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湖湘女性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关系
西方的缪斯和东方的湘女都生活在阳光明媚、山清水秀的南方——希腊在欧洲之南，湖湘在中华之南，也就是都容易在宜人的环境里变得文思活跃而积极有为……缪斯一定会格外眷顾湘女的书写，湘女的书写也一定不会辜负缪斯的眷顾。
一 欧风美雨的教育与文学熏陶
据不完全统计，凡站在风口浪尖，引领时代主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五四”作家大多具有留学背景，这是“五四”作家区别于古今中外文学史中任何作家群体的重要身份特征。知识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曼海姆认为，要考察知识分子的性质，与其到他的阶级属性上去找，还不如到他所受的教育上去找。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留学背景对“五四”作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现有的传记研究证实了一个合理的推测：留学经历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事业”。[58]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起源于辛亥革命前后，至1919年开始蓬勃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当时在全国，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在新民学会78个会员中，留法勤工俭学的19名，占当时会员总数四分之一强。徐特立以43岁的年龄赴法，年过半百的葛健豪带领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赴法，成为一时佳话。1919年10月，向警予、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在新民学会和“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影响下，湖南现代老一辈的女作家几乎都出过国留过学，陈衡哲1914年留美，袁昌英在中国妇女中第一个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白薇、谢冰莹都到日本留过学，接受欧风美雨的教育与文学熏陶，为她们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西学基础。
陈衡哲1914年赴美国留学，1920年学成回国。陈衡哲就读的是美国五所著名的女子院校之一的瓦沙学院。格普生曾被邀到瓦沙学院讲学、读诗，格普生的诗给陈衡哲留下了深刻印象。陈衡哲自觉地将格普生诗歌的诚恳精神和忧而不伤的风格移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陈衡哲的现实主义创作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温情写实”。留美期间，陈衡哲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现代文体特点来探索尝试新文体。她的短篇小说都有着借鉴美国当时流行的独幕剧艺术形式的痕迹。陈衡哲在美国留学的这段时间，正是美国妇女进行轰轰烈烈参政运动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几年，也正是欧美女权运动在第一次浪潮后不断推进发展的时期。陈衡哲在瓦沙学院学习四年，她专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对西方文化史非常熟悉。自身的性别身份和特殊的学校教育使她非常关注历史和文学中与女性有关的事件，并努力以女性的眼光分析历史事件，对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学说自然不会轻易错过。陈衡哲对女性主义的先驱者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推崇有加，在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西洋史》中，曾以专门的笔墨论及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并尊称她为妇女运动的始祖。陈衡哲理想中的女性是“为人”与“为女”的完美统一，这一观点在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中可以找到源头。不论是早期的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还是后来的穆勒和泰勒，他们的学说对陈衡哲女性观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正是他们关于女性人格、理性和贤妻良母的观点滋养了陈衡哲的女性意识，奠定了她女性观的基本理论基础。陈衡哲对母性的重视、对母职的强调基本上源自瑞典著名的女权运动家爱伦凯的母性观。她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了爱伦凯的母性观，所培养的三个孩子都成了才，证明了母亲这一职业对社会的不朽功绩。
袁昌英12岁那年，她被父亲接到上海，进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中西女塾采用美国教材，美国教师授课，主要学习内容有西方科学知识、家事训练课程等。该校对英语很重视，主要为学生毕业留学欧美做准备。1916年，袁昌英远涉重洋，考入英国最高学府——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21年，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袁昌英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1926年，袁昌英又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求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欧洲戏剧。两年后回到上海，在胡适当校长的中国公学任教授。