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1]

20世纪发生在西方学术界与思想界最重要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之一是50年代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这种“文化研究”顺应了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诉求，逐渐颠覆了英国传统文学学科中的“精英文学”，把“大众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媒介等视为理论学界在现实语境中关注的聚焦点，逐渐实现了“精英文学”研究中的“大众文化”转向。这种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1964年年初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由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发起并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共同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以下简称为CCCS），文化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CCCS于1972年创办了《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2]，宣布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到如今，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它已经成为并将持续作为一门为各路学者不断研究的“显学”。这种“显学”所结出的硕果和研究思想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或“英国文化批判学派”。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研究”就已经成为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持续关切的对象。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都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追捧，致使文化研究持续不断地升温。由此文化研究传统就成为继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知识话语传统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文化批判传统，这种传统又称为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英国，它密切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英国语境下对资本主义话语权力的批判和反思，坚决抵制和颠覆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批判性和实践性；这种传统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并不断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立场，批判、反思并修正经典马克思主义，践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考量和批判；这种传统也充分重视政治的介入性和现实的语境性，它是一种来自社会、文化现实的话语批判；这种传统与英国当时的左派工人运动、新左派、成人教育关系极为密切。

这种传统特别关注“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把“大众文化”从“精英文学”研究中解放出来，使“大众文化”获得了自主的、具有能动性的话语空间，充分解放了受众的地位，认同到“大众文化”有一个双重支点，它意味着“大众文化”在现实的表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蕴含“抑制”和“对抗”的双向运动，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进行协商、妥协，乃至斗争的一种场域，是实现霸权与反霸权，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表征与反表征的一种场所。

总之，以上的认识突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传统的文化特质，是对伯明翰学派研究内容的总体把握。以历史的视角纵观整个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流变，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传统包括了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发轫期和伯明翰学术传统的发展期。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发轫期主要聚焦批评素养、工人阶级文化、阶级、成人教育、新左派文艺理论、历史、语言等主题。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发展期关切青年亚文化、种族、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接合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情感结构、现代性、媒介与受众、电影、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美学、身体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文本与权力话语、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差异的政治、表征的政治、族裔散居美学、他者的景观、晚期现代性、后殖民以及多元文化理论等主题。具体来讲，伯明翰学派具有以下的学术传统：

第一，伯明翰学派工人阶级文化的草根性和边缘性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都出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家庭，谙习工人阶级的辛酸和苦楚，对大众文化有天然的感知，并持有同情之心。同时，他们的成名作《识字的用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皆强力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情感结构，这些著作已被后来学者认定为伯明翰学派思想史的奠基之作和开创之作。

第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跨学科的传统。这种跨学科具体体现为跨越学科自身的边界，把诸多学科如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以及哲学等统摄在文化研究的版图中，把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融入文化研究的学科版图中，深度关切边缘文化、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注重个案研究、实证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实现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有机的大联合。

第三，伯明翰学派文艺理论研究批判的传统。伯明翰学派早期的文化研究以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等人为代表，他们是CCCS的第一代奠基人，也是精神领袖，还是左派利维斯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绝大多数著述都是颠覆“精英文学”的产物，被看成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奠基性读本。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自身的学术背景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事业中潜藏着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痕迹。

第四，伯明翰学派种族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传统。以霍尔为代表的CCCS学者研究了欧美尤其是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青少年亚文化，包括秃头青年、小流氓、嬉皮士、无赖青年、摩登派、牙买加小混混、足球流氓与朋克等。他们尤其把青年亚文化完全纳入种族研究的整个语境之中，在亚文化起源、亚文化风格界定、风格与媒介、风格与仪式性反抗、风格的收编、道德恐慌、民间恶魔以及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观点和见解。

第五，伯明翰学派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传统。这种传统颠覆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的观点，它不仅仅把大众媒介文化看成是国家强制机关用来捍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同时还把大众媒介文化视为一个为整个社会所共享的公共空间，突出大众媒介研究中受众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开启了大众媒介研究中的“受众”研究。霍尔的《媒介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是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的开山之作，大卫·莫利对电视节目《全国观众》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他的著作《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凸显出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实证研究。这种大众媒介文化理论已经成为当下传播学学科的奠基性读本和经典读本。

