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传统庙会文化空间的多功能性：福利“五月八”的个案
一 研究背景和个案点概况
近年来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形成热潮，其中对文化空间，主要是节日文化空间的讨论呈现出新的学术视野[1]。传统庙会是在特殊场所和固定时间内举行文化展演活动的文化空间，庙会活动的综合性决定庙会文化空间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相关讨论可以拓展目前方兴未艾的文化空间研究。
传统社会，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整日围绕生计奔忙，积聚的各种需求往往通过特殊的时空集中解决。钟敬文先生曾在《节日与文化》中指出节日的多功能性：“关于人际的团结，社会规范的保持，技能的表现，医药的运用，以及对各种心理的慰藉……总之，民间节日，在过去，尽着各种社会的功能，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以旧文化、旧生活模式一笔抹煞它。”[2]庙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也发挥了与民间节日类似的多种功能。传统庙会是定期举办的节庆性活动，是特定地域和时间的文化空间，是民众朝香祭拜、商贸活动、会友看戏和看热闹的重要日子；有着满足人们希冀、凝聚民心、组织社区经济生产活动等作用。年年岁岁如此，庙会在地方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各地庙会活动不仅综合了传统庙会的本质内容，还融合了现代新元素，如篮球赛、卡拉OK赛等文体活动。庙会期间，附近居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从中寻找各自所需，获得满足；可见，庙会在当代民众的生活中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正因其功能的存在，使民俗传统从过去到现在保持了延续性。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福利镇的传统庙会“五月八”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我们连续多年的调查发现，该庙会从最初兴起到现代传承都体现了庙会文化空间对民众生活的意义和作用。
福利镇位于桂林市阳朔县城东8公里的漓江北岸，是漓江水运的码头，也是珠江水系的古埠头。由于河深水平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福利镇长期作为上溯顺水的埠头。随着福利的水运发展壮大，交换商品繁多，流通量大，市场繁荣，逐渐形成了多条街市。为便利商旅来求财保平安和居留，又建了不少神坛庙宇，形成了三街、九井、十八巷、八坊、三宫、两寺、一宝塔的格局。明末清初，福利镇的商贸和水运非常繁荣，人烟日渐增多，且阳朔一带地形复杂，历代受战乱破坏较少，许多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人逃到此地避乱，故现在福利镇几乎有一半人口是从外迁徙来的[3]。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福利古镇文化十分复杂，不仅保留着本土丰厚的历史文化遗迹和浓厚的地方民俗风情，如当地盛产传统的民间工艺画扇，1996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画扇第一镇”的称号，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移民文化，如广东、福建移民所带来的妈祖文化。
福利镇现有居民1311户[4]，过去大部分以经商为主。福利地方家庭一般都较和睦，成员之间互助合作，共同履行家庭义务。大家自觉地遵守上辈传下来的习俗，少有违反。福利镇家庭非常重要的一条家规是“孝顺”，子女对父母及长辈恭敬、孝顺，这为全镇人所推崇。自清朝始，福利镇就流传敬“公公”和“婆婆”的民间信仰习俗，人们敬“婆婆”以求子，敬“公公”以祈盼生儿孝顺。“仁义守孝”成为福利镇人最基本的家庭观念，这也促使福利人家庭普遍团结、融洽。
二 “五月八”庙会的起源