1929年，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成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袁昌英担任英文系教授，兼授法语，深得学生好评，曾担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沈从文曾在《湘人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中指出：“新文学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脸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袁昌英在她的《法国文学》《法兰西文学》等专著及论文之中较多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学批评，而且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深层心智进入袁昌英的文艺观对其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孔雀东南飞》是公认的袁昌英的代表作，该作的成功在于用精神分析学说完成了对传统的婆媳关系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袁昌英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剧中有些片段明显受到莎剧中人物独白的影响。
白薇有幸跨出了落后闭塞的祖国，来到了传播西方文化的重镇——日本，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的她，其文学创作自然深深打上了外国文学文化的烙印。事实上，白薇完全就是通过阅读外国文学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她的启蒙读物便是易卜生的《娜拉》。回国后，她曾任上海中国公学教授，主讲外国文学，并被誉为“名教授”，可见其深谙外国文学。白薇的创作与外国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几个方面。很显然，白薇也像其他中国作家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王尔德创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莎乐美》。白薇的成名作《琳丽》，再一次在中国实践了这一“莎乐美”模式，而且几乎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炸弹与征鸟》是白薇于1928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对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借鉴，深深打上了日本唯美主义的烙印。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充斥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的时候，白薇对两者的接受是有所侧重的。对于象征主义文学，她借鉴的多是其艺术手法；而对于表现主义文学，她更看重的是蕴藏于其中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她把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从而令自己的创作走上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道路。白薇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在她早期的剧本《琳丽》中，女主角琳丽在恋爱的苦痛中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白薇在《地之弃子——致冰莹》中，提出了建立专门的育婴堂、公共小食堂和妇女小工厂的构想，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倡导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
谢冰莹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对西方文学的接触也比较早，不过，并不是直接接触外国文学，而是通过翻译文学来了解、学习外国文学的。胡适翻译的莫泊桑的《杀父母的儿子》和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令少女时代的谢冰莹大为感动。谢冰莹十四岁小学毕业，1921年暑假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师。省立一师和省立第一女师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进步的外国文学在这两所学校得到广泛传播，湖南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曾在这里学习。在女师，谢冰莹利用担任图书管理员的便利条件如饥似渴地读书。据她自己说，那时她最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她喜欢的。在女师的第二年，谢冰莹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刹那的印象》，而《大公报》的副刊正是一个介绍外国文学的文艺阵地，这不仅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平台，也为其学习外国文学开辟了园地。20世纪30年代，两次留学日本为她进一步学习外国文学创造了条件。由于日语的进步，她开始尝试翻译小说。而为了翻译小说，她大量购买西方名作家全集。《从军日记》和《一个女兵的自传》是谢冰莹前期创作的代表作，从这两部书中能找到浪漫主义影响的痕迹，其实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这两部作品中，而是贯穿她的整个前期创作。谢冰莹一生都坚持自叙传的写作模式，其作品素材大都源于自身经历，而最能体现她与卢梭《忏悔录》关系的是其代表作《一个女兵的自传》，最能体现她与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关系的是其代表作《女兵日记》。