第六，伯明翰学派研究方法上的“理论化”、“语境化”、“特定性”、“政治介入性”的传统。CCCS学者针对英国具体而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语境，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借鉴、结合并整合了西方的文化理论资源，提出了深刻中肯的、独具匠心的理论问题，如“批评素养”、“文化革命”、“文化唯物主义”、“情感结构”、“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普通人不是文化傻瓜”、“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平民主义”、“霍尔范式”、“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接合理论”、“霍尔模式”、“道德恐慌”、“民间恶魔”、“仪式性反抗”、“文化收编”、“亚文化风格”、“撒切尔主义”、“权威平民主义”、“文化表征”、“新族性”、“表征的政治”、“认同的政治”、“差异的政治”、“接合的政治”、“族裔散居美学”、“他者的政治”、“多元文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对我们诠释伯明翰学派的学术生态、学术传统、文化特征、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提供了非常中肯的认知空间和思考的路径。

第七，伯明翰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尽管在英国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滞后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随着伯明翰学派思想在英国的崛起，尤其是伯明翰学派对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吸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英国得到了不断的接受和传播，伯明翰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充分的改造和诠释，孕育并产生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潮。它们坚决否定和排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把上层建筑中的“文化”从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石中充分解放出来，确认出“文化霸权”对建构社会秩序和维护支配阶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我们透视伯明翰学派所刻写的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武器和思考空间。

以上这些学术传统是伯明翰学派思想中重要的理论遗产和宝藏，体现出文化研究批判中重要的文化特征，它们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的学术界当下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伯明翰学派的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以其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立于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蔚然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追根溯源，这些学术传统都与霍尔有极为重要的联系，霍尔不仅是该学派的开创者，也是其思想的集大成者。霍尔把伯明翰学派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带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并不断壮大，茁壮成长，最终霍尔使伯明翰学派蔚然成为世界一朵盛开的学术之花，他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霍尔从参与创立CCCS以来，以其渊博的学识，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卓越的领导才能、组织和协调才能、驾驭全局的能力，充分利用他作为族裔散居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吸收和丰富西方各路理论思想资源，为伯明翰学派学术思想传统的纵深发展、为英国的文化研究，甚至为世界性的文化研究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伯明翰学派的学术发展史上镌刻着霍尔的印记，霍尔成就了伯明翰学派。在某种程度上讲，霍尔、伯明翰学派、CCCS都是同义词，它们已经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标志性象征和文化意象，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学者对霍尔以及霍尔对伯明翰学派作出的学术贡献都有极高的评价。伊格尔顿曾这样评价霍尔在当代英国乃至世界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任何一个为英国左派思想立传的人，如果试图依靠某个典范人物，将不同的思潮和时期串在一起，自然会发现他是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3]“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巨擘，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他人格魅力和丰硕著述的结果。”[4]格雷姆·特纳也对霍尔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在文化研究领域，霍尔的部分角色就像导管一样，把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引入英国的研究者和理论家视野中；在美国，他似乎也充当同样的角色，把英国的理论传输到那里。”[5]陆扬和王毅曾指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文化研究的发祥地和精神源泉，伯明翰与文化研究同在，伯明翰就是文化研究。”[6]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霍尔个人的知识轨迹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演进史，从“英国的”文化研究到“国际的”文化研究，霍尔不是别的——他通体都是“文化研究”。[7]霍尔本人的思想认知“我是以终生的文化研究为背景写作的”[8]和文化理论也给予了最中肯和强有力的回应，并佐证了霍尔为何自己一生都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事业了。所以，很大程度上，霍尔的思想是整个伯明翰学派的缩影，研究霍尔的思想就是研究整个伯明翰学派的思想；研究霍尔的思想就可以知晓和谙熟英国文化研究；研究霍尔的思想就可以为我们从事文化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这正是本书写作和思考的真正用意和目的。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02.03—2014.02.10），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9]首都金斯敦（Kingston），他是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后裔，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以及后殖民文化理论家。霍尔1951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之后他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与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是新左派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也是英国成人教育的践行者。在霍尔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集合CCCS学者的智慧，积极倡导并践行文化研究集体写作的模式，结出了累累硕果：霍尔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著作有《通俗艺术》（1964）和《控制危机》（1978）两部；合编有《通过仪式反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以下简称为《通过仪式反抗》）（1976）、《论意识形态》（1978）、《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1980）、《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1989）和《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7）等六部；个人论文集《通向艰难的复兴之路》（1988）一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要收录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新左派评论》、《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大众传播与社会》、《银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今日马克思》等刊物上。霍尔的这些著述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聚焦在电影、大众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种族、民族性、身份认同、现代性、表征、差异的政治、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主题上。霍尔在世界范围学术演讲百余次，接受采访十多次。霍尔著述颇丰，其中一些篇目已经成为文化研究著述中的经典，被收入各种文集中，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学者广泛的关切，并引发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对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

