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性批判》的结论部分[1]
柄谷行人 著 由阳 译[2]
有一种批判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适用于他之后的时代，而另一方则一直致力于“创造性”地发展《资本论》。不过，这和我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尝试[3]并不相同。马克思当然没有考察过帝国主义、股份公司（资本和经营的分离）、金融资本、凯恩斯主义等事物；但是，这些果真是马克思根本没有想到的新奇事态吗?其实，在形式上，它们在产业资本主义确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开始于19世纪末以资本输出为特征的金融资本时代。然而，所谓金融资本乃是借贷资本（银行）和垄断的产业资本的勾结形态，但在形式上它在重商主义时期就已经存在。另外，帝国主义在重商主义=绝对主义王权时代就已经出现。它和古代、中世纪的“帝国”不同，当时就已然以商品经济的原则为基础。英国的自由主义就成立于重商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成果之上。
金融资本的统治和帝国主义之所以看上去仿佛是新奇事物一样，是因为伴随产业资本主义的确立或者古典经济学式的思考，先在的形式被压抑下去了。古典经济学派把国家和商人资本简单地看成次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国家（政治）和经济被分离开来，仿佛市场经济是自律的体系一样。然而，自由主义是在国家和商人资本相互勾结的重商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抑制它而成立的产业资本意识形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除英国以外）并不新鲜，现在亦然。此外，产业资本主义的无国界发展凭其自身是不可能消解各个国家的。因为不论产业资本是多么多国籍性的，在根本上它都以国家为依据。产业资本也无法排除商人资本性质的东西，因为它在根本上就是商人主义。
和那些把后来的事态结合起来而“发展”的理论相比，毋宁说，《资本论》更符合新自由主义这一事态。不过，《资本论》的预见性不是因为马克思要预测未来，而是因为他要追溯到产业资本确立以前的“形式”那里思考。我曾经说过[4]，为了考察产业资本，必须回溯到商人资本的形式。商人资本从价值体系的差异中获取剩余价值。而产业资本也是一样。只不过，前者从给予的空间差异那里获取剩余价值，后者则通过时间的差异化来获取，通过制造新的空间差异来获取。但这并不会妨碍产业资本从事商人资本的活动。对资本而言，剩余价值不论从哪里获取都无所谓。
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划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四个历史阶段。但是，如果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根本性变化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例如，劳动者多数转移到服务部门和销售部门、脑力劳动变得重要等状况，这些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关于“产业资本”，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资本论》第二卷）。“但是，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的传递。……它的场所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同上）。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不论是从“物”那里获得还是从“信息”那里获得都没有半分区别。产业资本的主要领域即便转移到了“信息产业”，资本的性质方面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说过，信息就是“差异”。
马克思区分了一般生产和价值生产。一种劳动是不是价值生产，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能否生产“差异”。所以，劳动形态的变化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马克·波斯特主张用“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信息方式论》，室井尚·吉冈洋译，岩波书店1991年版）。但是，这一概念虽然是对从生产看历史的“历史唯物论”的修正，却无法成为对《资本论》的批判。因为后者研究的是信息（差异）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把社会组织起来的那种力量。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消费社会下的商品的多样化以及蛊惑性效果，仿佛那会导致对《资本论》的决定性的修正。他们援引本雅明的话，即“新奇是不依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品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三部第五节，此处引用张旭东的译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然而，新奇就是差异—信息。资本不仅要生产产品，还必须生产价值（剩余价值）。总而言之，只要我们站在剩余价值来自差异的生产这一立场上，就会发现以上种种根本不是什么新认识。当我们思考“资本”时，我们必须始终从商人资本的范式（G－W－G）出发。它会让我们明白，产业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质，在形式上毋宁说正是之前的资本形态的“被抑压物之回归”。
这样，马克思对产业资本主义的考察追溯到了“大洪水以前就有的”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他认为比起商人资本，借贷资本G－G'才更具备资本的本性。不过，这种观念论的世界能否成立，取决于借贷资本最终是否完成G－W－G'的过程。这里最重要的是W－G'的这一“惊险的一跃”。它暂时被决定销售的“信用”规避了。反过来，这个“信用”又带来了借贷资本G－G'。世界市场正是这种信用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立的状态。我们绝不能忘记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种信用体系中开始的。
随着产业资本的发展，人们开始把这种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看成是次要的东西，还认为货币只表示价值。古典经济学把价值还原为投资劳动，由此使利息、地租等“信用”世界祛魅了。从这里，李嘉图左派抽出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中包含的可能性、即利润就是剩余劳动之榨取的思想。这一思想屡次被误认为是马克思的“发现”，可是，毋宁说，价值和剩余价值最终在流通过程中得以实现才是马克思的“发现”。简言之，无论生产过程如何，只要没卖出去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剩余价值。新古典学派认为马克思是古典学派的传人，并否定了他的劳动价值论，说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然而，马克思重视的其实是使用价值（效用）。产品如果首先对他人来说不是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是价值。我在后文中将详细论述，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是透明的这一古典学派的观点被马克思主义继承时究竟产生了何种误解。在这里，我姑且再次强调，马克思的关注点和古典学派相反，他关心的是流通过程。
