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杨正润

20多年前，我曾对文化唯物主义莎学感兴趣，但忙于其他课题，未能深入研究下去，不过心里总是遗憾;现在勤超的专著《文本政治学》即将付梓，我感到欣慰，谢谢他代我完成了一个心愿。

莎士比亚研究是莎士比亚一行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它随着西方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而发展。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派别来说，莎士比亚是一块试金石，它们必须通过莎士比亚戏剧来证明自己，只有在莎剧中展示出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对莎剧作出新的解读，并为读者和学术界所承认，这一派别才能在批评界立足。因此可以说莎学是西方文学批评中最富实践价值和理论影响的部分。

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莎学，从萨缪尔·约翰生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导言》开始，其后浪漫主义莎学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到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的悲剧》集其大成;其后则发生了重要转折，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和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心理主义占据了莎学的中心位置。它们对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对于莎士比亚戏剧这样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内容和鲜明时代精神的文化载体，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20世纪80年代前后，莎学同西方文论一道，发生了新的转折，开始了向历史的回归。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是包含着对形式主义、心理主义以及其他多种批评派别内容的合理吸取，它是向历史研究的更高层次的拓展。

文化唯物主义就是这一转折中出现的，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流派，同它观点相近，大体又是同时出现的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美国新历史主义掩盖了它的光彩，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分支;而且它以“权力”为核心的对莎士比亚文本的政治化解读，似乎十分激进，并不符合以颠覆和消解为宗旨的后现代口味，所以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响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背景：文化唯物主义诞生在莎士比亚的祖国和莎学传统最悠久的地方，而且那里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故乡，文化批评也是从那里发生和成长。有着如此丰足的思想资源，它的观点特别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其代表人物多利默和辛菲尔德把莎剧文本同权力政治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可能有简单化的弊病，也忽略了莎剧的艺术品质，但它也鲜明地揭示了人们过去没有充分注意的东西，给了我们关于莎剧许多新的认知和重要启迪。

勤超为人，志诚而心静，十年寒暑，无论在南京读书、青岛教书、剑桥访学，他心无旁骛，始终集中于这个课题。勤超不但有很好的英文基础，而且知识全面，理论和文学修养均佳，也写作诗歌，这些对研究莎学以及理解莎士比亚的素体诗剧都是很好的条件。本书原稿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答辩时就得到专家一致的高度评价。其后又经过反复修改以及和英国同行的交流，这部著作更加成熟了。对文化唯物主义如此集中、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至少在国内我还没有见过，相信爱好莎士比亚和西方文论的读者同我一样，读后会得到许多教益。

诗人T.S.艾略特曾把莎士比亚比喻成一株大树，它的枝条在周围不断繁殖、生长，也长成大树。四百多年过去了，莎士比亚成为一座巨大的森林，它郁郁葱葱、四季常青、繁茂丰饶，其中蕴藏着无数珍宝。勤超的著作就如这片森林中的一片绿叶，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片，但是它清新、健康，值得我们珍爱。

2014年3月25日，加冷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