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陈衡哲的文学创作与影响

陈衡哲（1890—1976年），笔名莎菲，祖籍湖南衡山（今衡东县），生于江苏武进。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硕士、女教授。1914年，她作为清华庚子赔款第一届派送的十名女生之一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瓦沙学院、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西洋文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民主和自由有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大量接触和深入研究西方思想文化之后，她在学术上、思想上独树一帜，很有见地，成为当时学术界思维犀利、才识过人的著名女才子，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上女学者、女思想家罕见的现实。1926年，北京大学开放女禁，招收女学生，蔡元培亲自致电当时尚在美国的陈衡哲，聘请她回国任教。她应聘回国，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兼教英文课，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洋史女教授。此时，冰心、庐隐、凌叔华等最早一批女作家还都是大学生，陈衡哲无疑是她们的师辈。此后，她曾先后在东南大学、四川大学担任史学教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等，撰写有学术著作《西洋史》（上、下册，1925—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欧洲文艺复兴史》（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她为高级中学学生而编著的《西洋史》教科书见解独特、叙述精彩，成一家之言，在当时影响很大。1927—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后因患眼疾，很少外出活动，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1976年病逝于上海。

陈衡哲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1917年，胡适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学界很少有人响应，甚至有许多人持反对态度，其中就包括胡适的一些朋友，如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朱经农等人，胡适几乎陷入孤立的境地。唯有陈衡哲对胡适的这一主张予以了支持，并将这一主张付诸行动，用白话创作了初具小说雏形的《一日》，1917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期上，比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界公认的“五四”新文学奠基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时间（1918年）还早半年。胡适曾将她视为自己最早的同志：“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却已经用白话作文学了……她是我的第一个最早的同志。”^[1]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卷》中也将她称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2]毫无疑问，她是当之无愧这一称号的，在当时男性文化精英占据新文学各个阵营的情况下，她以独立的女性姿态与男性作家一起并肩作战，身影虽然难免孤单，但也十分突出。可以说，她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一。她在中国新文学园地里的辛勤垦荒，为接下来的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她之后的文学晚辈们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创作之路。

一 陈衡哲的创作

陈衡哲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新文学的前二十年，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主要以诗歌、小说创作为主，偶作散文、杂文。1928年，她自选这一时期的作品10篇，编为短篇小说集《小雨点》，由新月书店出版。第二个十年（1927—1937年）她主要创作社会评论式的散文和杂文，多达100多篇。1938年，她选了其中的52篇编为《衡哲散文集》（上、下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陈衡哲曾先后创作、发表了150万字的小说、新诗和散文，多发表在《新青年》《独立评论》《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等刊物上。除《小雨点》和《衡哲散文集》之外，其他均未结集出版。她也曾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今能见到的只有散见于《新青年》等刊物上的几首而已。如《人家说我发了痴》《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等。据资料显示，她曾于抗战流亡期间写就一部长篇小说，讽刺当时内地官僚同商人贪污作弊，投机买卖的现象；另曾用英文写过一部六七万字的《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奋斗生涯。可惜这两部作品现都散佚不见，否则，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定当有所改观。

虽然她的创作并不丰富，但其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大学校园里的学生生活到下层贫苦人们的悲惨境遇，从家庭亲情到战争罪恶，婚恋、友情、妇女解放、人生哲理都在其中一一展现。《小雨点》集中的《一日》描写学生生活，《波儿》展现贫苦人们的家庭亲情，《西风》折射反战心理。《小雨点》还体现人道关怀，《运河与扬子江》《老柏与野蔷薇》论及人生哲理，《洛绮思的问题》探讨职业女性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一支扣针的故事》赞美高尚的母爱。《衡哲散文集》共五编，第一编“通论”，所论甚广，不少篇章都显其爱国心；第二编“妇女问题”，论及有关妇女的诸多问题；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充满对青年的殷切关怀，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第四编“传记”，记叙了一些世界文化名人的事迹，如但丁、彼特拉克、居里夫人、亚当夫人等；第五编“记游”，记叙作者到美国、加拿大、北戴河等地出游的经历，赞美自然风情，介绍异域文化。可见，她的创作视域广阔，视点深刻，迥异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们。有评论家这样评论道：“她的作品少有儿女情长，也没有自叙传式的悲凄缠绵，而总是面向社会人生。”^[3]的确，陈衡哲同时代的女作家或徜徉于母爱与自然（冰心），或抒写婚恋自由（冯沅君），或浅吟低诉闺中情愫（凌叔华），她却能“跳出身边琐事，跳出她自己的私人生活，而瞩目于广阔的社会人生，去关怀和思考妇女问题、家庭问题、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4]，这实在难能可贵，足以显示她作为“五四”文化先驱的理性和深刻。