“五月八”庙会是福利镇独有的地方性民俗节会，俗称“抬公公婆婆”。“婆婆”指的是妈祖，其庙宇是天后宫，位于福利镇南漓江边三大码头之间，占地约400平方米。原有大门、正殿、偏殿、倒殿等建筑，建筑工艺颇精致，正殿居中供奉妈祖塑像。相关记载提到，天后宫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和清道光初年再修[5]，后又于清同治十三年重修，始建于何时未知。“文化大革命”期间，庙宇被毁，现今看到的是1995年庙会理事会倡导重修的天后宫正殿。据天后宫碑刻记载，天后娘娘原名林默，生前系福建莆田人，清康熙时被敕封为天后娘娘护航神，并布告天下，凡通海河道两旁城镇皆为其立庙享祀。碑文显示此地所供妈祖即是福建、广州等地著名的女海神。据当地人说福利三百多年前就开始祭妈祖了，因为福利是水路重镇，外地商船很多，就把保佑水上平安的妈祖信仰带到了这里，修建庙宇来祭祀，主要是祈求平安顺遂。后来人们发现向其求子也很灵，于是又增加了在特定日子游神祈子的活动[6]。
妈祖正殿右侧有一小殿为“公公”神庙，名“忠孝祠”。地方文献记载，“公公”庙原在镇北新街后，明万历间建，清同治五年重修，占地千余平方米，名水源宫[7]；但民国时期改为小学，1950年被拆除，神像也被移到了天后宫侧。在“天后宫碑·公公简介”写道：“公公原名颍考叔，春秋战国时郑庄公之帅臣，为人事国秉忠，事母尽孝，每立功受赐，必携赐品归，与母同享，纯孝之情为历朝所颂扬崇敬。曾助郑庄公与母亲和好，使其免受不孝之责，后被敕封为忠孝之神……福利五月八传统尊崇颍考叔作公公祭祀意欲激发人民的忠孝之情，我地历来民风淳厚，其与祀念学习颍考叔之举不无关系，所谓潜移默化之功也。”在此，祭公公的目的表达很明确。
公公和婆婆都是福利五月八庙会祭祀的主神，当地人认为公公婆婆各自有代表的含义，公公婆婆都要拜才好，不能只拜其一。其神殿门前楹联曰：“考叔尊坤世世书中传纯孝，林姑取义层层水上慰忠魂”；“婆婆一片婆心保佑人人生仔，公公十分公道教育个个孝亲”，从中可看出当地人的愿望和期盼：一是希望妈祖神保佑平安和生子；二是纪念颍考叔，期盼孩子孝顺。
那么，祭祀公公婆婆的庙会因何而起？公公和婆婆为何一起供奉？相关文献未见记载，只能从传说中觅其踪迹。
福利镇南濒临漓江，每当春夏水涨，常有人下河游泳溺水丧生，偶尔也有轻生者到此投水亡命。传说某年五月初八，当地一富商的独子溺水而亡，这位富商悲恸之余，决心于翌年在江边兴建妈祖庙，祈求保一方平安，并于五月初八这一天为妈祖开光，请来戏班子公演，当地居民舞龙、舞狮、跑牌灯、跳板凳龙，又请来僧尼、道士大摆水陆道场，正好这天适逢福利圩，满街人山人海看热闹……果然，立庙祭神之后，再无不幸事件发生，人们就此渲染神灵显佑，并举办各种祭祀活动谢恩酬神，这样就慢慢成了固定的会期并流传下来[8]。
又有传说，天后宫原来以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为大祭日，至清后期改为农历五月初八。清道光时期当地有一位莫姓举人，家财万贯，年过花甲，没有子嗣。有一年五月初八，他家人去天后宫求妈祖赐子，后来果喜得一子，认为是天后荫庇，便举行酬神活动。他还召集乡绅开会，倡导每年这天为婆婆红日，都要举行盛典祝贺。凡头年五月初八之后，本年五月初八之前生了儿子的人家，称为“仔头”，要出面筹资敬神、游神的大祀事宜，还要唱戏、抬菩萨巡游。镇上居民邀请亲友来走亲看热闹，如此相沿成习。因这个活动是以当年生了仔（男孩）的人家为头举办的，又称其为“仔头节”。人们不仅求婆婆降子，而且盼望所生的儿子孝顺，仁义忠厚。于是又增加了祭祀颍考叔的内容[9]，并在五月初八这天增加了抬公公活动，此后，仔头节的活动内容更丰富了。
然而，当地参与过最早的五月八庙会的一些老人认为，庙会的起源不可能由于某一个人的倡导而起，其最初的目的应是促进福利商贸的发展。福利曾是商业古镇，五月初八前后是福利商业青黄不接、最不景气的时期，为振兴经济、发展商业，当地一些有身份的人就倡议在这段时间举办一次盛大的集会，但此举必须有一个正当的名头，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便得不到大家的拥护。为了使庙会每年热热闹闹办下去，地方士绅领头，民众自愿乐捐，决定以某个受祭的“神”为由头，即祭祀妈祖——“婆婆”，同时又认为，举办一次盛大的庙会，仅有一尊女神似乎不够，于是增加一尊颍考叔“孝神”，尊称为“公公”[10]。在求婆婆保佑多子多福的同时，求公公保佑自家的儿女孝顺仁义，对外保佑商旅平安和生意发达。关于五月八的起源可谓各有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五月八是外来的海运文化、当地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精神需要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复合作用的产物。庙会兴起的多种原因，如求平安、求子、活跃经济等，也导致了其多功能性。
三 五月八庙会活动内容及其时空延展性
