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类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191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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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想法(代序)

近几年来,因做现代作家年谱和其他研究的原因,翻阅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期刊,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种深切感受和强烈诱惑,总认为发生在历史情境中的文学现场是无比复杂的、丰富的,与现今已面世的文学史相比给人以不同的体味,更令人疑惑的是,文学历史现场与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具有明显的不同,或是裂隙、错位、误述、曲解、扭曲,甚至是割裂、遮蔽。让人值得深思的不仅是这些现象、事实本身,更是这些现象、事实背后隐伏的各种层面的原因。这是一个令人蛊惑和着迷的问题,也是极其诱人的钓饵,让人禁不住鬼使神差地走进历史幽深的隧洞去探寻问题的究竟和原委。

在学习和尝试做些有学术味道的所谓研究的过程中,一是接触到不少自20世纪50年代至近年来相继问世的文学史著作,不论是史的结构,还是叙述模式,抑或是对具体的文学史现象的阐释角度、思路,大致已成定式;二是阅读和了解了诸多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文学史与现代传媒发展的关系方面的著述,尤其是对现代文学期刊、文艺副刊与文学进程的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似有豁然洞开的感觉,它提供了一个与以往文学史完全不同的视角,也提出了一些过去我们长期以来不很关注甚至完全忽视的文学史问题,这便引起一种思考:能否从文学期刊、文艺副刊与文学史关系的角度去审视文学发展的历程,思之实在令人怦然心动。

自20世纪末以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学术研究的眼光投向现代文学产生和传播的媒介领域,诸如文学期刊、报纸及其副刊、出版机构和文学与编辑的关系等,中文专业、新闻传媒专业和编辑专业等都有相当数量的硕士、博士论文以及相关的专著发表、出版,这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文学史与期刊的关系,重新展开对文学史的叙述,走出已有文学史叙述的惯性轨道,提供了一定的学术资源和可参资的研究材料,对文学史的研究开阔了更加丰富的多元视角。

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学术界发生的两个重要文学事件即“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和重写文学史热潮对从事本研究课题提供了积极而有重要意义的启示。前者重视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世纪流程,注重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贯通性和承续关系,着眼于文学自身发展的一体性观照,一个重要意图是力求文学史叙述具有文学性和史性兼顾,去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化,追求文学史的独立性;重写文学史尽管未能用如前者提供的统一性、整体性视角,但使文学回归到自身是其主要努力的方向,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学史构建中的反思思潮,与前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密不可分,也可以说是“改革”和“解放”在文学上的积极成果。这两者相同之处是,都更加重视文学史的文学性叙述和文学本体的回归意识。此点对我们从文学期刊与文学史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文学史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如此,如果从文学期刊发展的角度和线索来构建文学史更能把这种“积极意义”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中,得到更好形式和效能的体现,因为期刊文学史注重通过文学期刊的生息消长变化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为主线,不会勉强根据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演变的节点来划定文学发展的时段和线路,更能明确勾勒出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和轮廓。本选题可视为从文学期刊的角度审视文学发展历史的一种基础性研究。

自近代以来,随着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带来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由依附统治集团走上仕途经济到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融入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以及新闻传媒和印刷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在西学东进的浪潮推动和裹挟下,更由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形,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自觉意识的觉醒,放眼瞭望西方,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实属必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国新文学运动作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伴生物也是难免的。

至于文学与文学期刊的关系,晚清与现代时期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7年,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学前驱者们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就是依托《新青年》这一历史性的刊物而生的,当时又有《新潮》、“四大副刊”等推波助澜,继之渐成大潮。在1921年前后,大批文学期刊雨后春笋般涌现,文学社团和报纸的文艺副刊随潮叠生,构成了现代文学史初期阶段的模样。可以说,文学期刊的发展决定了文学发展的走向、规模及品质。这是晚清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发展状况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学场域构成状况:

作家—作品—报纸、期刊及逐步兴起的书局、出版社—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论争及思潮形成—读者反应及社会效应

作家的活动、作品的生产、文学批评、读者的反应以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形成,进而随着历史进程发展演变成我们现已熟知的文学史的构架和运动轨迹。但这一历史的形成都离不开一个极其重要的媒介场——由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构成的现代媒体场域,正由于其提供的可资保证文学得以生产的重要依托,才有中国现代文学波澜壮阔的脚步声和大批弄潮儿、观潮者,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学不断向前的壮丽风景。没有《新青年》、《小说月报》、《学灯》、《现代评论》、《新月》、《文学旬刊》、《创造季刊》系列、《诗创造》、《诗刊》、《现代》、《时事新报》副刊、《大公报》副刊、《申报》副刊、《文学》、《七月》系列等千余种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何以谈论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何以想象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和历史面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文学社团,绝大多数文学社团都是依托一定的文学期刊而生,创办了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学期刊,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参与新文学生产过程,也为新文学发展做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对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有利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但选择进入研究的角度就成了关键的问题,王晓明说:“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也是重读《新青年》,却不仅读上面发表的那些文章,更要读这份刊物本身,读它的编辑方针,它的编辑部,它那个著名的同人圈子;……我想看清楚这份杂志和这个社团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它们对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流传,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1]

