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楚历史概述
第一节 马殷拓土建国
一 开疆拓土
马殷虽然爬上了武安留后的宝座，但控制的地域仅有潭州一地，邵州被叛将蒋勋掌握，湖南其他地区则大都被湖湘土著势力控制，如何巩固统治和扩张地盘发展势力成为马殷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农民军扫荡湖南之后，唐王朝对湖南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对潭州军政根本无法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如此，对潭州统治者来说，中央王朝的承认和任命对自己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使统治者获得政治上的资格，可以有效防止内部反对势力的反叛和动乱，一定程度上阻止外部敌对力量的觊觎与进攻。马殷深谙此道，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他被推举为武安留后后“奉表京师”，但实际情况应该和刘建锋占据潭州之后奏请唐政府一样。任潭州留后四个月后，唐王朝就命马殷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光化元年（898）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知武安留后”。[1]政治地位的稳固解除了马殷的后顾之忧和内部觊觎势力对自己的威胁，得以集中力量开展拓土工作。
拓土的第一步是彻底平定蒋勋叛乱。乾宁三年（896），马殷在讨伐蒋勋的过程中回潭州任职，行军司马张佶替代马殷讨伐蒋勋。光化元年（898）二月，蒋勋战败被杀，马殷取得邵州。尽管如此，此时马殷控制的地域依然十分有限，与其军事力量很不相称：“时湖南管内七州，贼帅杨师远据衡州，唐世旻据永州，蔡结据道州，陈彦谦据郴州，鲁景仁据连州，殷所得惟潭、邵而已。”[2]这种兵多地少的局面对马殷统治十分不利，他在张佶、高郁等人的协助下，开始收拾湖南境内的其他势力，同时还将拳头伸出了湖南。
马殷出击的首要动作是铲除湖南其他诸州的势力，统一湖南。光化元年（898）五月，干将姚彦章建议马殷以李琼为将，攻取衡、永、道、连、郴五州，实现湖南统一。这一建议得到了马殷支持：“殷以琼及秦彦晖为岭北七州游弈使，张图英、李唐副之，将兵攻衡州，斩杨师远，引兵趣永州，围之月余，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为永州刺史。”[3]衡州和永州自此归马殷管辖。光化二年（899）七月，马殷遣永州刺史李唐攻打道州，道州首领蔡结啸聚群蛮于险隘处伏击，李唐大败。但败亦有得，他悟到了道州之败的症结：“蛮所恃者山林耳，若战平地，安能败我!”[4]蔡结当然不会自废武功和李唐来战平地，但李唐因风纵火，将蔡结等蛮兵逼出山林。蛮兵优势尽失，蔡结被擒，道州落入马殷之手。至此，湖南七州已有五州归属马殷，仅剩下郴州和连州游离其控制之外。马殷继续推行既定政策，十一月，“马殷遣其将李琼攻郴州，执陈彦谦，斩之；进攻连州，鲁景仁自杀，湖南皆平”。[5]至此，湖南基本被马殷控制。
马殷获得湖南七州之后，湖南西部、北部还存在一些异己势力，但马殷却未能立即对这两个地方的势力进行讨伐，而是被迫将目标转向了力量相对较强的岭南。光化二年（899），马殷成功攻取了岭北七州之地，湖南大部实现统一，岭南静江节度使（治桂州，今广西桂林）刘士政担心马殷继续南进威胁自己的统治，遂令副使陈可璠屯全义岭（地在今广西兴安）以拒马殷。马殷此时并无南进之意，但刘士政的举动使马殷担心岭南势力与湖南北部、西部势力联合对自己构成夹击之势，于是遣使结交刘士政，以求集中力量对付西部、北部的异己势力，彻底完成湖南统一。刘士政对马殷的通好并不领情，反而使陈可璠拒纳使者，马殷不得已改变既定策略，决定先攻取岭南，然后再扫平湘西、湘北。
光化三年（900）十月，马殷遣心腹秦彦晖、李琼等率兵七千攻打刘士政。刘士政一方面令陈可璠与秦彦晖、李琼在全义岭对峙，阻止马殷南进，另一方面又遣指挥使王建武驻屯秦城（今广西兴安县西南），以牵制马殷军。刘士政的战略安排无疑是合理的，但陈可璠领军无方，不恤民力，纵容部下劫掠当地民众，抢劫居民耕牛犒军，以致引起民怨，当地民众纷纷倒戈，成为李琼向导。李琼在民众的引导下奇袭秦城，擒获王建武。王建武的被擒打击了陈可璠的抵抗意志，众人惊恐不已，军心大乱，李琼等趁机发起猛攻，一举攻克全义岭，擒获陈可璠：
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
以练，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犹未之信。斩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琼因勒兵击之，擒可璠，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6]
秦彦晖、李琼乘机越过全义岭，直扑桂州，接连攻克秦城以南二十余据点，直接围困桂州。刚刚由桂管经略使晋升为静江军节度使的刘士政面对秦、李二人的围困，无计可施，不得不开城投降。静江节度使辖下的桂州、宜州、岩州、柳州、象州全部归于马殷。马殷以李琼为桂州刺史，不久又奏署为静江节度使。原有湖南七州加上新得的岭南五州，马殷辖地发展到十二州之地。
取得岭南五州之后，马殷的势力已经较为强大，但北面和东北面毗邻的荆南成汭和淮南杨行密力量都相当强大，要稳固在潭州的统治，必须处理好与荆南、淮南的关系。早在乾宁三年（896）九月实际控制潭州政务时，马殷就对如何处理与淮南杨行密、荆南成汭的关系进行了考虑：“殷畏杨行密、成汭之强，议以金帛结之。”[7]马殷当时仅占有潭州一地，邵州则由张佶与蒋勋鏖战，胜败未定。北面江陵的成汭力量强大且急于扩展，对潭州而言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东面淮南的杨行密势力居南方诸政权之首，对外表现出扩张态势。在势力不足、地域狭小的被动局面下，马殷试图与杨行密、成汭结好是可以理解的。但高郁认为以金帛结交杨行密、成汭的措施不可行，他向马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蓄）力而有待尔。”[8]高郁所说确是事实，刘建锋、马殷在孙儒旗下和杨行密争战多年，数败杨行密，孙儒兵败身死后，刘、马二人又因杨行密之逼辗转江西而至湖南，彼此间积怨很深。（此点后文将做进一步说明）从地域上看，马殷辖地与淮南相接，地域争端和冲突同样不可避免。马殷采纳高郁的建议，放弃了以金帛结交杨行密、成汭的宿谋而厚结朱全忠以自固，这实际上是马楚政权事大政策的开端。马殷的事大政策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天复二年（902）三月，唐王朝加马殷同平章事，不久又准许马殷“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9]。由于得到了掌握朝政的朱全忠的支持，马殷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力量不断扩充，他开始解决湖南北部和东北部的问题。
天复三年（903）正月，杨行密令升州刺史李神福为淮南行军司马、鄂岳行营招讨使，舒州团练使刘存为副使，率兵攻鄂州节度使杜洪。杜洪势单力薄，面对强敌不久就兵食俱尽，只得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担心杨行密夺取鄂州后威胁自己，于是派大将韩劲领万人屯滠口牵制杨行密的行动，以缓解杜洪的压力。当时朱全忠的主力正与河东李氏鏖战，无法分兵，同时又因大江阻隔，直接赴援无法实现，于是要求荆南节度使成汭、武安节度使马殷、武贞节度使雷彦威共同出兵援救杜洪。三节度使虽然听命出兵，却各怀打算，将救援演变成了彼此间的争夺。
“汭畏全忠之强，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广，发舟师十万，沿江东下。”[10]他倾巢南下，企图夺取江淮之地，扩充势力和地盘。武安、武贞节度使却另有打算，伺机准备铲除对自己存在威胁的荆南。掌书记李珽觉察到了武安、武贞的用心和成汭的危险处境，他告诫成汭：“今每舰载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缓急不可动也。吴兵剽轻，难与角逐；武陵、长沙，皆吾仇也；岂得不为反顾之虑乎!不若遣骁将屯巴陵，大军与之对岸，坚壁勿战，不过一月，吴兵食尽自遁，鄂围解矣。”[11]尽管李珽的建议十分切合实际，但成汭拒不采纳，继续沿江东下。马殷、雷彦威乘虚而入，一举攻克成汭的基地江陵：“成汭行未至鄂州，马殷遣大将许德勋将舟师万余人，雷彦威遣其将欧阳思将舟师三千余人会于荆江口，乘虚袭江陵，庚戌，陷之，尽掠其人及货财而去。将士亡其家，皆无斗志。”[12]成汭由于被雷彦威、马殷突袭而后方失守，以致财货尽失，军心不稳，失败不可避免。五月十二日，淮南将秦裴、杨戎率众数千与成汭大战于君山，淮南趁风纵火焚烧成汭战舰，荆南大败，成汭投水溺死。驻屯滠口的韩劲因成汭战败，朗州、潭州各怀打算，无法对杨行密进行攻击，也被迫撤兵。至此，朱全忠派遣的各路援军均已瓦解，粮尽力困、失去外援的杜洪失败在所难免：“汭兵败之后，武昌以重围经年，粮尽力困，救援不至，讫为淮寇所陷，载洪以送淮，杨遂杀之。”[13]
马殷借出师救援杜洪之际解除了荆南成汭对自己的威胁，随即对潭州北面的门户岳州进行经营。夺取岳州不仅可以打通与中原的通商朝贡之道，而且使自己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对巩固潭州有重要意义。许德勋自荆南率舟师南返，途经岳州，岳州刺史邓进忠开门犒军，许德勋趁机劝降了邓进忠。邓氏举族迁至长沙，邓进忠被任命为衡州刺史，许德勋留任岳州刺史，扼守潭州北大门。岳州处于衡州、淮南、荆南的交界地带，乃湘北重镇，两湖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淮南对马殷据有岳州耿耿于怀，双方围绕岳州展开了长期争夺。
马殷的这次出兵取得了明显战果，不仅掠夺了大量财物，更重要的是瓦解了荆南成汭强大水师的威胁，同时还取得了岳州，使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十三州之地。但岳州的地位并不稳固，淮南与湖南在此展开了数次争夺。天祐三年（906），杨行密之子杨渥派先锋指挥使陈知新攻湖南，目标直指许德勋控制下的岳州。三月十二日，陈知新攻拔岳州，逐走刺史许德勋，自任岳州刺史，岳州落到淮南杨渥手里。马殷并没有就此放弃对岳州的争夺，第二年六月，在攻拔岭南五州过程中大显身手的秦彦晖打败淮南岳州刺史陈知新，重新取得岳州。
马殷与淮南在北面争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双方在东面也展开了争夺，主要是对吉州彭玕势力的争取。彭玕乃吉州庐陵人，唐末“以门籍为胥吏，有大志，常怏怏不乐于吏事，同曹多心厌之”[14]。为摆脱这种局面，他返回家乡另谋出路：
既归，乡里有山名王岭，遂破家鬻产，冶铁为兵，宰牛练楮为甲胄，与兄弟倡召义师，以自卫乡党为名，得勇力无赖五百余人。玕乃建立偏禆，与约号令，闻于郡县，守宰不能禁。未几，会群盗数千攻剽抚州，虽钟传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御，时南城人危全讽兄弟亦起义师，结连玕，并力攻之，斩其贼帅，贼众奔溃，传闻其勇敢，不获制之，遂表全讽为抚州刺史，玕为吉州刺史，玕归本郡，乃广城池，务农训兵，禁约赌博。[15]
可见，彭玕通过起兵和剿灭其他混战势力，获得了镇南节度使钟传的赏识：“玕，健将也，传倚以为重。”[16]在钟传等的扶助下，爬上了吉州刺史的位置。天祐三年（906）钟传死后，其子匡时与匡范争立，淮南趁机收编江州匡范，攻陷洪州擒获匡时。钟传之死和其子的纷争使彭玕失去了依靠，所据吉州无法与势力强大的淮南杨渥抗衡，于是遣使至潭州窥探虚实，准备向湖南发展：“彭玕既失援，厚结马殷，且观虚实，使者还曰：‘殷将校辑睦，未可图也。’遂归款。”[17]鉴于马殷势力强大，彭玕自觉攻取湖南无望，遂改变策略于天祐三年（906）十二月请降于湖南。马殷获得对吉州的控制。
上面所述基本上是对马殷在唐末史事的回顾，从在秦宗权、孙儒手下与杨行密争夺扬州，至孙儒失败后与刘建锋辗转江西到湖南落脚，至爬上武安节度使的位置，完全拥有湖南七州，攻克岭南五州，铲除荆南成汭水师的威胁，与淮南在岳州和江西的较量，马殷进入五代之前已经正式拥有或基本控制了包括潭州在内的十三州之地。但马殷势力的扩展并没有就此终止，进入五代后，马殷的军事、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政治地位逐渐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疆域的再度扩大和马楚王国的建立。
二 建国创制
马殷的势力在唐末达到了一个相当雄厚的程度，与淮南杨氏、吴越钱氏、福建王氏、南汉刘氏等构成了唐末南方几大割据藩镇势力的主体。进入五代之后，马殷在唐末原有辖域的基础上继续扩展并逐渐巩固统治，最终建立了马楚王国。
在藩镇势力的兼并战争中，依靠农民起义发家的朱全忠占据了以汴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割据混战的过程中逐渐吞并了中原及河北的一些藩镇，发展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势力。天祐四年（907），羽翼已丰的朱全忠为防止唐王朝势力的再起及其他藩镇的争夺，于是年四月废掉唐哀帝自立，建立后梁，定都汴梁（河南开封）。后梁王朝控制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河阳、昭义、忠武、镇国、荆南等二十一镇。河北地区的义武、成德、魏博等镇也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朱梁。但是，河东李克用的势力相当强大，两者在中国北部构成了对峙之势，朱全忠因受其牵制而无法全力南进以扑灭势力日强的淮南。面对北部河东势力的威逼和南面淮南势力的觊觎，朱温（即朱全忠，称帝后改名为朱温）在全力对付河东的同时，竭力拉拢南方其他势力牵制淮南，有劝进之功的马殷因而地位一路飙升。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以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18]
开平元年（907）五月，“弘农王以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将水军三万以击楚”[19]。杨渥集中如此强大的兵力攻楚，其目的是想消灭马殷的势力，剪除朱温安置在自己周边的敌对力量，然后集中力量与朱温抗争。面对强敌，马殷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将水军三万浮江而下，水军副指挥使黄璠帅战舰三百屯浏阳口。”[20]双方在浏阳口一带展开角逐。六月，淮南刘存等因霖雨被迫撤退，秦彦晖紧追不舍。刘存败退的同时，湖南将黄璠自浏阳率兵截断了淮南兵的退路，刘存等陷入秦彦晖与黄璠的夹击之中，淮南兵因之大败：“黄璠自浏阳引兵绝江，与彦晖合击，大破之，执存及知新，裨将死者百余人，士卒死者以万数，获战舰八百艘。威以余众遁归，彦晖遂拔岳州。”[21]马殷取得了对吴战争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为马楚政权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为马殷取得朗州，扩大疆域并建立楚王国奠定了基础。
马殷重创杨渥水军，重新收复岳州之后，淮南对马殷的压力暂时缓解，于是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勾结淮南，威胁潭州的朗州势力。朗州为武贞节度使治所，其节帅雷彦恭贪婪残暴，依附淮南侵扰荆南和马楚：“彦恭附于杨行密，亦尝攻劫为荆、湖患。”[22]雷彦恭勾结淮南危害荆南与马楚的行径不仅为马殷所痛恨，同时也为控制荆南的后梁政权所切齿。开平元年（907）九月，梁王朝“诏削彦恭官爵，命季昌与楚王殷讨之”[23]。十月，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会楚将秦彦晖攻朗州。雷彦恭无法抵挡荆南和马楚的南北夹击，于是向淮南求救。淮南出于战略利益考虑，毅然出兵援助朗州，马楚与淮南再次交锋：
弘农王遣将泠业将水军屯平江，李饶将步骑屯浏阳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许德勋将兵拒之。泠业进屯朗口，德勋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叶覆其首，持长刀浮江而下，夜犯其营，且举火，业军中惊扰。德勋以大军进击，大破之，追至鹿角镇，擒业；又破浏阳寨，擒李饶；掠上高、唐年而归。斩业、饶于长沙市。[24]
朗州之战的胜利切断了朗州武贞军与淮南在军事上的联系，使淮南不再轻易出兵援助朗州，这为马殷后来轻取朗州准备了条件。
开平二年（908）五月，马殷遣秦彦晖进围朗州，失去外援的雷彦恭引沅水环朗州城以守。秦彦晖围而不攻，持续月余，朗州守备渐渐松懈。秦彦晖趁机遣曹德昌率勇士自水洞潜入朗州城内，与城外军队内外夹击朗州，朗州军大乱，秦彦晖杀进朗州，雷彦恭仓皇逃奔广陵，其弟雷彦雄被俘送至大梁。朗州惨败的同时，与雷彦恭勾结的澧州刺史向环见势不妙，亦投降马殷，马殷取得朗、澧二州。