对于当地人来说，福利五月八活动内容和热闹程度甚至超过春节，外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外出工作或做生意的人也要回家，亲朋好友都要齐聚一堂。整个庙会期间，邻近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朝庙，香火鼎盛，人流不息。在神庙附近形成繁闹的集市，商贾兴隆，买卖红火。当地有民谣描述当时的节况：“福利五月八，富人笑哈哈，请来满堂客，杀鸡又杀鸭，穷人手头紧，无钱酿苦瓜[11]，打个巴掌救个急，张张棉被进饷押（即当铺）。”因此，五月八也被称为“（当）棉被节”，意思是穷人当棉被也要过这个节，说明节日气氛之浓和当地人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庙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
五月八庙会活动内容很多，有祭神、游神、放花炮、唱桂戏、文体比赛、商贸集市以及各村民间文艺汇演等。庙会活动从五月初四就已开始，至五月十五结束。初八这天是活动的高潮，最为热闹，故称“五月八庙会”，其活动除了个体自发到公公婆婆庙烧香，最隆重的活动是集体举行的开幕式民间文艺表演和游神仪式。庙会的核心内容是游神仪式，据我们现场观察，初八这天上午约九点，浩荡的游神队伍绕主要街道游行出发，最前面是举红伞的，及举“回避”“严肃”“国泰”和“民安”四块高脚牌的，接着是“仔头”们抬着“公公婆婆”神像和小神像，再是龙狮队、牌灯队、鱼虾队和八宝队（八仙纸扎）随后。游行队伍边走边演，要过三街八坊，每到一坊要让神像休息一会；同时，一坊之内的沿街的家户在门前放上桌椅，摆上一根香烛、三杯清水，有人还会奉上“三牲”贡品，游神经过时，家主率全家向神像作揖许愿，祈求吉祥如意；旧时还有“念人名”的习俗，即断文识字的人出来念敬供的各家各户的名单，请神保佑；然后，放鞭炮热烈迎送。游神队伍走完三街，抬神队伍抬到原行宫所在地戏台看戏，下午约4点钟再由“仔头”们抬回天后宫；而各“仔头”们则集中在原行宫前放花炮，其他队伍在游行完后散去。初九以后继续演桂戏，到了十五还有许多活动；晚上有狮龙队到主要街道游行，由一大龙、一小龙和一头狮组成的队伍伴随许多看客一道前行；家家户户都以长竹筒盛上满满的油，引火点燃照明，并且燃放鞭炮，将鞭炮扔向狮龙，狮龙烧得最后只剩下空空的架子，至此整个庙会结束。庙会活动共十二天，是一整个周期，对于当地人的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并辐射周边地区。
庙会是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在固定的时间内定期上演祭神飨神的仪式剧，也为地方民众提供众多活动空间。福利五月八庙会活动分布在古镇各主要街巷，从祭祀的主要场所镇南漓江边公公婆婆庙，到仔头们庆祝放炮的福利镇文化站门前（公公庙水源宫之行宫原址），到飨神和民众观看桂戏表演的礼堂（原水源宫之行宫戏台），再到观看开幕式表演的文体广场、商贸活动进行的农贸市场等，都是人群集聚之处。除了分散的活动空间之外，作为庙会主要活动的抬神游行则会覆盖福利镇各主要街巷。传统的游行路线是走三街，即老街、兴隆街、岭背街；老街大部分为本地人居住，兴隆街大多为广东、福建、湖南等外来商贾迁徙户居住，岭背街为后来从各方迁去的杂居人口居住。现在游行的路线是天后宫—岭背街—镇东街—兴隆街—新街—马山根—福顺路—镇政府—西凤街—老街，然后回到天后宫。这显示出，不管古今，抬神游行都要经过全镇主要街区，让居民住户都能共享节日气氛。另外，从庙会的名称来看，有称为庙（香）会、抬公公婆婆、仔头节、棉被节、文体节等，这表明不同的人对庙会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功能。近年，庙会活动的开展又结合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展示地方特色手工艺产品——画扇，为外来游客提供了一个空间。
四 五月八庙会文化空间的多功能性
庙会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活动。在传统庙会中，人与神的交流可以使民众在对神明的崇拜中得到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补偿。在展示传统民间艺术、丰富民众生活的同时，也宣传了地方伦理道德，教化了广大民众，凝聚了社区民心。当地人祭祀公公婆婆意在以神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并整合社区组织，这些都在福利五月八庙会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一）满足人们希冀平安健康和延续香火的心愿
民间信仰往往融合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福利五月八庙会也综合满足了当地人最为看重的多种心理愿望。福利镇妈祖香火之所以延续百年，是因为其有满足人们求平安的作用。早年，从福利镇远下梧州的航船在起航之前，水手们必要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就是到天后宫妈祖神像前，虔诚地烧香祈拜，请求妈祖保佑航程平安。另外，五月八庙会又俗称为“仔头节”，不仅已生子的家庭要在这天放花炮庆祝，未生子人家也要祭祀婆婆祈求子孙。这一目的关乎中国百姓最为看重的多子多福、延续香火的心愿，能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安慰和幻想的幸福。虽然婆婆是否由妈祖衍化而来还有待考证，但可推测，随着移民大量进入，福利镇外来的民间信仰文化与地方文化逐渐融合，以满足大众的需要。