从前，站在商人资本的基础上思考的重商主义者不关心那种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他们只关心仅由货币或商品形态所组织的产品。这种目光的确流于表面。但是，反过来，虽然这个表面是作为不同于生产的独立层次由其倒错的形态（货币的拜物教）构成的，但是他们可以把握到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他的叙述顺序相反，他首先追溯到古典经济学视为次要的商人资本、守财奴，然后追溯到货币和商品，并在根源处发现了“价值形态”。因此，“价值形态”并不是逻辑性发展的起点，它是由于在（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意识中总是消失无踪，所以必须回溯去发现的形式。相对价值形态（商品）和等价形态（货币）的非对称关系在本质上与交换同行，它意味着交换的困难。这里还产生了资本的欲动。资本的欲动不在物的积累中，而在交换可能性的权力的积累当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绝不在于对个别的物的欲望，而在于对无论何时都可以获得全部物的“权力”欲望，因此毋宁说在于对个别的物的欲望的断念之中。
古典学派不区分产品和商品。换言之，他们不关心使产品成为商品或货币的“价值形态”。在他们看来，产品不经过交换仅通过劳动创造就具有价值，其价值由货币表示。古典学派不去思考产品仅通过货币来交换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无视货币，就是无视资本。产业资本的理论家厌恶“资本主义”这个词汇，他们更愿意使用“市场经济”。他们通过这个词来表征人们正在市场上进行物物交换的样子。这个概念同时还掩盖着资本的积累运动。当市场经济发生混乱时，他们甚至把它作为带来混乱的东西来弹劾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仿佛市场经济不是资本积累运动的场域一样。
我们应该注意，首先否定重商主义的是重农主义者魁奈（《经济表》）。他认为土地的自然力是利润的源泉。换言之，他否定由价值形态形成的世界的自律性，并认为财富的源泉是自然的生产力（自然的赠与）。古典学派基本上承袭了魁奈的思路。只不过，他们把自然的生产力替换为来自人类分工的生产力。这个替换包含了只有人类劳动才能形成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种古典学派——拉萨尔式的思想，并强调不仅人能生产，自然也能够生产。他的判断不单是为了批判拉萨尔对地主阶级的暗地拥护，还是贯穿《资本论》的重要认识。“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一卷）。
这关系到资本要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但其自身又无法创造它们的问题。不过，关键仍然在于，无论是人的生产还是自然的生产，都是由价值形态组织起来的。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派都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把价值生产和物质生产混为一谈。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文明的混淆。这种混淆还产生了把产业资本主义引发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近代工业、工业技术的问题的态度。[5]
古典经济学家重视劳动的确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这种视角不仅导致了人们轻视由“交换”的困难引起的货币和信用世界的维度，还带来一种能够透视社会性交换的错觉。它把货币实现的社会分工和工场内的分工同一化了。这种同一的结果就是像工场那样有计划地统辖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这显然不是局部或暂时就能完成的。通常，它的失败最明显地表现在农业问题上。因为一部分以“自然的生产”为基础。但是，失败的原因乃是轻视伴随交换的本质性困难。并且，最重要的是，那种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看法，即试图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发生的、无政府的东西的看法乃是从古典经济学派的思考方式中派生而来的。他们不曾像马克思那样深刻思考为何交换必须依赖货币的问题。
历史唯物论者思考自然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如何历史性地变迁的。但是在这里，历史唯物论者遗漏了对于把它们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交换”的维度以及它采取价值形态的不可避免性。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采取了从“生产”出发透视一切社会关系的视角。然而，对我们来说，社会性交换常常表现为不被渗透的、因而也是独立的力量，因此并不容易舍弃。
资本就如马克思所言，它的卖（W－G）和买（G－W）在空间和时间上分离时发生。这种分离不仅带来剩余价值，还会引发信用危机。但是，倘若没有这种分离，直接交换就没有可能。自卢卡奇以来，兴起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的“物象化”理论。但是，这种看法其实来自于匠人（单纯的商品生产者）意识和封建的阶级关系的意识。对他们来说，此前的渗透关系看上去被“物象化”了。可是，商品经济下的人的“社会性”关系毋宁说是由资本形成的，从一开始就是通过物和物的关系来表现的。原本我们相互之间是无法得知与谁关系着的。但是，正是这种“分离”把被共同体和国家封闭的个人“社会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国际都市。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我们虽然无法得知相互之间的关联，但同时也不能再说我们之间是“无关系”的了。比如，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于饥饿状态，但不能说发达国家的人们与此“无关系”。只不过无法明示这种“关系”。因此，原本的渗透关系的世界被物象化等想法只是一种事后性的反观。它疏忽了“社会性关系”由资本构筑的事实。[6]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无法随意处理的“外部”，它就是作为土地（广义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力商品的承担者的人。宇野弘藏在资本本身无法生产出劳动力商品这一点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劳动力商品不只是商品。不能因为需要就增加，也不能因为不需要就把它舍弃。劳动力不足会使工资上涨从而利润率下滑。可是，它虽然会使经济景气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却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停止。资本通过“产业预备军”解决劳动力的稀缺。国内的农业、中小企业以及不发达国家便发挥这样的作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当劳动费用上涨时，就会从海外招徕劳动力，或者向海外转移生产。总之，这一“界限”仅仅意味着资本积累必须经历经济危机和经济景气的循环才能实现，资本由此得以长存。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用来说明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在最近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瓦解了人类长期以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农业自然环境的再生产（再循环）系统。结果，环境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是，仅把它理解成工业技术或近代“世界观”的问题，这是片面的。马克思早就思考过环境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论》第一卷）