霍尔在践行文化研究批评的过程中，从未沉溺于个人的乡愁记忆，而是反思性地把个人游学的经历与英国社会政治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践“独立左派”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其中，晚期现代性语境、殖民与去殖民的结构性条件以及后殖民文化问题等已经塑造了霍尔个人的主体性和他从事文化研究的介入性。同时在他的研究中，其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是“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从事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核裁军运动、新左派、成人教育、晚期现代性、后殖民文化理论、族裔散居美学、文化认同及其转向、种族、文化表征以及差异的政治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和启发。台湾清华大学的陈光兴教授曾指出：“要真正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思想、书写和介入，至少从三个方面把握，理解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身份：第一，他是新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新左派评论》首任主编，霍尔的象征意义在雷蒙德·廉斯去世以后已无法被取代；第二，他身处文化研究的重镇伯明翰大学，影响甚大，是其他文化研究者无法比拟的；第三，他是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后裔，也是战后第一代移民，他积极投身到反种族歧视运动，为少数人开拓文化空间，建构具有批判性的文化主体性。”[10]这种认识指出了研究霍尔文化理论的三大坐标，那就是霍尔的新左派生涯，CCCS杰出的思想传承者、继承人和集大成者，以及族裔散居知识分子，这是陈光兴从宏观整体的角度诠释出霍尔及其思想，把握了霍尔文化理论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但是，如果要深刻透视霍尔文化思想发展的变化过程，凸显霍尔文化理论中的“问题意识”，陈光兴的认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詹姆斯·普罗克特曾指出：“霍尔反对以任何形式对他的著作以文集形式出版，以防把他的思想看成是错误的统一体及连贯性。”[11]这种认识反映出霍尔文化理论思想的复杂性、广博性及关切问题的多样性。但是，纵观霍尔40多年的学术研究、教学与理论实践，我们总能找到架构霍尔文化思想体系的东西，那就是葛兰西的理论思想，尤其是他思想中的“文化霸权”理论对霍尔的理论体系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一直在指导霍尔从事文化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葛兰西以及“文化霸权”理论把CCCS从学术研究的“无名小卒”变成英国学术研究的“重镇”，不断地走到了大英帝国学术研究的“前台”，并最终成为影响世界学术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换言之，葛兰西和“文化霸权”理论不仅深刻地影响着霍尔，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伯明翰学派探寻理论建构和整体的学术研究走向，这都刻写着霍尔的努力。霍尔曾这样指出：“葛兰西是我在轻率地冲向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与理论主义（theoreticism）途中所停留的地方。在某一个时刻，我被葛兰西绊倒了，然后我就说：‘就在这里，别走了’。”[12]这种生动的描述表达了他对葛兰西理论的关注和青睐，这注定了他与葛兰西及其“文化霸权”理论结下的不解的缘分，并深深地影响着霍尔的文化理论体系建构。

