球当宝珍。
这首诗的每句开头连缀，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可见其苦心和慧智，也可见当地人对于乡土的自豪感和欣赏之情。
另外，还有古镇人抒写情怀的诗作。在古街高士其先生曾经住过的寓所，我们看见墙上贴着多首诗歌，其中之一是高士其1945年秋离开黄姚前写的：“别说我们住厌了旧村庄，别说我们不喜欢小草屋，在你的温暖的怀抱里，滴落了疏散人的泪珠，如今抗战胜利了，我们得回去。别了——黄姚，我们避难人的保姆。”另外还有多首都是寓所主人劳求强的作品，如2005年写的怀念高士其的《思念》：“六十甲子又回头，思念亲人泪流流；相聚之年多欢乐，一别就是六十秋。”
这种爱诗、作诗的传统体现了古镇人的诗意生活，而其诗作本身以及爱诗的风尚，都可算是古镇的一笔文化遗产。
文
除了诗联匾额，古镇黄姚的碑刻文字也遗存颇多。在文明阁，我们见到了“道光庚子年重建文明阁新建魁星楼并建亭至碑记”。其碑记曰：
尝考县志昭云，凝化里（宁化里）控□联，富于文化，秀壤错而，层峦叠嶂，山水幽奇，尤首推文明阁焉，处黄姚东南方，坐巺向乾，气象开豁，岩壑耸翠，俨若画图，其西北溪流汇于阁前，潆淌滞蓄，灞渚水深千尺，又有螺峰特峙，介于天塘天马二山之间，以为关键，故前人建阁于此间，一万之巨镇也，溯自前明万历年间，创辟以来，久经圮废，迨乾隆庚子古君业乾，“文运隆替”，必有魁梧杰出。阁后枕青山，正殿数楹，祀文武二帝，盖以钟灵毓秀，瑞启文明……神之灵爽以锡福于无疆也，左侧出由正门有天然图画之妙，右侧添建长廊为游客憩息之区，僧舍厨房无不具备，四面云山回环萦绕于此，仰观俯察，凭轩寄咏得心旷神怡乎，徘徊驻足，□转山湾为步云亭而□魁星楼适建其上焉，复由小径横通左畔为拔秀亭，远眺奇峰翠岫浅濑澄波，□然在目，飘飘乎恍若置身云霄间也，阁之胜景至斯而观止矣，若夫楼阁重新山川宝色，所以妥神灵者于斯，所以培风水者之于斯，从兹以后，农桑编植于郊，原商贾安集于墟市，而且清淑之气，萃为人文将见，步蟾宫题雁塔必有魁梧杰出后生辉映……固凝里（宁里）文运之隆替所攸关也……恩科乡进士陆川县教谕黄可学敬撰。[43]
此文既描画出文明阁的美景，还从侧面解释了黄姚风水绝佳，文运隆替的原因。
另有民国七年“重修文明阁记”：“距黄姚街东南隅一二里，有山焉，风景佳绝，乡先辈于林麓山腰之际，建阁于其上，额之曰文明，亭台错落，楼阁参差，山水幽奇，長林荫翳，曲径纾徐，左萦右拂，洩千载之秘而成一代之伟观者也，迄然今年湮世远兴废不常，非复曩时之盛矣，其尚存者，则豁然亭、福缘台、魁星楼也；其不存者，则信笔、拔秀、不夏、桂花、步云诸亭。世间无不朽之物，惟修复循环可以维持于敝，戊年春风月清美，余与莫君藏辰、覃君……因小西湖鸢飞鱼躍之。”此文记载了文明阁历史上曾经的繁盛，以及风景的优美。
古镇见龙寺的碑刻似为一篇游记：“亭小仅成半叶，不甚壮神威成礼格，而其中面壁铜鼓（铜鼓岭）[44]，背屏真武（山），蛇蟠江岸（武山下有蛇龟并现），鱼戏河州（鱼仙洲），半月横江（带龙桥），双溪合唱（铜鼓水与锡桥水上分下合），龙楼摘斗（尺木楼），龟首吞霞（龟头墩），诸胜盈眸，一览会心，诚可供文人诗料，过客拈余也。时隐竹听鸟（旁多凤凰竹）或临川羡鱼（前有宝珠川），住地祭神，自幼而老迨功成告竣，欲瞻前传后岂无双字片言，乃不揣腐肠略叙其颠末，明其地景谨志笺石，以奉君子晒尔。春苑梁善屏谨识。”碑刻的目的虽是表达对古镇风景的赞美，其文彩之美，也能从中领略到。
限于篇幅，黄姚碑记文字不能悉数摘录。总之，这些文字在描写黄姚风景绝美、当地人赏游之兴的同时，也昭示了黄姚当地文风兴盛。
黄姚古镇在抗战时期还是文化名人集聚的地方。1944年秋，桂林被日军侵占后，何香凝、梁漱溟、高士其、欧阳予倩、千家驹等大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从桂林迁移到黄姚，并在黄姚创办《广西日报》。他们不仅在报上发表社论、专论，而且给副刊写了不少通俗易懂的文章、诗词、对联，唤醒民众参与抗战，形成了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抗战文化。如今，黄姚镇还保存着他们留下的遗迹，如《广西日报》昭平版编辑部旧址、高士其寓所旧址、欧阳予倩寓所旧址、广西艺术馆旧址、何香凝寓所旧址、千家驹寓所旧址等。当地人现今仍自豪地说起，1945年4月20日黄姚中学创建，千家驹任校长，后欧阳予倩等人又创办了黄姚图书馆，积极开展戏剧活动。这些名人避难黄姚，使黄姚重文的传统不仅得到了继承，还得以发展和融汇。
总之，众多的诗联折射出黄姚人世代崇尚诗书礼乐的文化传统，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财富。
四 黄姚古镇的文化遗产特征
黄姚古镇的文化多元并存，既丰富，又各具特色。整体上显示了厚重的文化风貌，凸显文化遗产承载地的重要地位。总体上看，当地有道教文化的重要影响，但又有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当地以外来移民文化为内核，但又包容了当地原著民——壮族文化的因素，正如当地的鱼龙灯一样，是混融的文化。
（一）道教文化和儒家思想并显
古镇的民居，包括古街以及各个方位的门楼和亭阁的安排和建筑，都体现出道家的八卦玄学精神。黄姚古街的房屋建筑就是按照道家九宫八卦的阵势布局。
黄姚有诸多关于八仙和真武大帝的传说和信仰，并且几乎所有的景点都有关于道教人物和神仙的传说。在兴宁庙的右边有一幅《八仙醉酒图》，据说出自当地民间艺人的手笔，图上八仙醉酒栩栩如生。在安乐门前的睡仙榕，相传是何仙姑喝醉酒后躺在上面休息，树有灵气，顺势而倒形成的。葫芦岩在隔江山的背面，山上有一个倒挂葫芦形状的岩洞，这种倒挂葫芦在风水上是典型的风水宝地。隔江山又名吕洞山，也是道教信仰的体现。黄姚的三星桥寓意“福禄寿”三星，民间传说此三位星君，即道教信奉的天官、文昌和寿星，民间风俗信奉三星以求“福禄寿”。
当地的标志性景观应该说是真武山，有关真武山的传说很多。由于真武山形象是龟或龟与蛇的合体，其山下还有“南蛇出洞”“乌龟爬沙”的景观和传说，标示着该山在当地的重要性。而关于真武大帝本身的传说也很流行，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是道教一位地位显赫的大神，被称为玄元圣祖，起初在道教中的地位并不高，道教以水为德，北方属水，玄武为北方神，故升级为最高神祇。历代帝王屡授予其封号，民间广为流传其显灵的故事。黄姚人尊重真武，还有现实功利目的，认为玄武是北方七宿的总称。道教重视斗星崇拜，认为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因此，人们祈求延生长寿，故奉祀真武大帝。真武大帝的法力最主要是善除水火之灾，并能袪邪卫正。《佑圣咒》称真武大帝是“太阴化生，水位之精。虚危上应，龟蛇合形。周行六合，威慑万灵”。沿珠江和姚江居住的黄姚先人，自然非常关心水灾之患。而其民居互相连通，街道狭窄，商铺密集的住房格局尤怕发生火灾。真武的诞辰是农历三月初三，黄姚宝珠观因为供奉真武大帝，也以三月三为庙会日。
