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创建发展中国生态经济学30年
中国的生态经济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倡，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于1980年提出建立的，至今已整整30年。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边缘交叉学科。它的建立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生态时代的要求。30年来我国生态经济学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提出的各种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策建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已经被各级领导普遍接受，“生态经济”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正在发挥着它日益扩大的指导实践的作用，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许涤新先生是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倡导者，对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具体工作上，先是程福祜同志，之后是我，两个在他身边的人作为“助手”。随后我又被指定负责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和组织推动工作，是我国生态经济学从开拓创建到现在发展全过程的亲身经历者，也是最熟悉情况的人。作为一个老兵，就个人亲身的经历，把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和过程提供出来，对弘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许涤新先生在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自己的工作作一个阶段性汇报，以及给后人留下一点参考资料，都是有益的。
我国生态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建立于1980年。许涤新先生当年8月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我提出，就把这一天作为我国生态经济学开始的日子。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在当代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一 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是新时代的要求
1.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体现了生态时代的新要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原始社会后，社会生产力从“铁犁牛耕”到“蒸汽机的发明”，又到我提出叫作“绿色技术”的出现，依次推动了三个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生态革命。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相应也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又到现在生态社会的三个时代。工业社会中生态与经济的基本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且遗留下来。世界和我国的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我的观点：生态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人在发展经济中的错误经济指导思想和错误经济行为违反了生态平衡自然规律的要求，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要求的客观规律就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新的生态社会，从而进入新的生态时代。生态时代的目标是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任务也是促进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新学科就应运而生。
2.生态经济学的出现体现了科学本身发展的新趋势
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从单一综合走上分支专门化，又走向新的综合的过程。古代的“哲学”几乎包括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一切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才逐步分化形成了各种学科，并且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经济学原来是和伦理学、政治学等长期融合在一起，后来才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越分越细，又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生态学也是从生物学中分离出来独立存在的。之后又出现了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后来科学的发展在分支越来越细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结合。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与化学结合成为生物化学，社会科学中的人口学与社会学结合成为人口社会学。同时这种学科之间新的结合，也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现在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形成生态经济学新兴综合学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生态经济学的形成与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同步
（1）它与世界30年来的环境与发展运动同步
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粮食、资源、能源和环境五大生态经济问题已经明显地显现。首先引发了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观点和以美国的赫尔曼·卡恩和朱利安·西蒙等人为代表的“乐观派”观点，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途的大讨论，为世界环境与发展运动的形成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联合国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把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落实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行动。20年后，联合国于１９９２年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明确把环境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引导世界经济走向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是与这一运动的过程同步产生的。
（2）它与世界“经济生态化”趋势的出现同步
当代随着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一个日益明显的“经济生态化”发展趋势。其表现遍及人类经济发展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城市建设越来越强调自然，产业和产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汽车制造业努力发展“绿色汽车”；建筑业大力发展“生态建筑”、“绿色建材”；以及农业中的“生态农业”、商业中的“绿色市场”和“绿色包装”。在人的生活上，吃“绿色食品”、穿“生态服装”、住“生态住宅”和出行控制发展小轿车，提倡使用自行车等都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时尚。此外如出生植树、死亡骨灰撒海，甚至上“绿色大学”、踢“绿色足球”，以至建设“绿色警察”、“绿色军队”等，也都已经进入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都出现在当代从生态与经济不协调走向协调的时期，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与这一趋势的出现也是同步的。
（3）它与世界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同步
生态经济学是世界性的科学，它的产生是解决世界生态与经济矛盾的共同需要。各国生态经济学的产生略有先后。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首先使用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我国的生态经济学于1980年提出，比美国生态经济学的开始晚了十多年。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美国，同时我国生态经济学的提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明显也是被推迟了十年。以上三个“同步”的存在，也说明我国生态经济学与世界生态经济学一样，都是在新的生态时代条件下出现的。
