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书院崇道德的教育理念
中国书院崇道德的教育理念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中国远古时期，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一些部落首领或帝王都具有圣德贤能，在化育民生、造福百姓方面堪称典范，因此深受后人景仰。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传承以及发扬这些圣贤的道德之学，倡导仁义礼让等思想主张。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仁政的思想，将孔子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政治混乱的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国君大多忙于战事，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如何推崇仁义道德来获取民心，而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来争夺霸权。逮及汉代，在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儒学地位得以显升，孔子思想得以推崇，经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而被神圣化。于是，“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1]，这种思想一直牢牢地支配着后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万世道统之所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汉代以后的很多帝王都很重视用儒家道统来治理天下，在帝王们的倡导与推广下，历代很多士子都以弘道作为重要使命，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成为士子在道德追求中需要实现的一步步目标。中国古代社会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以立德为上。即使立德之人无功或无言，也会流芳千古；即使无德之人立功或立言，也往往得不到推崇。
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野蛮向文明进化。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征途中，教育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2]，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3]。由于教育对于人而言有着扬善救失的功效，因此，要想化民成俗，要想社会稳定，要想和谐安康，就必须重视教育。要重视教育，就必须兴办学校。中国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学校，如周朝时期存在着官学与私学之分，出现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在后代社会，官学与私学也一直并存。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科举的作用不容忽视，自隋炀帝实行进士科考试以后，历代朝廷都重视以科举作为抡才大典。官学往往受科举的驱使，多重视科举文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不少官学有教养之名而无教养之实，在培育人才方面形同虚设。书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教育机构，历代很多书院重视道德教育，时常充当匡救官学不逮的重要角色。书院重视道德教育，这从书院学规、祭祀、藏书、命名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 学规与道德教化
学规有着教育指南的功效，对书院教育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火车运行需要借助铁轨，书院运行需要借助学规。书院要想在正常有序的轨道上运行，就必须有合理得当的学规作为依托。书院学规制定者主要是山长，当地或外地的一些官员、学者、作家等也曾为各地书院制定过学规。在中国书院学规中，道德教育是一根主线。
