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此处文献综述是包括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在内的中国财经媒体整体发展概览的学术成果。因财经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从“经济”到“财经”的动态过程，所以笔者在搜索文献时，亦将经济报道方面的研究文献包括在内。学者对中国财经媒体的关注和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是财经媒体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长期以来，财经报道只是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类别在媒体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新闻报道开始关注经济活动，财经新闻的报道内容和写作方法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财经新闻的采写业务方面。

进入20世纪至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引发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的急促变迁，其力度和广度均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作为现代社会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大众媒体，一方面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引导、深化了这场变革，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又深深卷入其中，受到这场变革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同时，中国新闻媒体的话语体系也在发生微妙却实实在在的变化，以经济运行和经济事件为报道对象的财经新闻，在这场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迁中表现出尤其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媒体”的逐渐兴起，标志着经济新闻从思维模式到写作手段发生重大改变。无论专业经济报刊还是综合类报刊的经济专版，都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话语模式。这一时期，我国对财经报道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对财经报道的历史演变和报道内容、方式进行梳理，以期对实践予以指导，而业界也着手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

始于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财经媒体对此也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可以说，正在发展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危机和挑战的同时，也给财经报道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肆虐的国际金融危机，黯然的世界经济环境，使经济话题越发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受众关注的焦点。人们对经济信息的敏感，对经济形势的焦虑，对经济知识兴趣的增加，都使经济报道的理念、内容、视角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走向，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显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CCTV2适时推出大型直播节目《直击华尔街》，不但引起了一次收视高潮，也因其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针对一个经济事件进行连续深度报道的纪录而成为新闻界学者、专家的研究对象。

下面，就现有的中国财经媒体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简要梳理：

目前，尚未有专门研究财经媒体的著作出版，有一些关于财经新闻报道的论著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财经媒体的，但其中部分章节的内容对财经媒体有所涉及。如安雅·谢芙琳（Anya Schiffrin）、埃默·贝赛特编著，李良荣审译的《全球化视界：财经传媒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安雅·谢芙琳（Anya Schiffrin）、格雷海姆·瓦茨著，张倞译的《当代西方财经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财经新闻》（李本乾、李彩英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财经报道概论》（贺宛男、佟琳、唐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众传播与财经新闻实务》（肖红英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经济新闻学概论》（裴毅然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经济传播总论》（周鸿铎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等。

以上著作大多为针对高校新闻院系尤其是财经类高校新闻院系学生及财经报道编辑记者的教材，往往站在专业教学的角度，回顾财经新闻发展的历程，阐述财经新闻的特征及功能，对财经新闻的策划、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等环节进行比较系统的归纳、概括和分析，并就财经新闻热点报道、深度财经报道进行专题探讨，就如何写好大众化的、具有可读性的且有深度的财经报道，提供一些必备的基本经济常识以及报道策略和技巧。这些教材着重介绍财经报道实践经验，往往从内容角度介绍采写的原则，强调实用性，缺少理论深度，但书中介绍财经媒体发展历程、重大事件的部分章节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此外，目前已经出版的电视财经媒体相关研究专著，笔者看到的有两本：《电视经济新闻》（孙凤毅，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电视媒介的市场对策——中国电视经济节目运营》（罗明，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相比之下，《电视媒介的市场对策——中国电视经济节目运营》一书对本书的理论贡献更大。《电视媒介的市场对策——中国电视经济节目运营》是由中央电视台主编的有关电视财经报道运营研究的权威论集。该书聚焦于电视财经媒体新闻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电视的大众化属性与经济的专业化属性，如何应对？节目的收视率与报道的影响力，如何取舍？大经济的观众需求与专业财经的定向给予，如何权衡？节目的可视性与内容的必看性，如何兼得？可以说，这些问题描绘了财经媒体所处的媒介环境，它们不仅仅是理论上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财经媒体实践中需要加以解答的问题，而财经媒体对此作出的选择和采取的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本书所论的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的诱因。书中部分论文对财经媒体一些重要领域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性探讨，对本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贡献。

