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先生访谈

时间:2006年5月22日

地点:顺义齐先生寓所

齐一，生于19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秘书长。“文革”前，他担任过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哲学组副组长，负责编写哲学类教材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发表有《中国审美思想传统刍议》、《美·美学·美学研究——关于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探讨》等论文。

采访者问(以下简称“问”):请谈谈您本人的工作和学术活动的经历。

齐一(以下简称“齐”):从1946年到1949年，我在华北联合大学作研究生、助教，一直到作华北大学的教员，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在人大工作期间，我主要从事哲学系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此外，还在校外担任过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哲学组副组长。1963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任学术秘书。“文革”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员、美学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担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辑委员会委员等工作。实际上，我在美学研究室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事美学研究的时间也很有限。随后，我就到哲学所做些管理工作。退休之后，在一所学校教过一期《美学概论》，发表过《中国审美思想传统刍议》，载于《跨世纪国际名人名作·中国科技卷》，由美国世界名人书局出版。

问:据我所知，人大哲学系的美学教研室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最早的美学教研机构之一，教学和研究活动开展得都比较早。请您谈一些人大美学教研室成立的经过和最初的教研情况。

齐:当时，我在那里教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对一些学科采取了一种不重视，或者说压抑的态度。例如，许多大学没有开设过美学课程。一些学术工作也受到抑制，主要原因是那个年代的教条主义的谬误起了破坏作用。

按当时的理论原则行事，有些学科被批判的多，该接受的少，甚至可以取消。似乎只要有了马列主义，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政治学都不必另设，马克思主义原理已经把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些研究工作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那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教材。美学、伦理学研究不受重视。有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缺乏审美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也有问题，旧道德被否定，新的道德一时又难以建立起来。所以，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当时，人大开设了美学课程，马奇主持美学教研室。

最初，开美学课是很不容易的。那时不可能请北大的朱光潜先生来讲课，就接受人大教新闻学的一位苏联专家的妻子讲美学，但当时有的专家就认为她没有资格担任教学工作。当然，苏联专家也有比较优秀的，建系之前，担任哲学课程教学的凯列就是一位坚持真理的学者，在苏联，他也屡受打击。后来，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来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我们常在苏联刊物上看到批你的文章，这是为什么?”他说:“无非是我的话早说了几年，差点被开除党籍。”

这些都说明，美学教研室所走的路非常艰辛。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学发展极为艰难。

问:您在人大工作的时候，我国美学界就展开了美学讨论，一直持续到60年代。从现在看，这次讨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您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能否谈些这次讨论的情况?

齐:我没有参加讨论，也没有写过文章。当时是要批判唯心论美学，因此，朱光潜难免就要遭到批判。蔡仪认为，美是客观的，自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也有许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问:您在人大工作期间，还在校外兼任过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哲学组副组长。当时，在你们的管理和协调下，编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大学文科教材，其中，也包括了那本在美学界有相当大影响的《美学概论》。您是这个活动的参与者，请您谈些有关编写《美学概论》的情况。

齐:当时，我主要负责哲学组的工作，哲学组的组长是艾思奇。教育部也有相关机构参加了这个活动，由杨秀峰牵头，胡沙、季啸风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他们受中央宣传部教育处一名姓吴的副处长的领导，他直接对周扬负责。

实际上，周扬是这个时期的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主要领导者，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他决定的。因此，有时他亲自召集各组组长开会。我难忘的一次是在有冯至等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他突然说:“有人说我们是中世纪，是吗?”大家沉默不语。他接着说:“我看有点儿，我们是红衣神父嘛!”说罢，他哈哈大笑。谈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在“十年浩劫”后文代会的准备会上，他沉痛地忏悔。在谈到对文化人进行政治迫害的年代自己犯下的罪过时，他泪流满面。由此可见，在那段反常的历史时期，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有些行为的恶果不该由他完全负责任。应当肯定，在文科教材编选之类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方面，他是起过积极作用的，那些从无到有的自编教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当时，我做的美学方面的工作多些。我亲自去找朱光潜先生，希望由他来写《西方美学史》，他不但答应了，也认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我还找过宗白华，想让他负责编写《中国美学史》，他也接受了，但最后没有编出来。当时规划了包括各学科的基本教材，但是，有好多都没能编成，如计划内由任华作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也没有编出来。