但黄姚还是一个儒家思想深厚的地方，重视礼乐诗书、科考及仕，讲求勤俭、仁和、忠孝礼仪。文字文化传统影响深透，到处都是诗联、匾牌，仕宦文化的痕迹，使当地有浓重的重文惜文尚文作文的传统。兴办学校、读书科考的重视也表明他们深受儒家正统的影响。儒家思想也体现在当地的碑刻和族谱及各宗祠的对联中。如梁氏宗祠对联标榜：“安定岁祥忠厚谦和绵世泽，新兴济美俭勤仁让绍家声。”古氏宗祠也提倡：“侯秩思荣功业忠良传国鼎，明贤望重文章道德贯南天。”反映古镇淳朴民风、世代崇尚诗书礼乐的传统。对此，前文在论及古镇文化遗产中的“文字文化传统”部分已述。
（二）宗族文化传统鲜明
南方古镇往往宗族势力雄厚。移民要在黄姚站住脚跟，需要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建立的集体力量，因此，古镇的宗族文化特征极强。黄姚最大的姓氏《古氏族谱》说其祖先是清顺治年间从广东鹤山古劳村迁来黄姚，经商而定居下来。《莫氏仙山宗支族谱》载其祖先是清朝初年从广东高明县古劳村迁入黄姚镇黄姚街山根寨居住。其余莫氏、梁氏、劳氏、林氏、郭氏等族谱分别提到他们的祖先是从广东鹤山县、南海县、高明县等迁至黄姚[45]。这些县都是客家聚居区。清咸丰年间发生波及广东恩平、开平、新宁、鹤山、高明、新会等地，死伤五六十万人之众，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土客大械斗。黄姚先人迁来时正是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客家。刘平等人的研究指出，由于广西地广人稀，当局向省外招人垦荒植田，而广东的客家人分布区人口爆炸，土客械斗不止。于是，广东客家人大量西迁广西，拓垦荒地[46]。而从当地人家门户上写的“江夏居”“安定堂”“松阳堂”，也表明是客家文化自我标示府第堂的特征。而客家人宗族意识强，已是大家的共识。古镇的宗族意识强，还表现在周边地区的人都到黄姚来参加宗祠的祭拜。
黄姚的宗族文化遗留非常浓厚，不仅表现在宗祠的建设上，还表现在宗族活动和宗族组织等文化要素的多样性上。关于宗祠建筑前文已有涉及，在此不赘述。他们不但建设宗祠，而且宗族活动兴盛，宗族意识强烈。作为外迁而来、客居他乡的群体，他们特别注重自己的根，也会为了生存的需要，团结宗族力量，共同对外，谋求发展。每个宗族一年中都有一次大祭，附近地区同姓氏的人共同祭祀，有的还有村落本身内部的小祭。这些祭祀本身就是加强其认同和凝聚内部力量的行为。
（三）商业文化根基深厚
曾经的商业兴盛支撑了黄姚古街的兴建和维护，以及当地人的生活基础。如果没有当年黄姚古镇的商业兴盛，就不可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来建设古街、门楼及亭台楼阁，还有宗祠和大户人家精美宽敞的住宅。古街上的商铺林立，可以想象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
商品经济的发达造就了市民阶层。当初从广东迁徙的居民多半是商人，是他们把黄姚变成一个商贸集散地，商业也因此成为古镇人的主要生计模式。而黄姚周边因为是喀斯特地貌，良田平畴有限，种植粮食需要到远处耕作，这也不利于古镇居民的农业生产。而豆豉、黄精等地方土特产的大规模生产也吸引了大量商人批发零售。传统黄姚镇人不种田，因田在远处，有田也是租给他人种，无暇顾及，只在近处种些菜地，收获自家吃的蔬菜。主要生计方式是经商，有行商，也有坐商。去巩桥或樟木赶闹子[47]，老板请人挑货物去。黄姚今日生计，主要是农业和外出打工。近二十多年，黄姚农民几乎家家种桑养蚕，出售蚕茧给商人，但种其他农作物都不成。这也说明黄姚地方传统农业生产不是很发达。
总体上说，黄姚古镇的地方文化呈现多元文化混融形态。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商业文化与仕宦文化兼具，移民带来的宗族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另外，也体现出一般古镇的文化特点：即依托水运交通优势带来的商业生计模式而形成的商业气氛浓郁的社会。
五 黄姚古镇文化遗产形成的原因
关于我国古镇的文化成因，曾有研究者作过一些论述。如有人从江南古镇所依存的水乡生态环境以及明清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悠久的历史传统论述[48]。黄姚古镇的形成，与此有类似原因。有人据此套用于黄姚古镇，认为水上交通的便利，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当地文人的崛起和抗战后期文化名人的聚集是黄姚古镇的文化成因[49]，此说并不新鲜。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从移民的角度解释：“黄姚古镇能在桂东崇山峻岭中诞生，完美的山水组合是吸引外来移民到此定居，建立家园的最主要原因”[50]。这种解释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还未能深刻揭示古镇文化遗产形成的深层根由。黄姚古镇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今天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文风貌及“古韵氛围”[51]等，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前人已经总结的商品经济的支撑、地理生态环境的养成和文人的聚居氛围等因素外，具体的形成原因，应归结为当地人深厚的风水观念、儒家思想的影响、崇神和神权的组织功能及文化名人着意营造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而不为人重视的因素就是我国古人向来有爱好自然、美化自然、欣赏自然、享受自然的休闲审美文化传统，古镇早期营造者明显受其影响。
黄姚不同于其他古镇的是，有文物也有风景。当地人注重风水择居，由于有水的汇集，山的环绕，古树繁多，以及村民保护（风水）环境的自觉性，造成风景的优美。黄姚人这种注重风水与风景的选址特点，使黄姚自然成为一个山水俱佳、风光优美的古镇。
风水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建筑文化乃至传统的社会生活起着重要影响。前文已述黄姚人有极为深刻的风水思想，风水观念是古镇遗产形成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提出，风水理论指导了千百个中国传统的山水城市的建设和创造，是山水城市思想的原型[52]。风水思想影响了景观的形成，并规范了当地人对于生态的注重和保护。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阿伯隆比说“在风水下展开的中国风景，在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造最为精美的”[53]。
