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志忠

严格地说，新时期文学已经不再年轻，它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直奔不惑之年了。蓦然回首，在探索与嬗变中，它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也让我们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思想困惑。小说的文体研究，就是其中令人犯难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说它的重要。新时期小说演进的历程，可以有多种路径加以描述。在通常采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研究之外，语言描述、地域版图、理想分殊、作家群落等，寻踪披径，都是可以做出成果的。作家的代际分别，知青一代，“60后”、“70后”、“80后”，因为成长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承的不同，也是今天人们常常采用的一种研究视野。还有，自从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开了重返十七年文学的先河，程光炜倡导的“重返八十年代”、“重返七十年代”，也是收获颇丰。而小说文体研究，也是其中的“显学”。80年代的文学自觉，唤醒了作家的文体意识，王蒙、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都是最早一批探索者，知青作家和他们的同代人，张承志、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王安忆等，则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引人注目。其后，文体的探索，既是作家进行艺术创新的着力之点，也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记得当年，黄子平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为解读匠心独运的林斤澜的小说敞开了被习见遮蔽的途径；吴亮一篇论述马原的“叙事圈套”的论文，至今仍然是马原研究的典范之作；而那位颇有些顽童性格的李劼，许多年后追忆风华，还为他一篇论述先锋小说文体的长文洋洋自得。很显然，文体创新考验着每一个作家，文体研究则切中了新时期小说的命脉所在，危乎高哉。

再说它的令人犯难。文体研究，更贴近文学自身，也许可以列入威勒克等所言的“内部研究”的范畴。它避易就难，舍弃了那种时代背景和作家传记的描述，也躲开了从作品内容、思想蕴涵到艺术特色的研究套路，直接地切入作品的内核，不但是一针见血，精彩之处还是刀刀带血。这样做，难度颇大，也很检验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功力。何况这部《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所选取的，不是一位作家，也不止于一种文体，而是雄心勃勃，追求一种大面积的覆盖，对新时期小说的文体创新，做出了全面的研讨，戛戛生造，自成气象，纵横捭阖，经纬交错，搭建起一座七宝楼台，确实是非常不易的。

再一重困难在于，多人合作，是有其整合的难处的，过分整齐划一，会使全书显得呆板滞涩，束缚各自的学术个性和创造性；个性张扬，各逞其情，又会让全书失去其内在的制衡，散漫不羁，也失去其应有的思情指向。《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的整体格局，缜密有致而又不乏灵动之气。也可以说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它选取了“谐谑—狂欢体小说”、“象征—寓言体小说”、“诗化—散文体小说”、“新成长—自传体小说”四大门类，分别地梳理其远源近流，语言特点和叙述特征，以及其内在的文化逻辑。这些用力点，都是切中要害的。而在每一门类中，又根据各自的文体特点和研究者的学识所长，保留了适当的弹性。这其中，“象征—寓言体小说”、“诗化—散文体小说”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有多人论及，但前者因为借重了杰姆逊的“第三世界寓言”说，拓展了“象征—寓言体小说”的理论视界，后者借助了巴赫金的“时间—空间”理论，从大自然、田园到城市的后花园和弄堂，想象性叙事和“时间停顿”，在老话题中开出新局面；“谐谑—狂欢体小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论者的眼界和辨析能力洞隐索微；“新成长—自传体小说”则是自出机杼，把一批通常被视作是女性文学的作品，加以新的界定和评说，尤其是此类小说的“精神症候”分析，也说出了不少新意。

即以语言分析和文化逻辑的阐释为例。我们习惯于高尔基的论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对语言的重要性予以高度肯定，但也容易被误解为文学以语言为工具。进一步地说，20世纪后半叶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从本体论的角度引导我们重新理解语言，语言即思维，语言即存在，语言即现实。在文学中，它不仅是遣词造句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如小说文体大家汪曾祺所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在这一点上，用力甚勤，如将“梦呓式语言”、“不及物语言”等和“雅趣”、“情趣”、“理趣”语言分别概括出“象征—寓言体小说”和“诗化—散文化小说”的语言特征，将众语喧哗解析为贴切而明晰的表述背后，确实把握住了不同文体之间的语言差异。

