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关于法式善的《题〈懋斋诗钞〉〈四松堂诗集〉》诗及其他

《红楼梦大辞典》有“法式善”条，文不长，录于下：

法式善　姓伍尧厌，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蒙古正黄旗人，清乾隆时进士，官侍读。擅诗，室名叫“诗龛”及“梧门书屋”，故称之为“法梧门”。高鹗《月小山房遗稿》内有《同法梧门观蒋伶演剧，感成一绝奉柬》诗。[98]

另在“敦诚”条下，《红楼梦大辞典》引了法式善《八旗人诗话》中评敦诚诗的一段文字：“诗幽邈静觏，如行绝壑中逢古梅一株，着花不多，而香气郁烈。”[99]此外，似乎不见有法式善与高鹗、敦敏、敦诚有关的文字。

我初步推测，《红楼梦大辞典》之所以列有“法式善”条，大概主要是着眼于高鹗与法式善有交游并有诗，以给红学研究者提供参考而已。这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法式善有一首题为《题〈懋斋诗钞〉〈四松堂诗集〉》的五言律诗，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敏、敦诚及其诗文也很有裨益，有必要作些介绍。

法式善的《题〈懋斋诗钞〉〈四松堂诗集〉》诗见于《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四，全诗如下：

白发老兄弟，青山野性情。

风骚不雕饰，骨格极峥嵘。

直使鄙怀尽，能令秋思生。

萧然理杯酌，同结岁寒盟。

今按：法式善（1752—1813），本名运昌，字开文，一字梧门，号陶庐，一号时帆，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至侍读学士。乾隆五十年（1785）命改为法式善，“国语言竭力有为也”。《清史稿》有传。曾参与撰修《皇朝文颖》及《全唐文》。著述甚丰，有《槐厅载笔》、《清秘述闻》、《陶庐杂录》、《存素堂文集》、《存素堂诗集》等书。法式善诗文俱佳，尤长于诗，诗作质朴清丽，时人比作唐之孟浩然、韦应物。

敦敏、敦诚比法式善年长二十多岁，《懋斋诗钞》向无刻本，仅赖抄本流传；《四松堂集》有嘉庆元年（1796）刻本，时敦诚已辞世，敦敏大约仍在世[100]。由此可知，法式善的《题〈懋斋诗钞〉〈四松堂诗集〉》诗最早不前于嘉庆元年。首联“白发老兄弟，青山野性情”乃写实，对敦敏、敦诚年届迟暮而居住京郊、寄情山水的生活状况作了概括。敦诚写有《闲慵子传》以自况，其中云：“傍城有荒园数亩，半为菜畦，老屋三间，残书数卷而已。……常经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乐与其人谈，又朵颐其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纵谈。然谈不及岩廊，不为月旦，亦不说鬼。言下忘言，一时俱了。性嗜酒……好为小诗，积年成一帙……”[101]其《鹪鹩庵笔麈》还有一段妙文：

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各有别也。奇谐雄辩，逸趣横生，经史书文，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话旧，击钵分笺，兴致亦豪，雅言间出，是谓谈之中乘；论议政令，臧否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于叹羡没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无谈，且不如无集，并不如无友之为愈也。[102]