与研究财经媒体的论著相比，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研究角度都显得丰富一些。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财经媒体进行分析，发表了观点和建议。这些研究财经类媒体的文章有的从媒体自身的元素入手分析，如财经媒体品牌的塑造、定位、包装、运营；有的从受众角度探讨，如财经报道的民生观念等；有的分析财经媒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如财经报道的大众化与专业化困境、财经报道专业人才的缺乏、创新财经媒体的营利模式等；有的探讨国内财经媒体的现状或借鉴国外财经媒体经验等；有的着眼于财经媒体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关系。其中，有关中国财经媒体研究成果中与本研究关联度较高的热点、难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财经媒体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这是每个财经新闻工作者和学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陈力丹阅读尼尔·加文主编的《经济、媒体与公众知识》一书之后，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论述了经济新闻在当前社会中的作用和特点，对我国两份报纸财经专版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编辑记者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的错误以及学习经济学相关知识的必要，他认为“改进我们的财经新闻，根本的动力来自‘人’，如果人的状况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改进的成效是有限的”。这篇论文是在当时国内的学术背景下，对经济新闻展开的较全面和深入的论述，虽然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更多还停留在业务层面，但是文中关于“记者的报道会影响他所报道的经济”、“经济新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社会责任也异常重大。一旦没有准确地报道重大经济事实，或对重要的经济形势预测失误，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的论述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3]

汤清圣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新闻》（《新闻大学》2000年春）一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呼唤经济新闻传播全球化，并对中国的经济新闻如何走向世界提出建议。他认为应当以多媒体的发展和高素质经济新闻记者队伍的建设作保障，应对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传播。应该说，作者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新闻国际传播的现实需求，并借鉴国外媒体经验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是因其没有洞见到当今世界经济新闻传播的失衡及其复杂的成因，就使应对的策略显得苍白。

林晖在《全球化视野中的财经传媒与中国经济安全——从近期的股市报道谈起》（《新闻记者》2007年8月）一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做强做大中国财经媒体，加强专业性和权威性、影响力，对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作者首先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有关中国股市的报道，反思中国经济的话语主导权应该掌握在谁手里？我们是否在把关于中国经济的发言权拱手让人？作者并进一步就中国财经媒体如何争夺信息渠道的主导权、话语主导权和决策参考权几方面提出策略。林晖注意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财经媒体间对经济话语权的争夺，并从关乎中国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财经媒体如何加强专业性和权威性，这样的角度和得出的结论与那些财经媒体业务层面的研究相比，显得更加深刻，其中的一些观点也为本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限于篇幅，林晖在该论文中就信息渠道的主导权、话语主导权和决策参考权的争夺只是进行了粗线条的构想，缺少缜密的论证和分析。

二　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产业价值模式

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成立，使针对财经媒体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产业价值模式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1月至8月对上海第一财经进行了广泛扎实的调研，该研究中心做出的《第一财经产业价值链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强势中国财经媒体的支撑，需要一个能向世界传递财经权威信息的话语平台。面对国际传媒巨头的挑战和国内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第一财经勇于打破地域及媒体界限，推动品牌、信息、人才资源整合，实施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产业价值链构建，主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示范。第一财经产业链通过凸显品牌影响力的途径实现其附加值，反过来又进一步放大其品牌无形资产的效应。这种战略布局使得第一财经同时拥有了三个不同的身份：财经资讯发布者、财经资讯供应商、财经服务提供商。这些身份使第一财经价值模式从仅以广告赢利转变为广告、资讯和服务的多元盈利。