通过对上述四位湖湘女作家留学经历的考察，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留学欧美的陈衡哲和袁昌英归国后，都在大学里静静地从事与专业相关的教学和著述工作，成为学贯中西的女学者，业余时间搞搞创作，政治态度自由温和，而留学日本的白薇和谢冰莹归国后，都与学术生涯绝缘，走上或继续走文学创作道路，并且成为革命派和激进行动派。这种留欧美学生与留日学生回国发展迥异的现象其实在中国“五四”时期具有普遍性，留美的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而留日的鲁迅则是中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美国夏志清教授对此发表过精辟见解：“当时较具吸引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是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说真的，我们即使把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纷争看做留美……与留日学生的纷争也不为过。”[59]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决定知识分子的性质，对一个“五四”作家而言，留学欧美还是留学日本，决定了他回国后会成为哪种倾向哪种前途的人。
留学欧美还是留学日本，影响的差异有这么大，这就不得不提到欧美与日本的历史文化差异。林贤治分析说：欧美与日本“以他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启发着留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反思中国的问题。……文化差异形成了他们的思想差异。留美学生大抵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留日……的学生则更多的关注军事和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留日学生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至于留美学生，则比较一致地接受美国式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60]也有人这样分析个中缘由：“或许由于欧美与日本距中国大陆空间距离的不同，留学欧美的作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要小得多，学术氛围较为浓厚，与留日作家不同，他们的爱国思想更多的表现在对于专业的孜孜追求之上。”[61]因为日本离中国太近，留日作家的学业的确经常会受到政治干扰，这可以举谢冰莹留日期间发生的一桩意外事件为例。20世纪30年代，两次留学日本为谢冰莹进一步学习外国文学创造了条件。第二次留学，谢冰莹进入的是日本著名的私立早稻田大学，攻读西方文学。当时的日本报纸还大标题欢迎中国女作家的到来。由于日语的进步，她开始尝试翻译小说。而为了翻译小说，她大量购买西方名作家全集。但可惜的是，历史并不让她如愿以偿，1936年4月12日，谢冰莹因拒绝朝拜去日本的伪满皇帝溥仪，被关进日本目黑监狱，遭到严刑拷打，而且所买的书都被警察署没收了。这种意外的悲剧只有在中国的近邻日本才会发生，在欧美国家绝无可能，因为日本与欧美虽然当时一个叫东洋，一个叫西洋，但自由、文明和现代化程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且日本又经常与中国更落后的政治环境纠缠在一起，成为一笔永远理不清的烂账。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设想如果谢冰莹没有遭遇这桩意外事件，留学进程没有被干扰，那么又一个陈衡哲式的学贯中西的女学者就可能诞生。
二 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的情有独钟
我们不妨把20世纪湖南文学接受世界文学的模式分为三种：兼容型、偏嗜型和探索型。所谓兼容型，就是在学习借鉴世界文学时兼收万国、融汇百家，而不专师于一国一家。代表是田汉和张天翼。所谓偏嗜型，就是在学习借鉴世界文学时于一国一家或某一思潮流派，有所偏嗜，有所专精，最后有所成，也有所止，代表是沈从文、周立波和残雪。所谓探索型，就是以寻找人生和文学的终极真理为己任的作家，在学习借鉴世界文学时，“喜新厌旧”，不断更换“老师”。代表作家为丁玲、韩少功、古华、叶蔚林、孙健忠、蔡测海。
从本章第四节第一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民国时代的湖湘女作家如陈衡哲、袁昌英和白薇对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的接受基本都是兼收并蓄，属于兼容型，而谢冰莹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有所偏爱，属于兼容型里的偏嗜型。新中国时代的湖湘女作家如杨沫、残雪和蒋子丹在接受西方文学文化思潮影响时则情有独钟，杨沫独钟俄苏文学，残雪和蒋子丹独钟西方现代派，比较单一，属于偏嗜型。尽管杨沫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湖湘女作家，而残雪和蒋子丹是新中国后三十年的湖湘女作家，这两个三十年里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国体这个最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根本的变化，湖湘女作家对外国文学偏嗜型的接受模式也就维持不变，只是偏嗜对象变了而已。唯一的例外是书写横跨民国和新中国两种国体的湘女丁玲，她接受外国文学属于探索型——这种地域文学接受外国文学的模式与国体这个最大的政治环境同步的现象，为田中阳关于“湖湘文化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因此湖南作家们“形成一个同质的文化类体”的命题提供了新的注脚。