这一段妙文写于辛丑（1781）三月二十四日，时敦诚48岁，敦敏53岁。虽是敦诚的自况和见解，直可看作二敦晚年生活的写照。这与法式善诗尾联所写“萧然理杯酌，同结岁寒盟”颇相一致。“岁寒盟”，典出《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用以状写敦敏、敦诚兄弟的感情之深，虽然敦诚在15岁时出继给叔父宁仁为嗣。中间二联乃正面评价二敦的诗歌，谓他们的诗不假雕饰，骨骼不凡，直抒胸臆，动人性情。这与前引法式善本人评敦诚诗的一段文字基本相同。法式善的朋友昭梿（1776—1829）在《啸亭杂录》“宗室诗人”条中亦谓“宗室敦诚为英亲王五世孙，与弟敦敏齐名一时，诗宗晚唐，颇多逸趣”（按：昭梿误兄为弟）。周汝昌先生就曾指出：“敦氏兄弟诗，粗看平易，而含蕴深厚，未可为浅人道也。”[103]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为铁保辑《熙朝雅颂集》所收录。铁保纂集《熙朝雅颂集》，法式善董理其事[104]，法式善在其《陶庐杂录》中曾不无自喜地夫子自道：“《熙朝雅颂集》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六卷，余集二卷，共一百三十四卷。嘉庆九年两江总督铁保奏进，御制序文，奖许甚至。法式善实久预纂校之役，有荣幸焉。十年刻成，颁行天下。”[105]与法式善相友善的王昙（字仲瞿）在《题法梧门祭酒诗龛》诗中注道：“今上命铁冶亭尚书纂选顺康以来八旗诗集，尚书出师南漕，未遑裒辑，祭酒已收集四百余家，时奉旨多收宗室。”[106]我们推测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乃法式善发现而收入，故有题诗。还有一种可能，法式善乃是通过蒋攸铦看到《懋斋诗钞》的。蒋攸铦（1766—1830），字颖芳，号砺堂，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两江总督。《清史稿》有传。蒋攸铦与法式善相友善。《懋斋诗钞》手稿本有“砺堂藏书”一章，说明《懋斋诗钞》亦曾为蒋攸铦所收藏[107]，法式善有可能读到《懋斋诗钞》。不过，纂集《熙朝雅颂集》时读到《懋斋诗钞》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们初步认为，法式善有可能与敦诚、敦敏相识，至少对二敦的生平及生活状况，尤其是以诗酒自娱的状况有一定了解，其题诗之首联、尾联所写即为明证。

敦诚、敦敏的诗名在八旗诗人中是较高的，曹雪芹与他们兄弟俩的交往，除了具有共同的盛衰遭际这一原因外，诗写得好大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注意到，敦诚、敦敏的叔父恒仁（1713—1747）曾写有诗对他们兄弟的诗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恒仁《月山诗集》载有《赠敦敏》、《赠敦诚》二诗，前诗云：

胸罗星宿气干云，年少偏怜好古勤。

囊锦探奇常晓出，杖藜照读每宵分。

友兴预卜魁多士（原注：明岁将入宗学会试），

桃实行看赋有（原注：明岁完姻）。

应笑谢元空颖悟，正烦睹取紫罗焚。

后诗云：

兄弟齐名似陆云，行年总角学能勤。

旧书已解千回读，疑义从教片语分。

观海故应无众水，种花还望结奇。

莫言文史三冬足，试取兰膏继晷焚。

由此可以略知敦敏、敦诚早年即显露才华的情况。《懋斋诗钞》中恰好就有敦敏的《偶检箧笥得月山叔窗课数篇感赋二绝》：

败蠹凋残倍黯然，挑灯和泪读遗编。

闲清书屋重回首，宿草寒烟十五年。

半生铸砚志何坚，帷下芸窗忆共毡。

手泽犹存徒老大，空劳青眼仲容贤。

诗写于恒仁去世后十五年（1762？），对恒仁当年于自己的夸奖鼓励仍感激不已，慨然神伤，于此亦可见出敦诚和敦敏与恒仁之间的真挚感情。

---

[1]《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9页。

[2]《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

[3]《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4]《中国诗与中国画》，载《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5]参见本书第五编《“黄叶村”小考》一节。

[6]《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9页。

[7]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68页。

[8]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卷四：“《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后，其书始出。……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5页。

[9]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83—86页。

[10]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页。

[11]借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句。

[12]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1页。

[13]请参见拙文《黄金台与红楼梦》，《社科纵横》1997年第5期。

[14]请参见《曹雪芹墓石论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15]杜世杰：《红楼梦考释》，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笔者所引杜世杰文均见该书，为节省篇幅，随文只注页码。

[1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7]见《理论界》2004年第5期。

[18]见《理论界》2006年第6期。

[19]见《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6月增刊。

[20]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21]请参见拙作《评台湾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上）》，载《龙岩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台湾杜世杰〈红楼梦考释〉对“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承袭》，载《社科纵横》2010年第12期。