通过两次打败淮南，确定对岳州的占有，击败朗州雷彦恭，收降澧州向环，马楚政权北面的威胁得以全面解除，这一方向的势力扩张也达到了限度，在这种情况下，马殷再一次将目光转向岭南，与南汉刘氏展开争夺战。攻打岭南的主帅是弃吴奔楚的吕师周。吕师周本淮南杨氏将领，因遭杨渥疑忌而投奔马楚：“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綦章将兵屯上高，师周与湖南战，屡有功，渥忌之。师周惧，谋于綦章曰：‘马公宽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兹事君自图之，吾舌可断，不敢泄!’师周遂奔湖南，章纵其孥使逸去。”[25]马殷对吕师周的来奔十分高兴：“殷闻师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图岭表，而得此人足矣。’以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岭南。”[26]开平二年（908）九月，马殷攻讨岭南的行动再次展开：“殷又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将兵击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十余战，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湖南遂安。”[27]至此，今湖南地区除湘西溪峒诸蛮占据的辰州、溆州之外，湖南已大部落入马殷的控制之下。开平四年（910）十二月，马殷遣兵讨伐不附的辰州、溆州：“辰州蛮酋宋邺，溆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至是，邺寇湘乡，金盛寇武冈，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28]乾化元年（911）正月，“吕师周攀藤缘崖入飞山洞袭潘金盛，擒送武冈，斩之”[29]。溆州由此纳入马殷控制之下。明年二月，“辰州蛮酋宋邺、昌师益皆率众降于楚，楚王殷以邺为辰州刺史，师益为溆州刺史”[30]。自此之后，马殷在湖南内外的军事活动基本停止，马楚政权的辖域达到了其历史的全盛，[31]辖有包括今湖南全省、广西大部及贵州和广东一部分的广大区域。
地域的扩大、经济力量的增强、军事实力的提升等因素使马楚政权的整体实力迅速攀升，马殷对政治权力的欲求也与日俱增：“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32]开平四年（910），马殷要求后梁王朝仿唐太宗李世民之例封己为天策上将，天策上将地位尊崇，自太宗以来终唐一代未再授人，“天策上将，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窦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号不足称，乃加是名，位三公上，开府，终唐世未尝更命人”[33]。朱梁北有河东李克用集团的强大攻势，南有淮南劲旅杨渥的进逼，为了笼络地方力量，对藩镇“所求皆允”，遂加马殷为天策上将军。马楚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策府体制开始形成：“殷始开天策府，以弟
为左相，存为右相。”[34]天策府的建立是马楚政权地位提高和权力扩张的标志：“既封楚王，仍请依唐诸王行台故事，署置天官幕府，有文苑学士之号，知诏令之名，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35]不仅如此，从其主要职务都由马氏家族成员掌握的事实看，天策府实际上已经成为马氏家族统治的机构。因而，天策府的建立同时也是马氏家族取代蔡州军将集体统治的标志。马楚实际上同王国已无多大差别，但真正建国是在后唐明宗时期。
后梁在与河东李存勖的斗争中接连失利，一败于夹寨之役，再败于杨刘之役，三败于胡柳坡之役，四败于德胜之役，梁军一败再败，国力大削，灭亡之势日益明显。马殷审时度势，在李存勖势力扩大之际主动与之修好，贞明二年（916）十二月，“楚王殷闻晋王平河北，遣使通好；晋王亦遣使报之”[36]。龙德三年（923）十月，李存勖率兵南下，直捣后梁都城开封，灭梁，建立后唐政权。后唐政权消灭了唐中期以来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将河东与朱梁控制下的中原二十余州合为一国，使黄河流域获得了进一步统一，实力较后梁大增。后唐建立之后，后梁王朝除授的五十余节度使纷纷上表入贡，马殷乃其中之一：“楚王殷遣其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希范入见，纳洪、鄂行营都统印，上本道将吏籍。”[37]不仅如此，马殷还“首修职贡”[38]。马殷的举动得到了后唐王朝的赏识，同光二年（924）四月，庄宗“加楚王殷兼尚书令”。天成元年（926）九月，明宗“加楚王殷守尚书令”。天成二年（927）六月，明宗“封楚王殷为楚国王”。八月，册礼使至长沙行册封之礼，马殷正式建国：
册礼使至长沙，楚王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张彦瑶、张迎判机要司。然管内官属皆称摄，惟朗、桂节度使先除后请命。[39]
至此，马楚王国政权正式建立，各项相关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完善，与“国”名实相符的马楚国史开始了其短暂的历程。
第二节 马希声、马希范治楚
一 高郁之死与马希声治楚
天成二年（927），马殷建国时已年逾七旬，无力处理诸多繁杂的事务，于是将部分政事处理权交给诸子处理：“子希振武顺军节度使，次子希声判内外诸军事。”[40]天成四年（929）四月，久病的马殷将主要权力移交给次子马希声：“楚王殷命其子武安节度副使、判长沙府希声知政事，总录内外诸军事，自是国政先历希声，乃闻于殷。”[41]马殷实际上已经退居二线，马楚政权进入马希声治理时期。
马希声掌握实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谮杀马楚重臣高郁。[42]高郁是马殷开创马楚基业建立马楚王国的重要干将，他为马殷制定了奉事中原，外抗邻国，内扩经济的政策，使得马楚国富民强：“楚王殷用都军判官高郁为谋主，国赖以富强，邻国皆疾之。”[43]马楚的发展引起了周边政权及中原后唐的担心，他们急欲铲除高郁以打乱马楚的发展进程，后唐庄宗和荆南高季兴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吞天下之志”的唐庄宗为削弱楚政权的力量，打断其上升的发展势头，早在同光元年（923）十月趁马希范入贡之机就开始离间马氏父子与高郁的关系：
庄宗的离间虽然未能立即发挥作用，却导致了马氏兄弟对高郁的疑忌，故而在马殷建国置官时对其进行排挤：“马殷所恃以为国者高郁也，建国置官，郁不与焉，何也?岂殷诸子已有忌郁之心欤?”[44]高季兴的离间进一步加剧了马氏兄弟与高郁的紧张关系：“高季兴亦以流言间郁于殷，殷不听，乃遣使遗节度副使、知政事希声书，盛称郁功名，愿为兄弟。使者言于希声曰：‘高公常云“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孙之忧也。’希声信之。”[45]在外部极力离间的情况下，内部势力对高郁的诬谮也随之发生：“行军司马杨昭遂，希声之妻族也，谋代郁任，日谮之于希声。”[46]昏庸的马希声在内外离间之下，遂有杀高郁之念：“希声屡言于殷，称郁奢僭，且外交邻藩，请诛之。”[47]遭到马殷拒绝，马希声退而求其次要求罢高郁兵权，“政非己出”、“尸居而矣，不复能制其子”[48]的马殷被迫罢高郁为行军司马。高郁外失依托，内丧兵权，这决定了他最终必然败亡。天成四年（929）八月，马希声“矫以殷命杀郁于府舍，牓谕中外，诬郁谋叛，并诛其族党”[49]。高郁被诛打断了马楚政权的发展历程，给马楚政权带来了严重后果。马希声诛杀高郁是马楚内争开始的标志，在本质上是马殷父子间的权力之争，是马氏家族式统治过程中马氏家族成员对异姓势力的排挤与斗争。
长兴元年（930）十月，“楚王殷寝疾，遣使诣阙，请传位于其子希声”[50]。十一月十日，马殷薨，“遗命诸子，兄弟相继；置剑于祠堂，曰：‘违吾命者戮之!’”[51]二十七日，马希声承袭马殷之位，继位后的马希声主动将政治地位降格，“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度，复藩镇之旧”[52]。自此之后，马楚王国政治体制结束，恢复到藩镇体制之下。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降格，马楚政治体制虽然名义上去“建国之制”，实际上却绝非真正的藩镇之旧。（此点在马楚政治体制一节将进行专门论述）十二月，后唐王朝“以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兼中书令”。[53]马希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已经完全控制了楚政权。
马希声作为马楚历史上的第二任统治者为政十分昏庸，在位时期几无政绩可言，相反却留下了斑斑劣迹，《资治通鉴》对此有详细记载：“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闻梁太祖嗜食鸡，慕之，既袭位，日杀五十鸡为膳；居丧无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阳，将发引，顿食鸡数盘，前吏部侍郎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食蒸豚；何代无贤!’”[54]尽管马希声生活奢靡，政治无所作为，但由于他统治马楚的时间较短，且基本上沿袭了马殷时期的政策，故马楚在总体上依然保持平稳。长兴三年（932）七月，马希声卒，湖南将士迎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于朗州而立之，马楚进入马希范治理时期。
二 马希范治楚
长兴三年（932）八月，马希范自朗州抵潭州继位。长兴四年（933）二月，后唐王朝“以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55]。认可了马希范对马楚的统治权，马希范正式统治马楚的历史开始。
清泰元年（934）正月，马希范被后唐王朝册封为楚王。与此同时，后唐王朝的历史走到了尽头，天福元年（936），其北京（今太原）留守、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以割地、称臣、纳贡等屈辱条件为代价，取得契丹援助，在太原起兵反唐。同年闰十月，石敬瑭与契丹援军先后攻抵后唐都城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自杀，后唐政权灭亡。石敬瑭在大梁（河南开封）即帝位，年号天福，史称后晋。后晋外有辽朝[56]统治者的盘剥，内有诸将的叛乱，根本无力经营南方政权，“时晋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57]。正是在中原王朝自顾不暇的背景下，马楚等南方诸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马希范的地位很快得到后晋王朝认可，天福二年（937）十二月，晋“加马希范江南诸道都统，制置武平、静江等军事”[58]。天福四年（939）四月，“加楚王希范天策上将军，赐印，听开府置官属”[59]。在马殷当政时期，马殷不仅身为天策上将军，开设天策府，而且建国立制，紧随其后的马希声虽然实际上继承了马殷的职权，却未能获得如马殷一样的政治地位。后晋王朝允许马希范重开天策府，署置官职，说明马希范的政治地位较马希声时期有所提高。天福四年（939）十一月，马希范正式开设天策府：“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60]
马希范在马楚历史上因成功平定溪州刺史彭士愁的叛乱，成功处理了与溪州各民族的关系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福四年（939）八月，溪州刺史彭士愁起兵犯楚：“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奖、锦州蛮万余人寇辰、澧州，焚掠镇戍，遣使乞师于蜀；蜀主以道远，不许。”[61]对彭士愁的侵犯，马希范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九月，马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衡山兵五千讨伐彭士愁。刘勍等率军猛攻溪州，刺史彭士愁战败，逃出溪州治所进入四面悬绝的山寨负隅顽抗，刘勍作梯栈而上，围攻彭士愁。天福五年（940）正月，刘勍利用大风的有利时机，纵火焚烧彭士愁营寨，彭士愁被迫逃至奖、锦深山之中。同月二十九日（溪州铜柱铭文记为正月十九日，详见溪州铜柱铭文），无路可逃的彭士愁遣其子彭师暠率诸酋长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于楚，溪州之战结束。
溪州之战结束后，马希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处理与溪州诸蛮的关系，首先，将溪州徙于便地，仍用彭士愁为刺史。其次，以刘勍为锦州刺史，对溪州进行监控，使溪峒诸蛮处于马氏势力的监控之下。最后，设立盟誓，推行羁縻安抚政策。上述措施使马希范取得了“自是群蛮服于楚”的效果。为了将马楚与溪州之间的良好关系长期确定下来，马希范自称马援之后，仿马援征交趾立铜柱之例在溪州设立柱，将双方的誓词刻于铜柱之上：“希范自谓伏波之后，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之溪州。”[62]自此之后，溪州彭氏与马楚的关系更加紧密，成为了马楚政权核心集团的重要成员。马希范的这种民族羁縻安抚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随后，“南宁州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张万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63]。“及希范袭位，溪洞酋长，多求款附。”[64]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归顺的地方与马楚直接控制下的辖域存在明显差别，马楚统治者对他们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协调控制权：“其州无官府，唯立牌于冈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65]
三 政权之衰落
马楚政权在马希范统治后期开始走向衰落，这与马希范排斥异己、生活奢靡等因素有关。当政之初，马希范就开始排斥异己，将斗争矛头指向自己的兄弟，首先逼死马希旺：“初，马希声、希范同日生，希声母曰袁德妃，希范母曰陈氏。希范怨希声先立不让，及嗣位，不礼于袁德妃。希声母弟希旺为亲从都指挥使，希范多谴责之；袁德妃请纳希旺官为道士，不许，解其军职，使居竹屋草门，不得预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忧愤而卒。”[66]马希声长于马希范，按照马殷兄弟相继的遗命，尽管马希声由于马殷的刻意安排而排挤了居长的马希振，但对马希范而言，马希声的先己而立并没有违反兄弟相继的长幼之序原则，故胡三省云：“楚王殷有子十余人，嫡子希振长而贤，其次希声与希范同日生，希声以母袁夫人有色而宠盛得立，而希振弃官为道士。希声以长幼之序当让希振，未当让希范也。”[67]那么，马希范为什么要将马希声的同胞弟弟置于死地呢?表面的原因可以理解为是马希范对马希声先己而立的怨愤，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担心马希旺的存在对自己构成威胁，这可以从马希范直接毒杀马希杲的行为得到证明。马希杲乃马希范之弟，身兼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在桂州颇有政绩，马希范遂对马希杲起了疑心。天福元年（936）四月，南汉将孙德威等进攻楚之蒙、桂二州，马希范趁机命其弟武安节度副使马希广代理军府事，自己亲率五千将士前往桂州，以迎击南汉入侵为名，行监视马希杲之实。马希杲恐惧，其母出面为其开脱：“希杲惧，其母华夫人逆希范于全义岭，谢曰：‘希杲为治无状，致寇戎入境，烦殿下亲涉险阻，皆妾之罪也。愿削封邑，洒扫掖庭，以赎希杲罪。’希范曰：‘吾久不见希杲，闻其治行尤异，故来省之，无他也。’”[68]马希杲虽然暂时逃过一劫，却仍被马希范调至朗州，尽管仍带静江节度使衔，实际职权却被架空。即便如此，马希杲最终还是难逃一死，开运二年（945），“楚王希范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惧，称疾求归，不许；遣医往视疾，因毒杀之”[69]。马希范对兄弟的大肆诛杀不仅导致了马楚政权内部政治的动荡，而且将掌握实权能够控制地方的宗族铲除，这虽然暂时稳固了马希范的个人统治，却从根本上削弱了马楚政权对下属藩镇的控制，严重削弱了马楚政权的集中控制力量，导致后来诸马争槽时马楚政权内部缺乏一支能够驾驭全局的绝对力量，最终导致了马楚政权的分崩离析。