二 生态经济学的出现受到广泛重视
1.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是，1984年的“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答应到会做报告。但正值他要去当时的苏联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许多报告都推掉了，但是这一报告仍然保留。回来后在他的大会报告中人们注意到，首先，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的召开和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其次，他的报告初稿是由我、何廼维、程福祜三人起草，由我统稿提供资料的。但他的报告在提法和高度上，却远远超过我们起草的水平，其中他突出增加和指明了三点：①生态经济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②建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连同近期我国环境保护等机构的建立，是我国在这方面“觉醒”的表现；③我国今后发展经济，不但要综合经济平衡，同时也要生态平衡，要用两个平衡的思想指导我国的经济工作。
2.受到实际工作的重视
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是，1986年在扬州市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农业环保协会、中国生态学会和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几个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农村发展与环境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后参加讨论会的盐城市环保局局长蔡士魁邀请我去考察。他是环保局的局长，也是地区环境学会等的负责人。在这些学科和学会中，他认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会最有发展前途”（各个学科当然都是重要的。我理解他是从直接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角度说的）。当时由于江苏省的生态经济学会成立不起来，他就主动牵头联系苏北6个地区，组建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苏北分会，开展了不少研究，推动了实际工作。再一件事是，当时《人民日报》负责生态环境方面的主任记者谢联辉告诉我，1987年我负责组织，全国专家参加撰写的《生态经济学》专著出版后，他买了两本，其中一本送给了当时的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被林业部接受。林业部是我国第一个把生态经济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部委。
3.受到自然科学界的重视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叶笃正先生（全国人大代表，院士，后来也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就曾向国家提出两大科学院合作进行重大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的提案。中国科学院也主动组织人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共商加强合作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有关研究所、系也都有兴趣参加和主办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专业委员会。一些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也认为，从事生态经济的研究课题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比较容易，与国际交往的领域也更宽广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各种原因不具备条件。一些重大生态经济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中国科学院已经开展起来。
4.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普遍重视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已经建立了生态经济学专业，更多的地方开设了生态经济学课程，我撰写出版的《生态经济学》专著已经列入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同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的一篇介绍生态经济学作用的短文《重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也已经被列入中学教育的重点文章。此外，又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是，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也使企业家们看到了它的市场价值和潜在的商机。例如2003年上半年，河南、北京和江苏的三位企业家，就曾不约而同地先后找到我，并且已经建立起来一个生态经济公司和一个民办生态经济研究院，要我担任首席专家和院长等。
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开拓创建
许涤新先生1980年8月提出研究生态经济问题和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紧接着，9月在北京，就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第一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开始推动。当时《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几个负责人推来推去，最后决定要我负责组织。从此，经领导指定，就开始了我长期负责组织推动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发展和持续至今31年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工作。
一 推进学科建立和发展的“五步设想”
1980年开始建立生态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情。是许老给了我鼓励。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推进学科建立和发展的“五步设想”，即：
（1）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
（2）建设具体指导实践的生态经济管理理论。
（3）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4）促进提高全民生态经济意识。
（5）中国的生态经济学走向世界。
三十年来，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开拓创建和发展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
二 组织和经历生态经济学发展的21个“我国第一次”
生态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生态社会才出现的新学科。因此在我国30年的生态经济学发展中（多数又是在它的初期），就出现了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至今21个“我国第一次”。这些工作和这些“我国第一次”的出现，不少都是许老在世和在他的直接指示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有幸的是，所有这些也都是在我亲身组织和经历的具体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它们的依次出现大体遵循了我国推进生态经济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五步设想”，并具体反映了我国生态经济学开拓创建和发展的具体进程。它们是：
（1）1980年9月由我负责组织我国第一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请来马世骏、侯学煜、阳含熙（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等生态学家和许涤新等经济学家坐在一起。这标志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科学合作，共同创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开始。
（2）执笔撰写第一篇动员全国研究生态经济问题的座谈会报道文章。在《经济研究》1980年第11期上发表。
（3）会后我负责立即组织第一批研究生态经济学的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每月一期，连续一年。
（4）由于约稿即期刊登的文章未如期交稿。由我应急撰写第一篇文章《西双版纳的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平衡》，在《经济研究》1980年第12期上刊出。
（5）1981年，我负责组织，编写出版我国第一本生态经济学论文集《论生态平衡》。
（6）1982年11月，我主要负责组织，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明确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