[22]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196页。

[23]请参见本书“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著作权难以剥夺”一节。

[24]见钱仪吉纂《碑传集》第四册，第120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关于吴梅村墓前立“圆石”而书“诗人吴梅村之墓”的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冯其庸、叶君远先生《吴梅村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所载冯其庸先生写于1985年的序文说：冯先生于1983年先后两次赴苏州寻访吴梅村之墓，终于在当时苏州吴县太湖公社潭东高家前村觅得吴伟业墓地所在，见到了题有“诗人吴梅村之墓”的墓碑，还拍了墓碑照片。冯先生在写于2005年的《梅村四记》一文中又说道：“2001年初夏，我收到了徐文魁兄的来信，告诉我说，有人说前些时候修复的吴梅村墓是假的，是后人为了纪念他而修的衣冠冢云云。这真是无稽之谈，文魁兄也力辩其非。……但有一点是应该承认的，即花农周德忠发现的那块吴梅村墓碑，确实已不是原碑，而是民国时期‘吴中保墓会会长吴荫培竖立的’（见徐文魁兄来信）。这一点说得很重要，我开始曾误认为就是当年梅村墓上的‘圆石’了。这个错误，必须郑重声明纠正。但这并不是说那块发现的墓碑毫无意义，至少它曾是吴墓的一个重要标志。”关于“圆石立墓”的问题，已故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早就有清楚的解释，他针对章学诚的笔记《信摭》提出的汉人“赵岐立一员石于墓前”而他自己“不知制度如何，或彼时有此例”的疑问，在其《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三《信摭》条中指出：
按汉人立碑，其首多为圆形。碑身上圆下方，盖所以象天地也。赵岐所谓立员石于墓前，即云树碑耳。碑形圆上，故径称员石，非以圜圆之石立墓前也，不知实斋何以并此而不能知。
这就是说，赵岐圆石立墓，其实即墓前树碑，所谓“圆石”是指碑身上圆下方而已，不是指圆形的石头。立碑明志，古籍多有记载。晋杜预《遗令》载杜预即效法埋葬在“密县之邢山”上的春秋郑国祭仲的坟冢的营葬仪制，他生前即“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遗令子孙“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70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又《三国志•蜀书》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记载，三国时谯周遗嘱儿子谯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见，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当还旧墓，道险行难，豫作轻棺。殡敛已毕，上还所赐。”本为蜀国旧臣的谯周之所以不愿意死后以晋朝所赐衣冠入殓，大概主要是因为心存对旧朝的眷恋和惭愧，这与吴梅村的心态略近，是否吴梅村受到了谯周的影响呢？又朱则杰、徐丰梅先生《吴伟业墓碑与元好问》一文（《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第1期）曾指出元好问遗令“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吴梅村很可能取法元好问墓碑的写法。足资参考。

[25]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0—61页。

[26]见[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2页。

[27]见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8]请参见拙文《大观园的原型究竟在哪里——对红学史的一个检讨》，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29]吴梅村：《李玉〈北词广证谱〉序》，见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下册，第1212页。

[30]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82页。

[31]郑振铎：《〈梅村乐府二种〉跋》，见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下册，第1503页。

[32]见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中册，第728页。

[33]见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8页。

[34]见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下册，第1494页。

[35]见叶君远《清代诗坛第一人——吴梅村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7页。

[36]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2页。

[37]见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第5册，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4页。

[38]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第2页。

[39]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第519—531页。其实，早在1952年，著名学者邓之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鹿樵纪闻》与《绥寇纪略》的矛盾、真伪问题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五石斋文史札记（三十四）》（一九五二年二月初七日—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载：
三月初六日星一三月三十一日晴大风
阅唐孙华《东江诗钞》三《读梅村先生〈鹿樵纪闻〉有感》题长句六首，第一首末云：“遗老白头还载笔，百年遗恨说黄巾。”世以《绥寇纪略》本名《鹿樵纪闻》，此诗可以作证。然他五首皆注：论明亡事，未及张、李也。疑《纪闻》之名与纪事本末体不称，当别为一书。
《吴伟业〈鹿樵纪闻〉辨伪》一文也引录并辨析了唐孙华《读梅村先生〈鹿樵纪闻〉有感，题长句六首》诗。《吴梅村年谱》出版于2007年，邓之诚文发表于2010年，这说明冯其庸、叶君远先生没有见到过邓文。这一情况表明亦令人相信：只要下功夫搜集资料，相互不通信息的学人则会得到同一个结果。此乃《梁书•沈约传》载高祖所谓“智者乃尔暗同”乎？

[40]见《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41]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42]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3]见《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6月增刊。