编写《美学概论》的工作，让王朝闻作主编是周扬定的。他是美术界的知名人士，理论水平较高，他写过不少美术、戏曲方面的文章，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编写教材时，考虑到主编应该是党员。蔡仪写过《新美学》，已经担任《文学概论》的主编。所以，还是选了王朝闻。王朝闻为人很好，我做了些具体的协调工作，参加者有马奇、杨辛、李醒尘、李泽厚、叶秀山、朱狄等人。

《美学概论》的编写很艰苦，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是李泽厚，后来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基本上是刘纲纪写的。最后，《美学概论》由王朝闻定稿。应该说这本书还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许多人都付出了不少精力。

问:“文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立了美学研究室，美学室对推动新时期的美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您是研究室的主任，能否谈些建立美学室的情况和你们进行的学术活动?

齐:社科院美学研究室、伦理研究室是在“文革”后由我建议成立的，那时我刚恢复工作不久。我原来的专业是哲学，对美学只是有兴趣。李泽厚、郭拓是副主任，他们对美学做过一些研究。还有几位从事美学门类研究的人员，如朱狄是学绘画的;王世仁是学建筑的;张瑶均是研究电影美学的。此外，还有从《新建设》杂志调来的聂振斌等人。

我在美学室工作时间很短，成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第一届全国美学会议是在云南昆明召开的，我觉得那次会开得很好，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因为美学学会从无到有，大家都很兴奋，讲话的顾虑也比较小，吸收了很多知名学者，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之后，研究中、西方美学的论著也日渐增多。

此外，我认为在第一届美学会上产生的那封倡议信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国教育方针是“德、智、体”，不提美，开第一次全国美学会时，我们请朱光潜、伍蠡甫等四名专家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向中央、教育部门提议，把“美”加入教育方针。好几年之后，有关部门才把教育方针改为“智、德、体、美、劳”，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终于改为“智、德、体、美”。总算接受了蔡元培早已倡导的美育。

问:在您的工作经历中，您接触过不少的美学家，有的已经去世，而健在的也都是高寿了。他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美学研究的，为我国的美学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其人格魅力和学术品格都是美学界应该继承的宝贵遗产。希望能谈些您对他们的了解。

齐:先从朱光潜谈起。要组织编写《西方美学史》，我才去拜访他。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做事非常认真，一开始就慷慨地承担了这项工作，而且独自写成了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他有教养，有学者风范，确实是一位让人尊敬的老人。后来，我不做美学方面的工作了，我请他到我香山的住处去聚餐，他还带了故乡特产的好酒。尽管我们交往不多，但和他谈话就能感受到他很诚恳，谈问题深刻，学术修养很好，在老一代学者中，这样的人也不是很多的，所以他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朱先生身体瘦弱，但非常勤奋、用功，是一位很少见的真正学者。他在逝世前，遭遇到在“拨乱反正”之后掀起批判人道主义、异化学说等浪潮。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朱先生对沈从文、老舍评价特高，惹出不该有的麻烦，心情很不愉快。我去看他时，他曾对我说:“有位大人物来看过我，安慰我。”他去世后，我曾和北大哲学系硕士生印云去看望过他夫人。

宗白华是位杂家，很有学问，也很自由，可惜晚年成果较少。他非常喜欢北京的一些传统文化，经常背着一个书包，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生活很潇洒。他对中国美学体会较深，他的《美学散步》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编写《美学概论》时，我与王朝闻接触很多。他有修养，知识面宽。他不大习惯写大块头的理论著作，编《美学概论》对他是个难题。但是，他领导大家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和马奇共事多年，在经受严峻考验的特殊年代，我们的行动总是一致。他在美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近日从《风范长存——马奇先生纪念文集》中，看到你们采写的他的访谈录。

我与蔡仪接触得不多，他认为他自己的美学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有些人则认为他的美学是机械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审美是人的心理活动，应当加强审美心理学和其他先进科学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美学成为一门经得起检验的学科。我的美学观点主要集中在《美·美学·美学研究——关于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探讨》一文中(《美学与艺术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由于我从事美学研究活动的时间不长，知道的东西有限，只能谈这些，非常抱歉。

问:您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最后，让我再次表示对您的感谢。

定稿于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