杨沫独钟俄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俄苏文学不仅成为当时最主要的阅读客体，更被奉为文学创作的经典模板。青年时期阅读的俄苏革命文学不仅引导杨沫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也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杨沫自幼所带有的桀骜不驯、勇于反抗与崇尚浪漫、富于幻想令她更容易接受俄苏文学的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模式，使她在作品中很快地对俄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了回应：杨沫在选题上紧密围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战争，以“革命”为主题，在手法上采用长篇小说的样式筑就鸿篇巨制，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写成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那样记述自身成长又有着磅礴革命气势的三部曲。俄苏小说《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风行于新中国的名篇佳作也都曾谈及爱情，并把“革命”和“爱情”共同叙述，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杨沫的小说虽然都是以革命为主题的，但爱情也是她重点描画的内容，形成“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俄苏文学推崇革命英雄，弘扬革命精神，塑造了一批如卓娅和舒拉、夏伯阳、保尔·柯察金等为代表的革命英雄，而杨沫也塑造了卢嘉川、江华等革命英雄，并让女主人公林道静最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革命英雄。
残雪情钟西方现代派。卡夫卡身上的神秘主义气质内在地吸引了残雪，残雪在前期对卡夫卡的疯狂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内在的楚巫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推动着残雪向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小说靠拢。在残雪30年的创作生涯中，一位西方作家对她的影响很大，他就是卡夫卡。残雪与卡夫卡是说不尽的。在中国文坛，说到卡夫卡，必然想起残雪，说到残雪，必然忘不了卡夫卡。可以这么说，卡夫卡对残雪的影响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只是，卡夫卡把梦境当作他的灵感的一瞬，而残雪却是把梦境的描写发挥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卡夫卡的梦，由于情节的真实而使读者觉得可信，残雪却把梦夸张到几乎变形的程度。近年，残雪又用自己的文学评论著作《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表明，她走进了卡夫卡所描绘的文学城堡（艺术故乡），在这里，卡夫卡用笔叙说了他的想象世界，残雪却用自己的敏感的艺术心灵对这世界进行了很好的把握。残雪也喜欢博尔赫斯。残雪对博尔赫斯解读的成果是《解读博尔赫斯》，这是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一部不同于评论界的研究博尔赫斯著作。她在对博尔赫斯的阅读过程中继承了博氏的精华——迷宫式的叙述手法，不同的是，博氏的迷宫可以找到出路，而残雪的迷宫只能让读者在里面旋转最终陷入茫然之中不能自拔。
蒋子丹也情钟于西方现代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浓厚的创新氛围，以及徐晓鹤等文友的直接推荐，使她接触并接受了外国荒诞小说，1985年《黑颜色》的发表，标志着蒋子丹创作风格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蒋子丹对荒诞小说的思考和接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追求细节的荒诞，小说呈现出黑色幽默的风格；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她的过渡时期，到1993年写出《左手》《从此以后》等小说，她的逻辑荒诞小说逐渐成熟，这时她更倾向于用逻辑的荒诞来揭示社会深层的荒诞，对荒诞小说的接受从浅层走向了深层。
关于杨沫、残雪和蒋子丹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在后面的章节会有详细探讨，在此总论章节中，我们将杨沫、残雪、蒋子丹三位新中国湖湘女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模式加以比较，得出都属于偏嗜型的结论，并且对残雪与蒋子丹的相似性做了更深的思考——二人尽管成长经历和性格迥异，但都不约而同选择西方现代派作为学习对象，而且作品都有浓重的荒诞意识。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田中阳以“沉重的‘浪漫’”一词精当地概括了背后的原因：
我们仅从“湖湘文化”背景上对湖南新时期小说作一点考察，便可清晰地看到，湖南新时期小说一方面承传着先秦以屈原、庄子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同时又承传着近世湖湘文化“经邦济世”的参政精神，从而表现出“沉重的浪漫”的鲜明特点。新时期湖南小说家都钟情于湘楚山水，他们的审美意识中积淀着崇尚自然，寄情山水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学的基因。但他们唱的是“严峻的乡村牧歌”，充满着感时忧国的精神。古华、叶蔚林等人的作品把自然山水的描写和“社会风云”的描写交织在一起写，雅澹、空灵的自然山水的天籁之音常常消弭在沉重、苦涩的社会氛围之中。[62]
接着，田中阳以古华的《芙蓉镇》和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为例，说明两部作品都是在风俗民情和自然风光的描写中来展示“政治风云”的变幻，在浪漫中寓沉重。又举了何立伟《白色鸟》的例子，两位无邪少年融合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但结尾“开斗争会”的锣声却意外地击碎了这美的意境，空灵的氛围变得沉重不堪。
田中阳不但用“沉重的‘浪漫’”一词恰切地概括了湖南新时期乡土文学的特点，而且以犀利的学术眼光将这个词语恰切地用在包括残雪和蒋子丹在内的湖南新时期所有现代派作家及现代派作品上：