传统的宗教仪式与行为往往带有一种巫术化的意味，在世俗社会，这种巫术化的宗教仪式与行为更多体现为人们世俗化的欲望。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天灾人祸和种种冤屈，但是人性都是向往和平幸福的，在无力克服灾祸和消弭不平的时候，人们总是需要有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慰藉和心态的平衡。当“那些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说教越来越难于解释周围并不令人满意的现实世界”，“人们必须转而寻找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寄托和力量”[12]。这时候神灵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人们往往能根据各自的需求找到相应的神明佑护自身：妈祖作为保护水上平安的神，满足了福利人祈求水路平安的心愿；作为地方信仰的仔头节满足了广大福利妇女希望早得贵子和分娩顺利的愿望，这逐渐形成为福利镇五月八独特的民俗文化。今天，人们又赋予了公公、婆婆更多的功能，视之为可以掌管人间命运的神灵，而不仅仅限于保佑平安、生子、儿孙孝顺；求学、求财等新的要求促使庙会香火更加旺盛。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神交流可以使民众在神灵的抚慰下得到心灵的愉悦，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困惑在这里得到了化解，得到了精神上的补偿。因此，庙会一定程度上能够安抚民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庙会的形式简化了，但庙会给人们的精神寄托仍然存在。庙会对人们精神需求的满足，是庙会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庙会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庙会这种民俗文化才能在社会不断进步中得以承续发展。
（二）教化孝道
传统庙会往往有宣传和教化的内容。有研究者指出，“庙会的教谕功能是建立在文化的娱乐行为与传播过程之中的。教育的内容有两类：一是关于民俗文化知识的教谕，一是进行道德规范的教谕。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世代相传的文化形式，是典型的寓教于乐。宗教的教义宣扬也隐喻在具体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中”[13]。福利镇五月八庙会对孝道的宣传与教化，既体现于主要祭祀对象之一——作为忠孝之神的颍考叔，也存在于各类民间艺术之中。福利人拜公公的民间信仰反映了孝道在他们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地位。在新时期，孝道的教化和宣传又与时俱进地增加了新的方式与内容，如2008年举办的“茗木居”福利镇首届十大孝顺人物评选颁奖活动，就把宣传地方文化和进行美德教育结合起来。
宗教信仰中的神对人有权威性和教谕功能，正如学者所说：“实际上引起信任和恐惧、制造权力威严的恰恰不是权威的人物和制度，而是一定的意识形态和符号体系”，神庙中的“权威往往不是人，而是神及其代表的超人世界”[14]。因而，福利五月八庙会借助神的在场，宣传和教化的孝道往往对福利人有着一定的规范作用。如老人协会中的调解组，就是凭借老人的德高望重和福利人对孝道的崇尚来解决邻里矛盾、调解家庭纠纷。这在当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年轻人形成一定约束力，促使他们严守敬老爱幼的老训。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上法院，就怕去老协。”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而在整个庙会的组织中，老人协会等社区组织发挥着主要作用，使得庙会长盛不衰，这也是当地孝道教化的影响力所致。
（三）展示和传承民间艺术，娱神娱人
