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岱年文化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阶级基础与民族精神、历史使命与理论任务、生活环境与个性风格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学者对“文化”与“文化哲学”的理解、探讨的侧重点有着明显差异。总体来看，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似乎可以沿循两条路径：一是从“哲学”来研究“文化”，强调文化的哲学性——“文化”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如：“所谓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一般文化原理的综合思想体系。”[1]“所谓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文化的起源、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文化的社会功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等文化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的一门学问或一种学科。”[2]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或“文化观”、“文化论”主要是探讨“文化学”的元理论[3]。二是从“文化”来理解“哲学”，强调哲学的文化性——“文化”是“哲学”之本真状态，“文化哲学”是超越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一种新哲学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第二种观点凸显了文化的生活实践性，生活实践本来是哲学与文化的共同根源，但以往的种种知识型的哲学形态对生活实践有着不同程度的遮蔽，强调哲学的文化性正是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把哲学与文化统一于人类生活实践，是正确理解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继承性与创造性、阶级性与人类性、民族性与时代性、集体性与个体性等文化哲学问题的根本前提。

综合文化哲学的两种倾向，我们也许可以把“文化哲学”界定为：以生活实践为核心的文化反思与重建，它包括对人类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的活动方式及成果的反思与重建，这种反思与重建的根本目标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向“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4]、“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文化哲学要避免抽象思辨性，就必须始终立足于其产生和存在的根基——人类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劳动，因此，要特别重视文化与生产力、生产劳动的内在关联。一种文化哲学之理论贡献与历史地位，既应考察其理论本身的系统性、一贯性、真理性、创新性，更应重视这种文化哲学是否有利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理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是划分不同文化哲学派别归属、衡量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试金石。广而言之，文化哲学要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基本关系作整体审视，其研究对象涵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阶级关系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等领域，其主要论题则包括文化系统的静态分析与文化变迁的动态考察、民族文化的类型特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人类文化的一般趋势与各国文化的特殊设计等诸多方面。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哲学家们对文化诸问题作了可贵探索，特别是以生活实践为根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秉持“人的现实解放、人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发展”[6]的崇高文化理想，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史的最高成就。其中，张岱年创立的第一个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兼有上述“文化哲学”之二义：其一，张岱年早、晚期都强调“哲学是思想的综合，因而在文化中占了领导的地位”[7]，“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8]，他特别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其二，张岱年文化哲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特性。从现有资料来看，张岱年最早在1927—1930年的《偶现录》中就谈到“实践”，并界定为“现实之改造”[9]；在1932年的《破“唯我论”》中以“实践”为知识之判断标准。1933年，他在《哲学的前途》中提出“生活实践”、“科学的实践”及“社会政治的实践”等概念，认为哲学应该“供给实践以指针。以前哲学只是对于世界的解说或曲解，今后的哲学将是改造世界的指针。哲学将是一种力量”；同年在《关于新唯物论》中提出“新唯物论所谓实践，非指个人的实践，乃指大众的实践、社会公众之实践”[10]，并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对“社会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1934年，张岱年在《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中提出从“社会实践”来理解“现实的人”，主张“改变自然”、“创造历史”与“自我改造”之统一。1936年，他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认为“新唯物论之基本出发点，乃是知行之合一，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新唯物论乃是实践哲学”[11]，并深刻论述了“实践”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新实在论、实证主义等哲学流派的根本原因。同年，张岱年还提出：“需要一个哲学的，乃是现实的实践。而我们假如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呢，那只有看看现实的实践。所需要的哲学，乃为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离开当前的实践，则说不上需要与否。”[12]因此，张岱年的早期著作“表现了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对生活实践的强调和重视”[13]，“张岱年先生对实践的界说，与毛泽东关于人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劳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14]。张岱年文化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自觉地“从生活实践出发”、“从生活实践来谈哲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哲学“践形”、“经世致用”理趣的融合，亦是对西方近代“知识化”哲学形态的一定反拨，是一种真正实现了“实践转向”的现代哲学，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张岱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