80年代中期以来，湖南小说家浪漫精神的表现已主要不是神奇而是荒诞，展现的已不是神灵的辉煌伟大而是鬼魅的丑陋渺小……这其中就有着湖湘文化精神的制约。首先是以“庄骚”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学自由无羁的浪漫情性和高翥无伦的超凡想象力似遗传基因由新时期湖南小说家承传下来。其次，近世湖湘文化的政治情结和参政精神依然使新时期湖南小说家热血沸腾不已，在忧患深重的历史和现实面前，他们不可能不投入。这就形成“荒诞”这一“沉重的‘浪漫’”的特异的艺术风格。[63]
田中阳将韩少功、残雪、叶蔚林、孙健忠、蔡测海、何顿、何立伟、莫应丰、彭见明、姜怡斌等湖南作家的一部或多部作品都归入“荒诞”这一“沉重的‘浪漫’”，他没有提到的蒋子丹的荒诞作品实际也属于“沉重的‘浪漫’”。田中阳能将多部湖南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品精当恰切地概括进“沉重的‘浪漫’”一词，已经令人惊叹不已，而最后他对“沉重的‘浪漫’”这一特色给出整体负面的评价又再次令人惊异：
然而，湖南新时期小说表现出来的“沉重的‘浪漫’”的文化精神已似一条巨江之末流，她缺乏伟大人格、宏伟抱负和炽热激情的内涵，缺乏“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气，缺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潇洒无忌，而大多表现为焦灼、阴鸷、反讽的情感特点。为什么如此呢？原因很多。我这里仅从湖湘在中华地理总格局中的历史变迁对文化产生的影响略述浅见。[64]
接下来，田中阳就从先秦时的楚国，历经宋代和近世的两湖，到新中国的湖南，地理优势的逐步丧失，来看湘人心态的渐次失衡。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这种失衡心态随东南沿海的崛起和农业大省的帽子而加剧。于是“孔雀东南飞”湖湘为甚，“文坛湘军”主将也纷纷离省。1988年，本书所论的蒋子丹就随韩少功一起下海南，蒋子丹现为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本书所论的湘女残雪也已经移居北京，只是还在湖南省作协领那份专业作家的工资而已。
“在这种我不如人的心态支配下，他们哪能唱出屈原、谭嗣同、毛泽东等辈那种雄视天地、气冲斗牛的浪漫主义的生命放歌呢？”[65]
对此说法，我们持有保留的赞同，有保留的原因是我们对湖南和湖南文学的基本态度没有这么“沉重”。近代以来，湖南的地理优势确实在渐次丧失，但武广高铁2005年6月在长沙首先动工，2009年12月正式运营，使得长沙直达广州或武汉仅需两小时，长沙再次与外面的世界亲密接触。在武广高铁开通之际，途径长沙的沪昆高铁2010年动工，两大高铁的开通大大促进了长沙地区交通区位的升级，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铁路枢纽，贯穿南北、联通东西的重要交通要塞。2013年12月，由《第一财经周刊》发起，通过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最后得出的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出炉，长沙被列入“新一线城市”，这意味着，长沙已被承认为综合能力及潜力超强城市。我们确信近三十年来湘人失衡的心态首先在长沙这座省会城市得到步步扭转。放眼湖南，文化产业经历破冰、提速，连续5年保持20%以上增速，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步入了收获的黄金期，“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不断脱颖而出，蜚声业界。“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门前历经200余年岁月风霜的这副名联，今天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和繁荣的见证。在湘男和湘女们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力和奋斗精神面前，我们相信湖南文学，包括湖湘女性文学，所展示的固有的浪漫，将不再那么沉重。
三 走向世界的湖湘女作家
湖湘女作家拥有的两个第一名是中国其他区域女作家一时无法超越的，那就是中国权威共同排出的中国新文学女作家第一名很长一段时间是丁玲，国外权威共同排出的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第一名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残雪。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个第一名是怎么来的。
先来看丁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前所长张炯说：“湖南女作家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是少见的。特别是丁玲的创作跻身于中国文学的前沿。‘1948年6月间，丁玲在西柏坡时给陈明写过一封长信，其中谈到了她与毛泽东的接触情况：……他又同我说我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我说我没有成绩。’也许是丁玲同志的谦虚，直到现在才对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家作了新的排位：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也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丁玲同志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作家。她的创作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闪光的一页，以丁玲为代表的现代湖南女作家的群落有着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66]有人会说这个排行榜太土旧，太政治化，怎么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和徐志摩统统榜上无名？那么下面就看看最洋气的排行榜是怎么排的吧。