依据风水理论，许多古村落的选址，看中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即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与适宜人居住生活的小气候，后有大山，可以遮挡北部寒流，四周山水环绕，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质需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近水可取得方便的生活和灌溉用水，地处和缓的坡地，避免洪涝之灾，山上良好的植被，可以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满足柴薪之用，在缓坡地带种植经济作物，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选址，利于以农业为主，农、林、副、渔多种经营的良性生态循环，自古以来，影响着中国的民众，也影响着黄姚先民，并形成了黄姚特殊的、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的宜居家园。
水口作为聚落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用以界定聚落空间序列的开端。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水口对聚落的兴衰与安危起着精神主宰作用。许多地区传统聚落的水口常以祠庙、文昌阁、桥梁、大树等作为“关锁”，是基于风水水口处宜“障空补缺”理论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弥补了自然环境的不足，使景观趋于平衡与和谐。在黄姚，人们注重水口等风水意象：“兴宁神坐三水口，前有木星真武山，后有金星吕洞山，珠江水底牛石现。”[54]“村头有口龙吐水，村尾也有龙尿流，龙畔街头行街尾，兴宁古庙坐水口，街坊百姓保平安。”[55]宝珠观也对当地风水起着重要作用。宝珠观建在三水交汇之处，它的上方有一条水直直冲来，看似弓箭射来，为凶相，于是在此建有照壁以避之。稍远处，是文明阁附近的螺山把住水口。当地老人说，如果没有螺山，黄姚就住不得。螺山附近修建文明阁，既祈当地文运，也是风水之需。其碑记明白地表达“所以妥神灵于斯，所以培风水于斯”。黄姚人习惯在河上架桥，水边建亭，从风水上说，亭也有构建形势、镇守水口的作用。此外，亭不仅能防晒避雨，而且能构景、赏景，是构成古镇意象的重要景观建筑。
古树作为古镇的标志常常与风水相关。黄姚古镇以樟树和榕树为风水树，有多株树龄数百上千年的古老大树，没有人去损毁，还被赋予各种名字：睡仙榕、变色榕、龙爪榕、石上榕等。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古镇降雨季节容易形成洪涝，夏日炎热，榕树根深叶茂，广植榕树，既可以庇荫纳凉，又可培植水土。
前面我们说到，古镇宗族文化特征明显，古镇文化遗产的形成也得益于宗族的竞争和豪族的力量。宝珠观的一块碑文记载了宗族乐于捐赠祀田的事迹：“庙宇落成，祀田犹少……爰是信士莫启祥偕继室李氏、妾覃氏、男瑶旬发善心，将躬下买受断业田用价一十三千五百文正，系文化里六排周正户官田二亩五分，上官粮银二钱五分正，土名座（坐）落见肚垅边处田一坵，共三坵，已经投税炳据，敬入宝珠观”[56]。这说的是清嘉庆十九年，望族莫家的莫启祥向宝珠观赠送祀田。赠送庙田既已如此，建庙时的捐献想来更为踊跃，说明宗族的力量对于文化遗产的形成的作用。宗族以雄厚的财力积极参与村落的公共事务，供养地方保护神、修葺地方神庙等事务。黄姚街安乐祠一块康熙年间重修安乐祠的《重修安乐祠碑记》记载了大家的踊跃：“辟土以来，创立黄姚，即立斯庙，名之曰安乐。美哉！是祠今见历年久远，内外颓坏。众沐神恩浩大。诸乡奋然兴思，重修竖造，一人口念，各各咸从，化动善信，无不欣欣喜而乐助者也。兹者修饰华彩焕光，神灵益加显赫，则士农工商人人锡之厚禄厚福矣。迄今工完业就，顶戴威灵，铭刻资财，永垂不朽□典于万万年矣。是以为序。”[57]
古镇的形成跟古镇儒家思想影响深重分不开。文人名士的聚居和崇文重教的传统影响了居民的审美爱好和生活趣味。中国传统文人有深厚的自然山水观和悠久的旅游历史。他们视山水为朋友或知音，或以物言志，借景抒情。历代文人学士皆好旅游，庄子崇尚“逍遥游”，深刻影响了道家旅游思想，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徐霞客也是“生而好游，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此外，谢灵运、王维、郭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都有旅游旨趣，面对宇宙万物，自然山川，处于天人感应或互动的密切关系之中。从山水田园及大自然变化万千的奇观妙景之中感悟到人生真谛和世事常理，同时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人生追求寄托在景观事物当中[58]。正是这些传统诗文的熏陶，使得后人建设家园村落会有意无意地仿照古人诗文中的意象，塑造和构拟诗文中的意境。这在黄姚尤其突出。黄姚古镇有重文重教的悠久传统，有舞文弄墨的风雅之尚。当地有一句俗语“有水必有桥，有桥必有亭，有亭必有（诗）联，有联必有匾”，体现了黄姚人在营造人居环境方面的智慧和世代崇尚诗书礼乐的习俗。当地关于景观名胜的传说很普遍，而这些景观名胜的产生与乡人登游赏景、喜好山水的雅兴有关，是他们的吟诗作赋、提升意境，才有景观的产生。待诗人墨客题诗或作文留记之后，依韵唱和的诗联就多了。这些诗文题咏记载了名胜的景物，又反映了许多当时的文史情况，有的被刻石建亭，并被后代不断修葺和增加建筑物，创造和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留传至今。