可是，《资本论》中重要的并不是工业和农业的区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一般生产的区别，或者是由价值构建的世界和并非如此的世界的区别。商品化虽然和工业化有关，却是另外一回事。关于环境污染问题，一些人认为应该改变以前的战胜自然的思考方式并采取“与自然共生”的态度。这时，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农业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受到了人们的好评。然而，这种看法只是先进国家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梦想罢了。因为，现实的环境污染的危害，在“与自然共生”状态下的后进国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残酷。
环境问题本身无法成为阻止产业资本主义的力量。现实里，阻止环境污染的最有效方法是把处理废物的成本——如征收二氧化碳税——投入生产成本之中。这种方法把此前被看作自由财富的东西理解为商品。自亚当·斯密以来，空气和水被认为是具有使用价值但无交换价值的代表性例子，但是今天它们正在成为商品生产的对象。就是说，环境问题将归结为商品经济和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化。结果，环境危机和粮食危机将带来新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
我们无法通过对话和共识停止资本的欲动。因为它就是在交换过程中的“对话和共识”的困难本身中孕育出来的。有一些人冷嘲热讽，说还是通过商品经济进一步彻底化来期待转机为妙。可是，商品经济彻底化达到极限，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逆转。而一旦它无法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必将终结，这是毋庸置疑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资本论》第三卷）。但它不是自然地停止。因为无论以何种形式——不管伴随多少悲惨和荒芜——它都要继续制造差异。《资本论》明确的是资本（理性）的“界限”。但它不能停止资本的欲动。因此，必须存在与资本运动对抗的运动及主体。我们能否在《资本论》中发现它们呢?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只有作为资本（货币）和劳动力（商品）这一对经济范畴的“承担者”才能被发现。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经常提及《资本论》，事实上却对它不满。因为在这里很难找到主体性的实践契机。但是，这根本就不是《资本论》的缺陷。《资本论》是以“自然史的立场”、即“理论性”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这里不会出现主体的维度，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宇野弘藏说《资本论》阐述的是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非革命的必然性、革命是实践性的问题，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实践性”毋宁说应该在康德的意义上去思考。就是说，对抗资本运动的运动的“道德性”的。[7]对抗资本运动所带来的榨取、异化、不平等、环境破坏、女性歧视等现象的运动是“道德性”的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对早期马克思的重新评价是十分合理的。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每个人的“责任”加上括号予以悬置，但这并不是在否定道德的层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以道德性的东西作为契机，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马克思指出了无视“自然史的过程”的道德运动必然会遭受挫折。在《资本论》中，他抓住了对抗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关键，那就是经济范畴本身。
马克思执笔《资本论》期间，在产业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最为发达的英国，革命运动已经式微。他虽然对其他地区的革命寄予厚望，但在根本上，他仍然认为如果英国不发生革命那么资本主义的扬弃就无法实现。因为，在产业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尚不成熟的周边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革命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革命——只不过由于那些地方没有资本家，所以常常由社会主义者代行其职。这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内部的事件，因此本质上无法成为与其对抗的东西。对于《资本论》撰写期间的马克思来说，显然英国的工人阶级不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他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认为经济危机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但到了撰写《资本论》时期，他早已放弃了这种期待。
现在，在我们阅读《资本论》时，我们不应该关注里面那绚烂华美的浪漫主义革命的预想，而应该注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工人运动亦被吞噬其中）当中试图发现的能够与之抗衡的逻辑。特别需要留意的是，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发现”的剩余价值论其实是李嘉图左派的东西，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正包含了对它的批判。19世纪上半叶的宪章运动以及后来的体制内部的工会主义，都是重视生产过程并从中发现剩余价值榨取的理论引发的。只要坚持这种理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就必然不会出现抗衡资本主义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在此从“物象化”，乃至作为意识形态装置的国家的主导权来寻求工人运动体制化的原因。然而，重视上层建筑的观点在根本上以生产过程中心主义为基础。分析大量生产、高额工资、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式的“消费社会”的那些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资本论》并不是一部关于经济基础的著作，它是一部考察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框架之内无法思考的那种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组织起来的某种“力量”的著作。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必须从这里发现。