（7）1984年2月，我主要负责组织召开“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万里副总理做报告，国家相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和我国著名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钱学森、陈岱孙、于光远、刘国光等出席大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第一次组织起全国生态经济学研究队伍。
（8）1984年，我从当时的学术思想萌芽中概括，第一次提出包括两个部分、18个问题的《当前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学术观点》系统研究报告。为我国展开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学科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
（9）1985年，我负责组织，在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已经办起刊物的基础上，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参加共同主办，第一次办起了全国性的《生态经济》学术刊物。
（10）1985年11月，我主要负责组织研究，提出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学研究大纲。
（11）1985年末，我负责第一次组建我国以中青年为主的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骨干队伍。
（12）1986年，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撰写出版我国第一本集中集体智慧的《生态经济学》专著，从无到有建立起我国生态经济学新学科的初步理论体系。获一等奖，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高等院校教材。
（13）1992年，我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课题，主编出版《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专著。第一次开拓生态经济管理学新领域，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14）2000年，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重点课题，独著《生态经济学》，第一次概括20年来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用于指导新的实践。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15）1987年，我主要负责组织，在昆明市举办我国第一次大型生态经济学讲座，并参加主讲。
（16）1993年，我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举办第一次“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系列广播讲座，并担任主讲。
（17）1995年，我代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一次与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建立正式学术联系，推动中国生态经济学走向世界。
（18）1998年，我第一次代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研究会，担任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工作，任所属“塌陷生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2006年，应《生态经济学与统计学》（英文）的邀请，参加其第一次组建的国际编辑部，并任副主编和专刊主编。
（20）2003年1月，应邀担任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公司，河南永业生态经济公司首席专家。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第一次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
（21）2003年5月，应邀担任我国第一个民办生态经济研究院，ECO-CHINA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企业家参与、国家和社会共同推动前进的新阶段。
从无到有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
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是创建生态经济学的重要工作。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后，在许老的直接领导下，由我具体负责，立即开始了研究和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工作。具体过程是先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 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的三个准备
1.学术研究基础的准备
1984年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开过以后，我就根据大会上提出的生态经济实际问题和具有生态经济学理论萌芽的思想观点，进行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系统提高概括，提出了一篇《当前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学术观点》（2.8万字）。包括两个部分、18个学科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其中第一部分是“生态经济学学科建设”，包括生态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研究生态经济学的重要意义、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方法、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的性质、生态经济学的特点、生态经济学与经济生态学、生态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学十个专题；第二部分是“生态经济学的部分理论问题”，包括生态与经济要结合、认识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加强人对自然生态的调控、生态经济与生产力、生态价值观、生态经济效益在经济建设中的实现、用生态经济的观点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用生态平衡的观点重新认识各种经济学八个专题。文章在《中国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和《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中发表[1]，广西、山东等地的生态经济学研究组织主动印发进行交流。为我国开展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学科理论建设提供了初步基础。
2.研究大纲的准备
1985年我主要负责，刘思华教授做了大量工作。在广西桂林市召开了我国第一次生态经济学研究大纲讨论会。先是由各专家分别提出8份大纲初稿，之后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又产生了我国第一份集中集体智慧、具有我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大纲，为进一步研究和撰写生态经济学专著提供了基础。
3.研究骨干队伍的准备
1985年在生态经济学研究大纲讨论会结束时，就着手组建起以中青年为主的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骨干队伍。之后长期坚持下来的主要有王松霈（组长），刘思华、时正新（二人为副组长），傅政德、王全新、马传栋、王干梅、姜学民。在培养和组建这一研究骨干队伍的过程中，我国著名的《经济研究》学术期刊起了有力的作用。例如年轻的时正新同志较早提出两篇研究生态经济学的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被提升为甘肃省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晋升为研究员；王干梅同志较早提出一篇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文章，被《经济研究》采用，并被《人民日报》转载，提升为贵州省经济研究所所长；马传栋同志的文章被《经济研究》采用了，之后其也被提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这也就是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1996年在为作者主编出版的专著《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作序中提出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有一支生态经济理论研究队伍，15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些中青年专家长期也都是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论与发展研究会的负责人，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论坛上，不断作出新的成就。
二 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建设的三个阶段