庙会还有保护民俗、传承民间艺术的作用。当代传统民俗和民间艺术传承的危机就在其功能的衰微和赖以维生的资金缺乏，而民间庙会的自发形式，使其获得生存的空间。中国农村大都有“高搭戏台过庙会”之说，传统庙会中的民间艺术往往是人神之间沟通的媒介。在民间信仰中，人们认为借助于一定的形体变化，人与神就能对话，进而沟通两个世界。因此，演戏在迎神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庙宇对面常有戏台，庙会中普遍都有唱大戏飨神。福利五月八庙会为期十二天，桂戏的演出几乎贯穿其始终。五月初四晚上，桂戏公演。初五上午把公公婆婆与九座小神像抬至戏台对面的行宫赏戏。这两日的桂戏是由当地百姓捐钱演出。初六、初七的中午至晚上继续演桂戏，由当地的广东会馆和湖南会馆捐资。初八游神队伍抬公公婆婆到戏台看戏，这天的桂戏由“仔头”们捐钱。初九以后，继续演桂戏，由街坊百姓出钱。这一传统持续至今。桂戏这一民间文化现象也通过五月八庙会娱神、娱人，不断传承发展。
除了唱戏，该庙会还盛行舞牌灯。牌灯是古代一种长方体玻璃匣灯，灯匣上绘图写字，整个灯形像一张大的麻将牌，下用一根长木棍支撑，供队伍巡游和神灵出游时开路照明之用。福利镇的牌灯队，三人为一组，最少是七组，另加一名牌头和三个锣鼓指挥，每人各举一杆牌灯。舞的过程中，队伍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摆出各种阵势，有“大穿花”“小穿花”“姐妹花”“小洗牌”“南蛇出洞”“南蛇归洞”等。表演时伴着锣鼓击节，随着节奏的快慢，牌灯队列组合也有快有慢，有松有紧。没有锣鼓时，则在牌灯上挂上许多小铃铛，舞时哗哗作响。这种传统民间游艺极富艺术性、趣味性、欣赏性，将民间信仰与群众娱乐紧密结合。在当代社会，这样的娱乐展示体现了民间信仰活动由娱神到娱人的转变，人们通过观看和参与这一系列的活动，丰富了文化生活，娱乐了身心。
又如庙会上的民间舞蹈钱鞭舞，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艺术。据老人回忆，这最初是过去来福利乞讨的乞丐表演的舞蹈。钱鞭是一根细长的竹条，竹上钻眼，穿以铜钱和铃铛。舞者手舞钱鞭，和着音乐节拍，边舞边唱，间以钱鞭碰打肩、臂、腰、腿、脚等人体部位。每碰一下，鞭上的铜钱便响一下。音乐声、鞭响声，配上唱词、动作，十分悦耳悦目。但后来，钱鞭舞曾在福利镇几近绝迹，数年前才重又表演起来，并成为庙会的一个特色节目得以传承。如今，轻松活泼的钱鞭舞深受福利老少的喜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上述可知，庙会中的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保留了它最初的功用，在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被重新创造。各种宗教艺术和世俗艺术在庙会上相互融合，民众在愉悦身心的同时，也把福利的民间艺术发扬光大。
庙会具有娱乐功能已是共识。文献记载，旧俗“民俗终日劳苦，间以庙会为乐”。[15]在传统社会里，老百姓勤奋劳作，一年到头难得有休闲娱乐的时间。除了年节，庙会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时机。当地流行一种说法：“做官三年不如耍社一天”，说明狂欢性的庙会活动能满足民众游玩的需求。庙会期间的各种民间艺术表演是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庙会的娱乐性即体现在这些通过娱神达到娱人的民间艺术表演上。已有学者注意到：“庙会所具有的娱乐功能使庙会形成巨大的文化向心力。庙会的组织管理者，用各种民间艺术的演出为庙会增添了热闹的气氛，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娱神，而事实上是在娱人。龙舞、狮子舞、高跷、旱船、杂技和神戏等民间艺术，无论是演出者还是观众，都在精彩的表演中得到愉悦，除去了积郁在心头的痛苦。在这里，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共存，共放异彩，集中了地方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庙会文化的兴奋点。”[16]福利五月八庙会融合了当地的民间信仰，当地众多民众参与到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的表演和传承中，民众用自己的方式愉悦自己，不同职业、性别、民族和地域的人都能够不受限制地参加到活动中。通过各种民间艺术活动来娱神、酬神，极大展现了地方民间艺术，突出了地方形象，营造了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娱神娱人的目的。当代，庙会还结合当前的社会文化内容，增加了许多文体活动，并且，从1992年后，庙会改名为“文体节”，由文化站专门成立筹备委员会，文化体育活动成为当代庙会向外宣传时的主体内容，相应的活动也增加了，如体育比赛、卡拉OK大赛、文艺晚会、游园活动等。庙会从以娱神为主、娱人为辅转化为娱人为主，并使这一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地方传统获得了新的活力。