南宋理学巨擘朱熹毕生关注教育事业，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在此期间修复白鹿洞书院，翌年（1180）三月竣工。白鹿洞书院修复之后，朱熹亲自主持洞事，倾心规划教育蓝图。为了引导生徒合理的研习，促进健康学风的形成，他为该院制定了学规一篇（这篇学规在后来有《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教条》等多种名称），内容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俱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苟知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左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妨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念之哉！[4]
朱熹对古人明理修身的做法给予肯定，而对今人追名逐利之举进行批判，他从五教、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等方面对生徒展开教育，使生徒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持循。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他教育贡献的重要体现，此学规虽为白鹿洞书院而设，但对后代书院教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代很多书院师之所教、生之所学，都不出此藩篱。明清很多学者编写书院志时就将《白鹿洞书院学规》收录其中，如聂良杞的《百泉书院志》、岳和声的《共学书院志》、何载图的《关中书院志》、严瑴的《东林书院志》、周在炽的《玉潭书院志》、董桂敷的《紫阳书院志略》、周瑞松的《宁乡云山书院志》、吕永辉的《明道书院志》等，都将《白鹿洞书院学规》编入其中，以此作为书院教育的不二法门，其中，有些书院志还将《白鹿洞书院学规》置于学规之首。《白鹿洞书院学规》不仅对中国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国外书院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朝鲜西岳书院、道基书院、紫云书院、深谷书院、考岩书院、石室书院以及日本江户时代的鹤山书院、藤树书院、怀德书院等，都很重视《白鹿洞书院学规》，不少书院将它悬挂在讲堂之中，以勉励学子锐意向学、德性充盈。为了让学子真正理解《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内容，日本很多学者撰写了《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研究之作[5]。从《白鹿洞书院揭示》对朝鲜、日本等国的深远影响中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巨大，因此当今国人有必要也有信心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勇于开创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
元代刘鹗在泰定二年（1325）以后掌教各地的一些书院，在书院教育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泰定三年（1326），他制定《齐安、河南三书院训士约》用来指导生徒研习，内容如下：
一、德行之宜崇也。《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言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至德者，诚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敏德者，强志力行、崇德广业之事；孝德者，尊祖爱亲、不忘本始之事。此先王之教所以精粗两尽、本末相资，而不倚于一偏者也。朱子曰：“圣人教人有定本，五常也，四勿也。”自昔圣贤教人之法莫不以此，多士勖诸。
一、士习之宜端也。自古周南之化，先及江汉。王仁所被，其流风余韵，虽百世而遥犹能望古而兴怀，勿谓楚无风也。多士一步一趋，当以圣贤为法，谨毋竞佻达而薄检绳、尚浮华而贱悃愊，则品行端而正学明矣。
一、实学之宜重也。何谓实学？凡有资于经济、达于政事者是也。夫士学以待用，因待用而学，而学又皆无用，可谓知务乎？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经。此经一明，推之不可胜用也。昔左史倚相能读八索九丘之书，此时称为贤辅。今日岂乏异材，学者不可不求实效也。
一、文体之宜正也。程夫子云：“立言之道，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孟氏亦云：“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盖其言不近则众人亦惑，其旨不远则君子易厌，此圣贤立言之法，万世操觚者所必宗焉者也。试看《论语》《孟子》，其言何等平易，其意何等精深，使人观之显然、味之无极矣。
一、会课之宜勤也。以文会友，原是圣贤成法，尔辈随便立会，不拘人数，宜遵白鹿洞教规，恒以实心敦砺。质疑问难，相与开发心胸；显示默规，相与砥砺名节。不矜不伐，下拜昌言；若无若有，近思良友。虞廷孔孟，相授之益可想而知也。求友辅仁，亦在志士之自奋耳。