马希范的统治还给马楚政权带来了经济上的危机，马殷时期马楚政权地大力完，经济富裕的局面此时走到了尽头，这严重危及了马楚政权的生存。经济上的危机乃至崩溃既与马希范个人的生活作风有关，同时也与马楚政权长期的军事行动有关。在马希范当政初期，由于受顺贤夫人彭氏的约束，奢靡腐化之风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史称“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范惮之”[70]。虽然彭氏的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马希范的奢侈腐化，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马希范放纵的程度。天福三年（938）十月，顺贤夫人彭氏病逝，失去约束的马希范由此纵情声色：“希范始纵声色，为长夜之饮，内外无别。有商人妻美，希范杀其夫而夺之，妻誓不辱，自经死。”[71]“王好学，善诗，颇优礼文士，然性刚愎，且奢靡而喜淫，先王妾媵，多加无礼；又令尼僧潜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强委禽焉，前后数百人，犹有不足之色，曰：‘吾闻轩辕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几乎?’”[72]
除了纵情声色外，马希范还大兴土木，大肆挥霍，这首先表现在天策府府舍建设的规模和奢侈豪华上：“王大兴土木功，建天策府于长沙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楼，天策、勤政等五堂，极栋宇之盛，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率用丹砂，凡数十万斤；地衣，春夏以角簟，秋冬以木棉为之。先是，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有忧色，未几东境山崩，涌丹砂如丘陵，于是收用之颇足。僚吏升殿者，但觉丹砂之气蔼然袭人。”[73]规模巨大的工程对马楚政权已经受损的财政来说无疑是寅吃卯粮，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超出了马楚的经济承受能力，削弱了马楚的经济力量。除此之外，马希范还表现出明显的自大倾向，这同样导致了马楚经济的破坏：“王置银枪都八千人。楚地多产金银茶谷，比年财货丰殖，王奢欲无厌，遂自夸大，为长枪大槊，鋈以白金，募富民年少者充之。是岁作九龙殿，刻沉香为八龙，饰以金宝，各长百尺，抱柱相向，作趋捧之势，己居其中，自言身一龙也。制襥头脚长丈许，以象龙角。向晨将御殿，先焚香龙腹中，烟气郁然而出，若口吐焉。又建会春园、嘉宴堂、金华殿，其费巨万，间携子弟僚属于会春园游宴，学士徐仲雅等赋诗上觞，昼夜无节。”[74]马希范的奢靡腐化一方面打断了马楚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原本丰裕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了马楚经济的崩溃。荆南谋士孙光宪对此早有预见：“楚王希范好奢靡，游谈者共夸其盛。（高）从诲谓僚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孙光宪对曰：‘天子诸侯，礼有等差。彼乳臭子骄侈僭忲，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75]事实的确如此，马希范统治后期，马楚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用度不足，重为赋敛。每遣使者行田，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忧无谷!”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出租。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又听人入财拜官，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贾，布在列位。外官还者，必责贡献。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
是岁，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曰：“殿下长深宫之中，藉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鼙之音，驰骋遨游，雕墙玉食。府库尽矣，而浮费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敛不息。今淮南为仇雠之国，番禺怀吞噬之志，荆渚日图窥伺，溪洞待我姑息。谚曰：‘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罢输米之令，诛周陟以谢郡县，去不急之务，减兴作之役。无令一旦祸败，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请见，辞以昼寝。恒谓客将区弘练曰：“王逞欲而愎谏，吾见其千口飘零无日矣。”王益怒，遂终身不复见之。[76]
第三节 马希萼、马希广内争乱楚
马希范在位时穷极奢侈，导致了马楚经济的崩溃，这动摇了马楚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马希范在诛杀骨肉兄弟的同时，再次将兄终弟及继承制度的长幼原则打乱，以致引发了马希广、马希萼兄弟的争权和战争，使得经济上摇摇欲坠的马楚政权又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了马楚政权的分裂和灭亡。
依马殷遗训，统治权以兄弟相继的方式进行传承，按照这种继承方式，权力的传递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权力在兄弟间平行传承的原则；二是兄弟间的传承遵循长幼相继的原则。但兄弟相继的继承制度在马楚政权内部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马殷在世时就在实际上打乱了兄弟长幼相继的原则，使得居次的马希声具备了越长而立的条件。马希声和马希范之间的传承虽然完全遵从了兄弟相继的原则，但在马希范时期长幼原则再次遭到破坏。马希范诸弟以马希萼年纪最长，按照兄弟继承的长幼原则，马希范死后继位的应该是马希萼。但马希范并没有将马希萼作为继承人培养，给予其作为继承人必要的权力和地位，相反却将马希萼派到朗州任武平节度使，远离统治中心潭州。马希范的同母弟弟马希广则被任命为武安节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领镇南节度使，判内外诸司，在实际地位上高于马希萼，这直接导致了马希广对马希萼继承人地位的威胁。马希广和马希萼之间由此形成了非常尖锐的矛盾，尽管这种矛盾因马希范的掩盖而未爆发，但在马希范逝世之后迅速升级。
天福十二年（947）五月，马希范卒，马希广与马希萼的矛盾迅速激化，两者围绕继承权展开了激烈争夺。马楚政权内部形成了支持马希广和马希萼的两派，这两派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就继承人的人选进行了争论：
都指挥使张少敌、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节度使知永州事希萼，于希范诸弟为最长，请立之；长直都指挥使刘彦瑫、天策府学士李弘皋、邓懿文、小门使杨涤皆欲立希广。张少敌曰：“永州齿长而性刚，必不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当思长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动则可；不然，社稷危矣。”彦瑫等不从。天策府学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虽判军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长，请遣使以礼让之；不然，必起争端。”彦瑫等皆曰：“今日军政在手，天与不取，使他人得之，异日吾辈安所自容乎!”[77]
无疑，就兄终弟及的继承法统而言，马希萼长于马希广，是继马希范之后名正言顺的法理继承人。但由于马希范对马希广的偏爱与扶持，居次的马希广实际上掌握了对继承权的控制，所谓“判军府之政”、“军政在手”指的就是这一事实。刘彦瑫、李弘皋、邓懿文、杨涤等人正是基于马希广已经掌握马楚军政大权的事实才不顾违背长幼原则力主马希广继承统治权。张少敌、拓跋恒等人则根据兄终弟及的长幼继承原则主张由马希萼执掌马楚政权。两派的分歧并不局限于长幼之争，马希广能力有限，马希萼准备充足、力量强大，为夺取统治权作了长期准备也是双方关注或者说争执的另一原因。
马希范卒，判官李（弘）皋以希范同母弟希广为天策府都尉，抚御尤非所长，大校张少敌忧之，建议请立希广庶兄武陵帅希萼，且曰：“希萼处长负气，观其所为，必不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蛮通好，往来甚欢，若不得立，必引蛮军为乱，幸为思之。”李（弘）皋忽怒曰：“汝辈何知，且先大王为都尉，俱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儿可乎?”少敌曰：“国家大事，不可拘以一途，变而能通，所以国长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当妙设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动乃可，不然，则社稷去矣。”皋愈怒，竟不从少敌之谋，少敌度无可奈何，遂辞不出。[78]
对马希萼的逼迫之势马希广深有体会，正因为如此，他对继承人的纷争表现得犹豫不决，“希广懦弱，不能自决”。[79]企图趁此机会建立功勋的刘彦瑫等假称马希范遗命，于五月十一日将马希广推上了马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马楚兄终弟及继承制度的长幼原则再次被打乱。马希广和马希萼随之展开了长期的军事角逐。
马楚政权是中原王朝形式上的臣属，因此，中原王朝对继承者人选的认定及地位的肯定对马楚统治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此时中原正处于后汉王朝统治时期，刘知远利用晋出帝北迁之际，依靠中原人民反契丹暴行的有利时机在大梁建立了后汉政权。但后汉“投机”政权的力量十分有限，是五代王朝中最为孱弱的一个朝代，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内部叛乱尚不能有效控制和解决，对孤悬江南的马楚政权内部的权位之争自然更无力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更遑论进行有效的介入。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自顾不暇的后汉王朝对马楚政权内部的权位之争采取了以事实为准绳的标准，于天福十二年（947）七月册封实际控制马楚军政的马希广为“天策上将军、武安节度使、江南诸道都统，兼中书令，封楚王”[80]。马希广的统治地位得到了中原王朝确认。
潭州内部将士对继承人的选择存在分歧，形成了朗州派和潭州派两股主要势力。马希广在刘彦瑫、李弘皋等人的支持下继承王位后，以马希崇为代表的朗州派勾结马希萼，共同对付马希广：“楚王希广庶弟天策左司马希崇，性狡险，阴遗兄希萼书，言刘彦瑫违先王之命，废长立少，以激怒之。”[81]尽管马希广已经正式继承了马楚统治权，尽管中原王朝对这一事实予以了确认，但马希萼并没有就此放弃对统治权的争夺。他以奔丧为名，自朗州率军进逼潭州。马希广采纳刘彦瑫的建议，命令侍从都指挥使周廷诲带领水军迎击，把马希萼及前来吊丧的朗州将士阻隔在砆石，命令朗州将士释甲而入，随后又把马希萼囚禁在碧湘宫，不准其与马希广相见。马希萼本想借奔丧之机逼马希广让位，却因刘彦瑫等人的阻拦未能奏效，于是要求返回朗州，准备纠集朗州辖部和溪峒势力与马希广进行争夺。对于马希萼回朗州的请求，刘彦瑫等人认为是纵虎归山，有害无利，周廷诲等甚至要求杀马希萼以绝后患。但马希广懦弱无断，没有杀马希萼，并且说“吾何忍杀兄，宁分潭、朗而治之”[82]。随即“厚赠希萼，遣还朗州”。马希广犹豫不决，坐失时机，终于导致了马希萼的再度进攻和自己的失败。而觊觎继承权的马希崇更加紧了与朗州的勾结：“希崇常为希萼诇希广，语言动作，悉以告之，约为内应。”[83]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马希广的失败已成定局。
自潭州脱险返回朗州后，马希萼首先准备自立于朗州，与马希广分治湖南。虽然在事实上朗州与潭州已经处于分治状态，但朗州要想获得与潭州同等的政治地位，真正实现分湖南而治的目的，还需获得中原后汉王朝的认可和册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希萼于乾祐元年（948）上书后汉王廷，请求与楚王马希广各修职贡，求朝廷另授官爵。马希萼的计划遭到了马希广的破坏：“希广用天策府内都押牙欧弘练、进奏官张仲荀谋，厚赂执政，使拒其请。”[84]后汉王朝对马希广行动给予配合：“九月，壬子，赐希萼及楚王希广诏书，谕以：‘兄弟宜相辑睦，凡希萼所贡，当附希广以闻。’”[85]马希萼拒不听命，继续从事分湖南而治的活动。同年十二月，马希萼“献银器千五百两”，企图借此获得后汉王朝的封爵，实现分湖南而治的目的，但后汉王朝依然不允：“朗州节度马希萼献银器千五百两，降诏奖
，仍谕之云：所修职贡，旧有规程，念航深梯险之劳，重违卿意；在诱善劝忠之道，本实朕心。今后凡有进献，可与希广商量，庶叶雍和，不爽体制。”[86]马希萼与马希广分湖南而治的计划落空。乾祐二年（949），马希萼纠集各方力量，武力进攻潭州，准备取马希广而代之：“马希萼悉调朗州丁壮为乡兵，造号静江军，作战舰七百艘，将攻潭州。”[87]
在马希萼积极谋划分湖湘[88]而治，马氏兄弟为权力纷争不休之际，与马楚素有辖域争端的南汉趁潭州无暇外顾的时机发起进攻，使得马楚边疆吃紧：“南汉主遣知制诰宣化钟允章求婚于楚，楚王希广不许。南汉主怒，问允章：‘马公复能经略南土乎?’对曰：‘马氏兄弟，方争亡于不暇，安能害我!’南汉主曰：‘然。希广懦而吝啬，其士卒忘战日久，此乃吾进取之秋也。’”[89]乾祐元年（948）十二月，南汉以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将兵进击楚，攻贺州。马希广遣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等将兵五千前往援助，但徐知新所部尚未到达，贺州已被南汉兵攻陷。南汉据守贺州，又“凿大阱于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机轴，自堑中穿穴通阱中”[90]。做好了迎战徐知新等的准备。马楚军抵达贺州城下，遂进攻贺州，南汉“遣人自穴中发机，楚兵悉陷，南汉出兵从而击之”[91]。结果马楚大败，南汉乘机攻陷昭州。
面对马希萼的进攻，马希广提出了妥协退让的策略：“朗州，吾兄也，不可与争，当以国让之而已。”[92]但刘彦瑫、李弘皋等深恐马希萼当政追究当日立马希广之咎，坚决反对马希广以王位相让，并积极部署军队迎战马希萼：“以岳州刺史王赟为都部署战棹指挥使，以彦瑫监其军。”[93]乾祐二年（949）八月十八日，双方在仆射洲发生遭遇战，马希萼大败，损失战舰三百余艘，狼狈逃归朗州。
仆射洲之败后，马希萼认为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潭州，于是纠合辰、溆诸蛮在乾祐三年（950）六月再次对潭州发起进攻：“马希萼既败归，乃以书诱辰、溆州及梅山蛮，欲与共击湖南。蛮素闻长沙帑藏之富，大喜，争出兵赴之，遂攻益阳。”[94]马希广遣指挥使陈璠领兵抵御，双方在淹溪展开激战，陈璠战死。七月，马希萼又遣蛮兵进攻迪田。八月，马希萼攻拔迪田，杀镇将张延嗣。马希广遣指挥使黄处超率兵救援，同样不敌，黄处超败死。朗州兵锋直逼潭州，马希广命牙内指挥使崔洪琏将兵七千屯玉潭以阻止朗州兵东进。马希萼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再一次向后汉王朝提出了分湖南而治的要求：“表请别置进奏务于京师。”[95]九月，后汉王朝以湖南已有进奏务为由拒绝了马希萼的请求。马希萼对后汉王朝心怀怨恨，遂称藩于南唐：“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广，怒，遣使称藩于唐，乞师攻楚。”[96]处于对外扩张阶段的南唐统治者接受了马希萼的投靠：“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税赐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将兵助希萼。”[97]马希萼弃汉投唐及唐的出兵使马楚内争规模进一步扩大。马希广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同时面对来自朗州、诸蛮以及南唐的势力。