黄姚古镇坐落在昭平县东北部的一个山间盆地，属岩溶洼地。境内山奇、水秀、洞幽，被誉为“小桂林”。黄姚古镇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其文化提供了必须的生态背景[5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的美丽风景形成了黄姚人的休闲审美性情以及相应的吟诗作对、书赞家园的文化。当地人不仅有选景、营造景观的意识，而且设计了众多观景点，如文明阁、亦孔之固门、带龙楼等，这些地方不仅有其他功用，也有观景赏景之用。黄姚人懂得休闲，具有创造世外桃源意境的追求和愿望。所以，见龙祠有“坐久不知红日到，闲来偏笑白云忙”，文明阁有“诸君到来不妨坐坐，朋友相会随便谈谈”等诗联，老人有“下棋打牌斗智斗勇消永日，闲聊谈心话今话古乐余年”[60]的恬淡心情。当地文人甚多，诗书礼乐，琴棋书画在其生活中必不可少，因此，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品茶、吟诗、写对、作画，“且坐吃茶”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也是当地休闲恬淡、与世无争风尚的体现。
古镇的建设和保存也得益于当地的神权组织和居民热心公益的风尚。当地的老人告诉我们：“听祖先说，起初我们的街不是这么完整的，起初我们住在东门楼外，后来才修这个古街。那时是用神权来规划的，用我们的庙会来组织，庙会的领事来开会决议。社庙相当于街长，在东西南北各方位都有社公，有接龙社、西宁社、吕公社、福庆社[61]，大家都听他（社庙）的。他们经常开会，讨论怎么建设，怎么保护。各条街还要轮流放哨。”[62]可见，当初建设古镇似乎是从崇信神公出发，“积金不如积德，德厚其子孙昌盛，诚乎此仁人之心理所然也”。在黄姚的门楼上和各古桥旁边的祠庙中都供奉着一方神公，这也许是古镇人在热心地方交通和防御建设的同时，也寻求神明佑助，获取平安祥和的做法。这时候的神权组织已经在扮演古镇核心人物的角色。古镇人1994年重新修建太平门之举说明古风犹存，其对联曰：“太运重新千家共享安宁乐，平门复旧万众同沾神圣恩。”[63]又如宝珠观旁边的石跳桥是嘉庆十六年众人捐资建设的，碑序上记载：“闲者聚石为猗，古今所以，通往来也，独奈工程浩大，同奉之口济公艰不若柱石中流，便而且捷，以是见得珠江石跳沙流淹没，每于春夏之间，行人有渎裳之苦，爰新筑砌石步于左俾永勿替。从此徒江可通，废免致叹于苦匏矣。兹当告竣，谨镌片言以志不朽。”[64]每有建设就召集街坊群众信士共同商议，并组成筹备会，居民自愿捐献财资。由此可见，古镇人有注重公益善举，注重造福乡梓传统。他们把公益事业视为积善行德的行为，认为修桥、铺路是人之大德，且都乐于参与。黄姚古镇亭台楼阁多，桥多，道路平整，主要得益于古镇的良好风气。从另一个角度说，宗教活动场所很多都体现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巧妙结合，它们的历史渊源、自然风光、建筑艺术等都有自身特色和旅游开发价值。黄姚的各个寺庙和宗祠本身也是休闲和游览的公共场所。文明阁本身既是神居之所，民众求祭供香火的空间，也是远近民众游览休闲的地方。其本身与周围的风物气象等构成了黄姚的八大景观之一。这也显示了我国历史上建设庙、祠、塔、桥的景观传统。人居环境与神居地点既相隔离，又互相呼应，神居之地往往在村头镇外，以形成关水口和避凶险的格局，并以此庇佑人居空间。
黄姚古镇之所以能幸存至今，与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古镇是一个相对安定独立的地理单元，盆地内丘陵起伏，旷野如畴，水田、旱地齐备，镇内河桥众多，舟行便利。古镇位处偏隅，四面环山，周围层峦叠嶂，有险可依，从未遭受战乱。抗日时期，千家驹等文人学者说这里是世外桃源，钱兴等省工委的重要领导人知道这里安全，才来到这里。这样一个交通不便、地理幽闭的聚落，导致了外来文化不易进入和政府各种运动的相对微弱，而使其文化保存较为完好。
综上所述，黄姚古镇文化遗产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它保存到今天，是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后人好好珍惜爱护。
六 黄姚古镇文化遗产遭遇的问题
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相似，古镇及其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在文化被革命的年代，遗产不可避免被毁坏；在当今现代化时期，日益红火的旅游开发和国家政府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增加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调查来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旅游开发带来的破坏、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善和建设性破坏，以及当地居民在保护中的缺失。
（一）问题一：旅游开发带来的破坏
我国著名遗产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凝高先生曾指出，遗产是以保护为宗旨，保存其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之世代传承，永续利用，具有科学研究、爱国主义教育、游览观赏、启发智慧和创作体验等多种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功能。这是国家和人类珍贵的、不可再生的、不可取代的特殊资源，是难以用经济价值来计算的无价之宝[65]。这说明，学术界早已认识到遗产的价值所在。
世界遗产工作与旅游业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处理得不好，会产生无可挽回的损失。遗产与旅游资源性质有根本的不同，遗产工作是社会公益事业，旅游业是经济文化产业。前者是公共所有，公共投入，公共受益，而且这种受益远非仅仅是经济效益；后者是自负盈亏，以营利为目的。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对待遗产必须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放在基础的地位，把保护高于一切作为所有关涉遗产的其他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同时，遗产的真实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和和谐的环境观，又特别反对任意改动遗产本身及相关环境，反对添加新的不和谐建筑物，反对滥建假古建筑，甚至反对不必要的“修复”。遗产及环境的安全和美观还要求科学地控制各遗产地的旅游容量，反对超容量的开发[66]。