一、浮伪之宜禁也。国家设学造士，欲求真才实能共理天下尔。士子披青衿入黉宫，以远大自期。周子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天一事旷世不谈，即希圣希贤姑亦未论耳。诸生且先希士，士志于道，不耻衣食之恶，无恒产而有恒心，自能爱养廉节，砥砺末俗矣。[6]
放眼望去，浓厚的道德教化气息在“德行之宜崇也”“士习之宜端也”“实学之宜重也”“浮伪之宜禁也”四个标题中迎面扑来，而“文体之宜正也”“会课之宜勤也”两个标题虽不含有明显的道德教化意味，但若稍览每一标题后的内容，“圣贤立言”“砥砺名节”“不矜不伐”“求友辅仁”等一些说教术语也会马上进入我们的视线。该学规中的“宜遵白鹿洞教规，恒以实心敦砺”一语表明，刘鹗重视传承朱熹的教育薪火，重视用道德教育的方法来提升生徒的道德素养，使生徒的行为合乎道德规范。
江苏东林书院是北宋理学家杨时创建而成，之后，该院屡废屡兴。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顾宪成、高攀龙在旧址重建东林书院，聚众讲学，针砭时弊。由于东林书院学者的讲学旨趣相同且在当时很有影响，因此有“东林党”之称。东林书院重建之后，顾宪成撰写《东林会约》。顾宪成尊奉朱熹学术，他在《东林会约》中指出，《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从性学的角度阐发道德之学，见正、守确、虑远、防豫[7]。《东林会约》是由《白鹿洞书院学规》引发而来，内容包括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四个方面，道德教化的色彩浓厚，如顾宪成在屏九损中指出，士子应祛除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九种恶习，这九种恶习的表现如下：
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短长，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暧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己有过，贵在速闻速改，而或恶人之言，巧为文饰，怙也；人有过，贵在委曲密移，而或对众指切，致其难堪，悻也；问答之间，意见偶殊，答者宜徐察问者之指若何，明白开示，而或遽为沮抑，使之有怀而不展，问者宜细绎答者之指若何，从容呈请，而或遽为执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满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听途说，略不反求，莽也。[8]
顾宪成由此告诫士子，要在言行举止上多加注意，防微杜渐，促进道德素养的形成。顾宪成所言屏九损发人深省，不仅对当时东林士子起着警戒的作用，而且对东林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崇祯年间（1628—1644），东林书院山长吴桂森撰写《东林会约》时又加以重申：“先生九损中已先点破，今宜更加谨毖，以息风波，是为今日第一禁戒也。”[9]可见道德教育的薪火相传在东林书院得到有力的体现。
河南之地历史悠久，人文鼎盛。宋代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创立了洛学这一重要学派。为表景仰之情，后人在河南开封建立二程书院，用来祭祀二程及其弟子。清代光绪二十年（1894），河南学政邵松年修建二程书院，并改名为明道书院，聘请黄舒昺为山长。黄舒昺重视道德教育，他效仿北宋吕大钧的《吕氏乡约》以及南宋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明道书院制定了学规一篇，内容包括劝善与规过两大方面。劝善内容包括治身之善、处家之善、处乡之善、服教之善、畏法之善五个方面，其中，治身之善的具体要求为：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惩忿怒、能寡私欲、能主忠信、能持恭敬、能守廉介、能崇节俭、能行四礼、能不溺俗；处家之善的具体要求为：能孝父母、能和兄弟、能敬尊长、能教妻子、能御家众、能理家务、能尊师道、能笃友谊；处乡之善的具体要求为：能睦族邻、能厚戚党、能恤孤寡、能周贫乏、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解争斗、能成事务、能劝人善、能规人过；服教之善的具体要求为：能遵圣教、能行小学、能熟经书、能通鉴史、能娴掌故、能储经济、能守程朱、能辟异端；畏法之善的具体要求为：敬畏官长、耻入公门。规过内容包括犯义之过、不修之过两个方面，其中，犯义之过的具体要求为：饮食无节、衣服过侈、戏博妨业、吃烟损己、交游不慎、视听不谨、言不忠信、行不恭逊、贪财营私、溺俗违礼、逞忿凌人；不修之过的具体要求为：执事不敬、与人不忠、游戏失仪、怠惰废学、见善不为、闻过不改[10]。此学规从修身、齐家以及睦邻的角度出发，对生徒的言行举止做了仔细规定，在劝善规过方面可谓面面俱到。只有积善，方能成德。只有防微杜渐，方能不入歧途。生徒应将日常行为与学规内容一一比照，与学规合者要永远保留，与学规悖者要及时祛除。明道书院的这篇学规有助于规范生徒的言行，也有助于促进健康民风的形成。
