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让我们来接近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我们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看看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关注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不少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些直接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学术之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态度，其中有一些也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如此看来，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确深远地影响着世界，凭借的是什么呢？为何我们的新闻学也与马克思主义不可远离呢？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主要是从三方面产生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极具解释力，生命力非常旺盛。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压迫，充分发展个性，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学者对进步和正直的终生追求，也是千百年来人类对良知与文明的渴望。第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死抠书本，僵化、教条，而是始终站在学术和时代前沿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和概括世界。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会涉及如何认识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传播出现，特别是如何认识世界现代化进程以来职业新闻传播出现的诸多问题。

由于历史、意识形态问题，西方传播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关于传播、新闻思想研究甚至了解不多，例如，威尔伯·施拉姆说：“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文森特·莫斯可作为西方传播学批判学家，也说：“媒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考虑到媒介产业的增长规律和增长范围，我们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仍然将媒介的物质分析置于边缘。”实际情况是如此吗？按照陈力丹教授的观点：他们仅以一般社会认识，从某种固定成见出发谈论马克思，使用诸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中的特有概念，对马恩的大部头著作和主要手稿比较熟悉，而对于马克思本人关于传播、新闻、宣传、报刊的论述，似乎知之甚少。对于列宁以后的国际共运领袖关于新闻、宣传的理论，西方学者涉及很少，冷战时期，有一些关于苏联媒介制度的研究，但是，存在偏见比较多，受意识形态影响大，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的研究更少，只在一些政治时事性的文章中偶有提及，推想成分大。

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独特的“交往”的观念（德文为devekehr、英文为intercour se、法文为commerce），日本学者秋元春朝在其著作《现代大众传播批判》中曾提及，苏联学者如列昂节夫、安德烈耶娃也有论述提及。但总是含义模糊，并不能够刨根问底，科学求证。对于马恩关于传播及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卓著者是我国学者陈力丹教授，在其鸿篇巨制《精神交往论》中，做了系统详尽的论述，目前，在整个学界，对于列宁、斯大林的党报思想，苏联曾有学者做过详尽的论述，但充满政治套话，理性思考和独立精神鲜见，我国学者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新闻思想，是有显著成果的，缺乏的实际上是对马恩列斯的新闻宣传思想的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在150年的岁月里有过凯歌般行进的岁月，也遭受过风雨雷电的摧残，但是总能够散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本就值得我们去研读思考，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学习者而言，意义重大。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困难很大，不仅是研读著作的困难，更是将其新闻思想、新闻理论、党报思想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新闻实践的困难。学习深奥理论的过程是克服个人思想肤浅空白的过程，在大脑中进行思维训练，从开始的艰涩到后来的享受，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