在这里，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产业资本以劳动力商品为基础的含义。它不仅意味着雇佣工人使其劳动。真正内涵在于，在工人制造的产品最终由工人购买——虽然工人购买的是消费品，但如果不销售它就无法销售生产材料——的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就是说，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在流通过程中也首次得以实现。《资本论》区别于古典派的地方就是对这样的流通过程的重视。对于古典派来说，那不成其为问题。他们以供给（生产）自行创造需求（消费）的萨伊定律为基础。凯恩斯嘲笑马克思仰仗萨伊定律，但这不过是无知以及诋毁性的误解而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否定萨伊定律并批判了只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寻找利润的古典派思想。
然而，古典派重视生产过程的看法却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坚强地活了下来。他们经常揭露在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被榨取或者机械生产产生异化的状况，并认为生产过程中的斗争能够终结资本的积累运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生产过程就是被资本出卖的劳动力商品的具体的劳动场所。那里的斗争基本上就是改变交换契约条件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会运动将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可是，工会运动在根本上只能是经济斗争，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藐视它的存在价值。它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以及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做出了贡献。今天，它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据。因此，凯恩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派过分强调了“工资刚性”的“规律”。
在英国，宪章运动衰微以后，19世纪60年代工会主义（Labor－Unionism）业已占据支配地位。工会主义产生了劳动贵族，由此丧失了革命性。不过，如前所述，这并不是因为剩余价值论的缺位，毋宁说，工会主义的基础是以只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剩余价值的李嘉图左派的理论，革命性之丧失是必然的结局。由于英国资本的剩余价值来自爱尔兰和印度等海外殖民地，所以，仅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剩余价值，这只是一种欺骗。工会的斗争逐渐变得在暗地里要求对海外殖民地的剩余价值进行分配。换言之，英国一国的资本和劳动变成了利益捆绑体。这一现象后来也不同程度地在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
使工人运动从保守性变为革命性的努力不断反复。但是这些努力依然以仅在生产过程中寻找资本积累秘密的理论为前提。这样，有人开始期望通过“外部灌输”来变革工人的意识，或者认为工厂占领——大罢工能够切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这些尝试基本上都失败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做法对于一个企业，至多对于一个国家的总资本来说也许构成了打击，但对于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它什么都不是。
工人运动的革命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一方已经摆脱了古典派—新古典派式的思想。例如，凯恩斯认为创造有效需求能够克服慢性萧条（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不仅是国家重商主义的介入，还表示社会总资本以国家的形式登上舞台。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家尽管不想给自己的工人付工资，却愿意其他资本家多支付工人工资。可是，所有资本家都如此作为的话，经济萧条就会持续，失业人员泛滥，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在此，与个别资本相反，总资本转变了这种观念，并补充了大量生产、高工资、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这一切制造出了“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以往的工人运动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系统当中，没有遭受压制反而得到了奖励。工人的经济斗争以消费扩大—资本积累的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良性循环”的支撑。结果，在生产过程中似乎愈加不可能发现打倒资本主义的契机。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
当在生产领域的抵抗变得困难时，人们采取了利用“再分配”来消解剩余价值的榨取的办法。这就是一边交给“市场经济”，一边运用国家的再分配去调整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社会民主主义”。如果说所谓的共产主义是刚性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它就是弹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当然，它并不会成为对抗资本和国家的运动，毋宁说，资本和国家欢迎“社会民主主义”。虽说如此，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回避态度最终给资本造成了两个困境。一个是支撑国家财政的税收负担对总资本来说过于沉重，以及全球性的产业联系的深化使一国之内的经济政策越来越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指的就是世界总资本试图对此负担的抛弃。结果，阶级的两极分化在世界各地纷纷展开。但是，经济的无国界化、全球化的发展并不会使工人阶级跨国团结起来，也不能瓦解国家。原因未必是民族对全球化的抵抗。因为产业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需要国家的。这一点对多国籍资本同样适用。各个国家不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中自动融解，因为民族（nation）=国家（state）原本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当中形成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个困境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因此可以说，世界总资本即便违背个体资本乃至个体的国民经济，也依然会以各种国际机构进行规制的方式正面登场。即便个别资本或个别的国民经济发展良好，只要它对世界总资本不利，就一定会受到制约。就是说，世界资本主义尚未瓦解囚困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思考方式。这些事态反倒和连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是“古典”的《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状况非常接近。