此外，张宸与王新友的论文《解读“第一财经”》（《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12期）指出“第一财经”的发展可以从运作层面、资源层面、管理者层面、目标层面以及品牌层面一一进行解读。他认为“第一财经”摸索出的先创品牌、再搭建跨媒体平台、最后打造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对中国传媒具有启示意义。韩斯霞的《从“第一财经”看频道专业化发展》（《中国记者》2004年1月）一文着重分析了其多重经营策略，认为国内数字电视的发展形势十分契合“第一财经”向内容供应商和内容集成商发展的目标，并提出多媒体整合已经成为现代传媒企业组织重要发展趋势的一部分。木韦的《“第一财经”跨媒体之惑》（《传媒》2005年第11期）从整体上对其品牌发展特色与盈利创新之处进行了梳理，并将“第一财经”的整体品牌总结为五大支点：跨媒体、跨地域、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相比之下，马超的论文《中国媒介跨地区跨媒体经营的优劣势分析——以第一财经为例》（《时代经贸》2008年6月）没有停留在仅仅分析其优势的层面上，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跨媒体、跨地区投资虽然会为整个集团公司带来巨大的资本运营动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强势媒体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全面出击，加剧了传媒人才的无序流动，加剧了发行领域的无序竞争，其结果容易使原有的实力较弱的当地媒体渐渐失去生存能力，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并最终形成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强者垄断传媒市场的局面。

以“第一财经”商标的注册为标志，表明中国财经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又跨入了一个新时期，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运营的模式越来越受到财经媒体的青睐，财经媒体市场集中化、垄断化的趋势已初露端倪。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在分析这种多元化的收入和赢利模式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对财经媒体市场垄断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予以理性的思考和审视。

三　财经媒体的监督职能

财经媒体是社会公器，应该积极发挥其社会公器的角色。刘俭云在《财经媒体：社会经济客观镜像的一种折射》（《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财经媒体可以运用工商案例作为工具维护经济社会的秩序，指出工商机构运行的误区和弊端，对不和谐的、背离规则和法律的行为给予无情的批评，是社会经济客观镜像的一种折射。作者在文中阐述了财经媒体的力量和特征，并认为由于财经媒体的主观原因，对工商案例的报道，难免存在谬误和偏差，只要符合了公允、公正的原则，就完成了财经媒体的使命，对于它的监控则由法律、规则和公理来完成。

许多学者都把目光放在当前中国财经媒体发挥监督职能的现实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上。顾湘梅在《寻求舆论监督与市场安全的制衡——简析国外财经报道之控制》（《中国记者》200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我国媒体在财经报道上起步较晚，加之记者队伍中专业人才匮乏，因此对于如何在媒体监督与金融安全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兼得“市场的健康发育”与“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财经媒体与记者怎样自律以避免诉讼等方面的把握上还欠火候。作者进而介绍了国外财经媒体在宏观调控、媒体的自律行为以及报道技巧等方面的经验。从作者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在政府主导的证券市场和政府制定的新闻政策下，中国的财经媒体不但缺乏监督的能力，也缺失监督的“生态环境”。

程曦的《媒体对企业的新闻舆论监督——安然和银广夏事件的启示》（《新闻记者》2002年5月）通过剖析两个企业“黑幕”的实例，分析了财经媒体对企业进行监督的必要性，进而指出目前实施监督仍然存在的不少障碍和应对的建议。但作者忽略了财经媒体对企业的监督涉及政府、企业和媒体三个主体，若要实施有效的监督，必须加强三者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对于出现的这些问题许多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中，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在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的新闻学。媒体的商业价值正在取代传统的新闻价值，那些与商人和股市相关的商业价值，正在成为主编和制片人策划选题的标准、记者取舍新闻的判断价值。[4]财经媒体会在某一时候，刻意制造某种对某个利益集团有利的、对财经媒体本身有利的舆论。新望在其发表的时评文章《公共财经信息务必公开》（《中国改革》2003年第8期）中曾提出，媒体应该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国家宪政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财经信息必须通过媒体予以公开，这是财经媒体发挥社会职能的前提条件。