本书正是基于对伯明翰学派思想的整体把握，从影响霍尔文化理论建构和理论走向的葛兰西及“文化霸权”和“文化表征”为研究问题的主线，以霍尔文化理论体系中的“问题意识”为研究的切入点与中轴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论述“文化霸权”和“文化表征”在建构霍尔文化思想中的萌芽、产生、建构、发展到延伸等几个阶段所凸显出来的文化内核，全面探究其文化理论变迁，彰显霍尔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第一阶段，“文化霸权”理论启蒙。霍尔最早介入英国的文化与理论研究与他在新左派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他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新左派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是他于1958年发表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上的《无阶级的意识》（A Sense of Classlessness）。从思想缘起上看，这是霍尔文化理论建构中的“伯明翰学派”史前史思想，但是霍尔此时已在潜意识地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去分析英国当时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对城市工人社区战后对待消费文化态度变化的分析已经显示出霍尔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的批评立场，同时也预示着霍尔对葛兰西“霸权”理论问题的关切。从他的文化理论演进来看，这篇文章被看成是霍尔文化理论思想中的“文化霸权”建构的萌芽。

1964年霍尔与帕帝·韦纳尔（Paddy Whannel）合著的《通俗艺术》（The Popular Arts）是霍尔从事学术研究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是他们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通过与新左派联系从事成人教育的结晶，被看成是那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成为伯明翰学派思想文库中的经典之作。在该书中，作者挑战传统的高文化好、低文化不好的思维方式，力图区分通俗艺术、民间艺术和大众艺术，把所谓“好的”和“有价值的”与所谓“次的”和“低劣的”之间的斗争理解为不是反对现代交际方式的斗争，而是媒体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把大众文化当成争夺的场域，体现出“霸权”思想对该作品的影响。《通俗艺术》这本书有来自左派利维斯、霍加特以及威廉斯等的影响，与伯明翰学派奠基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被视为文化主义范式中的经典性作品。有趣的是，尽管《通俗艺术》一书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霍尔他们在该书中全然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

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以上著述都被放置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去思考英国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问题，这与霍尔后来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它们是霍尔文化理论思想的地平线，是霍尔文化理论思想在英国新左派语境中的发端，也是霍尔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被视为“文化霸权”在霍尔理论建构中的启蒙。

第二阶段，“文化霸权”建构与发展。1964年的下半年由霍加特发起，并与霍尔共同成立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被视为文化研究走向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文化研究演进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霍尔于1980年在开放大学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大作《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以下简称为“霍尔范式”），他把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分为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两个时期，对此他作出了深刻而中肯的历史回顾和学术批判。霍尔的主要用意是想通过对这两种范式客观而具体的剖析，指出各自的理论优缺点，突出这两种范式都不能彼此取代对方，这就为文化研究发展中“葛兰西转向”或“文化霸权转向”找寻到了合理的文化诉求。总体上看，霍尔文化理论发展演进经历了从伯明翰学派传统的文化主义范式，到霍尔范式以及霍尔范式危机，再到葛兰西转向或文化霸权转向，再到葛兰西理论的延伸或新葛兰西主义即接合理论等几个阶段。在这些阶段中，霍尔始终以“文化霸权”为理论的立足点和支撑点，一方面它丰富了他的文化理论思想，另一方面它被应用到他建构的话语批评实践中。

具体来看，伯明翰学派思想中的文化主义范式强调文化研究中的“经验”、“实践”、“生活”、“人道主义”、“情感结构”等，而结构主义范式强调“决定性条件”、“抽象性的必要性认识”、“总体性”以及“意识形态”等。这两种范式各有利弊，都不足以承担起将文化研究建设成为一个概念明确、理论充分的研究领域的重任，都不足以把文化研究带到纵深发展的阶段，都不足以解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要超越霍尔范式的二元对立、霍尔在众多理论资源中不断探寻，反复论证，幸运的是，霍尔他们最终找寻到了适合解决该二元对立、彼此不相干的文化理论问题，那就是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他思想中的“文化霸权”理论。