为了应对马希萼和南唐兵的攻击，乾祐三年（950）十月，马希广遣使向后汉王朝告急：“荆南、岭南、江南连谋，欲分湖南之地，乞发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98]后汉王朝自建立之初就政局不稳，诸将反叛不断，自顾不暇的后汉政权对江南事务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对马希广的请兵，刘氏统治者虽然决定发兵援助，但兵未行而郭威之难作，后汉政权易主，救援未能实现：“朝廷议发兵，以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为都部署，以救潭州，会内难作，不果。”[99]当初拥立马希广的刘彦瑫心知除了打败马希萼之外别无退路，自请率将士万余人，战舰一百五十余艘逼朗州攻打马希萼。“以朗州与山蛮入寇，诸将屡败，忧形于色”[100]的马希广大喜，立即任命刘彦瑫为战棹都指挥使、朗州行营都统，率军进逼朗州。马希广进逼朗州的行动实际上是要变被动为主动，比固守潭州是一种进步。但马希广主动出击朗州的战略接连遭到失败，首先是刘彦瑫在朗州遭遇湄州之败：“彦瑫入朗州境，父老争以牛酒犒军，曰：‘百姓不愿从乱，望都府之兵久矣!’彦瑫厚赏之；战舰过，则运竹木以断其后。是日，马希萼遣朗兵及蛮兵六千、战舰百艘逆战于湄州，彦瑫乘风纵火以焚其舰，顷之，风回，反自焚。彦瑫还走，江路已断，士卒战及溺死者数千人。”[101]湄州之败使马希广惊慌失措，一向吝啬，“罕颁赐”的马希广“大出金帛以取悦于士卒”，[102]以图在马希萼攻打潭州时能有效地组织抵抗。但他对勾结马希萼，觊觎己位的马希崇却不加处罚，反而继续将这一致命威胁留在身边。潭州将士以马希崇流言惑众，谋反的意图十分明显，要求马希广杀马希崇以安军心，但马希广以“吾自害其弟，何以见先王于地下!”[103]为辞拒绝。马希广的犹豫不决使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胡三省讥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希广之亡宜矣。”[104]
刘彦瑫进击朗州之际，马希广同时遣马军指挥使张晖自他道进攻朗州，与刘彦瑫共同形成对朗州的夹击之势。张晖进军至朗州之龙阳县，闻悉刘彦瑫遭遇湄洲之败，夹击之势无法形成，于是退军屯驻益阳。马希萼乘湄州之捷加紧反击，遣指挥使朱进忠等将兵三千攻打退屯益阳的张晖。张晖无心抵抗，竟带领部分人马以出城袭击朗军为名，出益阳逃归潭州：“张晖绐其众曰：‘我以麾下出贼后，汝辈留城中待我，相与合势击之。’既出，遂自竹头市遁归长沙。”[105]益阳城内失去主帅，处境更加不利，朱进忠等猛攻益阳，城内军民九千余人战死。为了挽救危局，马希广遣使往朗州劝马希萼罢兵：“楚王希广遣其僚属孟骈说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仇，北面事唐，何异袁谭求救于曹公邪!’希萼将斩之，骈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骈若爱死，安肯此来!骈之言非私于潭人，实为公谋也。’乃释之，使还报曰：‘大义绝矣，非地下不相见也!’”[106]劝说失败后，马希广无计可施，只能坐以待毙。马希萼则加快了攻打潭州的步伐，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马希萼命其子马光赞留守朗州，自称顺天王，悉发朗州之兵攻讨长沙。马希广、马希萼兄弟的权位争夺进入最后斗争阶段。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二十八日，马希萼军抵达湘阴，大肆焚掠后，进逼潭州。与此同时，朱进忠在玉潭打败崔洪琏，进军潭州，与马希萼共同形成了对潭州的夹攻之势。马希广在军事防御失败，遣使讲和无效的被动局面下，面对朗州多路围攻潭州的危急形势，不得不再次组织抵抗：“马希广遣刘彦瑫召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帅战舰五百艘屯城北津，属于南津，以马希崇为监军；又遣马军指挥使李彦温将骑兵屯驼口，扼湘阴路，步军指挥使韩礼将二千人屯杨柳桥，扼栅路。”[107]从上述军事部署来看，马希广对朗州兵的防御是切合实际的，但他用人不当，马希崇觊觎权位已久，反叛之迹甚明，马希广却使之充任监军，最终因马希崇、许可琼的倒戈而迅速失败：
初，蛮酋彭师暠降于楚，楚人恶其犷直；楚王希广独怜之，以为强弩指挥使，领辰州刺史，师暠常欲为希广死。及朱进忠与蛮兵合七千余人至长沙，营于江西，师暠登城望之，言于希广曰：“朗人骤胜而骄，杂以蛮兵，攻之易破也。愿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后，至水西，令许可琼以战舰渡江，腹背合击，必破之。前军败，则其大军自不敢轻进矣。”希广将从之。时马希萼已遣间使以厚利啖许可琼，许分湖南而治，可琼有贰心，乃谓希广曰：“师暠与梅山诸蛮皆族类，安可信也!可琼世为楚将，必不负大王，希萼竟何能为!”希广乃止。
希萼寻以战舰四百余艘泊江西。希广命诸将皆受可琼节度，日赐可琼银五百两，希广屡造其营计事。可琼常闭垒，不使士卒知朗军进退。希广叹曰：“真将军也，吾何忧哉!”可琼或夜乘单舸诈称巡江，与希萼会水西，约为内应。一旦，彭师暠见可琼，瞋目叱之，拂衣入见希广曰：“可琼将叛国，人皆知之，请速除之，无贻后患。”希广曰：“可琼，许侍中之子，岂有是邪!”师暠退，叹曰：“王仁而不断，败亡可翘足俟也!”[108]
除了用人不当，指挥不力之外，马希广将主要精力放在昵佛却兵等虚妄之事上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两军久不得战。希广信巫觋及僧语，塑鬼于江上，举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楼，手指水西，怒目视之，命众僧日夜诵经，希广自衣僧服膜拜求福。”[109]乾祐三年（950）十二月，马希萼对潭州发起了最后进攻：
朗州步军指挥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蛮兵三千陈于杨柳桥，敬真望韩礼营旌旗纷错，曰：“彼众已惧，击之易破也。”朗人雷晖衣潭卒之服潜入礼寨，手剑击礼，不中，军中惊扰。敬真等乘其乱击之，礼军大溃，礼被创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陆急攻长沙，步军指挥使吴宏、小门使杨涤相谓曰：“以死报国，此其时矣!”各引兵出战。宏出清泰门，战不利；涤出长乐，战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许可琼、刘彦瑫按兵不救。涤士卒饥疲，退就食；彭师暠战于城东北隅。蛮兵自城东纵火，城上人招许可琼军使救城，可琼举全军降希萼，长沙遂陷。[110]
长沙陷落之后，马希萼的朗州兵将及利诱而至的蛮兵进行了疯狂的抢掠，长沙被洗劫一空，马殷以来积累的财富落入朗州和蛮兵之手，马楚经济遭到自马希范以来更加严重的破坏：“朗兵及蛮兵大掠三日，杀吏民，焚庐舍，自武穆王以来所营宫室，皆为灰烬，所积宝货，皆入蛮落。”[111]在朗州兵攻克长沙之际，李彦温、刘彦瑫等率两千余人护送马希范与马希广诸子奔袁州，投靠南唐。潭州城内的其余马希广诸将，张晖等投降，吴宏、彭师暠等力尽被俘。马希广、李弘皋、杨涤等人被囚禁。十四日，马希萼夺取了马希广的一切政治权力：“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112]一直在潭州作内应的马希崇被任命为节度副使，判官府事。李弘皋、李弘节、唐昭胤、杨涤、邓懿文等马希广心腹被处死。十五日，马希广被赐死。至此，马希广、马希萼兄弟对继承权的争夺以马希萼的胜利而结束。这场争夺使马楚政权元气大伤，军事实力严重削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汉、南唐乃至荆南乘机对湖南发动进攻，马氏政权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
第四节 马希崇亡楚入唐
马希萼主持湖南军政后，任命马希崇为武安节度副使，总判湖南军府事，马希崇掌握了湖南军政实权。对起家的朗州基地，马希萼任用其子马光赞为武平留后，命何敬真为朗州牙内都指挥使，领兵戍守朗州。对外，马希萼中断了马楚政权长期推行的对中原王朝的事大政策，转而臣附南唐。广顺元年（951）二月，马希萼遣掌书记刘光辅至南唐入贡，对马楚早有窥图之心的南唐趁机打探马楚虚实：“刘光辅之入贡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辅密言：‘湖南民疲主骄，可取也。’唐主乃以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潜谋进取。”[113]为了麻痹马希萼，三月，唐主李璟又以右仆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至潭州册封马希萼：“唐以楚王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114]总之，马希萼接管湖南军政之后，内部大权旁落，外部强邻虎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尽管内外危机潜伏，马希萼却浑然不知，依然纵情享乐，掠取民财以赏士卒，委政马希崇，昵近小人，刑政十分混乱：“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旧怨，杀戮无度，昼夜纵酒荒淫，悉以军府事委马希崇。希崇复多私曲，政刑紊乱。府库既尽于乱兵，籍民财以赏赍士卒，或封其门而取之，士卒犹以不均怨望；虽朗州旧将佐从希萼来者，亦皆不悦，有离心……小门使谢彦颙，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宠于希萼，至与妻妾杂坐，恃恩专横。常肩随希崇，或拊其背；希崇衔之。故事，府宴，小门使执兵在门外；希萼使彦颙预坐，或居诸将之上，诸将皆耻之。”[115]马希萼的骄纵荒淫和刑政紊乱导致了部下离心和民心不附，为朗州土著势力趁机发动兵变脱离马楚控制提供了机会。
马希萼攻陷潭州后，由于蛮兵的劫掠焚毁，潭州被洗劫一空。主政潭州之后，马希萼命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等出身朗州的将领率部下千余人修治府舍。马希萼纵情声色不恤下情，对王、周及所率朗州兵督促甚急，由于工役繁重，又无犒劳安抚，朗州将士怨恨不已：“囚免死则役作之。我辈从大王出万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终日酣歌，岂知我辈之劳苦乎!”[116]王逵、周行逢闻悉士卒怨愤，遂谋兵变：“众怨深矣，不早为计，祸及吾曹。”[117]广顺元年（951）三月十一日夜，王逵、周行逢等率部下执长柯斧、白梃等工具发动兵变，连夜逃回朗州。马希萼遣湖南指挥使唐师翥率领千余人追击兵变将士，但未能追及王逵、周行逢及所领逃卒，遂直接进逼朗州。王逵、周行逢趁唐师翥追兵疲乏的有利时机伏兵袭之，大败唐师翥，追兵死伤殆尽，唐师翥狼狈逃回潭州。王逵等废掉马希萼留守朗州的武平留后马光赞，另立马希振之子马光惠为留后，旋又奉马光惠为武平节度使，王逵、何敬真、张倣等掌握实际权力。至此，在马氏兄弟内争过程中崛起的朗州土著势力终于摆脱了潭州政权的控制，建立了与之并立的朗州政权。马希萼“具以状言于唐”，试图依靠南唐的力量压制朗州，唐主虽然“遣使以厚赏招谕之”，但王逵等“纳其赏，纵其使，不答其诏”[118]。潭州与南唐对朗州的压制未能奏效，朗州完全脱离潭州的控制而自立，这是马希萼当政时期马楚的第一次分裂。
第一次潭州兵变之后，马希萼依旧为政无信，不体恤安抚士卒，由此使得“将卒皆怨怒，谋作乱”[119]。纵酒荒淫的马希萼对此一无所知。实际处理军政事务的马希崇虽然知晓将士“谋作乱”的事实，却故意对马希萼隐瞒实情，终于酿成了马希萼就任以来的第二次潭州兵变：“戊寅，希萼宴将吏，徐威等不预，希崇亦辞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驱踶啮马十余入府，自帅其徒执斧斤、白梃，声言絷马，奄至座上，纵横击人，颠踣满地。希萼踰垣走，威等执囚之；执谢彦颙，自顶及踵剉之。立希崇为武安留后，纵兵大掠。幽希萼于衡山县。”[120]马希崇成为马楚政权的继承者。不久，被马希崇放逐到衡山的马希萼在彭师暠等人的扶助下建立了衡山政权，湖南境内于是形成了朗州、潭州、衡山三大势力并立的局面：
初，马希萼入长沙，彭师暠虽免死，犹杖背黜为民；希崇以为师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实欲师暠杀之，师暠曰：“欲使我为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谨。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挥使廖偃，匡图之子也，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曰：“吾家世受马氏恩，今希萼长而被黜，必不免祸，盍相与辅之!”于是帅庄户及乡人悉为兵，与帅暠共立希萼为衡山王，以县为行府，断江为栅，编竹为战舰，以师暠为武清节度使，召募徒众，数日，至万余人，州县多应之。遣判官刘虚己求援于唐。[121]
马希萼衡山政权建立后，马楚辖域内衡山、朗州、潭州三足鼎立，这三大势力或投靠南唐，或倚仗中原，彼此争夺不休。以刘言、[122]王逵、周行逢等为代表的朗州土著集团趁潭州内部混乱之际，打出声讨马希崇篡夺之罪的旗号，发兵进攻长沙。广顺元年（951）九月二十三日，朗军抵达益阳西部，马希崇一方面遣兵拒守，另一方面则遣使至朗州求和，请与朗州以邻藩相处。但朗州土著集团的目的是占有整个湖南，夺回马氏集团的控制权，故而对马希崇的求和不予理睬，深谙此点的朗州将士劝其继续攻打马希崇：“掌书记桂林李观象说言曰：‘希萼旧将佐犹在长沙，此必不欲与公为邻；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后图湖南，可兼有也。’言从之。”[123]马希崇尽管控制了潭州军政，但潭州经过长期内争和战火焚荡力量已损耗殆尽，马希萼时期又从中分出新的朗州和衡州势力，潭州的力量实际上遭到严重削弱，军事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面对刘言的进逼，马希崇再度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希崇畏言，即断都军判官杨仲敏、掌书记刘光辅、牙内指挥使魏师进、都押牙黄勍等十余人首，遣前辰阳县令李翊赍送朗州；至则腐败，言与王逵等皆以为非仲敏等首，怒责翊，翊惶恐自杀。”[124]马希崇夺位以来在内政对外关系上的荒淫无能，潭州局势的日益危蹙等导致了部下将士的离心。在马希崇夺位过程中出力甚多的马步都指挥使徐威等因马希崇杀杨仲敏等送刘言，深恐自己及祸，遂密谋杀马希崇以自救：“徐威等见希崇所为，知必无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丧败，俱及祸，欲杀希崇以自解。”[125]外有朗州、衡山之逼，内有徐威反叛之虞，马希崇无法应对来自这三个方面的进攻，于是“密遣客将范守牧奉表请兵于唐”[126]。由此导致了南唐的入湘灭楚。
广顺元年（951）十月，唐主李璟命边镐自袁州将兵万人西趣长沙，武昌节度使刘仁赡率兵攻岳州，对潭州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边镐率军自江西进入湖南，挺进醴陵，进逼长沙。十月初五，马希崇遣使至边镐营犒军，十月二十四日，马希崇被迫遣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奉笺诣边镐请降。二十五日，马希崇率领弟侄等亲自迎接边镐，“望尘而拜”。二十六日，边镐率军进入潭州城，舍于浏阳门楼，对潭州将士进行赏赐。在边镐顺利进军的同时，刘仁赡率水军攻取了岳州。潭州所控制的地区全部被南唐占领，边镐任武安节度使。马希崇引寇入境导致马氏政权败亡，却仍想居留潭州，边镐不允，于十一月将其举族迁至南唐：“唐边镐趣马希崇帅其族入朝，马氏聚族相泣，欲重赂镐，奏乞留居长沙。镐微哂曰：‘国家与公家世为仇敌，殆六十年，然未尝敢有意窥公之国。今公兄弟斗阋，困穷自归，若复二三，恐有不测之忧。’希崇无以应，十一月，辛酉，与宗族及将佐千余人号恸登舟，送者皆哭，响振川谷。”[127]
在马希崇率众入朝之际，边镐又遣先锋都指挥使李承戬将兵如衡山，督促马希萼入朝。衡山的势力本来就比较弱小，在南唐的军事逼迫之下，马希萼于十一月率领将士万余人自潭州东下入朝南唐，马氏家族在湖南的统治宣告结束。
附：《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一月。胡三省注云：“唐昭宗光启三年，马殷从孙儒攻杨行密，乾宁三年，得湖南，自此与江淮为敌国。自光启三年至是年，适六十年。”胡三省此注有两误：其一，懿宗以来唐末诸帝行带“光”字年号的唯僖宗光启和昭宗光化两例，光启为僖宗李儇所行年号，胡注称“昭宗光启”无疑是不正确的。其二，自僖宗光启三年（887）至边镐胁迫马希崇率族入朝的后周广顺元年凡六十五个春秋，胡注称“自光启三年至是年，适六十年”，年数统计明显有误。无论是胡注的“适六十年”还是边镐的“殆六十年”，两种说法的时间下限是相同的，都是马氏政权灭亡的后周广顺元年十月。自后晋天福二年（937）李昪代吴建唐至后周广顺元年李璟出兵灭楚仅十五年，这与胡注的“适六十年”及边镐的“殆六十年”在时间数量上均相距甚远。据此可知，无论是“适六十年”还是“殆六十年”所言的时间都包括南唐的前身吴在内，边镐所言的“国家与公家世为仇敌，殆六十年”指的就是吴、南唐与楚敌对关系持续的时间。因此，吴政权与楚建立者马殷敌对关系形成的起点就是两者“适六十年”或“殆六十年”敌对关系的上限。
根据边镐“国家与公家世为仇敌”一语的含义，可知两者之间敌对关系的确立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其一，两者之间存在敌对行为；其二，敌对关系确立时杨行密的吴政权已经建立，或者至少在事实上控制了该政权所在的核心区域并获得了统治该地区的合法身份，具有相当于国家的地盘和权力，唯有如此，才符合国（吴、南唐）家与公（马希崇）家对立的标准。光启三年十月，“秦宗权遣其弟宗衡将兵万人渡淮，与杨行密争扬州，以孙儒为副，张佶、刘建锋、马殷及宗权族弟彦晖皆从”。此时杨行密与马殷之间虽然存在敌对行为，但敌对关系确立的第二个标准即吴政权已经建立这一条件并未满足。光启三年十月杨行密始“帅诸军合万五千人入城……自称淮南留后”，“自称淮南留后”说明杨行密未能获得唐王朝的正式任命，对淮南的控制在身份上是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地域上未能实现对扬州等淮南中心城市的控制，文德元年（888）四月就因“广陵饥弊已甚，蔡贼复来，民必重困”等原因而退出扬州。正因为初入扬州的杨行密未能控制淮南，也未能获得唐廷的正式任命，因而光启三年十月并不能作为杨吴政权建立的起始时间，发生在是年的杨行密与马殷的敌对行为不符合国家与公家对立的标准，将僖宗光启三年定为吴、南唐与楚敌对关系的起点是不合适的。