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是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同时它从无到有的建立又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作者在许老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从担任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和所属理论与发展研究会会长的角度组织，通过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发挥全国专家的力量，总结群众的实践和研究经验进行的。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结果看，主要是主持三个重点课题，组织和撰写出版三本专著，三个获奖和体现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建立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1.从无到有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阶段
1986年，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七五”重点课题《生态经济学》。组织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理论研究骨干专家们研究撰写，198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集中集体智慧的《生态经济学》专著，请许涤新先生任主编。从无到有建立起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初步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我国这方面的最高水平。获1986—1987年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高等院校教材。1990年重印发行。
2.建设具体指导实践的生态经济管理理论阶段
1992年，我主持“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经济管理问题研究》，继续组织学会研究骨干专家们研究撰写。1997年出版了《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专著，我任主编，刘思华任副主编。是我国第一部探索生态经济管理学新领域和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管理实践的系统著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主动推荐介绍，有很大影响，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3.提高生态经济学理论，服务于指导经济发展实践阶段
1999年，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重点课题《生态经济学》，独著《生态经济学》。第一次用生态经济学理论系统总结20年来我国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经验，提升生态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当前的实践。成果受到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实际工作者的欢迎。第一次印刷6000册，很快脱销。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同行专家对专著作了如下的介评：专著提出“建立三个新的思维”（生态与经济双重存在的思维——基础思维、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思维——核心思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维——目标思维）；提出“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提出 “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平衡”、“生态经济效益”是生态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论范畴；并提出四条分层次指导实践的生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即生态与经济双重存在原理，生态与经济整体统一原理，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原理，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效益统一原理。并认为专著是我国“生态经济学有代表性的著作”。
新时代生态经济学的重要定位
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建立是生态时代指导实践的需要。由此也就决定了它在新时代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30年来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它的重要定位：理论上，它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实践中，它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一 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这是生态经济学在当代产生和存在的最根本理论定位。考察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建立的关系，要看到以下两点：
1.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相伴形成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凸显。联合国为解决这一问题，于197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当时的着眼点只是保护生态环境。虽然会后20年，各国在保护环境上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世界范围的生态破坏并没有停止，人类生存的环境还在继续恶化。这就说明环境与发展（核心就是“生态与经济”）两者不可分割。脱离了发展经济，单纯为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是保护不住生态环境的。据此1992年联合国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进步，就是把环境与发展（也就是把生态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来指导人们发展经济的行动。生态经济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建立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生态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两者的相伴形成，说明了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建立之间具有理论指导实践的内在关联。
2.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它的核心理论——“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来实现的。“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作为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明确体现了生态时代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基本特征。具体来看，它的建立体现了生态时代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方向；它的运行以生态社会中“生态与经济不协调”和实现“协调”的矛盾运动为动力，它的发展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基础上实现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其次，它的存在决定了整个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学科基本理论特色的形成。例如，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总体就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协调形成的。生态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论范畴：（1）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经济系统”；（2）反映生态经济学基本动力的“生态经济平衡”；（3）体现生态经济学发展目的的“生态经济效益”，都是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生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生态与经济双重存在的原理，生态与经济整体统一的原理，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原理和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效益统一的原理等，也无一不是以生态与经济的结合来构建，并以生态与经济协调作为其基本理论特色而出现的。
生态经济学（通过它的“生态与经济协调”核心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其核心作用机制则表现在以下两点：
（1）“生态与经济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只有在生态与经济实现协调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才能够继续进行。即生态与经济协调了，经济的发展才可能持续；没有协调，就没有持续。