不过，这些事态都是由资本的“自主性”（能动性）组织起来的。对此，工人能否进行自主的对抗?正如《资本论》的序言里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单独的个人无法成为能动的主体。他只是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的人格上的承担者。而资本家具备自主性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资本的场所是自主的。那就是货币，即“买方立场”（等价形态）所具有的能动性。出卖劳动力商品的人只能是被动的。但是，在这里存在劳动者作为唯一主体而展现出来的场所（构造）。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被卖出的场所，即“消费”的场所。这是劳动者能够持有货币站在“买方立场”上的唯一场所。“把资本从支配（隶属）关系中区别开来的，正是劳动者作为消费者及交换价值测定者面对资本的情况下，是以货币所有者的形态、货币的形态成为流通的单纯起点——流通的无限多的起点之一——的情况下，在这里，劳动者之所以是劳动者的规定性将被抹消”（《马克思资本论手稿集》第二卷1858年版）。对资本来说，消费就是最终实现剩余价值的场所，是使之不得不从属于消费者意志的唯一场所。
新古典经济学派把消费者看作是经济主体之一。然而，这个被视为力图最大限度实现效用的主体绝不是自主性的。它只是“市场经济”下的“需求”要素，是被消费或差异化的欲望所驱役的被动的存在而已。此外，由于“消费者”既包括资本家又包括独立生产者，因此它抹杀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当消费者的主体性脱离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时，就只是一个抽象的主体。所以，“消费”这个场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表现为一个次要的骗人的东西。许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研究中实际上都暗含着类似的看法。但是，使产业资本存续下去的剩余价值，原则上只能存在于工人自己买回他们全体所生产的产品这一过程当中。不论生产过程如何，只有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剩余价值。这里正是资本作为卖方必须进行“惊险的一跃”的地方。
卖和买或者说生产和消费在货币经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割裂了劳动者和消费者，使企业和消费者看上去像是经济主体似的。另外，也割裂了工人运动和消费者运动。随着工人运动的形式化，消费者运动以各种形式兴起了。它包括环境保护、男女平等主义、少数民族等运动。它们通常采取“市民运动”的方式，或者与工人运动毫无瓜葛，或者否定工人运动。然而，消费者运动其实就是转变了立场的劳动者的运动，并且只在这个意义上才是重要的。反之，工人运动只有作为消费者运动进行才能超越地域上的局限。因为，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过程遍及包括育婴、教育、娱乐、社区活动在内的广阔领域。
对在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成为独立主体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看法提出否定的是安东尼奥·奈格里。他从《资本论》回到《大纲》，试图在那里找到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契机。用我的说法，就是指在流通过程中工人站在“买方立场”上。即劳动者作为消费者成为主体。生产和消费的“分离”虽然使资本得以成立，但也会成为停止资本运动的契机。不过，我认为，奈格里误读了《资本论》，就是说，他追随了剩余价值只存在于生产过程中这一通俗看法。“剩余价值的理论把榨取这个事实引入经济理论，关于流通的马克思式的理论给那里导入了阶级斗争”（《〈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诚然，在《资本论》中，劳动者的消费被看作是以劳动力再生产为目的的被动过程，只是资本运动的论据而已。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只能在流通过程中最终实现。剩余价值只在生产过程中不会被实现，并且只能作为“社会性”总资本而实现。这一点意味着既然剩余价值只能全球性地实现，那么消灭剩余价值的运动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在个别企业或个别国家总资本内部的斗争，逐渐变成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而已。劳动者在企业和国家之间被迫相互割裂了。他们的利害无法和个别资本的利害分离，也无法和各个国家的利害分离。例如，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受到了榨取，但他们经过国家（总资本）的各种方式的再分配，“榨取”了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只要固执于生产领域，工人运动就会被国家切断，最终只能以期待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的统制而告终。
但是，当资本运动组织起全球规模的“各种社会关系”时，扭转的契机也正包含在这种关系本身当中，即流通过程中。根据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从主人被迫认识到他依存于奴隶的劳动的那一刻起，主人就不再是主人，奴隶也不再是奴隶。但是，这是以封建统治、即掠夺—再分配关系为基础的理论，无法适用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交换关系。原因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不是自我意识的关系，而是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的关系，根本上是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价值形态）。“主奴辩证法”在“掠夺”的关系中发挥作用，那里存在着“死的恐惧”。但是“交换关系”中只有“卖不出去的恐惧”。并且，它不仅对于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来说作为被解雇的恐惧而存在，对于资本家来说它还作为产品卖不出去的恐惧如影随形。当然，现实中的确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貌似“主奴”关系的企业，即便在今天也是存在的。那里的工人一定会来一场“赌上性命”的战斗吧。不过，即便他们的关系被“民主化”了，资本—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的关系也不会被扬弃。
但是，这种超越主观意识的关系结构并不会消解“主体性”。在资本的场域之内的人（资本家）只要在这个范围以内就是自主性（能动性）的，与之对应的出卖劳动力的立场上的人（工人）则只能是被动性的。所以，在这种关系下，即便工人只进行围绕自己商品价值的“经济主义”斗争，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资本论》那里，劳动者成为主体性的契机可以在商品—货币这对范畴的关系自身当中被发现。就是说，作为资本无法处理的“他者”的劳动者会以消费者的面貌出现。因此，对资本的对抗运动只能是跨国的消费者=劳动者的运动。例如环境问题、少数民族等消费者运动是“道德性”的。但是，这些运动之所以获得一定的成功是因为对资本来说，商品抵制（拒买）运动是非常可怕的。换言之，道德性运动的成功不仅在于道德的力量，更在于商品和货币这一非对称的关系本身得到了证实。为了对抗资本的运动，我们必须探索工人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不同于单纯的政治连带，它本身必须是新型的运动。