唐代时期，禅宗五祖弘忍为了挑选衣钵传人，令门人各作一偈，其中，神秀所作的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所作的偈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11]尽管神秀在领悟佛法上没有慧能通透而失去了继承弘忍衣钵的宝贵机会，不过神秀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用于儒家道德修养，可谓至理名言。书院是代表着儒家思想的重要教育机构，历代很多书院的施教者都通过制定学规要求生徒，不断净化自身思想，采取“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方式来达到道德修养上的圆成。
二 祭祀、藏书与道德教化
祭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汉代语言学家许慎解释“祭”字时指出：“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其中，“示”字义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12]从中可知，祭祀是指人们以祭品（主要是食物）为媒介来侍奉神灵，祈求得到神灵的庇护。“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13]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与教化密切相连。“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14]中国古代社会讲究礼制，祭祀在诸礼中又倍显重要。祭祀在中国书院广泛存在，历代很多书院重视祭祀，有些书院就是为了祭祀先贤而作。历代书院通过祭祀景仰仪型，彰明学统，表明教育取向。由于先贤在传道方面成效卓著，因此书院通过祭祀达到崇先贤掖后俊的目的，由此对生徒展开道德教育。书院祭祀的形式主要有释奠与释菜两种，祭祀对象主要是历代儒学大师、著名学者或对书院建设有着重要贡献的官员，其中，祭祀历代儒学大师、著名学者极为普遍，如宋代时期，福建延平书院祭祀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元代时期，奉元路鲁斋书院祭祀张载、许衡，明代时期，江西临汝书院祭祀陆九渊、吴澄、吴与弼，清代时期，河南明道书院祭祀孔子、孟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黄榦、真德秀、胡居仁。有些书院还设立多所祠堂用来祭祀不同类别的先贤，如江西白鹭洲书院设立宋大儒六君子祠、江公祠、四公祠、贤侯祠，其中，宋大儒六君子祠祭祀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江公祠祭祀白鹭洲书院的创建者江万里，四公祠祭祀元明时期四位修建者吉安路总管李珏、吉安路达鲁花赤纳速儿丁、吉安知府黄宗明、吉安知府汪可受，贤侯祠祭祀宋代江西泰和知县黄庭坚以及明代四位吉安知府陈本深、张本、伍文定、张振之。
为了加深理解，有些书院还对祭祀对象做出具体的说明。清代时期，窦大任、窦克勤父子在河南柘城东郊创建朱阳书院，当地乡绅请求在该院先儒祠内祭祀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许衡、薛瑄七贤，在正学祠内祭祀曹端、吕坤、窦筠峰、耿介、汤斌五儒。他们对为何选定七贤、五儒作为祭祀对象做出了说明：“就书院而论，必得羽翼孔子之道者立为标准，始知希圣法天道归一代传人。就中州之书院而论，又必得中州羽翼孔子之道者奉为典型，乃见尊闻行知学衍两河正派。”“此七贤者，或得不传之秘，或表六经之绪，或集成于诸儒，或力肩夫道脉，皆宜特祀书院，以示远有所宗。”“此五儒者，或藉师席而表人伦之模，或历中外而致网纪之肃，或守洛闽而抱遗经以终老，或同时地而倡斯道以及时，亦宜特祀书院，以示近有所守。”[15]可见他们是以羽翼孔子之道的七位古代贤哲作为七贤，以羽翼孔子之道的五位中州硕儒作为五儒，七贤与五儒在传播道德之学方面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七贤与五儒的确立分别反映了朱阳书院在儒家道脉上远有所宗、近有所守。有些施教者还给祭祀的先贤画出宗像，并加以说明，如明代张鼐为江苏虞山书院宗像志作序时指出，为先贤画像很有必要，“像，思也，思其面目而像之”。“圣贤不作久矣，即令眉目逼真，叩之不能下一语，可谓觌面乎？然而古人不废也。有精神行乎面目之间，面目不可为精神，而在我之精神则然，人人自现其精神，即圣贤之真面目呈矣。且圣人之经诸贤人论述，读之者谁不幾一见也。即此幾见之心，面目已征其七八，而又俨然图画若觌面焉。觌面而向之，读者愈真，亦犹之乎亲受记尔。”[16]可见给先贤画像是为了加深认识、拉近距离，有着亲炙教诲的真切感觉。虞山书院施教者曾给伏羲、尧、舜、文王、孔子、颜回、曾参、子游、子思、孟子、董仲舒、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等先贤画过像，这些先贤实际上构成了一幅中国古代道统的传承谱系图：孔子上绍远古圣贤之道，并将道传给弟子以及众多后学者。