一般来说，自然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具有三个方面的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经济效益相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更为重要。但现实中一些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的开发利用者往往只盘算着如何借遗产之名，赚更多的钱，而将破坏环境、景观和不可再生文化遗产等各种必须支付的无形成本抛在脑后[67]。
前述专家从遗产的角度强调保护的重要性。但在我们国家，缺乏保护资金的同时，古镇还面临着现代化的改造。纯粹静止的保护已经不现实，也无法抵挡现代化的潮流。而且，传统聚落是当代居民的生活场所，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体”，因而不应被看做一个静态博物馆。适当的更新既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旅游学者刘德谦提出“旅游利用，不失为是对古镇保护的一种最佳方式，或者它正是当前对少数幸存的古镇的一种最及时的抢救”。但他同时强调，古镇不同于某些历史建筑或历史园林的单体，它的环境保护是与单体保护同等重要的，“古镇的空间布局，是古镇历史遗存的精髓，所以在保护上更需要精心又精心”[68]。这就为我们对古镇保护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即古镇的更新必须是有机的，也就是以不破坏原有环境系统为前提。在原有建筑的修复和改建中，对为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而必须做的改动，应非常慎重，力求对原来环境的干扰最小。
实践证明，开发利用传统聚落的旅游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从而提供保护所需的资金，同时也能促进全社会对传统聚落的关注并增强保护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传统聚落进行旅游开发是继承和发扬聚落传统文化的一种途径，传统聚落适当的旅游转型可以促进其保护和更新[69]。
从目前全国遗产地的普遍情形看，旅游开发的举措远甚于保护的方案，并且旅游开发本身还带来对遗产的威胁，黄姚古镇也不能免其外。首先，当地的文化遗产被破坏和无视，文明阁等古建筑任其毁坏，匾额、对联任由偷盗和湮没，一些古民居也缺乏应有保护。比如欧阳予倩的故居，凌乱不堪。旅游开发公司为了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利益冲突，把建设重点放在古街以外的地方建设旅游休闲设施上，而把保护工作搁置一旁，希望留待他日解决，殊不知遗产是不可以再造的，遗产只会流失。其次，从其开发规划和实际效果，以及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反映来看，古镇文化遗产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深刻展示，在旅游宣传中，也存在对一些重要文化遗产的忽视。古镇的保护不单纯是保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还要延续精神文化，即古镇的建筑思想，山水审美趣味和爱好，以及平和静养、恬淡自适的人生态度等。总的来说，就是在开发中注意其历史文脉的延续，保持其自然性、和谐性，特别是保证古镇的真实性和整体性。
虽然旅游开发造成了对古镇遗产的破坏，但并不意味着要杜绝旅游。我国文物保护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发展旅游、加强管理”，也适用于黄姚，关键是立足于保护。如何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其实也有径可循，那就是区别对待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有重点的保护。当地的文化遗存从宽泛的意义说，都可以算是文化遗产；但是从保护的角度看，有些需要重点保护，有些虽有研究价值但不需要保护。而从旅游开发的利用来说，有些可以作为旅游资源，有些则未必。保护的重点不一定是旅游开发的重点，保护的层面和程度与旅游开发不是完全重合的。同样，有些不必要下力气保护的可能是可以做大规模旅游开发的。这样就既避免了破坏，又使遗产的生命得到延续。
（二）问题二：政府的建设性破坏
在我国，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显得雷声大雨点小，相比于我们的邻邦日本和韩国，文化遗产总是被破坏的多，保护的少。特别是历次反封建反传统的政治运动和各种破旧立新的建设，造成遗产的极大破坏，以致有极端的言论：破坏都是政府的行为。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对此回答道：“的确有直接政府行为，但也有不是直接的政府行为。但是不管是不是政府的行为，政府都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破坏的时候你没有很好制止。”[70]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虽然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政府和民间缺乏彼此沟通、交流的渠道，从上到下的政府保护体系，得不到民间的广泛响应，而造成自身在执行中势单力薄。
在黄姚，政府对于遗产的破坏既有前些年搞运动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也有旅游开发带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等政治运动造成了对历史古迹的毁坏，古镇原有匾牌200多块，包括私家的和亭子上挂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烧了一天一夜，现今遗留下来的50块是主人冒着危险偷偷收藏起来的。还有其他文物，特别是庙宇的毁坏严重，如《重建太平门碑序》写道：“本街太平门始建于清代，历史悠久，门楼上安置五公大圣神位，昔匪徒侵入，门楼能起保卫作用。在公社化时期，被破迷信逐之拆门毁佛，由此神归南海，佛上西天，名胜古迹受之埋没延期至今。”[71]又如古镇已有349年历史的安乐祠，不断被损毁。碑刻记载：祠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康熙四十三年第一次维修，道光十二年重修。抗战时期该祠设黄姚街仓，民国三十三年改建街公所。1951—1954年设黄姚文化站、黄姚邮电所、黄姚药材卫生医疗站、黄姚珠江春业余桂彩团等。现代文明认为庙宇和神的作用是微弱的，科学和知识教育甚于神的信仰，因此，拆除庙宇建设学校或文化站等成为自然。但是作为寺庙和信仰，它的意义不止于现实功能，还有其历史科学价值，以及对地方民众精神的凝聚和安抚作用。因此，今天来看，古庙祠堂等都可能是文化遗产。