残雪不仅是湖湘女作家中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而且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残雪理所当然是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国外的名声盖过中国所有的男作家和女作家，而且几乎没有争议。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老话在外国人看中国时差不多失灵了。我们还可以告诉大家，曾经在港台、近年在大陆超火的张爱玲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同度却相当低。张爱玲的后半生在美国度过，她是有美国梦的，因为她英文优秀，又有上海贵族小姐的洋场气，自信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靠英文写作出名。但拦在她和美国读者之间的是文化上的不认同。她多次遭到美国出版社的退稿打击，有的退稿信还措辞刻薄，幸获出版的书在美国市场根本就没有销路。她无法在美国用笔谋生，又不善交际，和白薇一样在贫病交加中度过残生。这个残酷的真相来自美国教授夏志清所出版的他与张爱玲的通信集，可能会让数目庞大的张迷张粉们伤透心：原来他们所钟爱的张爱玲和金庸、琼瑶一样，只有华人缘，没有洋人缘，沦为地区性作家。而据说长相和打扮都很土气、作品里满口湖南腔的残雪的洋人缘却好得不得了，是最被西方缪斯眷顾的湘女作家，只是在中国的读者一直很少，知道她的人都不多，属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
问鼎诺奖之前的莫言，或许并不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一个中国读者相当陌生的女作家——残雪，在征服世界这个层面，此前比莫言牛得多。残雪是个奇迹。只上过小学的她长相、打扮很土，却是最先锋的中国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怪诞难懂，国内读者不多，却令外国研究者津津乐道；知她名号、读她作品的外国人，比中国读者或许多得多。……截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残雪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三最：作品被翻译、出版最多，作品入选外国高校教材最多，并且在国外拥有为数众多的专门研究她的机构。[67]
尽管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排行榜由不同立场的人来排，结果很难一样，但众所公认的是，按最土旧的排行榜和最洋气的排行榜，20世纪中国女作家第一名都一定是湘女。湖湘女作家能在各走极端的两个女作家排行榜上都名列第一，你不得不认可湖湘女性文学整体实力之强。
我们对走向世界的湖湘女作家依照国外影响大小排序是：残雪，丁玲，琼瑶，谢冰莹，白薇。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来逐一介绍她们在国外的影响。
残雪的小说早已成为美国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日本大学、日本国学院的文学教材。她也是中国唯一有作品入选日本河出书房新社“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作家，其作品被美国和日本等国多次收入世界优秀小说选集。
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研究残雪的机构，如日本的“残雪研究会”，2008年就出版了《残雪研究》杂志。2008年日本《读卖新闻》推介残雪的书，把她的头像与米兰·昆德拉（捷克小说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略萨（秘鲁作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列在一个画面。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作家苏珊·桑塔格非常欣赏残雪，她说：“毫无疑问，残雪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国际上对残雪的赞誉还有很多，这些赞誉通常印在仍然没多少中国人会去读的残雪作品的每一部中文版的封皮上：
就中国文学来说，残雪是一次革命……她是多年来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最有趣、最有创造性的中国作家之一。——（美国）夏洛特·英尼斯
残雪是本世纪中以来中国文学中最有创造性的声音……简言之，一位新的世界大师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她的名字是残雪。——（美国）罗伯特·库维
残雪拥有这个星球最灿烂、最生动、最抒情、最精致、最能打动人的幻想力……没有任何读者能够从她那强有力的幻想梦境中挣脱出来而不受伤害，她的作品既是美丽的又是危险的。——（美国）布瑞德·库维
残雪是一位梦幻艺术家，一位在自我矛盾上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这些故事明朗而令人震惊，优美而神秘，狂欢而充满了转化的力量。——（美国）乔伊娜·司高特
残雪从一个人似乎是病入膏肓的世界里创造了一种象征的、新鲜的语言。——（美国）《纽约时报》
残雪像弗朗西斯·培根的画那样，表现出中国的噩梦。——（美国）《世界报》
残雪的作品不就是新的“世界文学”的强有力的、先驱的作品吗？——（日本）《读卖新闻》
对梦的语言，中国的女作家加上了惊人的成果，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日本）《共同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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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杰出的女作家，丁玲不仅是湖南的、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丁玲研究就从未间断过，研究丁玲比较活跃的国家有：日本、美国、新加坡、苏联、德国、法国等。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两百多家出版社或杂志社出版或刊登了研究丁玲的论文，其中有约20部专著，期刊或会议论文更是数目庞大。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从多个层面，运用多种理论、方法，从思想艺术的视角、意识形态的视角、女性主义的视角、比较文学甚至心理学等角度，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深入透彻细致的研究，开拓出大量新成果，值得中国学术界借鉴。