书院与藏书密不可分，这是由于：第一，书院一词是由书作为构词语素，书院与书本身就存在着先天性的联系。第二，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机构，而教育需要借助图书文本这一形式，因此藏书对书院教育而言不可或缺。藏书是反映书院教育状况的重要外现，一所书院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藏书规模。盛朗西论及书院教育时指出，“书院有三大事业：一、藏书，二、供祀，三、讲学”[17]，可见藏书对书院教育至关重要。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著作，汇聚了古人的嘉言懿行，研读四书五经有助于修身养性，有助于传播道德文化，因此历代很多书院重视收藏此方面的著作。宋代时期，朝廷屡次向一些书院进行过赐书活动，所赐书籍多为经学著作，如朝廷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将国子监刊印的九经赐给白鹿洞书院，潭州知州李允则请求朝廷给岳麓书院赐予国子监经籍。元代时期，浙江西湖书院藏有《易古注》《易注疏》《易程氏传》《易复斋说》《书古注》《书注疏》《诗古注》《诗注疏》《周礼古注》《周礼注疏》《仪礼古注》《仪礼注疏》《仪礼经传》《仪礼集说》《礼记古注》《礼记注疏》《春秋左传注》《春秋左传疏》《公羊古注》《公羊注疏》《穀梁古注》《穀梁注疏》《春秋高氏解》《论语古注》《论语注疏》《论语讲义》《孟子古注》《孟子注疏》《语孟集注》《四书集注》[18]。宋元时期，江西临汝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湖北南阳书院等一些书院在藏书楼中设有尊经阁，可见这些书院对经书的重视。明代时期，江西白鹿洞书院藏有《易经正义》《书经正义》《诗经集注》《周礼注疏》《仪礼集说》《礼记集说》《春秋注疏》《论语注疏》《孟子注疏》《四书集注》《四书大全》[19]，福建共学书院藏有《易经注疏》《易经疑问》《书经注疏》《书经疑问》《诗经注疏》《诗经疑问》《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左传注疏》《公羊注疏》《穀梁注疏》《春秋疑问》《论语注疏》《孟子注疏》[20]。清代时期，湖南岳麓书院藏有《钦定周易述义》《周易传义》《钦定周礼义疏》《钦定仪礼义疏》《仪礼节略》《钦定礼记义疏》《礼记纂言》《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春秋直解》《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说约》[21]，河南豫南书院藏有《周易本义》《书经集注》《诗经集注》《周礼郑注》《仪礼郑注》《仪礼古今疏义》《礼记集说》《礼记训纂》《左传旧疏考正》《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四书集注》[22]。大量四书五经的收藏，既为书院教育提供了文本依据，又为道德教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藏书的目的在于研读，而不是作为摆设。一些书院在重视收藏四书五经类著作的同时，要求生徒认真研习这些著作，从中体会道德之学，提升道德修养。康熙三十年（1691），河南南阳书院山长李来章为该院制定学规一篇，内容包括为学次序与读书次序两个方面，他在读书次序中列举了生徒应该研读的一些经典书目，涉及四书、五经以及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为了交代著作内容以及研读意义，李来章为这些著作撰写了叙录，此处选摘三则四书五经类著作的叙录来作说明：
《礼记注疏》《礼记大全》《礼记疏意》。礼也者，所以消匪僻之心、惰慢之气，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吾人日用须臾不可离者也，故横渠张子平日教人以学礼为先。记中如《曲礼》《檀弓》《学记》《表记》《乐记》《儒行》等篇，皆圣人纯粹精微之语，固宜熟读潜玩。
《春秋归义》，获嘉贺景瞻先生仲轼著。自制举法行，学者多习为揣摩之术，以希速售，其治《春秋》尤为疏陋。斯编发挥《春秋》大旨确切洞达，最有益于世道人心，其与胡传不同者，要以实有所见，不得不质之天下，非好逞己辨也。《春秋》，圣人之权衡也，于穷理之学最为切要，然必大中《语》《孟》诸书，精透融贯，自己胸中既有主宰，方可于一笔一削仰窥圣人之心法，不然，未有不失于穿凿者。
《四书疑思录》，长安冯恭定公从吾著。《四书因问》，高陵吕文简公柟著。《四书近指》，苏门孙夏峰先生奇逢著。此三书发挥书义平实正大，一洗举业拘泥之弊，学者读之，最有裨于身心。近时知者甚少，正学之不明，盖有由矣。[23]
从上述叙录中的“消匪僻之心、惰慢之气”“最有益于世道人心”“最有裨于身心”等语可知，李来章有着寓德育于研读的思想主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李来章任广东连山知县期间创建连山书院，并负责编纂书院志，他在该志中安排有为学次序与读书次序等内容，其中，在读书次序中也罗列了一些经典书目并为之撰写叙录，与《南阳书院学规》中的叙录内容基本相同。由此可见，李来章执掌各地书院期间，都把传道授学置于首位。像李来章这样的施教者在中国历代书院俯拾皆是，历代很多书院的施教者都要求生徒通过研读获取知识、塑造品质，进而达到人性上的升华。
三 命名与道德教化