[44]戴震：《与姚孝廉姬川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

[45]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70页。

[46]见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121页。

[47]见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9页。

[48]见[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第66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056页有“校记”云：“此处贾宝玉的诗及下文贾兰、贾环的诗均缺，本回前另页注明：‘缺中秋诗，俟雪芹’，说明这几首诗原缺。”

[49]见杜世杰《红楼梦考释》，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50]见陈澧《引书法》，《东塾续集》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51]请参见拙作《评王梦阮、沈瓶庵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载《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

[52]请参见拙作《评谌卢的〈红楼梦发微〉》，载《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2辑；《台湾杜世杰〈红楼梦考释〉对“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承袭》，载《社科纵横》2010年第12期。

[53]见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第一册，第132—13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我还注意到，《学林漫录》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载有启功先生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一文，谈及陈垣先生的治学时，启功写道：“又在考顺治是否出家的问题时，在蒋良骐的《东华录》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称灵柩为‘梓宫’，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宝宫’，再印证其他资料，证明‘梓宫’是指木制的棺材，‘宝宫’是指宝瓶，即是骨灰坛。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清代《实录》屡经删削修改，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还存留‘宝宫’的字样。《实录》是官修的书，可见早期并没火葬。这是从一个‘宝’字解决的。”足资参读。

[54]见胡文彬《〈红楼梦〉与台湾》，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55]见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65页。

[56]见《清实录》第三册《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57]见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58]见[法]陈庆浩编《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第267、281页。

[59]同上书，第267页。

[60]同上书，第281页。

[61]见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62]见冯其庸《曹、李两家的败落和〈红楼梦〉的诞生》，载《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辑。

[63]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7—1006页。

[64]引自台湾萧凤娴《渡海新传统——来台红学四家论》，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9页。

[65]引自台湾萧凤娴《渡海新传统——来台红学四家论》，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20—121页。

[66]见《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页。

[67]见《邗江三百吟》，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94—95页。

[68]见[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第689页注⑦。

[69]见[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第397页注②。

[70]见吕熊著、杨钟贤校点《女仙外史》“附录”及回末批语，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71]见《四松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下引敦诚诗均见该书，不再另注。

[72]见窦苹《酒谱•酒之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73]见《懋斋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下引敦敏诗均见该书，不再另注。

[74]见《春柳堂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下引张宜泉诗均见该书，不再另注。

[75]?
见萧统《陶渊明传》。

[76]见刘耕路《红楼梦诗词解析》周雷序文，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77]请参见本书第三编之“贾宝玉《春夜即事》诗新释”一节。

[78]见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6页。

[79]句读从钱锺书先生说，见《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3页。

[80]见《唐才子传》卷六。

[81]引自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95—96页。

[82]李贽：《藏书》卷二九：“使其当时，卓氏如孟光，必请干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耦，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何可负也！”《古诗归》卷二谭元春评《紫玉歌》：“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读《紫玉歌》，益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非胆到识到人不能用。”可以参看。

[83]钱锺书先生精辟地指出：“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视刀环歌》），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见《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6页。

[84][苏]潘诺夫：《信号•符号•语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页。

[85]见[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6页。

[86]见《懋斋诗钞》。

[87]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第14页。

[88]曹寅卒于1712年；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2月12日），按“年未五旬而卒”推论，则其生年约为1715年左右，时曹寅已卒。

[89]见《楝亭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90]见《红楼梦新证》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56—357页。

[91]同上书，357页。

[92]同上。

[93]见《红楼梦新证》上册，第357页。

[94]见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第一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86页。

[9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

[96]见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第608页。

[97]见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389页。

[98]《红楼梦大辞典》，第913页。

[99]同上书，第1212页。

[100]敦诚《四松堂集》前有敦敏所撰《敬亭小传》，落款为“嘉庆元年岁次丙辰孟春中浣兄懋斋敦敏撰”。

[101]见《四松堂集》卷三。

[102]见《四松堂集》卷五。

[103]见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第192页。

[104]舒坤批：《随园诗话》云：“法时番蒙古人，乾隆庚子进士。其人诗学甚佳，而人品却不佳。铁冶亭集八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使时番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诗选》，后半部，则竟当作买卖做。凡我旗中人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引自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105]见《陶庐杂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页。

[106]见《清诗纪事》第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888页。

[107]请参阅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106—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