上述论文都从某一个角度和侧面论证分析了财经媒体监督缺位的原因，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多元而复杂，既有整体环境的变化，也有媒体局部的变异；既有社会性外因，也有媒介自身的因素；市场机制对财经媒体的侵蚀是外因，财经媒体的结构性缺陷则构成内因，所以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多种力量。

四　大众化与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在对财经媒体的研究中，内容的专业化和大众化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业界和学界研究和探讨的理论热点。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作为大众的传媒面对的却是财经报道的小众领域。在市场化的生存条件的驱使下，新闻专业主义的选择和市场化的生存成为财经媒体面临的一个选择。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CCTV2）多年来在经济特色、专业化发展上不断尝试、摸索，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改版，反映了财经媒体在定位上的困惑和徘徊。CCTV2是中国财经电视媒体的龙头老大，它的每次改版都会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其为个案对财经媒体定位、风格、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如：张媛媛的论文《央视经济频道现状浅析》（《声屏世界》2004年第10期）对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2003年改版后的热点节目进行分析之后，认为新版推出的并不是完全专业化的财经频道，而是以经济资讯为核心内容，具有专业特色的服务频道。新的频道定位，即“大经济观”，使经济频道虽然呼号变“窄”了，但频道的定位并没有窄化，依然面向大众。

财经媒体的内容究竟是让外行人看热闹，还是让内行人看门道？刘瑾鸿的《“大众”与“小众”之辨——浅谈电视财经节目的困境》（《新闻记者》2005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电视在专业财经报道领域的逐渐萎缩，他认为电视对于财经报道缺乏进取心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电视比之报纸是一个更为大众的领域，而财经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在现阶段要求电视大规模地介入专业财经领域时机似不成熟，并进一步指出收视率已经成为决定节目存亡的指挥棒；宋锐在《电视经济类节目的频道专业化实现途径初探》（《当代电视》2003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要实现电视财经报道的频道专业化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目标受众，然后要突出经济频道的“专”和专业频道的宣传工作；耿姝在《电视财经新闻追求大众化的探索》（《电视研究》2008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财经新闻的大众化绝不等同于“媚俗”，节目制作者首先需要具备扎实的社会经济理论功底；其次，在节目制作中，应秉承“平民化”的节目宗旨，编排“通俗化”的新闻内容，通过“娱乐化”的节目形式，将财经信息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在这个问题上，王学成对国外财经报刊的研究论文《大众化还是专业化？——国外财经媒体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5期）能带来更多的启发。作者通过对西方财经媒体的分析，认为财经媒体的大众化必须以专业化为基础，国外强势财经媒体整合专业化与大众化的经验是：在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形成专业化优势，并将此优势扩展到大众化市场。

上述论文都是从现实出发，从财经媒体如何占领市场、争夺受众的角度分析大众化与专业化之间的矛盾，对这些问题缺少深层次的批判性思考。实质上，财经媒体在收视（阅读）率的指挥下，追逐大众化的导向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财经新闻的专业性。受众无法从新闻中学到太多专业知识、获取专业信息，就如同食用了没有营养的垃圾食物一样，在受众的认知图景中片面信息取代全息信息，久而久之，容易造成对真相的误导。

五　证券类信息的传播

证券信息构成了财经媒体的主要内容之一，因证券市场对信息的高度敏感性，使其不但被传播学者关注，更成为金融学、经济学界争相研究的对象。此处文献亦包括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展开研究的成果。