作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文化霸权”在葛兰西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来。“文化霸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统治阶级而言，从本质上讲文化霸权不是为了夺取“领导”的问题，而是要争夺“权力”的问题，实现其统治的合法化的问题。统治阶级实施统治不再是通过强制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宣传，通过在道德和精神等文化层面树立领导地位，让被统治阶级人民接受并认同他们所实施的领导方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在“文化霸权”中，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历史集团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要素。其活力和优势在于避免了经济决定论、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看成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场域以及透视西方民主社会中的认同与共识等。霍尔在《政治与意识形态：葛兰西》（1977）、《文化、媒介及“意识形态效果”》（1977）与《解构“大众”笔记》（1981）中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阐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理论上为全面建构霍尔的文化理论提供了支撑点。

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在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霍尔对“接合理论”的阐释。“接合理论”的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葛兰西、阿尔都塞与拉克劳等。霍尔在《支配结构中的种族、接合与社会》（1980）、《意指、表征和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争论》（1985）以及《论后现代主义与接合：霍尔访谈录》（1986）等著述中逐渐深入地阐释和诠释了“接合理论”的文化内涵。霍尔的“接合理论”为文化研究开启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从特定性和话语的角度去思考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追问其他社会力量在统治和从属结构中复杂的被“接合”的方式，探寻它们可能被重新“接合”的方式。概括而言，“接合理论”一方面承认意识形态话语在塑造主体性中所起的构成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话语”之外还存在一个需要被连接的世界。

总体上讲，“接合理论”在认识论层面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政治层面凸显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权力结构和权力作用；在策略层面则提供了一种机制，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遇合”或社会语境的介入，突出“接合”的“理论性”、“实践性”、“语境性”与“介入性”。对“接合理论”内涵本质的把握，就是要从各个要素的差异性开始，途经一系列的解接合与再接合的持续不断的动态的斗争，最终达到暂时的统一。所以，“接合理论”超越了简单的霸权与抵抗的对立关系，突出了意义的多变性、多样性和语境化的特征，避免了还原论和本质论的双重困境，实现了“接合理论”中的“差异性的同一”的辩证关系。这是霍尔对文化研究理论开创的历史性时刻，也是他理论思考中的又一创新，并由此更进一步推进其文化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凸显出他的文化理论对“文化霸权”的哲学思考。

第三阶段，“文化霸权”实践批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霍尔在深知理论建构对社会现实的指导作用并把理论这种武器充分并全面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用理论去分析和解释了现实问题，霍尔通过对英国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社会、文化和政治进行实践分析和批判，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的成果。

在这期间，霍尔以大众媒介、霍尔模式、亚文化、道德恐慌、撒切尔主义和权威平民主义等为主题采用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策略为伯明翰学派理论创新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遗产，其中最重要的著述有《编码/解码》（以下简称为“霍尔模式”）（1980）、《通过仪式反抗》（1976）、《控制危机》（1978）、《他们眼中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媒介》（1981）、《“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抑制者的重返》（1982）以及《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1989）、《向右急转弯》（1979）、《大众—民主对权威平民主义：严肃地思考民主的两种方法》（1980）、《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权威平民主义：回应约瑟夫等》（1985）、《葛兰西与我们》（1987）、《花园中的癞蛤蟆：理论家眼中的撒切尔主义》（1988）、《通向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1988）与《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1989）等。霍尔文化理论中的“文化霸权”与“接合理论”在这些实践个案研究中其文化内涵、本质性特征以及所蕴含的哲学命题被一一彰显出来。这些实践个案为思考霍尔文化理论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平台和话语空间。