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优先思考生产领域的工人运动，把其他的东西都看作次要的和从属性的。这同时意味着以下这一点，即生产过程中心主义蕴含着男性中心主义。事实上，工人运动和消费者运动分别以男性和女性为中心，但这是以产业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所强制的男女分工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派的生产过程中心主义重视“价值生产”的劳动，因此导致把家务劳动等“生产”看成“非生产”的性质。这是伴随产业资本主义而出现的歧视，它早就被性别化了。所以，不对此进行抵抗的“男性的—革命的”运动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对资本和国家的抵抗运动。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上述那种工人运动的排斥，使得“市民运动”成为重心。在那里大家关心的是女性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但是，反过来，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由此被摘除了。同时，和后进国家的人的关系也被摘除了。只要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被分离开来，就无法抵抗资本的积累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上所述，身为资本主义理论家的“市场经济”论者遮盖了资本的运动G－W－G'，把它变成了简单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W－G，G'－W）。沿着这个思路最终就会导致消费者运动只要求“企业的伦理”的结局。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在工会运动之外发现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它并不是从黑格尔式伦理演绎而来的。前文提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恩格斯的文章里添加了下面这句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贯彻了这一态度，并在20年以后，在数次“消灭《马克思恩格思文集》2009年版第一册539页《德义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31页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寻找共产主义的可能。那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合作。
马克思把股份公司看成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论》第三卷）。因为股份公司通过资本和经营的分离能够消灭以往的“资本家”。不过，股份公司只是资本主义的“消极的扬弃”。马克思在工人即股东这种合作生产中看到了“积极的扬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对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区分意味着什么?近代私有权是以对纳税为代价而被专制主义国家所赋予的权利。私有制毋宁说是国有的，因此，认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国有化是完全错误的，不如说，私有财产的扬弃必然是国家的扬弃。对马克思而言，之所以共产主义意味着新型的“个人所有制”的确立，是因为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合作生产的联合。在那里，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得到了扬弃。他这样写道：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决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论主义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应该阐明若干总的原则。
（a）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b）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c）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
（d）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也就是说，除了传播自己的学说，还要促使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
（e）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sociétés par actions），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八六七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1964年版）
无论合作制生产还是合作制消费，都没有受到那些深信共产主义就是国有化组织的计划经济之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重视。基本上，它们是由罗伯特·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构想出来的，虽然经历数次挫折，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英国真实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运动。马克思非但没有否定它们，反而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中发现了共产主义。在《法兰西内战》——它作为“国际工人联合”的宣言——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法兰面内战》1964年版人民出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这种联合不但不同于共同体，和国家集权制也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我认为它和马克思称为“社会的”东西相对应。也就是说，它就是暂时离开共同体的人们的结合形态。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下的通过和货币的交换而实现的各种“社会”关系试图转变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乃至若干联合的全球性的联合。
它在根本上是“道德性”的。换言之，它所追求的是“不仅把他者人格的人性作为手段，同时还作为目的”（康德）。如果没有这一要素，共产主义只能变成集体主义（共同体主义）或全体主义。人们对共产主义的通俗理解就是指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私有财产国有化并把全部生产纳入中央的调节下。诚然，这样的确可以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但是，它和“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有着天壤之别。据田畑稔的记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草稿里这样写道：[8]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生产的（总社会）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作用于生产当事人，他们作为联合的理性（assoziirter verstand）没有使那种联系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
