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性情”——诗人个体情感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从发展历程来看，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从诞生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技艺，最初它作为与乐、舞一体的复合体，除了本身的艺术功能之外还承担了宗教功能，这使诗歌具有娱乐神灵的宗教意义并成为一种神圣的精神文化活动。此后周公—孔子的儒家文化路线将诗歌纳入到意识形态建设中来，诗的文化规范意义得到强调，于是诗的美刺、教化作用一直成为两汉诗论的主流，在此种社会意识形态规范下，“诗言志”也就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诗学观念，诗歌顺理成章地成为诗人政治怀抱的抒发工具。

随着魏晋六朝诗歌创作的繁荣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士人个体生活中日益占据中心地位，在这一文化转向过程中，个体的生命情怀成为关注的对象。诗由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的工具一跃而成为展现个体精神风貌，体现自我风采的行为方式，甚至是个体本真生存的展示。对于魏晋六朝诗学理论来说，诗歌与创作主体的个体性情之关系也随即成为理论关注的重心，“诗缘情”即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得以孕育、诞生。

作为诗歌理论专著，《诗品》同当时的众多理论著作一样将“性情”提到了创作的显性层面加以研究，并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本源。但是“性情”乃是从哲学思辨领域延伸到文学领域的概念，其本身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因而，本章重点分析这一概念的文化脉络，关注它在整个《诗品》中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