（四）凝聚地方民心和增强社会资源
今日，民间信仰在我国广大农村依然根基深厚、影响广泛，其社会作用具体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到，任何社会都会感到，自身有必要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这样才能使社会获得统一性和人格性，并且，这种精神的重新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17]。庙会正是这样的一种场合，庙会中的神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对象，而是维持社会秩序、安抚民心、强化地方认同的超自然力量。福利庙会最初的功能，正是为了整合地缘关系，通过组织庙会各种活动，把周边的居民聚集起来，使地方民众形成统一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福利历史上是商业繁荣之镇，外来的商人为了进入地方社会，并形成自己的力量，建设商埠的外围秩序，就需要依靠神的力量来形成一定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妈祖作为保护水上平安的神，是福建等地商人的原籍地信仰；颍考叔应该是当地郑氏移民的祖先神。对于外来移民占半数的福利镇而言，外来神的引进更多是为了移居商人生意兴旺；也为外来人融入地方社会、重建家园提供精神资源。正如赵世瑜所指出的，民间信仰是各地方强化社区传统或地方文化传统的产物，如地缘集团或宗族这样的血缘集团，需要强化其凝聚力，往往会在本地的民间信仰上下工夫[18]。福利庙会的举办，是一个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对妈祖和颍考叔的信仰成为福利镇共同的精神资源，各个阶层的众多群众在社区中凝结成一个多元的群体[19]，把从各地移居到此的各种文化与人都整合到共同的行动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转为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多元文化渗入，思想意识形态缺乏统一的认识，人们转而从传统中寻求力量。福利五月八庙会有机地衔接了传统与现代，因此，自1990年恢复以来，一直未中断，成为当地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镇上的人认为公公婆婆都很灵，对举办庙会都很积极[20]，五月八期间，有很多热心人自觉去做，除了参加每次的游神活动，还参与相关的表演。现今，福利镇庙会主要是由福利街道居委会和老年协会、老龄宫组成的活动组委会组织的；组织者都是居住在福利镇这一共同地域、怀着相同目的祭祀公公婆婆的诸姓居民；他们为满足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娱乐需要而热心筹办。广场的表演和巡游活动都是由各街道居委会组成的活动组委会组织；庙会中的文艺表演主要是由老年协会和老龄宫（老年娱乐中心）负责，并分派各自下属的文艺队完成；参加巡游活动的人主要是福利镇民间艺术代表队和老体协文艺队的成员；画扇队等民间工艺展示队伍大多是由当地街道发动群众组成的。由于这些庙会组织的活动，福利镇的社会内部具有一定强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而，一些基于公公婆婆信仰的共同宗教利益，同时又符合福利镇地方公共利益的需要，一经这些庙会组织郑重提出，往往较容易得到福利镇人的支持，从而能够顺利实施。在以同一民间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网络下自我组织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地方民众的认同。庙会的不断开展很好地凝聚了民心，使社会变得和谐有序，团结友爱，并重新确认和强化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庙会也成为人们走出家门、互相交际的一种形式，通过庙会这一特定的时空，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得以沟通，各种信息得以相互交流和利用；而庙会上的各种活动更是将地方的人力资源大加运用，为人们提供了资源共享的机会。
（五）活跃地方经济，方便民众生活