古镇人还说，人民公社的时候，大炼钢铁，砍去许多大树，风水也被破坏。当地人没有生态环境学的术语，这种说法其实告诉我们古镇上的古木、古建和遗址等的破坏，造成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损失。
当代的各种基本建设也造成对遗产的破坏。比如，山根寨后面的公路建设就是破坏环境的败笔，一条公路直接横断了古镇和谐一体的空间，毁坏了古镇原始的聚落格局，既影响了古镇人的生活起居，也丢失和损伤了旧日的景观——聚仙岩。镇上人还说，叶氏宗祠原来的风水很好，谓“九牛出洞”，后来建周家水库，牛鼻孔被穿，风水就没有了[72]。
2006年5月2日，我们在兴宁庙前遇到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他是莫氏祠堂“仙山祠”的代表人物，他给我们介绍了仙山祠的历史及该祠堂的原貌。原来仙山祠是黄姚最漂亮的祠堂，有其对联为证：“别有洞天藏世界，更无胜地赛仙山”。该祠堂于乾隆年间修建，宽敞豪华，但现在仙山祠里已面目全非，用于粮仓和花场。老人拿着一份《关于请示归还“仙山祠”给黄姚莫氏的报告》，希望能够通过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与此类似，“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姚文物古迹被挪作他用，还有多起遗产的损毁事件。
而在当代旅游开发中，政府的管理角色也常常是失职的。根据我们的调查，一方面，当地的景区管理委员会对于遗产的保护是漠视的，仅仅从古镇的建设风格上做出规定，对于古镇宝贵的文化遗产没有重视，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对于古镇的文化遗产没有进行整理和保护。比如古镇保留的许多珍贵牌匾，如“乔松千尺”“模范长流”等正面临着毁坏。古镇的大量古民居任其随意使用，自生自灭。与之相反，国外一些国家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早已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等，为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对历史地段所规定的保护内容相当具体而且有利于操作[73]。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问题三：主体的缺失
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都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主体的参与和介入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到。无论是遗产保护还是旅游开发，抛开当地居民的参与和合作，都会造成文化的悬置，资源浪费，还失去了活生生的文化展演和自然传承，保护也无从谈起。另外，民众如何看待自己的遗产，是否把遗产完全定在经济价值上，这种文化自觉还需要进一步唤醒。
黄姚人有强烈的家园认同感。当地人对于地方的认同基于黄姚历史上的辉煌，但是古镇的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居民的意义，除了自豪感、光宗耀祖之外，许多功能似乎已经丧失，如九宫八卦的布局、门楼的设置等在现实中都只是一个形式。传统居屋布局也已经让位给了现代便捷的生活需要，加上许多中青年不认同自己的家乡，纷纷外出打工，许多房屋空了，没有人维修和居住，古镇遗产任其消失。
另外，旅游开发后，由于外来力量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协调不均，当地人也借毁坏遗产旅游资源来报复旅游开发公司。今天的黄姚人对于自己祖先创造留存的人文和自然遗产是自豪的、夸耀的，古镇人出于传统热心建设和修复公共建筑，也避免使“名胜古迹受之埋没”。但是当外来旅游经营者介入后，无视当地人的主人身份，而加以主管经营创收，却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利益时，黄姚古街居民就不愿意配合了。他们认为，既然游客的到来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就没有义务去配合旅游企业的开发。比如，2005年7月14日有国外旅游团专程来看当地富有特色的柚子灯，当地人不愿意无偿表演给外来人看，故意不举行活动，待游客走后才举行。黄姚八景之一的“游岩仙迹”，现基本没有得到开发。在树木遮挡下才能依稀看到岩石上的石刻，山脚下堆放着一些肥料，给我们引路的老人说这是表达对旅游开发者不满的一种做法。还有人对古镇的重要景点之一——新修的太平门对联泼墨以泄恨，是更严重的对抗和毁坏。这里有中国农民惯有的自私和保守，目光短浅，也可看出居民对于遗产所有权的变更及其收益不公的态度。对此，政府应该扮演好协调角色，而不是偏向企业，才能征得当地人的支持，保护和利用好古镇的文化遗产。利益分配不均，必然影响居民的保护参与积极性和支持旅游开发的意愿。
而旅游企业的营利行为忽略对古镇文化资源的成本估价，自以为当地人不投资就不应得到回报，而没有考虑到作为古村古镇的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其资源是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本身，这些社区里的居民就负载着文化，是游客希望了解的要素部分。一旦他们不配合，就会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政府、旅游开发者需要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降低由此而带来的遗产被破坏和低效利用。
黄姚古镇是黄姚人的家园，如何建设家园，如何保护家园，黄姚人的态度总体上是一致的。古镇历史上曾多个宗族共存，协同建设结构复杂、富含文化的古镇，在今天同样能够发扬其传统，保护并建设好古镇。当神权衰落，政权旁落，如何组织村民，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行动是一项全新的任务。