琼瑶的作品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尤其是东南亚的华裔中一直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力。从20世纪70年代风靡东南亚的《窗外》《六个梦》，到前些年火爆内地的《还珠格格》，不食人间烟火的琼瑶式爱情，至今已整整影响了三代海内外华人读者。琼瑶的小说还保持着极高的“触电率”，拍成电影以后照例都迷倒众生，让“琼瑶剧”成为一个影视界的长销品牌和靓丽名词。20年前，由秦汉、刘雪华主演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风靡东南亚，成为言情剧的经典之作。20年后，汇集四代琼瑶剧演员的《花非花雾非雾》一经播出就受到追捧，尤其是其走向世界的取景模式。琼瑶剧一直很讲究画面美感，跟当年的《又见一帘幽梦》一样，《花非花雾非雾》也是取景于法国。此前，琼瑶曾透露：“我们选择的拍摄地，是法国人自己拍电影都不会去拍的。如果你要看法国最浪漫的场景，不要看法国剧，要看琼瑶剧！”
谢冰莹在北伐的战斗中，用朴实的文风写下一篇篇记录行军见闻的日记，后编辑成《从军日记》，由于谢冰莹奇特的经历和极富“女兵”个性的创作，评论文章便接连不断，并且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了国外。著名的生物学家、厦门大学教授汪德耀先生看了《从军日记》后非常兴奋，马上将其译成法文。1930年初，汪先生将译文寄给罗曼·罗兰先生，罗曼·罗兰先生马上将《从军日记》在法国出版。1930年8月初，著名的《小巴黎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军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随后，其他多家报纸也对此书作了报道。汪先生说：“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了解很少，对中国妇女就了解得更少了，他们认为中国妇女都是些裹着小脚的逆来顺受者，自此始知，中国还有不裹脚的新女性，勇敢的女战士！”[68]之后，罗曼·罗兰又亲自给谢冰莹写信，对她的精神表示钦佩，说她是个“女英雄”，鼓励她继续奋斗。
白薇在国外也受到汉学界的重视。美国女汉学家艾米·D.杜灵（Amy Dooling）在其《20世纪早期中国妇女创作的女性主义和叙事策略》一书中，对白薇《悲剧生涯》的叙事策略进行了相当精要的分析，认为“五四”以来女作家所擅长的自传体小说在白薇手中再创新章。斯洛伐克学院东方研究部汉学家马利安·高利克（Marian Galik）的《丫鬟的诱惑——白薇对宝玉访晴雯的颓废主义叙述》认为白薇的《访雯》是她颓废主义创作的顶峰，把该剧和意大利文学家加百利·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死城》做了详细的分析比较，认为《死城》很可能是白薇《访雯》的创作源头。
为了对湖湘女性文学的概貌有个直观印象，让我们绘一张湖湘女性文学地形图吧！
在这张地形图上最醒目的是丁玲的大河与残雪的高峰。丁玲的大河九曲十八弯，由小桥流水，轻烟轻雾，渐变为太阳照耀下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残雪的高峰在峰顶上，总有一片积雪终年不化，也可能拒绝融化，常年国人罕至，而外国探险家却把那里当作乐园。在高峰与大河之间，有琼瑶的连绵不尽的言情小说群山，杨沫的红旗招展的三部曲冈陵，白薇的看着让人揪心的戏剧悬崖，谢冰莹的清新自然的女兵文学溪流，龙应台的激浊扬清的时事杂文湍流，袁昌英的绿草如茵的娴雅散文平原，陈衡哲的博大精深的女权论著洼地，叶梦的别具风情的游记仙人洞，汤素兰的笨狼出没的童话岛……
这是一张多么有高度，有深度，也有广度的文学地形图！其世所罕见的旖旎地貌和丰富景点，吸引着文学爱好者们和研究者们兴致勃勃地持续探索。
[1] 万莲子：《“20世纪湖湘女性文学”文化创造特征》，《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9页。
[2] 朱小平：《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转引自王开林《人物随笔·陈衡哲（1890—1976）》，新浪博客，一壶煮三江/王开林的blog，2008.1.15。
[4] 陈善雷：《从湖湘文化解读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今传媒》2011年第8期，第87页。
[5] 杨泽远：《作家老鬼还原母亲杨沫真实形象：年轻时不重亲情——我的母亲杨沫一生突围》，《侨报》2011年7月24日。
[6] 同上。
[7] 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第71页。
[8] 白薇：《地之弃子——致冰莹》，据资兴白薇书屋整理稿。
[9]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10] 阎纲：《但见白薇》，《中国文化报》2013年9月25日。
[11] 李里：《1926—1928年两湖妇运组织者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3页。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13] 转引自李夫泽《男权意识下的女性追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0期，第266页。
[14] 伊北：《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新快报》2011年1月27日。
[15] 伊北：《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新快报》2011年1月27日。
[16]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第95页。
[17] 《左联作家的稿酬和生活》，《湖南文史》2003年第8期，第34页。
[18] 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19]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20] 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文艺报》1958年第2期。