通常庙会都有经济功能。如前所说，福利五月八庙会产生的缘由之一就是作为古商埠的福利镇是附近有名的商业中心，商人们为促进当地经济活动而发起的。每逢五月八庙会时，当地农民和商贩以土特产品、生产和生活用具进行商贸交易活动，赶庙会的摊点琳琅满目。来赶庙会的镇上和附近村子的人川流不息，活跃了商贸经济，也为地方民众经济生活提供了方便。当然，在传统社会里主要是商家进行的商贸活动；在当代，随着市场的发达和陆路交通的便利，古镇的商业地位下降，庙会经济除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换外，增加了外来大型客商的促销和展销活动。庙会的举办更多地倾向经济发展。商家参与方式增多，借助他们的支持，庙会多项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庙会期间，福利镇的街道以及庆典大会的会场周围，挂起许多赞助商的广告横幅，如“金漓源饲料真材实料”“创维健康电视防辐射”等，参加游行的队员统一穿着的文化衫背后印的也是赞助商的广告。总之，在传统社会，俨然以主流意识形态对立面出现的纯粹民间的庙会活动，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成为地方性文化资本，对增加活动资金、宣传地方文化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六）表达民众心声
福利庙会是民间出资民间办，属非官方的民间性节庆。前面已述庙会的组织具有民间性，而其经费也来自民间。庙会中传统民俗展演和各种文体活动的费用，都是当地居民自发捐献的。该庙会最初是由当地一些有钱、有身份的人主办，但要年年办下去，依靠几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后来就商定了一个规矩：凡当年生了儿子的人家，要出钱出力操办三年。此外，福利民众也有乐捐的习俗，现在的活动经费仍主要来自各街群众的乐捐，往往是喜头出大头，其他居民按照能力大小和个人意愿每家都捐出1—10元不等。如福利新街2010年五月八庙会捐款名单中显示喜头6人，群众55人，合计捐款1443元；岭背街捐款名单共78户，共集资1960元。这种民间自我筹资办节的方式使该庙会能年年延续，也能替当地民众传达心声。
以庆典仪式中的文字展示为例。在庙会游行之中，人们竖起了“保护民俗”“发扬民俗”“发展经济 振兴福利”“弘扬福利传统文化”等旗子。在展示传统的民间工艺画扇队伍中，所举画扇的一面是传统的图案，如竹、牡丹、白鹤青松、鹏程万里等；另一面是民众对政府期望等愿望的表达，如“廉洁是福根”“党风正 政风清”“勤为民 廉养德”“福泽百姓 利为人民”“民风好 家风纯”等。牌灯队同样也有此倾向，与旧时相比在形式上有了不同，牌灯上不仅能看到历史人物的图案，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传统祈福语，还有“繁荣”“经济”“和平”“稳定”等，在牌灯的分、合、组、拼过程中，形成了整齐的话语表达。可见，今天的福利庙会既是展演传统民俗信仰活动的空间，又是表达当代民众的心声，推动地方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窗口。
当然，福利庙会虽是民众共享的空间，但国家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或显或隐传达了主流声音。当代庙会的庆典活动设在镇中心文体广场，所有的游行队伍和观众都要在此汇集，开幕式上的各类文艺表演也在此举行。庙会的举办是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同意的，其对外的主题是宣扬国家政策和促进政府工作，如2008年是“弘扬我镇民族文化，向社会展示我镇经济、文化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展示福利古镇特色的民间艺术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用先进的文化鼓舞，激励全镇人民发展经济、搞活经济。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促进我镇两个文明建设快速健康发展”。福利人祭拜公公婆婆在国家框架下的理解是：“向颍考叔学习忠心爱国的精神”“向婆婆学习尊老爱幼的精神”。对庙会较多关注的民俗学者高有鹏曾经指出：“政治力量是现实社会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它对庙会采用直接要求的方式进行参与、利用和改造，从而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各种政治力量对庙会的参与、利用和改造，使庙会文化中的人文色彩更浓郁。”[21]