马克思的“被联合的理性”听上去很古怪。然而，如果我们将它与哈贝马斯建议在加以沟通并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重新理解理性的观点进行比较的话，应该能够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它表达得更为含蓄。不过，田畑稔指出，恩格斯在编集第三卷时把马克思的原文修改为下面这段话。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资本论》第三卷）
这种修改形同犯罪。恩格斯认为“客观规律的认识下的支配等于自由”。他眼中的“被联合的理性”正是黑格尔式的理性。这必定会通向党=国家官僚=理性控制经济过程的思路。共产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的想法归根结底来自恩格斯。马克思不认为“被联合的理性”会一举实现。“自由联合（associated）的劳动的各个条件取代劳动的奴役制的经济条件，必然是一项长期的渐进的事业”（《法兰西内战》）。
19世纪末，晚年的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和突飞猛进之后，开始认为议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考茨基还是伯恩斯坦，都是恩格斯的后继者。列宁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议会制是资本家的独裁体制。这种看法恰恰也来自恩格斯。一方宣扬议会主义革命，另一方倡导暴力革命。然而，国家权力的基础在根本上就是被垄断的暴力。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它在一定领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物理暴力的垄断权。”（《以政治为业》）即便权力的行使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获得同意的，依然以暴力为基础。因此韦伯说，参与政治的人“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这种势力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这表明社会民主主义丝毫不是非暴力的。它的目的是运用议会制的多数表决法则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把从资本那里通过税收而掠夺的东西再分配给劳动者。[9]在那里，“掠夺者被掠夺”（马克思）。正因如此，资本总是热切地期盼“自由主义”。
因此，就如自由主义者海耶克所言，考茨基和列宁的区别并不像表面那样明显。他们都诉诸国家权力，因此都是“暴力的”。此外，他们都把生产过程中的斗争放在中心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向了议会主义，是因为他们不再对生产过程的工人运动抱有希冀，而不是因为在流通过程中发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在议会选举上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和生产关系割裂的抽象的存在者，不可能是对抗资本主义的“主体”。他们甚至都不以扬弃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为目的。在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无疑会延续下去；而在列宁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也依然会作为国有化企业的东西而残存。在那里，晚年的马克思从中发现“可能的共产主义”的消费—生产合作制，仅仅被当成了次要的东西。
然而，现在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指出马克思在联合主义那里发现了共产主义。毋宁说，关键在于指出马克思看到了联合主义的界限和困难。这就是他的态度被赋予双重含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重视生产—消费合作制的原因所在。所谓联合主义的界限，就是指生产—消费合作社被放到与资本竞争的基础上。它们或者局部（难以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成立，或者自身变为股份公司，或者在和资本的竞争中失败并崩溃。[10]因此马克思才认为“国家权力转交到生产者自身”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个问题，巴枯宁把马克思和拉萨尔放到一处来批判。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马克思曾经批判过拉萨尔所谓的由国家来保护和培养生产合作社（《哥达纲领批判》）一事。“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么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哥达纲领批判》，1857年）。总而言之，马克思要表达的并不是由国家来培育合作社，而是合作社的联合应该取代国家。此时，资本和国家会被扬弃。马克思除了做出这种原理性考察之外，关于未来什么也没有说。
资本的自我增值运动，无论伴随何种危机都不会自动停止。对抗它的运动就是创造出在G－W－G'的循环系统之外的生产和消费的形态。它就是生产—消费合作制。在这样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们的联合”（马克思）中，不会存在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为了扩大合作社，必须建立否定利息的信用制度，也就是支付结算制度。[11]但这还不够，因为不论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如何渗透，非但不能阻止资本的自我增值运动，甚至还可能以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补充而告终。所以，与此同时，还必须在资本运动的内部进行抵抗资本主义的运动。[12]
“可能的共产主义”只存在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的全球性的联合当中。但是，它总是被各种资本和国家圈禁，实现起来很困难。在通往这一目的的道路上，对抗资本和国家的运动何以可能?答案只能到《资本论》中寻找。马克思说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既不在流通过程中又只能在流通过程中。他随后又加了一句：“这里是罗托斯，就在这里跳吧!”此二律悖反在另一方面意味着针对资本=剩余价值的抵抗运动既不在流通过程中又只能在流通过程中，或者既不在生产过程中又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换句话说，它不单纯是消费者或劳动者的运动，而必须是身为消费者的劳动者的运动。具体说来，它以“抵制”运动为轴心，同时跨国组织生产—消费的合作。这一运动基本上是非暴力的。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它比任何暴力都更为致命。资本虽然能够合法地或非法地压制工人的罢工，但是绝对无法制止抵制运动。[13]
卡尔·波兰尼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喻成癌症。它产生于农业共同体和封建制国家“之间”，不久便侵入其内部，使它们变得适合自身，但依然是寄生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劳动者=消费者的跨国网络比作资本和国家这个癌上产生的抗衡癌。资本和国家为了摘除此癌，只能除去使自己成为可能的条件。在我看来，《资本论》提供了此种方式的逻辑依据。那就是，价值形态中的非对称关系（商品和货币）虽然生产了资本，但同时也能够在那里找到终结资本的转折契机。