（2）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建立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基础上。对此需要看到，“生态与经济协调”包括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内涵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可持续发展通常是着眼于纵向的生态与经济协调。而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即本来全面含义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同时包括纵向的生态经济协调和横向的生态经济协调，而其中横向生态经济协调又总是作为纵向生态经济协调的基础而存在的。
二 生态经济学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指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这是生态经济学在我国产生和存在的最根本的实践定位。它的这一重要作用的存在，根本点是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内在相通，并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当代的最高概括。它形成于现代，来源于实践，是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也是适应生态时代的要求，解决生态与经济的矛盾，促进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学科。三十年来从我的研究看，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全一致，提出的学术观点也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内涵直接相对应。具体表现在：
1.对应“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我提出了以下学术观点：
（1）“生态经济系统”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实际载体。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经济系统”中进行的。它由“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结合形成，其中“经济系统”的活动是主导。这就决定了促进发展是生态经济学的主要任务。（2）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生态环境破坏大都是人为的。即由人们发展经济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产生，同时也要依靠人们正确发展经济来解决。其实质是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3）建立“积极生态平衡”理论范畴。现实发展经济，破坏生态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生态经济学理论上，要区别“积极生态平衡”和“消极生态平衡”。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是前者，不利于的是后者。据此，对现实经济发展中“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现象要具体分析来决定取舍。避免“为保护而保护生态环境”的另一个错误倾向束缚住人们发展经济的手脚。
2.对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提出了以下学术观点：
（1）人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居主导地位。人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具有双重性。人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但在“生态系统”中，作为“自然的人”，其地位与其他动物没有区别。而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作为“社会的人”，就是整个系统的主导，是人的发展经济的意识主导着“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向。（2）人对生态经济系统的作用具有双向性。人是“生态经济系统”的主导，但他对“生态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并不都是正确的。当人的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行为符合经济规律，同时也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时，就能主导经济的发展走向正确的方向。反之，违反了客观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就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失。（3）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人，正确发展经济也要依靠人。生态经济学的目的是通过发展经济使人获得福祉，但这也要通过人的正确经济行为来实现。因此既要遵循“为了人”的正确方向，又要坚持“依靠人”的社会责任。
3.对应“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我提出了以下学术观点：
（1）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新的生态时代。这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又走向生态社会的必然。（2）解决“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是当代的基本任务。它是工业社会的遗留。解决这一矛盾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3）生态社会指引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生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态与经济协调”。它走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必然的。
4.对应“科学发展观实现的基本途径是全面协调”，我提出以下学术观点：
（1）“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全面协调的基础。“五个统筹”反映五个重大关系，最终又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也就决定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全面协调的基础。（2）“生态与经济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生态与经济协调了，经济的发展才能够继续，“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也就是纵向“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具体体现。（3）生态经济学是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的科学。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可持续发展”也正是建立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基础上。由此，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是明显的，生态经济学可以贯彻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明显的。
发挥生态经济学指导实践的作用
生态经济学是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建立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建立理论的目的归根结底还在于应用。30年来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任务定位，我国生态经济学新学科的研究，首先从战略指导思想和应用对策上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我自己的更大精力也是放在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际的研究上。所作的研究和影响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
一 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提出指导思想和对策建议
主要有：
1.建立“经济是主导，生态是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战略方针