范泉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的序言中指出,“文学社团是作家为了实现特定的文学或政治的目的而组建的集体或若干集体的组合”。他又把文学社团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大致相同的文学主张为基础而组建的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二类是“以大致相同的政治信念为前提而组建的社团”,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华北文艺协会、民族主义文学等;三类是“一些社团的联合体”,如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等。[2]这里的分类标准是比较宽泛的,无法体现文学社团的特征,也显得很纷乱,只能说是广义的文学社团分类,更无法体现文学生产机制的特点。该著“总共收录辞目1082条,其中正目667条,参考目415条”[3],其中包含流派47条。从目录可见,既有文学社团,也有艺术社团;有文学群体、文学社团,也有同人团体,形态比较复杂。但仅此也可判断出,现代文学时期文学社团也应有数百个之多。贾植芳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里分析说:“这些文学社团和流派之所以成为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又往往以一个刊物为中心而成名或得名。刊物在这里起了一种有力的组织作用。它们有发起人和若干成员,又有大量从读者中发掘出来的新生力量作补充,从而形成一种文学力量,在文坛上造成自己的大小影响和声势。各类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在初始时期,大都各有明显的旗号,具有自己的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和艺术追求,并以此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和艺术素质。”他认为,仅“五四”后第一个十年期间“就有一百五十四个大小文学社团和流派在全国各地涌现和活动”。[4]这里他强调了文学社团应具有刊物、成员、文学思想和观点等要素,值得本书研究时参考。

陈平原指出:“整个二十世纪,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的。一个人从没有发表过诗,突然出了本诗集,这种情况有,但不多。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作家多多少少总跟报纸、杂志有关系,好多本人就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业务。第三,报纸、杂志往往成为推动学术潮流和文学潮流的重要力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报刊适合于‘造势’。文学要革新,学术要进步,需要集合一些同道、提出一些口号,以推进文学及学术事业的发展,这时候,个人的著述的影响力,远不及报纸、杂志来得大。第四,报纸、杂志成为集结队伍、组织社团以交流思想的主要阵地。”[5]“晚清以降的文学,则主要以报刊为中心来展开”。[6]

从现代媒介的视角去审视和梳理现代文学史会是一种崭新的视角,也会给现今的文学史叙述带来一些新意,也是有文学史价值的对文学史的重新理解和认识。既然文学生产与报刊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文学研究就不能忽视报刊的作用。

文学社团往往因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学主张和认识,有共同的愿望,在环境的触发下聚到一起,有结社的需求,进而寻求办刊来实现其文学梦想和目标,并以之介入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因之与不同的社团派别产生矛盾、冲突进而卷入范围不等、激烈程度不同的文学论争,为不同的文学思想、主张的传播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所以,文学社团因对一定的文学主张形成共识而结社,依一定的刊物而聚人倡导之。在文学社团的运作中骨干成员发挥了领导、主导以及聚合作用,是群体中其他成员无法替代的。当然,文学社团借期刊等传媒传播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塑造自身的形象,也必然与出版媒介合作、共谋思想文化的发展,并有利于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当然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是合作、龃龉、妥协、分裂、对话、对抗等俱存的过程。

既然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必须以文学期刊(包括文艺副刊)生存之基础,区分不同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就必须对文学期刊进行分类研究,这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划分文学期刊,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确立划分标准。以往文学史研究大多是依据文学期刊编者的阶级、政治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类,如《新月》、《前锋月刊》、《战国策》等属于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文学期刊;左联主办的期刊、创造社后期的期刊、太阳社期刊以及解放区文学期刊等是无产阶级文学期刊。或以社团来划分,如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浅草社、沉钟社等。或以文学流派来划分,如现实主义流派、浪漫主义流派、京派、海派,等等。也有以时间段落、空间区域为标准划分的。但总的来看,这些划分标准和方法都只能突出文学期刊的政治属性、社团特征和文学流派的个性,无法避免这些文学期刊归属的交叉性,也无法从内在动力上说明文学生产、生成机制,使人难以明了文学生产的具体情境和生产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书是对博士论文做了个别修改而成的,借此对文学期刊分类与文学生产关系进行一种尝试性研究,希望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1]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7页。

[2]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序言》,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5页。

[3]同上书,第4页。

[4]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5]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