在这些话语和实践空间中，“文化霸权”和“接合理论”两者在建构霍尔文化理论和实践中是一脉相承的。从理论发展的沿革来看，它们可谓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内涵上彰显出很多的一致性。这些阶段也深刻地蕴含着霍尔文化理论中“文化霸权”与“接合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理论建构及其发展等丰富内容。所以，在“接合理论”未出现之前，“文化霸权”是霍尔理论建构的唯一内核。自“接合理论”出现以来，“文化霸权”就与“接合理论”一起并肩战斗，成为霍尔文化建构的左膀右臂，构成了霍尔文化理论中前期发展的理论“双翼”。它们一路伴随霍尔文化理论的发展，不断成就霍尔思想的时代发展，不断充实霍尔的文化思想内涵，并最终走向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

纵观霍尔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其文化理论中的“文化霸权”和“接合理论”走过了最初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到“人民与权力集团”，再到“社会集团”、“历史集团”、“阶级联盟”或“有机的意识形态联盟”等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反映出霍尔在建构文化理论体系时其思想脉络呈现的发展性、演进性与递进性，体现出霍尔文化理论思想本质上的“不作保证”，这正是霍尔文化理论深深吸引笔者从事该主题研究的内在缘由和动力。

第四阶段，“文化霸权”延伸：“文化表征”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受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影响，霍尔借用福柯与德里达等理论家的理论，以自身的族裔散居身份为研究问题的思考点和切入点，对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族裔散居美学、新族性、身份的政治、认同的政治、表征的政治、接合的政治、差异的政治、他者的政治等问题做出了强有力的透视和反思，这些问题深刻地蕴含着霸权、权力与意识形态等内涵，是“话语权力”和“权力关系”在霍尔文化理论体系中的彰显，被看成是霍尔文化理论中“文化霸权”与“接合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和延伸。

霍尔在该阶段的代表性著述有《最小的自我》（1987）、《新族性》（1988）、《族性：认同与差异》（1991）、《本土与全球：全球化与族性》（1991）、《文化认同的问题》（1992）、《西方与其余世界：话语与权力》（1992）、《文化认同与族裔散居》（1994）、《加勒比认同的对话》（1995）、《导言：谁需要“身份/认同”》（1996）、《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7）、《谁的遗产：未解决的“遗产”，重新想象后民族》（1998）、《差异》（2001）等。霍尔把身份问题与认同问题放置在“现代性”与“后殖民”双重维度上加以拷问，实现了“族裔散居文化认同转向”、“差异的政治”、“表征的政治”、“他者的政治”等建构。

具体讲，“现代性”视野从启蒙主义时期的现代性主体建构开始，走向晚期现代性的主体性认同的解构碎片化，从而走向差异性的认同。“后殖民”视野以“文化表征”和“表征差异”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结合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德里达的“延异”等理论，把非洲认同、牙买加认同、加勒比海认同、英国性的认同、非洲文化在场、欧洲文化在场以及新世界文化在场等思考点结合起来，深刻阐释了新族性、认同的政治、表征的政治、差异的政治、接合的政治以及他者的政治等，以此去观照霸权与反霸权，表征与反表征，解接合，接合与再接合在霍尔思想建构中的理论延伸。

以上四个阶段是霍尔文化理论的演进史，霍尔倾注了40多年的心血去建构其文化理论体系，带领CCCS从一个理论走向另一个理论，从理论的困境走向理论的辉煌，并把理论灵活地用于研究英国的现实问题，以“独立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勇气不断书写出伯明翰学派发展的画卷，为我们观照霍尔及其思想勾勒出非常清晰的路线图。由此观之，霍尔为伯明翰学派思想向纵深发展作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他不愧为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必将载入文化研究的史册，为后来学者所铭记。

霍尔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在建构其文化理论的过程中，其文化理论思想体现出非常有特色的文化特质，为我们思考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一，研究中的跨学科意识。学文学出身的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践行，借鉴了若干学科的理论资源：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身份政治学以及传播学等，他为伯明翰学派思想中的跨学科特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霍尔还不断地从社会、文化运动、艺术实验室、政治运动和社区工作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养料，丰富其文化理论的内涵。

第二，族裔散居文化理论视角。这是伯明翰学派的前辈霍加特、威廉斯以及汤普森等人天然缺少的视角点，霍尔把“英国性”从狭隘的认知中解放出来，对族裔散居、差异性、后殖民、身份和族性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在文化研究中持有不同价值取向。