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根本关系，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根本问题。我的观点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两者都是十分重要的，但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又不等同。“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的经济实力需要增强，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由此把“发展经济”放在首先和“主导”地位是肯定的。但同时，经济的发展又必须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存在和顺畅运行为依托。由此把“保护生态”放在重要的“基础”地位也是肯定的。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两者关系，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只顾发展经济，不顾保护生态”的错误倾向；二是在人们都认识了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阻碍发展经济”的错误倾向。
2.树立“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资源利用指导思想
利用和保护的关系是生态经济学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又一个必须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和问题。对此我的观点是，人们发展经济归根结底是利用自然资源。但是过去长期以来，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关系，就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从而使经济不能可持续发展。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总结过去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经验，可以看到，以下两类看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一类是把利用和保护对立起来的看法和做法。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利用不保护”，另一种是“只保护不利用”。这些看法和做法显然都是错误的。另一类是把利用和保护割裂开来。其中一种看法和做法是“先破坏，后治理”，另一种看法和做法是“边破坏，边治理”，显然这些也都是不对的。因为在实际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容易，治理难。有的治理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有的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应当把利用和保护内在地结合起来。要建立“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指导思想，把对资源的保护融合在对它的利用之中，使之在利用的同时就得到了保护，从而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患于未然。我在1989年承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课题中，就提出了这一观点[2]。这一提法已经在有关中央文件和江泽民等领导人在指导工作的重要讲话中被采用，在经济发展实践中也已被广泛使用。
3.提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
今后，例如今后30年，我国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走向，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对此我提出的研究观点是：过去30年，我国进行经济改革，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的核心是针对过去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从而不能取得应有经济效益的问题进行的。它的基本内容是改革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解放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生态时代，对经济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一方面，要继续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继续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继续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遵循客观生态平衡自然规律的要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改革一切不适合自然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被长期束缚的自然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把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迅速发展，放在既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客观生态平衡自然规律的要求，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两方面巨大潜力的基础上。这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新拓展，同时也符合科学发展观指引的方向。发表这一观点的文章曾获一个特等奖和4个一等奖，有12处文献主动转载。并且也已经作为前瞻性研究的对策建议，提交给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作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发展与改革工作的参考。
二 为部门地区和企业发展经济提供理论服务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生态经济学新学科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不但表现在为国家宏观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服务上，同时也表现在为中观（各部门和地区）及微观（企业）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的服务上。
从我自己的研究过程看，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广泛为各部门和众多领域服务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认识的过程。我长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农业又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最直接。因此进行生态经济学研究是从农业和农村生态经济研究开始的，最初也是与国家农业部的合作比较多，之后也与国家环保局合作。但是我逐渐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部门，后来又有许多地区和企业，都有兴趣并邀请我参加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工作。
其中国家各部门，包括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部、科技部、建设部、人事部、卫生部等有关单位。例如国家林业局在1998年长江大水后和提出西部大开发后，两次邀我共同撰写文章和出版专著，研究生态治江、西部大开发林草植被建设等指导实际工作。国家海洋局提出，世界近20年的海洋管理，特别是地中海管理，都是失败的。因此邀请我一起研究撰写出版了《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经济管理》专著，推动把我国的海洋管理转移到生态经济管理的轨道上。此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课题，邀我研究热带亚热带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成果列入“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国家民政部有关单位邀我研究“殡葬生态化”；国家建设部邀我研究推动“建设绿色人居环境”等。以后出乎我意料的是，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研究建立“健康管理师”新职业，培养千万健康管理师人才队伍的问题也需要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指导。2005年，我就应两个部有关方面的联合邀请，参加了这方面院士、专家的论证会。会后又邀请我开设“环境与健康”新课程，参加对这一人才队伍的培养等。
地区和企业：例如江苏建设生态省；一些城市，包括海南省的通什市、湖南省永州市、黑龙江省伊春市、北京市延庆县、山西省河曲县、江苏省建湖县、河南省博爱县，以及有关企业建设生态市、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企业等“生态区域”和“生态企业”的工作；以及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产业”的咨询、考察、规划、设计、讲座、培训和组织实施等工作。也都有比较好的效果。所有以上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认识：“生态与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各个地区、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们无一例外地要走上这一共同的方向，因此它们也都需要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经济学深入民众走向世界