对社会现象，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陈衡哲惯于做理性的分析。她的许多散文，读来似社会评论，有着浓郁的学者气息，散发着思想的光辉。同时，她又并没有失掉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特色，她的观察、体会、描写都表现出女性的细腻与温婉，充满了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对人性美的热爱和赞美。读她的作品，能给人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勇气和向善的召唤。

就其作品的艺术个性来说，其小说文笔清新质朴、叙事简洁明了，多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来表现，不追求事件的情节，而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和情绪表现；其新诗运用较成熟的白话语言，意境明朗，主题突出，读来如一篇篇哲理小散文；而其政论散文则多凌厉峻峭，理性而深刻，见解独到，发人深省而有指引之功效；其游记散文和人物传记则潇洒活泼，不拘一格，清新自然。司马长风曾评其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和钱钟书互相竞耀”。^[5]

总的来说，陈衡哲的创作浸润着“五四”的时代气息，又有着女性独特的创作视角，充分体现着她作为先驱者的豪情才气，又融注了她作为史家的理性客观，她的创作毫无疑问是别具一格的，也是值得我们品读研究的。

二 陈衡哲的影响与研究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陈衡哲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其率先拿起笔为新文学呐喊助威的作用甚至被大多数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所忽略或抹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研究者注意到了陈衡哲的文学创作，但也多因陈衡哲的《一日》在国内发表的时间晚于《狂人日记》，思想内容、艺术表现不及《狂人日记》深刻成熟，而抹杀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地位。茅盾、鲁迅等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根本没有提及这位早期的女作家，随后的文学史家多以此二人的观点为蓝本，也没有给她以应有的关注。如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论及陈衡哲的小说创作，也多将她置于“五四”女作家这一群体中，简略地分析其小说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没有给她以恰当的重视。

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陈衡哲的关注有所增多，对于她的生平、创作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分析。这些研究论文多集中论述陈衡哲的创作和女性思想，突出强调了她于新文学的拓荒贡献及其女性观的独特性。纵观国内学者的论述，只有少数提到了陈衡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如文斌在《论陈衡哲的女性观及其拓荒价值》（《福建论坛》2005年第1期）中提及陈衡哲的女性观受到早期的女性主义的影响；阎纯德在《陈衡哲：〈小雨点〉及其他》（见其著作《20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曾提到她的创作受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李玲在《新文学曙光初露时的一颗新星——陈衡哲创作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中曾提及陈衡哲的小说创作借鉴了西方戏剧的特点等。但这些论者均只提到陈衡哲受外国文学影响的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对此作充分的论证分析。

陈衡哲所受国外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多年的旅外求学经历，主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的学术背景，让她不可避免地被烙上西方文化的印记。而且，身处“五四”东西方文化激烈交流碰撞的时代浪潮中，面对纷涌而入的西方文艺思潮和大量翻译介绍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家作品，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她自然也无法隔绝于这一文化融合的潮流之外，她自觉地选择和接受着适应时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文艺思潮，大胆借用西方多种文学样式进行新文体的创新尝试。所以，无论是她的学术思想，还是她的文学创作，都体现出与西方文化极深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