第三，创作上的集体意识。霍尔与其他伯明翰学派奠基人不同的是，他的声望不是来自他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交织在持续不断的热烈论争之间的文章、文集序言、杂志、访谈、游学的讲稿以及会议的发言稿等等。他开创了伯明翰学派“集体创作”的先河，为集体思考英国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约翰·道克尔曾指出：“霍尔是伯明翰70年代的顶尖人物，他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文章和文集的序言，它们交织在热火朝天的争论中间，引导伯明翰工程走过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地雷阵。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发现这类文章鼓舞人心，富有挑战性，在多姿多彩的伯明翰著述中，是我们的阅读首选。”[13]

第四，学术开放性。霍尔经常在英国BBC电台主持一些有关加勒比海相关话题的节目，引起各路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讨论。正如费斯克所言：“假如我们概括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那就是开放。”[14]在霍尔看来，CCCS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他和研究生们一起在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实践着文化研究的宗旨。这也是霍尔人格魅力的生动体现，更是霍尔心胸开阔的具体写照。

第五，学术研究中的政治介入性。霍尔非常关切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他把学院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合起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论”、“决定论”、“还原论”，把意识形态从经济基础中成功地解放出来，突出文化等要素在建构上层建筑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如约翰·斯道雷所言，“尽管霍尔希望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能够产生有机知识分子，但他同样也记得必须坚持其知识分子工作的地位：‘我们在中心内部所做的——个体地或者集体地——是观念（方面的工作），这些观念是与政治相关的。’”[15]这些政治介入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

第六，人才培养意识。CCCS特色之一是它主要从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霍尔在中心工作的15年多的时间内见证了中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并不断壮大的历程，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形成了为来学者津津乐道的伯明翰帮（Birmingham mafia）[16]。他们正在成为继霍尔之后，把伯明翰学派思想和霍尔思想发扬光大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本身也构成整个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霍尔成为CCCS正式主任之前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环境突出英国研究的本土化和经验性问题，霍尔把欧洲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引入英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视野上的重大转向。霍尔站在“他者”的立场，结合发生在英国社会的种族问题、青年亚文化问题、撒切尔主义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全面考察和诠释其内在的动因及结构机制，为我们思考霍尔所处时代的英国政治、文化等问题提出了解释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总之，霍尔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扎实的专业知识、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推动了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这些创新见证了霍尔从牙买加走入整个英伦半岛，走向西方世界，走进众多学者的心灵，融入当今整个文化研究的学术界。结合以上的写作背景和霍尔的著述以及他文化理论思想中“文化霸权”、“接合理论”、“文化表征”思想流变特质和厚重的文化内核，笔者认为本书选题的学术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霍尔所开创的学术生态来看，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伦敦书评》中指出：“霍尔在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从未出版过一本完整的专著，但是他在推动集体学术工作的态度上，介入所有重要议题的迫切感，使得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17]换句话来说，他建立了另一种学术知识分子的实践典范，打破了单一作者的思路。放在当下的中国，结合中国文化研究的语境，集合大致相同专业学者的集体智慧，集中讨论某一领域、某一方向的问题，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学者从事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径。

第二，从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来说，霍尔作为伯明翰学派的思想集大成者，对他的文化理论进行研究可以接受并开拓除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知识话语传统以外的又一重要的更具经验主义传统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批判传统，完善并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从学术研究方法上来看，霍尔文化理论思想中“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介入主义”的文化与政治策略、文化研究的“理论化”、“语境化”和“特定性”等价值取向以及开放性的研究路径为我们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从事文化批判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四，从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来看，霍尔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所关注和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文化认知，他所看待问题的方式总能给人以鼓舞和激情。在推动英国文化研究创新的思想变迁中，霍尔总能站在理论的前沿，与CCCS同人一道，不断提升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的宽度和学术理论的厚度，同时，这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是我们当下学者更需要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