生态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也是全世界的共同事业。这就要求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要深入人民群众，动员起13亿人民大众的力量；并走向世界，使中国的生态经济学在世界可持续发展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在我国生态经济学30年来的发展中，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被明确地作为本学科的重要任务列入中国生态经济学发展“五步走”的规划，并认真推动促进它们的更好实现。
一 促进提高全民生态经济意识
许涤新先生倡导建立中国生态经济学有一句名言：“生态经济学要宣传十年。”我们谨记许老的这句名言，在工作中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30年。并且在实践中体会到两点：一是推动提高全民生态经济意识，首先要提高各级领导的生态经济意识；二是同时也要重视提高全民的生态经济意识，并且这也是社会各界和人民大众本身的需要。近年来结合我自己的亲身工作经历，除日常在各地、各单位较多地研讨交流宣传外，也先后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一台、中央二台、中央十台）和江苏省卫视台等处多次进行生态经济专家访谈和专家咨询等工作。其中大型的，由我亲自负责组织的突出工作有两项：
一项是1987年，我负责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与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合作，在云南省昆明市组织进行了首次全国生态经济问题大型讲座。请许老等老专家和云南省的领导到会主讲，我也参加主讲。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行各业、各层次的一千多人参加听讲，从省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到工人农民。对初期把生态经济学思想大规模地普及全国，起了启蒙性的推动作用。
另一项是1993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的负责同志邀请，由我负责组织“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系列广播讲座，共23讲。请刘国光同志带头，有关专家参加讲授，我讲了9讲。历时4个月，据估测有几千万人收听。播出后，并出版了《生态时代的呼唤——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生态经济学普及读物，发行10000册。对提高全民生态经济意识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从已知的情况看，各地反应积极。例如河南省济源市的领导在全市12个部局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组织全市收听；铁道部、商业部的同志打电话来，对讲座高度评价，并索要资料；山西、江苏、四川、广东、云南等省区的干部、科研人员、高等院校和党校教员、公安人员、学生、农民等来信，对讲座和小册子表示“很感兴趣”、“对教学很有帮助”、“为我国农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想把好书推荐给同学们”，等等。并且瑞典科学院的专家也给我来函赞扬和表示关注。
二 中国生态经济学走向世界
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反映了生态时代的需要，它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80年许涤新先生倡导建立中国的生态经济学，1985年他出版了《生态经济学探索》专著。1990年在苏联就被主动翻译成俄文出版。该译著在开头就提道：“苏联的读者从中看到很多类似的问题。也恰好是这一点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他的呼吁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3]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建立后，中国生态经济学与国外的交流逐步开展。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工作看，代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与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建立整体的正式联系，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生态经济学与国外的生态经济学都产生于同一个生态时代。但是中国生态经济学开始建立时，对国外的情况还不了解。然而与国外的思路和内容却有很多共同之处。对此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第五任主席Joan Martinez-Alier在2003年印度加尔各答国际生态经济学研讨会上曾经当面问过我：“中国和美国的生态经济学倡导者许涤新和肯尼斯·鲍尔丁是否见过面？”
在具体的学术交往上，由于我从事推进中国与国外的生态经济学交流是在退休后，只能自己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和寻找些赞助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但是积累下来，先后也到过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加拿大、美国、巴西、肯尼亚以及欧洲各国等六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进行直接考察和学术交流,并建立联系，与国际生态经济学会从开始到现在的前后七任主席也都熟悉。并且还先后应邀承担国际生态经济学界的一些工作，例如担任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学术刊物《生态经济学》（英文）的特约审稿人，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所属“塌陷生态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参加另一国际学术刊物《生态经济学与统计学》（英文）首建的国际编辑部（由印度、瑞典、中国、意大利、美国、智利、德国、英国8国的专家组成），并担任副主编和专刊主编。
从对外交流的过程看，国外很重视中国的生态经济学，也钦佩中国的生态经济学，并且积极地要求与中国加强生态经济学的交流合作。例如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第二任主席Richard Norgaard 2000年就曾主动寄来机票，全额资助邀我参加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生态经济学研讨会；第三任主席John Proops 曾当面向我表达他们对中国生态经济学和学会工作的钦佩：“与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比较，中国的学会建立早，‘生态经济’刊物早，会员人数比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在世界各国的会员总数还要多”；第四任主席Charles Perrings 200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研讨会上邀我参加座谈,国际学会对我提供的介绍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资料很有兴趣，认为“very impressive”，会间又派来中国留美的生态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她回研究所汇报后，又普遍引起对中国生态经济学发展情况的惊讶；之后，第五任主席Joan Martingnez-Alier2005年又专门派西班牙《先锋报》记者拉斐先生来访问我，继续深入了解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情况；第六任主席Peter May 2008年又邀请我参加了在非洲肯尼亚的内罗毕召开的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研讨会等。而且自从我代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与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第一任主席Robert Costaza 联系，商讨中国学会加入国际生态经济学会作为其地区学会的问题开始，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历届主席，从第二任到至今的第七任，无一例外地不断提出希望中国学会加入成为其地区学会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国际学术界比较多地了解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从而扩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这方面在国外的影响。
（原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 王松霈：《当前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学术观点》，载（1）《中国生态经济问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298页；（2）《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36期。
[2] 见王松霈等《热带亚热带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报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课题，第74页。后编入赵延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3页。
[3] 许涤新：《生态经济学探索》，乌沙科夫、菲多鲁克译，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