吴政权建立的起点应该以杨行密再入扬州实际控制淮南并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从而获得统治淮南的合法身份算起。对杨行密再入扬州并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旧唐书》、《旧五代史》、《九国志》、《新五代史》徐无党注均有记载，但所记年份不一。《旧唐书》云：“（大顺二年三月）孙儒亦病，为帐下所执，降行密。行密乃并孙儒之众，复据广陵。”《旧五代史》载：“晋天福二年，（杨）溥不得已逊位于（李）昪……自唐大顺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逊位，凡四十七年而亡。”《九国志》云：“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扬州，唐以为淮南节度使。”《新五代史》徐无党注曰：“据《吴录》《运历图》《九国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扬州，至晋天福二年，为李昪所篡，实四十六年。而《旧唐书》《旧五代史》皆云：大顺二年入扬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吴录》徐铉等撰，《运历图》龚颖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记宜得实。而唐末丧乱，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铉、颖所记为定。”《旧唐书》、《旧五代史》、《九国志》、《新五代史》徐无党注提供了两种关于杨行密再入扬州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时间：一是大顺二年（891），一是景福元年（892）。对比两种记载可以发现，徐铉、龚颖的景福元年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本国人记本国事，比刘昫、欧阳修根据史料追记的大顺二年说更具可信度。正因如此，《资治通鉴》也持杨行密景福元年再入扬州任淮南节度使的观点：“（景福元年）秋，七月，丙辰，至广陵……八月，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十国春秋》亦采信景福元年杨行密再入扬州说：“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扬州，至天祚三年为南唐所篡，盖晋天福二年也。历传四主，凡四十六年。”综上所述，可知杨行密再入扬州被唐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是在景福元年而非大顺二年。景福元年八月杨行密已稳固了对扬州的控制并获得了唐廷淮南节度使的旌节，标志着杨行密的吴政权已经在事实上建立，而杨行密与马殷之间的敌对行动此前早已发生，因此，景福元年八月杨行密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这个时间点符合边镐所说的“国家与公家世为仇敌，殆六十年”的现实，以此作为两者敌对关系的起点当无问题。
自吴政权与马殷敌对关系确立的景福元年八月至马希崇被迫率族入朝的后周广顺元年十月，双方对峙的时间就概数而言恰六十年，就实数而言则五十九年有余而六十年稍欠，对峙的实际时间颇符合边镐“殆六十年”之说。边镐是攻灭湖南马氏政权的主帅，灭楚前曾以信州刺史兼湖南安抚使身份长期窥视湖南，对吴、南唐与楚敌对关系的历史十分清楚，而且边镐的目的是强调吴、南唐与楚敌对时间之长，嫌怨之深，借此敦促以马希崇为首的马氏家族顺应情势迅速入朝以免遭杀身之祸，故其所言之“殆六十年”指的是两者敌对关系的实际时间当无疑问。
第五节 后马楚政权与纳土归宋
一 后马楚政权
广顺元年（951）征服马氏政权之后，由于将帅安置失当和统治政策出现失误，南唐很快失去所占湖湘之地，侵楚兵力被迫撤回，马氏旧部王逵、周行逢等朗州籍将士相继统治原马氏政权部分故地，一直持续至乾德元年（962）纳土入宋。我们将马氏政权之后王逵、周行逢等建立的政权称为后马楚政权。后马楚政权实际上是马氏政权的延续，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就统治地域而言，后马楚政权控制了岭南以北除郴州、连州以外的马氏旧地，即马氏政权时期的潭州藩镇和朗州藩镇；从后马楚政权的领导成员来看，刘言、周行逢等均是原马氏政权的旧部和将领；从所执行的政策来看，后马楚政权继续推行马氏政权的诸如事大政策、发展经济等措施，这都是马氏政权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以王逵、周行逢为代表的朗州土著集团在湖湘的统治是马楚政权发展进程上的最后一环，是马楚政权发展线索的集中体现。总之，后马楚政权与马氏政权有紧密的关系，可以看作是马楚政权的一部分。
马希萼、马希崇兄弟及其族人迁往南唐之后，湖南马氏政权暂时落入南唐的统治之下，但南唐未能完全控制原马氏政权下的全部疆域。首先，朗州土著集团并没有听命于南唐，成为独据一方的势力；其次，在南唐觊觎马楚政权的同时，南汉趁机对马楚岭南诸州进行攻掠，并占领了原马楚岭南各州。广顺元年（951）十一月，“南汉主遗希隐书，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余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寻戈，自相鱼肉，举先人基业，北面仇雠。今闻唐兵已据长沙，窃计桂林继为所取。当朝世为与国，重以婚姻，睹兹倾危，忍不赴救!已发大军水陆俱进，当令相公舅永拥节旄，常居方面。’希隐得书，与僚佐议降之，支使潘玄珪以为不可。丙寅，吴怀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隐、可琼帅其众，夜斩关奔全州，桂州遂溃。怀恩因以兵略定宜、连、梧、严、富、昭、柳、龚、象等州，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128]马楚自此失去长期控制的静江节度使辖地，势力局限于武安、武平二镇。不仅如此，夺取了岭外诸州的南汉趁南唐进攻马楚之际，也想在分割马楚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继续向岭北扩展，将目光投向原马氏控制下的岭北旧地，与控制马氏旧地的南唐势力接触，两者之间发生了对峙：“南汉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将兵攻郴州，唐边镐发兵救之；崇彻败唐兵于义章，遂取郴州。”[129]南汉随即将目标指向道州、全州等地。
在朗州势力拒不降服，南汉兵趁唐兵在湖南立足不稳之际大肆北扩，南唐连丧马氏旧地的同时，南唐在马楚辖域内的统治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刚刚进入湖南之际，南唐将领十分注意收揽马氏政权的民心，边镐攻克潭州，逢湖南饥馑，“镐大发马氏仓粟赈之，楚人大悦”[130]。刘仁赡攻克岳州后，“抚纳降附，人忘其亡”[131]。正因为南唐将士注意收揽民心，所以马氏政权内部民众对南唐的入侵并无明显抵触，这从潭州将士舍马希萼而请边镐为帅一事得到证明：“马希萼望唐人立己为潭帅，而潭人恶希萼，共请边镐为帅，唐主乃以镐为武安节度使。”[132]但南唐在湖南施行的惠民政策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被暴掠政策取代。
“图闽吊楚，几致治平”[133]的胜利滋长了南唐统治者的自大情绪，中主李璟统一天下的心情更加迫切，司马光等对此作了描述：“唐主自即位以来，未尝亲祠郊庙，礼官以为请，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后告谢。’及一举取楚，谓诸国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乐其风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唐主许之，岑趋下拜谢。其主骄臣佞如此。”[134]当然，南唐并不缺乏贤明之士，他们对马楚灭亡之后的湖南局势看得非常清楚，也深谙占领湖南与稳固湖南的差异，在“唐百官共贺湖南平”的情况下，南唐起居郎高远却向李璟提出他的担忧：“我乘楚乱，取之甚易。观诸将之才，但恐守之难耳!”[135]司徒李建勋也预见到了得楚而不能守楚的危险后果：“祸其始于此乎!”[136]
事实上，南唐对马楚旧地的控制情势已经发生逆转，武安节度使边镐在潭州统治不力，无法有效地控制湖南军政：“唐武安节度使边镐，昏懦无断，在湖南，政出多门，不合众心。”[137]“政无纲纪，惟日设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138]欧阳广上言：“镐非将帅才，必丧湖南，宜别择良帅，益兵以救其败。”[139]不仅如此，南唐还一改初入湖南时的恤民作风，大肆掠夺湖南财富，将原马氏政权下的积累运往南唐：“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舟舰、亭馆、花果之美者，皆徙于金陵。”[140]在掠夺财货的同时，南唐又在湖南横征租赋：“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湖南租赋以赡戍兵。继勋等务为苛刻，湖南人失望。”[141]此外，与南汉争夺马氏旧地的战争也加重了原马氏政权下民众的负担，中主李璟对此亦有认识：“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将李建期屯益阳以图朗州，以知全州张峦兼桂州招讨使以图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谓冯延己、孙晟曰：‘楚人求息肩于我，我未有抚其疮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来苏之望。吾欲罢桂林之役，敛益阳之戍，以旌节授刘言，何如?’”[142]尽管李璟罢桂林之役，敛益阳之戍，以旌节授刘言的计划得到了孙晟的支持，却因冯延己“吾出偏将举湖南，远近震惊；一旦三分丧二，人将轻我。请委边将察其形势”[143]的反对而放弃，罢兵息民的计划落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南唐在湖南的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奉节都的叛乱。
乾祐二年（949）二月，蒙城镇将咸师朗率部下投降南唐，唐主将咸部编为奉节都。南唐征楚，奉节都随边镐出征。攻克潭州之后，边镐为收揽湖南将士，对投降的马氏旧将大加封赏：“镐舍于浏阳门楼，湖南将吏毕贺，镐皆厚赐之。”[144]在攻克湖南过程中出力甚多的奉节都将士不仅未能获得封赏，反而被克扣粮饷，这导致了奉节都将士的强烈不满，遂密谋兵变：“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减士卒粮赐，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怒曰：‘昔吾从咸公降唐，唐待我岂如今日湖南将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禄赐，又减之，不如杀绍颜及镐，据湖南，归中原，富贵可图也!’”[145]广顺二年（952）正月初三夜，奉节都将士在孙朗、曹进的领导下，“束藁潜烧府门”，但“火不然”，边镐随之率兵镇压，并且假鸣鼓角打乱奉节都的部署，奉节都“据湖南，归中原”的计划落空，遂逃离潭州，奔朗州投王逵。孙朗积极鼓动王逵进攻潭州：“朗在金陵数年，备见其政事，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如此，得国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请为公前驱，取湖南如拾芥耳!”[146]目睹南唐在潭州统治的混乱及与南汉争夺的屡屡失利，朗州王逵伺机准备进攻潭州。
边镐控制下的湖南实际上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他对此并无警觉。南唐虽有人上奏言边镐“非将帅才，必丧湖南，宜别择良帅，益兵以救其败”[147]。李璟却依旧使边镐在控制潭州的同时继续经略朗州。不仅如此，边镐还听信刘言忠顺的传言，对朗州可能的进攻未进行真正的军事准备。刘言却在王逵“武陵负江湖之险，带甲数万，安能拱手受制于人!边镐抚驭无方，士民不附，可一战擒也”。[148]周行逢“机事贵速，缓则彼为之备，不可图也”[149]的怂恿下，积极准备讨伐潭州，重新恢复湖南政权。
广顺二年（952）十月，刘言遣指挥使王逵、周行逢、何敬真、张倣、蒲公益、朱全琇等人分道进攻长沙，边镐遣指挥使郭再诚等领兵驻屯益阳，阻遏朗州的进攻。但南唐在湖南的统治非常薄弱，在朗州的强大攻势下，边镐所率诸部节节败退，最终被迫撤出湖南，马楚岭北旧地全被刘言占据，南唐对湖南的统治结束：
冬，十月，逵等将兵分道趣长沙，以孙朗、曹进为先锋使，边镐遣指挥使郭再诚等将兵屯益阳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执都监刘承遇，裨将李师德帅众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军士举小舟自蔽，直造益阳，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杀戍兵二千人。边镐告急于唐。甲午，逵等克桥口及湘阴，乙未，至潭州。边镐婴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镐弃城走，吏民俱溃。醴陵门桥折，死者万余人，道州刺史廖偃为乱兵所杀。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称武平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以何敬真为行军司马。遣敬真等追镐，不及，斩首五百级。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权走，刘言以公益权知岳州。唐将守湖南诸州者，闻长沙陷，相继遁去。刘言尽复马氏岭北故地，惟郴、连入于南汉。[150]
刘言等收复马氏湖南旧地，将边镐逐出湖南后，恢复了对中原的事大政策：“湖南世事朝廷，不幸为邻寇所陷，臣虽不奉诏，辄纠合义兵，削平旧国。”[151]随后，“刘言表称潭州残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请贡献、卖茶，悉如马氏故事”[152]。后周王朝应允刘言的请求，于次年正月确认了刘言等人的地位：“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后刘言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同平章事；以王逵为武安节度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153]至此，湖南重新臣附于中原王朝，一度中断的事大政策在后马楚政权时期重新继续。在对外关系基本稳定的同时，后马楚政权内部的争夺却更加激烈。
刘言至朗州任武平节度使是由于王逵、周行逢等的胁迫，“不往，将攻我”，他本人并没有真正控制朗州军政。正因如此，奉节都首领孙朗、曹进帅等率潭州叛将逃至朗州时，王逵问孙朗：“今欲以朗州之众复取湖南，可乎?”[154]同样的原因，尽管刘言是朗州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真正领众攻打潭州的却是手握实权的王逵，攻克潭州之后，王逵“自称武平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以何敬真为行军司马”[155]。随后，又“以指挥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副使，朱全琇为武安节度副使，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156]。王逵及其同党控制了潭州军政。刘言身为武平节度使，名义上具有“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的权力，实际上并不能对潭州的王逵施加真正的影响，潭州武安军与朗州武平军实际上处于并立状态，由此可见，刘言夺取的岭北马楚旧地未能形成真正统一的集团。不仅如此，在潭州内部，王逵与何敬真、朱全琇之间也矛盾重重，互不相让，造成了潭州内部势力的对峙：“敬真、全琇各置牙兵，与逵分厅视事，吏民莫知所从。每宴集，诸将使酒，纷孥如市，无复上下之分。”[157]面对何敬真、朱全琇等人的逼迫，王逵联合张文表、周行逢等应对。何敬真、朱全琇虽然都是节度副使，但真正的军事权力掌握在王逵、周行逢等人手里，何、朱二人无法与王逵集团的张文表、周行逢抗争，于是二人逃归朗州投奔刘言。但何敬真、朱全琇对刘言的投奔只是权宜之计，他们对刘言心怀不轨，暗中策划发动叛乱，驱逐刘言夺取朗州政权，这激化了刘言与王逵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矛盾，导致了潭、朗之间的冲突：