[1]本文原载［日本］太田出版社2000年版《可能的共产主义》第一章。 作者简介：柄谷行人（1941—），男，日本近畿大学荣休教授。由阳（1987—），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生。（吉林 长春，130012）
[2]本文原载［日本］太田出版社2000年版《可能的共产主义》第一章。 作者简介：柄谷行人（1941—），男，日本近畿大学荣休教授。由阳（1987—），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生。（吉林 长春，130012）
[3]本文是在《群像》1998年9月号—1999年4月号期间连载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的结论部分（1999年4月号）的基础上大量修改、润色后而成的。
[4]参考连载论文，《群像》1998年12月号。
[5]所谓土地和人类的再生产乃是“自然的生产”，是自然的“赠与”。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强调“血缘和大地”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们是自然赠与的geschickt，故而是命中注定schicksal的。海德格尔在“它给予es gibt”这个德语语境下考察“存在”的存在论，和魁奈以来的农本主义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海德格尔绝不是简单的“森林人”。他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他想解决产业资本带来的工人问题。他否定纳粹的生物学人种理论的反犹太主义是反商人资本主义（反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确切说来，他的思想回到了古典派的理论。只不过，他的思想是以“生产”为支撑，并试图在与“自然的生产”融合的前提下实现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在劳动中给予“被异化的”工人以充足的闲暇，试图恢复自然环境带来的“本性”的运动。它并不必然会与战争勾连。所以，如果把它在历史上的特殊性抛在一边，那么，虽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不得不说法西斯主义即便在今天依然会有势力。
[6]物象化理论暗地里把洞察一切生产关系的观点作为前提。因此，这种思想在实践上和它的意图相反，最终变成了中央集权的权力统制。
[7]社会主义也是在美学态度中开始的。这一点在谴责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丧失喜悦的罗斯金那里已经能够看到。威廉·莫里斯从这样的美学角度接近马克思主义，并发现了劳动即艺术那种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过，在这里不能在狭义的意义上理解“艺术”。无论何种劳动，如果把“关心”打上引号，它就是游戏且与艺术活动相似。马克思这样写道：“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描绘未必就是非现实的。例如，志愿者高兴地承担了从经济上的交换价值，或者从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这个自古以来的价值等级秩序的角度来看是下等和肮脏的工作。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把这些工作当作职业来做。这证明了使劳动成为痛苦的，并不是劳动的性质，而是使劳动单纯从属于对交换价值的“关心”的那种经济。
[8]以下考察的依据是田畑稔的《马克思和联合》（新泉社，1994年）。田畑稔还说组织论中的联合可以比作休谟所说的联合（观念联合）。休谟由此得出了一个自我是不存在的怀疑论的结论。对此，康德则认为虽然实体的自我不存在，但把它们的联合整合起来的“超越论的统觉”是存在的。（参考《群像》1998年11月号）“存在”只能通过它的不在所引起的事态来表现。康德站在休谟和笛卡儿“之间”试图攻击二人。不过，把它置换为组织论的话，“超越论的统觉”正相当于马克思的“联合的理性”。联合中存在“超越论的统觉”那样的东西。但绝不能把它理解成实体性的中心（国家或党）。可以说，马克思位于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试图攻击双方。因此，他有时像是无政府主义的，有时又像是国家主义的。我们不应该强行统一其双重性，而应该在这里看到马克思的“批判性”。
[9]国家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暗中强化了民族主义。原因就是前文提到的剩余价值不仅从国内，还从国外获取，在再分配方面使资本和雇佣工人具有共同的利害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人纷纷支持战争，第二国际瓦解了。但是，对其批判而成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很快也沦为苏联的国家利益的附庸。这种状况未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轻视“民族”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轻视“国家”问题。其实，只要仅在生产过程寻找榨取，再试图利用国家权力消解之，就必然会导致追求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而另一方面，即便采取议会制民主主义，由于议会制的“多数表决原则”与对少数民族的忽视相关，因此会发生民族独立运动。
[10]重视生产合作社的不只是无政府主义阵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就像德国的“劳兵评议会运动”那样，生产合作社同样受到了重视。但是，“既不被政府也不被资本家支援的工人的独立的创设物”（马克思），却常常置身于资本的竞争和国家的干涉之中。这不仅导致了无政府工会主义和劳兵评议会运动的失败，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生产—消费合作制的南斯拉夫共和国（铁托主义）也是如此：它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和标榜“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下解体了。
[11]有关这种信用制度，可以参考20世纪80年代由马克·林顿制定，并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广泛实施的LETS （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地区贸易往来制度）。西部忠对LETS进行了理论考察并将其普遍化了。
[12]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对抗运动不能创造或分离G－W－G'这个循环之外的生产—消费形态。例如，奈格里说“不劳动”时，如果这不是指“不做雇佣劳动”那就没有意义。不过，若要雇佣劳动，必须要创造出雇佣劳动之外的生产形态。进一步说，我们说“不买”时，就包含了“要买”非资本主义产出的产品之含义。总之，消费—生产合作社的联合，若没有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抵抗就不会成立，后者离开前者就不会成立。
[13]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该重新评价甘地的“非抵抗运动”：它不仅是道德性的非暴力运动，还是抵制运动和生产—消费合作社方式的抵抗运动，它不能被局限在反抗殖民地统治的独立运动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