黄忠曾就新闻对上海股票市场股价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作者借鉴国外学者在外汇领域建立新闻模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建立股票市场狭义线性新闻模型，从新闻角度来解释股价变动的原因。其实证研究表明，在所取样本区间，股票市场狭义线性新闻模型成立，新闻对股价变动有显著影响。其中“人民币/美元汇率指数”、“消费价格指数”和“燃料动力价格指数”对股价变动存在显著影响。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为本论文进行财经媒体权力和财经媒体效果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一些金融学者剖析了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信息披露问题。如《证券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黄震，《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浅议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闫卓玲，《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学报》2003年12月）、《试论信息不对称与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性》（戴卫清，《商场现代化》2004年第12期）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财经媒体在监督方面的优势愈加明显。周新军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媒体监督》一文中认为要充分利用媒体优势，强化对信息披露的监督。具体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法律上保障媒体对上市公司拥有正当的报道权与批评权，这是媒体监督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营造媒体履行监督职能的外部环境会促使媒体形成平等竞争、透明自律的机制。努力提高记者编辑财经知识是媒体监督功能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在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舆论监督的相关法规中，有一个独特的规定，那就是中国特有的证券信息指定披露制度。该制度诞生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制度的落实仍处于适应和摸索阶段，从理论上讲，对其展开研究本应具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和理论价值，但是也许由于该论题政治敏感性较强，现实中的理论成果并不多见，能够寻得的只有王姣姣的《中国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现状与走势》（2003年12月）一文。文中认为中国的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担负着上下层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舆论监督的双重任务，但若要真正肩负舆论监督的使命，还必须迈过行政干预的合理性、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相关法律保障的缺失等几道难过的“门槛”。文末作者进一步强调了放开媒体自由竞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第四章论及这一问题时，借鉴了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为了有效保证国内证券市场规范稳定的发展，除了要在新闻媒体之间形成竞争之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的方法，尝试采取电子化的信息披露方式。

随着股市的成熟和散户投资者数量的增加，一些提供虚假信息，通过坑蒙拐骗股民而牟利的所谓“股评师”们在证券类节目中开始露面，他们的败行不但损害了股民的利益，也严重损害了财经媒体的公信力。这一情形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衡阳的《证券类电视节目的发展轨迹及经验与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3月）一文概括了证券类电视节目的发展轨迹，总结了三点经验：坚守媒体的中性立场；强化媒体的揭示功能；推动媒体的品牌整合。李易在《试论当前广播证券节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重庆社会科学》2001年2月）一文中用“散、乱、错、死、浅”五个字来概括当前广播证券节目存在的问题。高扶小在《加强对股评类节目的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2月）一文中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说明广播电视股评节目现状堪忧的现实以及加强管理的紧迫性。以上论文均从实践操作的层面分析现象，缺少对问题内在矛盾的深入剖析，故而略显单薄。其实，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掩藏的是股评师与媒体间的钱权交易，要从根本上治理，必须着眼于财经媒体权力的运用和控制。

在搜集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

对于财经媒体的研究虽有一定规模，但相对零散，尚未形成体系。相当数量的论述集中在如何提高报道质量、加强传播效果等业务层面以及财经媒体的现状与发展等策略问题的分析上，对其缺少批判性思考，尤其是从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多角度辨证性思考的成果更是罕见。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诸如：财经媒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财经媒体权力等问题，在逻辑的严密性和论据的支撑力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缺乏比照视角。很多文章就事论事，即使进行比较，大多也只是简单介绍国外有什么财经媒体，何时创办，有哪些栏目等等，没有从观念和效果层面进行更深层次的对比。

总体研究态势呈现出观点一边倒的局面，缺乏学术争鸣。个别学者的不同观点被淹没在对财经媒体的热情赞美和巨大期待之中。对财经媒体往往有过多的溢美之词，缺乏反思精神。比如很多文章大谈财经媒体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多元化的赢利模式，但是却很少考虑财经媒体会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的巨大隐患，对其市场化运行的负面影响鲜有讨论。当然，也有很多文章对财经媒体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大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层面，缺乏对财经媒体进行整体性和深层次的反思。

本书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财经媒体进行较系统、全面和有深度的研究，因学力所限，未必能够完全克服上述研究中的不足，但这却是写作和研究过程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