敬真与逵不协，辞归朗州，又不能事刘言，与全琇谋作乱。言素忌逵之强，疑逵使敬真伺己，将讨之，逵闻之，甚惧。行逢曰：“刘言素不与吾辈同心，何敬真、朱全琇耻在公下，公宜早图之。”逵喜曰：“与公共除凶党，同治潭、朗，夫复何忧!”会南汉寇全、道、永州，行逢请：“身至朗州说言，遣敬真、全琇南讨，俟至长沙，以计取之，如掌中物耳。”逵从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为南面行营招讨使，全琇为先锋使，将牙兵百余人会潭州兵以御南汉。二人至长沙，逵出郊迎，相见甚欢，宴饮连日，多以美妓饵之，敬真因淹留不进。朗州指挥使李仲迁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发，趣岭北，都头符会等因士卒思归，劫仲迁擅还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诈为言使者，责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御而专务荒宴，太师命械公归西府”，因收系狱。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斩敬真以徇。未几，获全琇及其党十余人，皆斩之。[158]
通过这次斗争，王逵与周行逢成功铲除了何敬真、朱全琇等人的势力，削弱了刘言的地位。但王逵的目标远没有实现，他筹划进攻朗州，首先是借潭州戍卒擅还朗州一事削弱刘言控制的力量：“王逵遣使以斩何敬真告刘言，言不得己，庚申，斩符会等数人。”[159]在削弱刘言的同时，王逵又将武平节度副使张倣杀害，潭州完全被王逵、周行逢控制。在牢牢掌握潭州政局之后，王逵对朗州发动进攻，最终控制了湖南政局。
广顺三年（953）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将兵袭朗州，克之，杀指挥使郑珓，执武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刘言，幽于别馆”[160]。王逵虽然击败了刘言，实际控制了马楚政局，但没有中原王朝的封授，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他沿袭刘言时期的事大政策，遣使向后周王朝请命：“王逵遣使上表，诬‘刘言谋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众不从，废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抚安军府讫’。且请复移使府治潭州。”[161]后周王朝“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诣湖南宣抚，从其所请”[162]。至此，湖南进入王逵统治时期。王逵得到后周王朝的认可之后，回潭州治理湖南，同谋周行逢被调至朗州处理军政事务，为绝后患，又遣潘叔嗣杀刘言于朗州。朗州自马希萼以来一直是叛乱的发源地，与潭州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故而王逵对朗州的周行逢并不放心，时时加以防范。移治潭州之后不久，出于经济和军事原因，王逵“表请复徙使府治朗州”。这一请求得到了后周王朝的允许，显德元年（954）五月，王逵将使府重新移到朗州，原来在朗州处理事务的周行逢被移到潭州，潘叔嗣则被任命为岳州团练使。
显德二年（955）正月，周世宗亲征南唐，为了对淮南构成夹击之势，周世宗令王逵进攻南唐鄂州。王逵依令出兵，但在北上进攻鄂州的过程中与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发生矛盾：“诏以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过岳州，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谨。逵左右求取无厌，不满望者谮叔嗣于逵，云其谋叛，逵怒形于词色，叔嗣由是惧不自安。”[163]潘叔嗣的疑惧和反叛导致了王逵的败亡。
潘叔嗣曾受王逵之命处死刘言，无疑是王逵的心腹。故而王逵对身怀怨愤并伺机反叛的潘叔嗣并未防范，而是继续配合后周攻打淮南，并“拔鄂州长山寨，执其将陈泽等，献之”[164]。就在王逵积极进攻南唐之际，潘叔嗣对王逵的根本朗州发起进攻，使王逵后方大乱：“潘叔嗣属将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今乃信谗疑怒，军还，必击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辈能与吾俱西乎?’众愤怒，请行，叔嗣帅之西袭朗州。”[165]王逵闻岳州将士攻打朗州，遂回兵救援，但潘叔嗣等已占据武陵，王逵攻打无果，兵败而死。王逵在湖南的统治结束。
潘叔嗣攻下朗州袭杀王逵之后，由于力量和声望无法与周行逢相比，加之周行逢与王逵关系十分密切，为了免遭周行逢讨伐，潘叔嗣在占领朗州之后并没有占据朗州，而是将其拱手让给了周行逢：“或劝叔嗣遂据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归潭州太尉，岂不以武安见处乎!’乃归岳州，使团练判官李简帅朗州将吏迎武安节度使周行逢。”[166]尽管潘叔嗣主动放弃了朗州，并把周行逢推到湖南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但周行逢对先杀刘言后弑王逵的潘叔嗣很不放心，没有将潭州统治权交给他，仅授予其行军司马之职：“（周）行逢曰：‘叔嗣贼杀主帅，罪当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为节度使，天下谓我与之同谋，何以自明!宜且以为行军司马，俟踰年，授以节钺可也。’乃以衡州刺史莫弘万权知潭州，帅众入朗州，自称武平、武安留后，告于朝廷，以叔嗣为行军司马。”[167]潘叔嗣获取潭州“以武安见处”的计划落空，对周行逢十分不满，遂以患病为借口拒不从命，由此导致了潘叔嗣与周行逢之间的冲突：“或说行逢：‘授叔嗣武安节钺以诱之，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从之。叔嗣将行，其所亲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亲善，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劳，相见甚欢。叔嗣入谒，未至听事，遣人执之，立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小校无大功，王逵用汝为团练使，一旦反杀主帅。吾以畴昔之情，未忍斩汝，以为行军司马，乃敢违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为请。遂斩之。”[168]潘叔嗣被杀，湖南军政落入周行逢之手。由于周行逢本人很有手段，治理比较得力，周行逢当政时期的后马楚政权因而比较平稳，但这种平静与周行逢的个人能力及铁腕政策有关，内部矛盾依然存在。周行逢死后，在其压力掩盖下的矛盾迅速显露出来，张文表掀起反叛，北宋王朝趁机出兵，周保权被迫纳土归宋。
二 纳土归宋
周行逢杀潘叔嗣之后，正式掌握了湖南军政。与此前的统治者一样，周行逢对中原王朝同样推行事大政策，依靠后周王朝的支持统治湖南。显德三年（956）七月，周行逢在湖南的统治获得了后周王朝的认可：“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169]外部的依靠因而得以解决。作为湖湘最大威胁的南唐此时由于内耗增加和后周王朝的进攻而自顾不暇，极大地减弱了后马楚政权的压力。在外部压力减弱的同时，鉴于马希范以来的混乱和政治腐败，周行逢悉心纠正长期以来的弊政：“行逢既兼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170]周行逢还以铁腕手段对朗州进行了整顿：“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逵旧将多骄横，行逢壹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于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汝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决也!’立挝杀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诸君无罪，皆宜自安。’乐饮而罢。”[171]当然，周行逢铲除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朗州王逵、刘言旧部，其他异己势力同样被清除：“行逢多计数，善发隐伏，将卒有谋乱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觉，擒杀之，所部凛然。”[172]在铲除敌对与威胁势力的同时，周行逢还对吏治进行了整顿，注意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尤其重视为官者的才能：“行逢婿唐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则亲戚之恩绝矣。’与之耕牛、农具而遣之。”[173]经过上述措施，后马楚政权在周行逢时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既与湖南外部压力的减轻有关，同时更是周行逢措施推行得力的结果。
后马楚政权作为马氏政权的延续，马氏政权时期形成的许多痼疾并不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尽管周行逢注意吏治，重视官员的选拔，但马氏政权时期就已形成的官员繁多的弊病更加严重。马氏家族统治时期，至迟在马希范时期，湖湘地区的官员就相当烦冗，溪州铜柱铭文里众多的官衔题记证明了此点。随着马氏政权的覆亡及随之而来的长期争夺，为抚慰各种势力而安置的官员数量更多：“自刘言、王逵以来，屡举兵，将吏积功及所羁縻蛮夷，检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数。”[174]官员数量的烦冗导致了财政上的困难和办事效率的低下，周行逢虽心知其弊，却无法从根本上对其进行变革。原天策府学士徐仲雅对周行逢“自吾兼镇三府，四邻亦畏我乎?”答之以“侍中境内，弥天太保，遍地司空，四邻那得不畏!”[175]可谓一语中的。除了官员繁多之外，周行逢政权内部的争夺也没有止息。周行逢对王、刘旧党及异己势力进行诛杀，虽然暂时解除了内部动荡的危险，但同时蕴含着新的动乱因素：“（周行逢）常散遣人密诇诸州事，其之邵州者，无事可复命，但言刺史刘光委多宴饮。行逢曰：‘光委数聚饮，欲谋我邪!’即召还，杀之。亲卫指挥使、衡州刺史张文表恐获罪，求归治所，行逢许之。文表岁时馈献甚厚，及谨事左右，由是得免。”[176]张文表虽然迫于周行逢的严酷而韬光养晦，却伺机反叛。这为赵宋王朝进入湖南，结束自唐末以来湖南地区的割据局面创造了条件。
周行逢攻杀潘叔嗣，取得湖南军政大权之后，继续执行马氏政权时期长期推行的事大政策，臣事后周王朝。后周王朝是继后唐王朝之后五代中原王朝中较为强大的政权，经过周世宗改革，后周王朝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开始进行局部统一工作。作为十国政权中力量最为强大的南唐此时已日薄西山，被后周王朝夺取了长江以北诸州，势力局限于江南地区。赵宋王朝承后周之业，实力更加强大，统一全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随着赵宋王朝的强大和十国势力的衰微而呈现出结束趋势，中央集权的趋势更加明显，周行逢政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纳土归宋。
建隆三年（962），周行逢病死，湖南军政传给其年幼的儿子周保权（这反证马楚兄终弟及继承制度对确保成年继承具有重要作用，详见后文）。前面已经提到，衡州刺史张文表因周行逢的疑忌而曲意讨好，深自隐晦，实际上却积极准备与周行逢对抗。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这一点，但从周行逢临终前的言语可以得到证明：“武安节度使、兼中书令周行逢病革，召其将吏，以其子保权属之曰：‘吾起垄亩为团兵，同时十人，皆以诛死，唯衡州刺史张文表独存，常怏怏不得行军司马。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璠讨之。如不能，则婴城勿战，自归朝廷可也。’”[177]和周行逢同时起事的十人中，唯留下张文表，自谓“吾杀人多矣”的周行逢为什么单单留下张文表呢?这显然不是周行逢的善举，而是其力有所不及，无法清除张文表的力量，这从侧面佐证了张文表实际上在衡州是有所准备的。周行逢之所以没有拿他开刀，主要原因是张文表的力量已相对强大。其次，从周行逢临死断定张文表一定会反叛的认识来看，说明张文表与周行逢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张文表积聚的力量已相当强大，故周行逢担心其子周保权不是张文表的对手，告诫其在不利的情况下“婴城勿战，自归朝廷”。
周行逢死后，按照割据藩镇权力父死子继的继承惯例，其子周保权承袭了湖南统治大权。不出周行逢所料，衡州张文表闻周保权继立，立即发动叛乱，从而掀起了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历史上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内争式的叛乱：“张文表闻周保权立，怒曰：‘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会保权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阳，文表遂驱以叛，伪缟素，若将奔丧武陵者。过潭州，时行军司马廖简知留后，素轻文表，不为之备。方宴饮，外白文表兵至，简殊不介意，谓四座曰：‘文表至则成禽，何足虑也。’饮啖如故。俄而文表率众径入府中，简醉，不能执弓矢，但箕踞大骂，与座客十余人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绶，自称权留后事，具表以闻。”[178]从上可以看出，张文表的叛乱实际上是有准备的，他从衡州北上，攻克潭州，兵锋直接指潭州北面湖南督府所在的朗州。此时，中原的赵宋王朝正厉兵秣马准备统一全国，统一行动实际上已经展开，其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策略决定了南方诸国力量最弱小者就会最先并入赵宋的直接统辖之下。张文表的叛乱给赵宋进驻湖南创造了条件。
为应对张文表的叛乱，周保权遵照其父遗嘱，一方面命杨师璠率领朗州军将全力抵御张文表的进攻。因张文表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反叛的声势很大，故周保权悉朗州之众抵御的同时，还采取了求援于荆南，乞师于赵宋的措施。赵宋王朝本来就有进兵两湖的打算，周保权的乞师为其提供了一个发兵进入的机会。
建隆三年（962）十二月初三，北宋王朝“以武平节度副使、权知朗州周保权为武平节度使”[179]。确立了周保权在湖南的统治。十二月二十日，宋王朝“遣中使赵璲等赍诏宣谕潭、朗，听张文表归阙，且命荆南发兵助周保权”[180]。但张文表拒不接受宋皇诏令。乾德元年（963）正月，北宋王朝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师湖湘：“庚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遣使十一人，发安、复、郢、陈、澶、孟、宋、亳、颍、光等州兵会襄阳，以讨张文表。”[181]在进入湖南之前，宋军借假道之机收服了荆南，将其纳入直接控制之下。征服荆南的同时，湖南境内张文表的叛乱也已结束：“杨师璠之讨张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战，师璠大败之，遂取潭州，执文表。”[182]宋廷对湖南已无军事援助的必要，但慕容延钊、李处耘不但没有就此退军，反而继续向南推进，兵锋直指朗州。湖南将士对宋军继续南进的用意十分清楚，尽管内部意见分歧，但周保权最终选择了抵抗：“王师既收荆南，益发兵，日夜趋朗州。周保权惧，召观察判官桂人李观象谋之，观象曰：‘凡所以请援于朝者，诛张文表耳。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必将尽取湖湘之地也。然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为唇齿。今高氏束手听命，朗州势不独全，莫若幅巾归朝，幸不失富贵。’保权将从之，指挥使张从富等不可，乃相与为距守计。”[183]为了应对宋军进攻，张从富“尽撤部内桥梁，沉船舫，伐木塞路”，[184]积极抵御来自北面的威胁。宋太祖对湖南的抵抗大为光火：“尔本请师救援，故发大军以拯尔难，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于汝辈也，何为反距王师，自取涂炭，重扰生聚!”[185]尽管如此，周保权迫于将士胁迫，继续抵抗。湖南经历了马希范时期的大肆挥霍，马希广、马希萼的长期混战，频繁的兵变和内乱，湖湘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损耗殆尽，根本无法与宋王朝抗衡。在宋军的进攻下，周保权接连失败：“慕容延钊遣战棹都监武怀节等分兵趣岳州，大破贼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遂取岳州。”[186]随后，慕容延钊又打败张从富，攻取朗州：“三月，张从富等出军于澧州南，与王师遇，未及交锋，贼军望风而溃。李处耘逐北至敖山寨，贼弃寨走，俘获甚众。处耘择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会暮，宿寨中。迟明，慕容延钊继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为王师所啖食。贼众大惧，纵火焚州城，驱略居民，奔窜山谷。壬戌，王师入朗州，擒张从富于西山下，枭其首。贼将汪端劫周保权并家属亡匿江南岸僧舍。李处耘遣麾下将田守奇往捕之。端弃保权走，守奇获保权以归。于是尽复湖南旧地，凡得州十四，监一，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187]至此，唐末以来长期割据分权的湖南正式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辖之下，朗州土著集团统治下的后马楚政权结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整个马楚政权的历史划分为三段，从唐末到开平四年（910）马殷建置天策府是马楚历史的第一阶段，这是分裂后的蔡州集团马殷一部进入湖湘，打败以潭州为核心的湖湘土著势力建立马楚的过程。从开平四年（910）到广顺元年（951）马氏政权灭亡是马楚历史的第二阶段，这是马殷父子家族式统治湖湘的时期。广顺元年（951）到乾德元年（963）周保权纳土归宋是马楚政权历史的第三阶段，这是朗州土著势力统治湖湘的时期。总之，马楚政权经历了一个由蔡州集团到马氏家族集团，再到朗州土著集团的发展过程，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统治集团的本土化过程，统治集团的本土化是马楚政权近七十年历史发展的线索。