综上所述，黄姚古镇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存在诸多问题。古镇是综合文化遗产，对古镇的保护实现了对互相关联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但如何进行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无论是遗产保护还是旅游开发，对于政府、企业、当地人都是一件新生事物，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黄姚独有的，目前也没有现成的应对方案，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努力去探索[74]。
[1]前些年，古镇申遗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大批符合申遗标准的古镇，如周庄、同里、西塘、乌镇、南浔、丽江等，都先后都被列入世界或国家遗产名录，并成为旅游开发的对象和游客聚集的热点。
[2]刘德谦：《古镇保护与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旅游学刊》2005年第2期。
[3]实录：罗哲文做客搜狐谈古建与文物保护。转自搜狐校园，2004年6月4日。
[4]周星：《文化自觉与古村镇的“再发现”》，载李友梅主编《江村调查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9页。最早于2006年11月4—5日，在“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70年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发表。
[5]阮仪三、王景慧、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7]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林茂：《论古镇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年。
[9]谢凝高：《“世界遗产”不等于旅游资源》，《北京规划建设》2001年第6期。
[10]数据截至2002年12月。文中未注明数据来源的，均由黄姚镇镇政府提供。
[11]文献记载，明万历初年黄姚的户籍人口比明洪武年间多出150多户，反映当时的经济繁荣、人口兴旺、外地迁居者增多的历史。见柯寿恺修，梁国柱、王大振、潘其显等纂《昭平县志》，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
[12]李树柟修，吴寿崧、粱材鸿纂：《昭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42页。
[13]被访谈人：黄姚古镇男性老人。时间：2006年5月3日。地点：镇老人活动中心。
[14]苍铭：《黄姚古镇形成与存留原因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15]戚珩、范为：《古城阆中风水格局：浅释风水理论与古城环境意象》，载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16]《魅力黄姚，清凉古镇》，《南国今报》2009年8月20日，网址：http: / /epaper.gxnews.com.cn/ngjb/htm l/2009－08 /20 /content_ 1504041.htm。
[17]黄姚景区旅游开发公司：《黄姚古镇导游词》，打印稿，2006年。
[18]戊寅岁重建石薹新建社亭碑（西门楼碑刻），清嘉庆二十三年季秋月吉旦立。
[19]乾隆三十六年辛巳岁仲夏月立的“新建西宁薹路碑”。
[20]昭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昭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1]被访谈人：GUOTIANZUO，男，42岁，黄姚人。访谈时间：2006年5月5日。他还说，郭家大院的建筑很讲究，砌砖的石灰中含有米浆，所以可以常年不损。
[22]昭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昭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3]同上。该书记载：宝珠观，明万历间建，清乾隆九年重修，观前有小墩圆净如珠，观内供如来、观音。
[24]李树柟修，吴寿崧、粱材鸿纂：《昭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42页。
[25]同上书，卷5，第137页。
[26]李树柟修，吴寿崧、粱材鸿纂：《昭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
[27]李树柟修，吴寿崧、粱材鸿纂：《昭平县志》物产部，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50页。
[28]穆慧玲、李里特：《豆豉的保健功能及开发价值》，《农产品加工学刊》2008年第11期。
[29]参见潘立文《昭平黄姚古镇的文化成因》，《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30]豆豉米粉的做法是先将豆豉放进水中煮出汁，过滤掉残渣，用骨头、猪肉放进去煮，最后再放进八角、生姜等调味料调制而成。吃时把米粉盛入碗中，加入豆豉汤，再加上各式配菜。也因为豆豉汤的香浓缘故，很多人觉得黄姚的米粉胜过其他地方。
[31]冯建奎、王其亨：《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载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2]参见刘沛林《风水模式的地理学评价》，《人文地理》1996年第1期。
[33]冯建奎、王其亨：《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载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34]参见刘沛林《风水模式的地理学评价》，《人文地理》1996年第1期。
[35]被访谈人：GUOJIQIN，男，黄姚街人，71岁，退休教师。访谈时间：2006年5月3日。
[36]《牛岗坪禁碑》，现存于宝珠观内墙上。作者2006年5月7日抄录。
[37]《重修宝珠观碑》，现存于宝珠观内墙上。作者2006年5月7日抄录。