综上所述，福利镇的民间组织将大家对公公婆婆的传统信仰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五月八庙会成为福利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民间信仰本身具有适应性和自我调节机制，庙会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功能，不仅满足民众信仰的情感心理需要，而且还融合时代元素，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讲，这说明“当代中国乡村以庙会活动为载体的民间信仰再度复兴，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及庙会组织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价值”[22]。在福利庙会中，人们被有序地组织到各种传统活动中去，并乐此不疲地将福利庙会延续下去、传承开来，这对福利镇民间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对福利社会的稳定有序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另一方面，传统庙会虽然在逐渐恢复和发展，但活动参与者多是老年人，组织者也是老年人，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有感情，有热情，愿意出钱出力去参加，也非常相信公公婆婆的威力；而其后代能否延续，尚不能预料。因此，在今天解放思想、保护民俗的时代大环境下，应该给予庙会活动更为宽松的环境，也给予其正当的地位和合理的评价，以助于庙会这样的传统民俗活动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延续。
[1]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2]钟敬文：《节日与文化》，《人民日报》1988年3月11日第8版。
[3]郑绪业：《阳朔风景》，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4]2010年数据。
[5]前者见于民国《阳朔县志》卷二，手抄本，第197页；后者见于天后宫门旁所立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的“重修天后宫北府祠碑记”和1995年8月8日立碑刻的“恢复天后宫古迹碑记”。
[6]被访谈人：MOZHIYUN，女，福利人。访谈时间：2010年6月19日。
[7]民国《阳朔县志》卷二，手抄本，第197页。
[8]《闲话福利“五月八”抬的两个菩萨》，《今日阳朔》网络版，2008年6月2日，网址：http: / /www.yangshuo.gov.cn/news/todayys/2008－06 /14123.html。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阳朔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99页，内部资料。
[10]参考陈波2001年6月7日在福利镇对居民莫兴祥的访谈，陈波《传统文化的赓延与现代文明的新生——福利镇社会文化的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2年。
[11]苦瓜酿是福利庙会的节庆食品，民谣曰：“福利五月八，杀鸡又杀鸭，苦瓜辣椒酿，粽子艾蒿粑。”
[12]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72页。
[13]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14]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0页。
[15]雍正年间修《深泽县志》卷五，《礼仪·风俗》，第11页。
[16]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17]［法］涂尔干（Durkheim，E.）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18]赵世瑜：《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页。
[19]参见范丽珠《走进京畿的民间文化世界：乡土社会文化资源的现代意义》，载欧大年《香河庙会、花会与民间习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20]被访谈人：MOZHIYUN，女，福利人。访谈时间：2010年6月19日。
[21]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22]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