开创马楚政权基业的主要成员除了刘建锋、马殷、张佶等首领人物之外，尚有秦彦晖、李琼、许德勋、姚彦章等人。在这些成员中，刘建锋、许德勋为蔡州朗山人，秦彦晖为蔡州上蔡人，李琼为蔡州汝阳人。马殷的籍贯诸史记载有鄢陵、上蔡、扶沟等差异（见前文注），与身为“蔡州朗山人”的刘建锋并不同籍，欧阳修所言“殷与建锋同里人”颇有疑问，尽管如此，马殷与刘建锋过从甚密，交往很久是不争的事实。张佶虽非蔡州人，但很早就在蔡州投靠秦宗权，后来成为孙儒的心腹，是蔡州集团的骨干，可以说马、张二人是与蔡州有密切关系的蔡州集团的重要成员。总之，乾宁元年（894）进入湖湘的刘建锋、马殷集团实际上是一个以蔡州籍将士为核心的军政集团，我们权且称之为蔡州集团。
时湖南地区与蔡州集团对立的是当地分散的土著力量。乾宁元年（894）前后，湖南管内共辖七州，即潭州、邵州、衡州、永州、道州、郴州、连州。其中潭州由武安节度使邓处讷控制，邵州由邓处讷的同乡蒋勋掌握，“邓处讷字冲韫，邵州龙潭人”，潭、邵二州显然是由湖湘土著力量控制的。湖南其余五州分别控制在杨师远等人手里：“时湖南管内七州，贼帅杨师远据衡州，唐世旻据永州，蔡结据道州，陈彦谦据郴州，鲁景仁据连州。”[188]胡三省音注曰：“唐旻、蔡结皆以郡人聚兵据郡。陈彦谦桂阳人，杀刺史黄岳，据郴州。鲁景仁本从黄巢，以病留连州，遂据之。”[189]鲁景仁为宿州人，陈彦谦为桂阳人，郴州、连州并没有控制在湖湘土著势力手中。杨师远籍贯不详，即便如此，在当时湖南所辖七州之中，至少四州控制在湖湘土著势力手中。乾宁元年（894），刘建锋、马殷打败武安节度使邓处讷，夺取潭州；光化元年（898），张佶打败蒋勋攻取邵州；光化二年（899）十一月，李琼打败陈彦谦、鲁景仁，取得郴州和连州；马殷完成了对当时湖南所辖七州的统一。随后，势力扩张的马殷又对湖南七州之外的岭南和朗州、岳州等地进行了争夺，并于天复三年（903）五月攻取邓进忠控制的岳州，开平二年（908）五月夺取雷彦恭统辖的朗州。岳州和朗州同样由当地土著势力控制，邓进忠“湘阴人，世为土豪”，[190]雷彦恭乃雷满之后，而雷满是朗州显赫的土著势力：“雷满，武陵人也。为人凶悍獢勇，文身断发。唐广明中，湖南饥，盗贼起，满与同里人区景思、周岳等聚诸蛮数千，猎于大泽中，乃击鲜酾酒，择坐中豪者，补置伍长，号‘土团军’，诸蛮从之，推满为帅。”[191]至此，今湖南地区的土著力量基本上被马殷收服。以楚王马殷为首，以潭州为督府，以潭州武安军、朗州永顺军、桂州静江军三大藩镇为主体的蔡州集团的统治在湖南确立。蔡州集团统治马楚的标志是出身蔡州集团的马殷、张佶、李琼控制着上述三大藩镇。这构成了马楚政权历史的第一阶段，即蔡州集团征服湖湘土著势力并建立统治的过程。
蔡州集团集体控制湖湘的历史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被马氏家族集团的统治所取代。马氏家族统治确立的标志是后梁开平四年（910）六月马殷建天策府，任用其弟马
、马存为左右相，马楚军政大权全部被马氏家族成员控制，原来控制桂州的静江节度使李琼、朗州的永顺节度使张佶等蔡州军将先后被马殷兄弟或诸子取代，马楚政权从督府到属镇全部被马氏成员控制（见马楚内政一节），马氏家族集团在湖南的统治完全确立。天成二年（928）八月，马殷开国建制，标志着马氏家族的统治进一步加强。马氏家族对湖湘的统治持续至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攻灭马楚止。这是马楚政权历史的第二阶段，即马氏家族集团统治湖湘的时期。
从后周广顺元年（951）至宋乾德元年（963）是马楚政权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朗州土著集团驱逐南唐势力，重新控制马楚岭北旧地的过程。在马氏家族统治时期，由于兄终弟及继承制度的长幼原则遭到破坏，引发了马希广与马希萼的内争。在内争过程中，马希萼发动当地土著势力对付潭州马希广，朗州土著力量趁此机会重新抬头。马希萼夺取潭州后，委政马希崇，昵近小人，纵情享乐，导致政局十分混乱，王逵、周行逢等朗州土著势力在广顺元年（951）三月发动潭州兵变，率部逃归朗州并建立政权，在马楚境内形成了与马氏家族势力并立的局面。马希崇驱逐马希萼后，以王逵、周行逢为代表的朗州土著势力向马氏集团发动进攻，南唐趁马楚政权内部马氏家族集团分裂，朗州土著势力与马氏集团内争的有利时机，出兵灭楚。朗州土著集团随后驱逐南唐势力，重新恢复马氏岭北旧地，建立了后马楚政权。
刘建锋、马殷统率的蔡州集团自景福元年（892）孙儒战败身死后，受杨行密的逼迫流落至江西，在江西因受钟传的排挤而挺进湖南并在湖南立稳脚跟。那么，蔡州集团为什么能够打败湖湘地区的土著力量，进而建立马楚政权?最根本的原因是湖湘土著势力力量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与蔡州集团抗争。而湖湘这种分裂割据局面正是唐末藩镇割据扩大化的结果。马氏家族的统治确立之后，朗州土著势力为什么能够崛起，建立朗州政权并最终控制马氏岭北旧地?这与马楚内政尤其是与其继承制度密切相关。
[1]《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光化元年三月，第8515页。
[2]《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光化元年三月，第8515页。
[3]《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光化元年五月，第8516页。
[4]《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光化二年七月，第8526页。
[5]《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光化二年十一月，第8528页。
[6]《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唐光化三年十月，第8535页。
[7]《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唐乾宁三年九月，第8493页。
[8]《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第824页。
[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唐天复二年三月，第8573页。
[10]《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天复三年四月，第8607页。
[11]《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天复三年四月，第8607页。
[12]《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天复三年五月，第8608页。
[13]《册府元龟》卷二百一十《闰位部·旌表》，第2522页。
[14]《十国春秋》卷七十三《彭玕传》，第1005页。
[15]《江南野史》卷六《彭玕传》，第97、98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
[16]《新唐书》卷一百九十《钟传传》，第5487页。
[17]同上。
[18]《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开平元年四月，第8674页。
[1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开平元年五月，第8681页。
[20]同上书，第8682页。
[21]《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开平元年六月，第8682页。
[22]《新五代史》卷四十一《雷满传》，第445页。
[23]《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开平元年九月，第8685页。
[24]《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开平元年十月，第8686页。
[25]《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开平元年正月，第8667页。路振《九国志》卷十一《吕师周传》载：“师周性豪率，颇通纬候及兵书，自言世将家子，不可保富贵，每恣为杯酌，狎客常十余。醉必起舞，或击节狂歌，慷慨泣下，行密闻而疑之，密遣人侦其动静”云云。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与《九国志》略同，马令《南唐书》亦说吕师周为杨行密将，似乎疑忌吕师周者乃杨行密。但杨行密雄才大略，笔者认为应该不及此。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亦采信《资治通鉴》的观点。另，吕师周弃吴投楚除了因遭杨渥的疑忌之外，应该与所在的黑云都和马殷领导的潭州武安军同出自蔡州集团有关。
[26]《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第823页。
[27]《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后梁开平二年九月，第8704页。
[28]《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后梁开平四年十二月，第8733页。
[2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后梁乾化元年正月，第8737页。
[30]《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乾化二年二月，第8752页。
[31]开平四年十二月，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因岭南刘隐之逼而投靠马殷，容、高二州暂时归属马楚。乾化元年十二月，南汉刘岩重新攻取容州和高州，故马殷并未实际掌握上述二州。
[32]《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第824页。
[33]《石林燕语》卷六，第91—92页。
[34]《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后梁开平四年六月，第8724页。
[35]《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马殷传》，第1757页。
[36]《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第8808页。
[37]《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二，后唐同光元年十月，第8902页。
[38]《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马殷传》，第1757页。
[39]《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天成二年八月，第9008页。
[40]《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第825页。
[41]《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天成四年三月，第9028页。
[42]关于诛杀高郁的主谋，史籍记载存在不同。《五代史补》卷三《马希范杀高郁》云：“高郁为武穆王谋臣，庄宗素闻其名，及有天下，且欲离间之。会武穆王使其子希范入觐，庄宗以希范年少易激发，因其敷奏敏速，乃抚其背曰：‘国人皆言马家社稷必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范居常嫉郁，忽闻庄宗言，深以为然。及归，告武穆请诛之，武穆笑曰：‘主上战争得天下，能用机数，以郁资吾霸业，故欲间之耳!若梁朝罢王彦章兵权也。盖遭此计，必至破灭，今汝诛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范以武穆不决，祸在朝夕，因使诬告郁谋反而族灭之。自是军中之政，往往失序，识者痛之。初，郁与武穆俱起行阵，郁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银叶护其四方，自内至外皆然，谓之‘拓里’，其奉养过差，皆此类也，故庄宗得以媒蘖。自后阴晦中见郁，后竟为患。”同书卷四《马希范见高郁为祟》又云：“先是，希范常嫉高郁之为人，因庄宗言而杀之，至是方临江观竞渡，置酒未及饮，而希范忽惊起，顾弟而曰：‘高郁来!’希广亦惊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范血自鼻出，是夜遂卒。”据此，高郁之死似乎是马希范所为。但高郁深得马殷信任，且身为都军判官控制兵权，马希范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诛杀高郁，杀高郁者应该不是马希范。但马希范受庄宗离间后，力主马殷和马希声杀高郁，对高郁之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则无疑问。《资治通鉴》较后唐庄宗、后周世宗之贤能，论及庄宗离间马氏杀高郁一事云：“郁，马氏之良佐也。希范兄希声闻庄宗言，卒矫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之体哉!”肯定了马希声诛杀高郁的事实。《新五代史》、《十国春秋》也认为高郁乃马希声所杀，唯《三楚新录》、《五代史补》认为诛高郁者是马希范。笔者采信《资治通鉴》的观点。
[43]《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第9031页。
[44]《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天成二年八月胡三省注，第9008页。
[4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第9031页。
[46]同上。
[47]同上。
[48]《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天成四年八月胡注，第9032页。
[49]《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第9031页。
[50]《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长兴元年十月，第9048页。
[51]《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长兴元年十一月，第9049页。《五代春秋》卷上《明宗仁德皇帝》条载“十二月，楚王殷薨”。
[52]《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长兴元年十一月，第9052页。
[53]《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长兴元年十二月，第9053页。
[54]《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后唐长兴二年十二月，第9063页。
[5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八，后唐长兴四年二月，第9082页。