[38]郭小辕等：《黄姚风景游览记》，手抄本，2007年5月3日。
[39]与黄姚类似的是，广西灵川江头洲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保存较多的古镇。江头洲周氏家族规定：“凡是断简残篇的书籍、作业、草稿和字画等，就是那片纸只字，均不许乱丢乱扔，而要收集起来，每月的初一、十五到字厨塔内焚烧。”
[40]郭东玲整理：《黄姚街城内外门楼及其对联》，手稿，2006年。
[41]梁氏墓地立有一块碑，记载皇帝的圣旨，以作为梁家与别家的土地界限的标志。碑上记载：“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任使需才称职，在官之美驰驱奏效报功膺锡类之仁尔生员梁朝鼎遒广西迁江县训导梁都之父雅尚素风，长迎善气弓治克勤于庭训，萁裘丕裕，夫家声兹以覃恩驰赠尔为修职佐郎锡之敕命于戏肇显扬之盛事，国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弥励口，制曰奉职无愆懋著勤劳之绩致身有宜酬鞠育之恩尔，古氏乃广西迁江县训导梁都之母淑范宜家，令仪昌后早相夫而教子，□移孝以作忠兹以覃恩驰赠尔为八品孺人于戏贲象服之端严，诞膺钜典锡龙章之涣，汗允播徽音。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三日。”
[42]郭东玲整理：《黄姚诗词》，手稿，2005年。
[43]此碑记为本书作者抄录，文中标点符号和括弧为抄录者所加。
[44]括弧中的文字皆碑文原有，以下皆同。
[45]苍铭：《黄姚古镇形成与存留原因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6]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另见钟文典《广西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7]即赶集。
[48]陈汉波：《论江南古镇的文化特征及其成因》，《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5 期；陆建伟：《试论江南六大古镇的文化成因》，《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9]潘立文：《昭平黄姚古镇的文化成因》，《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50]苍铭：《黄姚古镇形成与存留原因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51]冯淑华：《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场分析与行为模式研究》，《旅游学刊》2002年第6期。
[52]杨柳、黄光宇：《风水——山水城市的思想原型》，载鲍世行、顾孟潮《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53]转引自戚珩、范为《古城阆中风水格局：浅释风水理论与古城环境意象》，载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54]郭小辕等：《黄姚风景游览记》，手抄本，2007年5月3日。
[55]同上。
[56]碑文抄录于2006年5月4日。
[57]摘自《重修安乐祠碑记》，此碑现存于黄姚安乐祠。
[58]徐赣丽：《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人与旅游》，《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59]潘立文：《昭平黄姚古镇的文化成因》，《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60]当地老人自作对联。
[61]在这里，街坊所说的社，一方面指各方守护神，相当于土地公或城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社公”或“社主”，即指管理祭祀社神活动的人。
[62]被访谈人：GUYOUCHAO，男，60多岁，小学退休老师。访谈时间：2006年5月2日。
[63]《重建太平门碑序》，1994年撰，刻于门旁左侧墙上。
[64]《重砌珠江石跳碑》，嘉庆十六年。
[65]谢凝高：《“世界遗产”不等于旅游资源》，《北京规划建设》2001年第6期。
[66]谢凝高：《世界遗产不摇钱》，《广州日报》2001年4月16日。网址：http: / /gzdaily.dayoo.com/gb/content/2001－04 /16 /content_ 104781.htm。
[67]谢凝高：《风景资源是自然文化遗产 一定要保护好》，杭州网，专家观点，2005 年12月28日。网址：http: / /www.hangzhou.com.cn/20050801 /ca970733.htm。
[68]刘德谦：《古镇保护与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旅游学刊》2005年第2期。
[69]刘源、李晓峰：《旅游开发与传统聚落保护的现状与思考》，《新建筑》2003年第2期。
[70]实录：谢辰生做客搜狐，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网址：http: / /campus.chinaren.com/2004 /06 /02 /24 /article220352453.shtm l。
[71]《重建太平门碑序》，1994年撰，刻于门旁左侧墙上。
[72]被访谈人：GUOXIAOYUAN，男，62岁，黄姚人。访谈时间：2006年5月3日。
[73]刘德谦：《古镇保护与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旅游学刊》2005年第2期。
[74]对黄姚的关注，除了作为旅游指南的《古镇黄姚》外，中央民族大学的陈理等出版了《黄姚古镇》一书，不过，该书主要是以图片展现黄姚的美丽景色和历史文化遗产，如作者所言，是一本“普及型著作”，而非“研究型著作”。本书关于黄姚的调查基于2005年、2006年在黄姚就文化遗产的相关课题进行调查而搜集的相关资料。相关问题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今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现实仍有意义，因此，全稿首次载于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