名称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要以名称之。有了名称，人们认识事物可以循名责实，给生活带来诸多方便。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名、实之间关系密切，并对之进行过说明，如《墨子·经说上》云：“告以文名，举彼实也。”[24]《荀子·正名》云：“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25]从事物的命名中就能知道其所指，这是名的用途所在。需要说明的是，就语言学角度而言，名、实（即名所表达的义）之间的联系本来是任意性的，一旦约定俗成后，二者之间便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对此问题做过详细的论述[26]），于是人们可以从事物的命名中直接感受其实。中国历代书院都以名冠之，从命名中也可以感受书院教育之实。中国历代很多书院重视道德教育，这从书院的命名中不难知晓，此处选摘部分书院的命名来作说明：
表2—1
续表[27]
顾名思义，圣、德、善、正、义、道、仁、忠、孝、贤、诚等字眼，都有着道德教化的寓意，以圣泽、德成、正德、广德、明德、乐善、性善、居善、崇正、明正、养正、义斋、喻义、乐道、志道、讲道、载道、崇仁、为仁、体仁、忠孝、兴贤、多贤、求诚等语命名的书院，都会重视道德教育。中国古代书院寓德育于命名之举对国外书院有所影响，日本、韩国也有以道、德、善、忠、贤、修等语命名的书院，如日本江户时代有弘道书院、崇德书院、尚德书院、怀德书院、止善书院，韩国有四忠书院、忠贤书院、绍修书院（1542年创建时名为白云洞书院，1549年易名为绍修书院，有远绍中国白鹿洞书院教育之意），日本学者平坂谦二、韩国学者金相根分别对日本与韩国的这些书院进行过介绍[28]。
南宋朱熹倾情于教育事业，为官期间不仅创建或修复了很多书院，而且经常到各地的一些书院讲学，他倡导的传道授学思想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一提及书院，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南宋书院，一提及南宋书院，人们又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朱熹。朱熹别号紫阳，为表景仰之情，历代很多地方建有紫阳书院，其中，部分紫阳书院的简况可见表2—2。
表2—2[29]
从历代各地建有紫阳书院这一现象中可知，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众多书院深深扎下了根基，这些书院在实际的教学中定会重视道德教育，继承以及弘扬道德之学，为道德之学的发展与壮大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重视道德教育，很多书院的建筑命名笼罩上了一层道德的灵光，这从殿宇、祠堂、室斋、亭台、楼阁、池桥等建筑命名中便可知晓，如江西白鹿洞书院建有礼圣殿、宗儒祠、忠节祠、明伦堂、成德堂、友善堂、希贤堂、摄仪堂、希圣室、观德亭、喻义亭、思贤亭、自洁亭、贯道桥、洗心桥、流芳桥，湖南群玉书院建有敏德堂、明道斋、存诚斋、敬业斋、乐群斋、亲师斋、温柔斋、敦厚斋、易良斋、洁净斋、恭俭斋，河南嵩阳书院建有先圣殿、先贤祠、诸贤祠、崇儒祠、道统祠、观善堂、丽泽堂、敬义斋、三益斋、四勿斋、辅仁居、仁智亭、君子亭，江苏明道书院建有主敬堂、尚志斋、明善斋、敏行斋、成德斋、省身斋。从这些建筑的命名中可知，书院施教者在道德教化上用心良苦。“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30]有些施教者还给书院中的一些建筑撰写铭文，进而对生徒的言行举止进行指导，也能起到戒警生徒的积极作用，如湖南玉潭书院建有正谊斋、明道斋、主敬斋、存诚斋、进德斋、居业斋，六斋铭文可见表2—3。
表2—3[31]
上述铭文分别是对斋名所作的推衍之语，道德教化的思想蕴含其中。与书院学规重在直接戒律不同，书院命名贵于间接熏陶。唐代诗人杜甫寓居四川期间作有诗篇《春夜喜雨》，其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表明，春雨润泽万物悄然无声，而一些书院的建筑命名也表明，书院陶铸生徒潜移默化。
要而言之，中国历代很多书院重视道德教育，这从书院学规、祭祀、藏书、命名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书院中的一亭一台、一楼一阁，乃至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往往都是作为道德教育的素材，蕴含有道德价值的取向。书院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仁义、礼节、忠信、孝悌是基本要求，生徒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谨言慎行，防微杜渐，使行为合乎道德规范。浇花需浇根，育人应育心。书院通过道德教育来净化生徒的心灵，使生徒笃于道德之府，进于圣贤之域。道德教育是历代很多书院教育网络中的一根主线，将其他各类教育贯穿起来，其他各类教育往往由道德教育引发开来，文学教育便是如此。道德教育对于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而言，犹如舟之舵、马之衔，为这些书院的文学教育紧紧把持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