还有，新时期小说的演进，和频仍变化的现实一样，充满了喧嚣与骚动。三四十年间，中国大陆不仅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深渊，更走向了充满艰辛而又成果显赫的崛起之途，在文坛上，则是从孔老庄屈和佛陀基督，古希腊悲剧和酒神精神，到萨特、福克纳、马尔克斯和塞林格，在影响乃至引导了新时期文学的创新探索。用最简单的方式描述之，就是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并置存在，把欧美各国的前后相续的时间性过程转换为本土式的空间并列的形态。城市与乡村，主流与边缘，个人与民族，审美理想与人欲横流，个体选择与历史语境，都充满了价值观念的嬗变与冲突。如果说，从语言分析入手，是找到了小说文体分析的入口，那么，对于各文体背后的文化逻辑的爬梳，就在整合与别异两者间，找到了富有凝聚力和辨析度的关节所在。而文化又不是缥缈莫测的云山雾罩，在当代中国，在后“文革”和市场化时代，小说家必须处理的一大命题，就是如何与历史对话或者与历史对抗。这是因为，今天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是经由漫长而沉重的历史演化而来，历史和现实对个人的压抑，仍然是今人无法摆脱的巨大痛苦。于是，在《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的不同章节中，“后‘文革’时代的‘笑谑’文化”之于“谐谑—狂欢体小说”，“文化意识与民族寓言的冲撞”、“历史碎片与语言狂想的交织”之于“象征—寓言体小说”，“私语化模式与公共话语的对抗与共生”、“自传体独语模式与历史话语的遮蔽与彰显”之于“新成长—自传体小说”，就从不同文体及其中的各种语言和人物处理历史、社会、个人的关系上，为这些文体的精神旨归做出了富有理论高度的概括和提升。

当然，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多人合作，其大体的平衡之中，也还是可以见出其各自的短长的。本课题的主持者郭宝亮所撰写的“谐谑—狂欢体小说”部分，我认为是最见深度的。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红大紫，追随和引用者可谓夥矣，这当然和市场化时代的欲望张扬和众声喧哗有着内在的暗合。但是，在许多时候，它变成了一个简单化的标签，贴到哪里哪里亮，却又非常浅表化，打不着痛处，切不到血脉，无法窥得论者的学术底蕴，也无法见出被论述对象的独特性所在。而且，外来的理论资源，如何贴近本土的创作实践，也是非常值得推敲的。“谐谑—狂欢体小说”的命名，就是这种精心推敲的结晶，很有分寸感——文学批评，难以将其数字化定量化，只能是用心灵去体贴和把握作家作品，殊为不易拿捏。那种直接将中国作家的创作冠名为“狂欢化”，将文本与理论拼接在一起，不加分辨地飞流直下，在所多见。郭宝亮却特意使用了“谐谑—狂欢体小说”，表现出对巴赫金理论适用性的谨慎保留。其实，正如郭宝亮所指出，新时期的小说家，王朔、王蒙、刘震云、莫言、王小波、余华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狂欢化的趋向，但是，借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去讨论之，却需要仔细掂量——这是因为，新时期小说的狂欢化，许多时候是停留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在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上，并没有切入到人性和文本的神髓（比较而言，莫言和王小波是最为接近和适用于狂欢化理论的，他们笔下的人物也是最富有身体、欲望和追求自由解放的特质的——我的补充）。巴赫金所倡导和阐释的狂欢化，则是以中世纪的社会现实为依据，广场狂欢，众生平等，生死同构，尊卑颠倒。这在很多中国作家那里都是匮缺的。中国作家不乏广场意识和乌托邦冲动，但是，在现实中国，只有山林，没有广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广场，而是万众狂欢的广场，如郭宝亮所言：“问题在于，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没有真正的民间？这不仅是说中国没有狂欢节，而是说，中国的真正民间的广场在哪里？中国的民间只有山林而没有广场。”即便是作家们通过梦、影、海市蜃楼，生造出一片广场，“在这些作家的广场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是一个模仿的副本，即对主流文化的模拟。然而这一模拟由于抽空了主流文化的内在装潢，故而呈现出滑稽戏仿的本色。”换言之，这样的模仿，不是造成一种短暂的解放、自由和民主，而是由于潜在的对抗性，用戏仿的语言去嘲笑和消解主流文化，而成为主流文化的某种变了形的翻版和倒影，不是用身体和行动，而是用语言和心理构建起来的翻版和倒影。它的谐谑化要远远地大于狂欢化吧。

而且，中国的现实和文学，远比巴赫金论述的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要复杂很多。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进程，是在两个时代乃至三个时代——“文革”动乱、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启蒙和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大潮的交叠与冲突中展开，于是，中国社会和新时期文学一样，巴赫金意义上的人性解放、欲望贲张的狂欢化，并没有得到多少迸发和倾泻的空间，就迅速地在消费文化的浪潮中沦落畸变，如郭宝亮所言，沦为“恶搞”而大行其道。这不仅是文学的悲哀，更是人性和民族性的悲哀。南橘北枳，岂可混淆？

2014年2月12日匆匆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