[21] 刘索拉：《做林黛玉还是林道静》，《祝你幸福（午后）》2012年第10期，第18页。
[22] 林树明：《新时期的女性主义诗歌》，《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58页。
[23] 朱小平：《女性意识是新时期湖南女性文学的灵魂》，《求索》1999年第3期，第119页。
[24] 朱小平：《女性意识是新时期湖南女性文学的灵魂》，《求索》1999年第3期，第119—120页。
[25] 同上书，第121页。
[26] 李虹：《女性自我的复归与生长——新时期女性散文创作的流变》，《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第106页。
[27] 朱玲：《女作家残雪：一边做着世俗的我，一边鄙视着》，《北京青年报》2007年12月3日。
[28] 罗小艳：《残雪：我可以超越卡夫卡》，《南都周刊》2007年7月13日。
[29] 孙中山：《复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30] 朱小平：《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1] 王驰等：《湖湘文化大观》，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1—15、20页。
[32] 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33]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34] 同上书，第582页。
[35] 罗婷：《湖湘女性文化与创新型湖南建设》，《中国艺术报》2012年5月16日第8版。
[36] 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页。
[37] 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12页。
[38] 同上书，第1—2页。
[39]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40] 同上书，第138—139页。
[41] 欧阳友权：《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求索》1998年第6期，第85页。
[42] 同上书，第85—86页。
[43] 谢南斗：《残雪现象与湖湘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32页。
[44] 同上书，第36页。
[45] 董外平、杨经建：《论楚巫神秘主义与残雪的小说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55页。
[46] 刘明丽：《湖湘文化视阈中的女性意识——论丁玲、白薇、谢冰莹等湖南现代女作家的创作》，摘要，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7] 阎真：《迷宫里到底有什么——残雪后期小说析疑》，《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第23页。
[48] 以上两段参考罗婷等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
[49]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50] 沈智：《辛亥革命时期的女知识分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4期，第59页。
[51] 转引自朱小平《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的整体轮廓及女性意识的流变》，《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1期，第17页。
[52]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第96—97页。
[53] 王德威：《小说中国》，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27页。
[54] 顾彬：《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55] 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56]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57] 王绯：《蒋子丹的游戏与诡计》，《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第26页。
[58] ［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5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60] 林贤治：《自制的海图》，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61] 解文斌：《五四作家的身份特征与中国现代文学》，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7页。
[62] 田中阳：《沉重的“浪漫”》（附录），选自《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77页。
[63] 田中阳：《沉重的“浪漫”》（附录），选自《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79—380页。
[64] 同上书，第386—387页。
[65] 田中阳：《沉重的“浪漫”》（附录），选自《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87页。
[66] 张炯：《深文博纳 别具一格》（代序），选自朱小平《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67] 《残雪：在国外比莫言更知名》，据《时代周报·人物汇报》，转引自《梅州日报》2012年12月26日第8版。
[68] 徐小玉：《〈从军日记〉、汪德耀、罗曼·罗兰》，《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