[56]后晋天福二年（937），契丹改国号为辽。
[57]《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天福二年正月，第9168页。
[58]《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天福二年十二月，第9185页。
[5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天福四年四月，第9202页。
[60]《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天福四年十一月，第9208、9209页。
[61]《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天福四年八月，第9207页。
[62]《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天福五年二月，第9210页。
[63]《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第826页。
[64]《九国志》卷十一《刘言传》，第117页。
[65]《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天福八年十二月，第9257页。
[66]《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八，后唐长兴四年十二月，第9098、9099页。
[67]《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八，后唐长兴四年十二月胡注，第9098页。
[68]《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后晋天福元年四月，第9141页。
[6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后晋开运二年七月，第9294页。
[70]《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天福三年十月，第9193页。
[71]同上。
[72]《十国春秋》卷六十八《文昭王世家》，第958页。
[73]同上书，第955页。
[74]同上书，第955、956页。
[7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清泰二年十月，第9135页。
[76]《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天福八年十二月，第9259、9260页。
[77]《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天福十二年五月，第9360页。材料中的永州当是朗州之误。胡三省音注曰：“欧史曰：希萼自朗州来奔丧。《通鉴》于是年正月楚王希范之卒，将佐议所立，亦言希萼知永州事。但希萼为武平节度使，武平军置于朗州。下文言希萼求还朗州，又希广欲分潭、朗而治。则朗州为是，前此作永州误也。”音注中的“正月”应是“五月”之误，马希范天福十二年五月逝世。
[78]《五代史补》卷四《张少敌抗议嫡庶》，第669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
[7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天福十二年五月，第9360页。
[80]《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天福十二年七月，第9368页。
[81]《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天福十二年八月，第9374页。
[82]同上。
[83]同上。
[84]《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乾祐元年八月，第9399页。
[85]《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乾祐元年九月，第9399页。
[86]《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帝王部·纳贡献》，第2042页。
[87]《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乾祐二年八月，第9413页。
[88]罗庆康认为湖南称之为湖湘始于周行逢，其《马楚史研究》云：“其实，最早称湖南为‘湖湘’者是马楚余部周行逢。他建立割据政权后，对徐仲雅说：‘吾奄有湖湘，兵强俗厚，四邻其惧我乎!’”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湖湘作为今湖南地区的代称至少可以上溯至后周广顺三年，《五代会要》卷十九《都督府》云：“周广顺三年正月四日敕：‘顷者淮海陆梁，举干戈而入寇，湖湘覆没，致黎庶之倒悬。惟彼武陵，素称雄镇，连营比屋，皆怀勇烈之心，戮力协谋，尽复江山之境，宜降褒崇之命，以升忠义之邦。俾列大藩，永率南夏。其朗州宜升为大都督府，在潭、桂之上。’”湖南被称为湖湘更早则可追溯至唐僖宗广明元年，《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曰：“广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制曰：‘朕祗膺宝祚，嗣守宗祧，夙夜一心，勤劳八载，实欲驱黎元于仁寿，致华夏之升平。而国步犹艰，群生寡遂，灾迍荐起，寇孽仍臻。窃弄干戈，连攻郡邑，虽输降款，未息狂谋。江右、海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诏书将湖湘与荆汉并举，湖湘指当时的湖南地区确定无疑。
[8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乾祐元年八月，第9398、9399页。
[90]《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乾祐元年十二月，第9404页。
[91]同上。
[92]《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乾祐二年八月，第9414页。
[93]同上。
[94]《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六月，第9425页。
[95]《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八月，第9426页。
[96]《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九月，第9426页。《江南野史》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记载“鼎州节度使马希萼奉使来乞师。希萼，乃楚武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传国，兄希范违命越次，立同母弟希广……既然构隙，欲诛希萼，故来乞师为援”。
[97]《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九月，第9426页。
[98]《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月，第9426、9427页。
[9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一月，第9429页。
[100]《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月，第9427页。
[101]同上。
[102]同上。
[103]同上。
[104]《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月胡注，第9427页。
[105]《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月，第9428页。
[106]《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一月，第9428页。
[107]同上书，第9442、9443页。
[108]《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二月，第9444、9445页。
[109]同上书，第9445页。
[110]同上。
[111]《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后汉乾祐三年十二月，第9445页。
[112]同上书，第9446页。
[113]《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三月，第9458页。
[114]同上。
[115]《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三月，第9458页。
[116]同上书，第9459页。
[117]同上。
[118]同上。
[119]《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九月，第9464页。
[120]同上。
[121]同上书，第9465页。
[122]刘言是此时朗州土著集团名义上的首领，实际权力掌握在王逵、周行逢手中。广顺元年三月，王逵、周行逢等在潭州发动兵变，率朗州籍将士逃回武平节度府，拥立马希振之子马光惠为朗州节度使，实际权力控制在王逵、周行逢、张仿等人手里。随后，王逵等又将“愚懦嗜酒，不能服诸将”的马光惠废黜，迎立“骁勇得蛮夷心”的辰州刺史刘言为武平留后。但实际权力依然掌握在王逵等人手中，刘言就任前云：“不往，将攻我。”说明他出任朗州是迫于无奈。后来边镐部属奉节都孙朗等叛归朗州，王逵问孙朗曰：“吾昔从武穆王与淮南战屡捷，淮南兵易与耳。今欲以朗州之众复取湖南，可乎?”也说明刘言并未掌握实际权力。
[123]《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九月，第9464页。
[124]同上。
[125]同上书，第9465页。
[126]同上。
[127]《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一月，第9467页。
[128]《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一月，第9468、9469页。
[129]《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第9471页。
[130]《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月，第9466页。
[131]同上。
[132]同上书，第9467页。
[133]《南唐近事》，第10页。
[134]《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月，第9466、9467页。
[135]同上书，第9466页。
[136]同上。
[137]《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九月，第9483页。
[138]《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十月，第9486页。
[139]《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九月，第9483页
[140]《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第9472页。
[141]同上。
[142]《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二年四月，第9477页。
[143]同上。
[144]《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月，第9466页。
[145]《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第9472页。
[146]《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二年正月，第9472页。
[147]《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九月，第9483页。
[148]《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九月，第9483页。
[149]同上。
[150]《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十月，第9484页。
[151]同上书，第9485页。
[152]《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十二月，第9487页。
[153]《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正月，第9488页。
[154]《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后周广顺二年正月，第9472页。
[155]《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二年十月，第9484页。
[156]《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正月，第9490页。
[157]同上。
[158]《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正月，第9490、9491页。
[159]《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二月，第9492页。
[160]《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六月，第9495页。
[161]《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八月，第9496页。
[162]同上。
[163]《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显德三年正月，第9537页。
[164]《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显德三年二月，第9541页。
[165]同上书，第9542页。
[166]同上书，第9543页。
[167]《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显德三年二月，第9543页。
[168]同上书，第9543、9544页。
[169]《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后周显德三年七月，第9555页。
[170]同上。
[171]《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后周显德三年七月，第9556页。
[172]同上。
[173]同上书，第9557页。
[174]同上。
[175]同上。
[176]《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后周显德三年七月，第9556页。
[1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建隆三年九月，第72页。
[1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建隆三年十月，第73、74页。
[17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建隆三年十二月，第76页。
[180]同上书，第77页。
[18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宋乾德元年正月，第81页。
[18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宋乾德元年正月，第82页。
[18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宋乾德元年二月，第85页。
[184]同上书，第85、86页。
[185]同上书，第86页。
[186]同上。
[18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宋乾德元年三月，第86、87页。
[188]《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光化元年三月，第8515页。
[18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光化元年三月胡注，第8515页。
[190]《九国志》卷十一《邓进忠传》，第108页。
[191]《新五代史》卷二十九《雷满传》，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