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齐洲

人类生活的世界，有物质的世界，有精神的世界，还有物质和精神结合的世界。后面的这个世界，有人称之为文化的世界，有人称之为符号的世界。而无论是文化的世界，还是符号的世界，其实都是由人类在应对生活的挑战中创造和积累的知识所构成的世界。正是有了这些成体系的知识，人类才能够在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才有了对自由的渴望，对尊严的坚守，对正义的执著，对幸福的追求。

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知识是异常丰富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生产生活，休闲娱乐，家庭伦理，社会制度，一切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领域都有专门的知识。虽然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言传身教，但重要的知识总是会被人们用自己创造的符号（文字和图片）记录下来，使之传播得更加广泛，保存得更加长久，以期造福人类，发挥更大的效益。于是便有了大量传载知识的典籍文献留存下来。近代以来科学发达，人们开始区分哪些是科学的知识，哪些是不科学的知识，以为科学的知识是真的知识，不科学的知识是假的知识，甚至认为科学的知识是普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都持有这样的知识观念。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知识考古学则破除了这种对科学知识的迷信。他指出，知识是话语实践的效果或积淀物，没有无话语实践的知识；话语实践的规则就是知识得以运作的规则，而这一规则的核心则是权力。因此，知识与权力的合谋是知识形成的条件，没有权力就没有知识，这种权力就是普遍存在的支配话语或陈述得以形成的能量。例如在话语形成机制中，禁止、区分、接受、拒绝等等，就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及其表现。而真知识与假知识或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区分，便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实例。

福柯的思想启发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构成有别，权力运作异样，人们的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应该会有明显的差别，不可等量齐观。事实也正是如此。以典籍文献的著录和分类为例，西方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文献编目是公元前250年古希腊诗人卡里马赫（Callimachus，前305—前240）编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成熟的图书馆藏书编目则是英国牛津大学包得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1620年编制的馆藏书目，学者们公认后者以神学、医学、法律和艺术四大类区分图书，标志着图书编目从“财产清单”向“查验式目录”的演进。而现代西方文献分类与编目经过潘尼兹（Antonio Panizzi，1797—1879）、杰维特（Charles Coffin Jewett，1816—1868）、卡特（Charles Ammi Cutter，1837—1903）等人的不断开拓，终于于1908年形成“英美规则”和“普鲁士规则”两大编目体系。20世纪中叶柳别斯基（Seymour Lubetzky，1898—2003）撰写的《编目规则与原则》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修订并出版的《绿皮书》，是对西方文献的现代分类编目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总结，并成为了当代图书分类编目的基础。这一编目的学科分类是以现代学科分类为准则的，现代图书馆图书编目大多依据这一分类。中国典籍文献分类编目则可追溯至安阳殷墟甲骨文献的收藏。甲骨文献出土穴窖常以一个帝王在位时期为断限，分组排列，在甲骨尾背上刻有“入”、“示”和数码，“这些记录和数码，应该都是与另外简单的单据目录相适应，这些都表示着目录参考工作的实际意义……代表着我国古代目录工作的起源”（王重民语）。综合性的群书目录的产生，则在公元前1世纪末即西汉末年刘向（前77—前6）所编《别录》和其子刘歆（？—23）所编《七略》。《七略》分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下分38小类。魏晋南北朝则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九分法等多种图书分类尝试，最终形成《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传统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沿袭至20世纪初期引进西方图书分类方法为止。西方古代或现代的图书分类均适应了当时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权力，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也同样适应了中国古代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权力。我们不应该用今人的分类标准来否定古人的分类，而应该具体地分析这种分类产生的原因、条件、意义、价值及其局限，从而为正确理解古人的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寻找到一个新的观察点，以便对古人有“同情之了解”，对古代的思想文化有更体贴入微的认识，这样才能对古人的思想与学问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因此，对古人的知识分类思想进行研究，是一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工作。

吴福秀思想活跃，肯于钻研，喜欢思考问题。她曾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文献学家力之先生，攻读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选择《法苑珠林》为研究对象，对《法苑珠林》的编纂过程、文献来源、编者生平做了初步的研究，撰写并公开发表过有关论文，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学基础，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所撰《〈法苑珠林〉研究——撰者、初本问题及其征引志怪小说文献考论》从文献的角度对《法苑珠林》进行了探讨。2006年秋，福秀跟着我攻读博士学位，考虑到她前期的研究基础及其特长，我们商量以《法苑珠林》的分类思想为重点开展研究。之所以如此选题，是因为自魏晋至初唐，类书的编纂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分类思想反映着那一时期人们的知识观念和话语权力意识，对于认识和理解古人的文化思想十分重要。例如，魏文帝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的《皇览》，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类书，而且反映出统治者吸收历史经验、整合社会思想的努力。梁《昭明文选》分类选文，则反映出南朝文人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而《法苑珠林》百余卷（该书有100卷本和120卷本两种版本），按照佛学思想分类编纂，共引用典籍400余种，除佛教经论外，还引用了儒学经典、道教经典、谶纬、小说、杂著等140余种。全书以篇为纲，篇前“述意部”陈述编者对此篇文献的理解。篇下分部，部下又有小部，共640余目。篇中广引经、律、论原典。篇末或部末设有“感应缘”，广引故事。这些故事主要是神鬼故事。据陈垣先生统计，共征引王琰《冥祥记》140余次，干宝《搜神记》100余次，唐临《冥报记》70次，颜之推《冤魂志》40次，郎余令《冥报拾遗》35次，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各10余次。尽管《法苑珠林》并不能完全涵盖或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知识形态及其全部内容，但它以佛学的视角，整合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化思想和知识观念，对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在三年的学习和研究中，福秀颇下了一番工夫，写成2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法苑珠林〉分类思想研究》，顺利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博士学位。

毕业后，福秀在湖北师范学院找到了工作，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去年又增补为硕士生导师。今年春节，福秀来看我，说她的博士论文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希望我为这本书写篇序。我知道这一选题的困难，知道她写博士论文时的辛苦，也知道这一研究的价值，便很愉快地答应下来。

《〈法苑珠林〉分类思想研究》是在福秀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因受篇幅限制而有所压缩。《法苑珠林》是一部佛学类书，它以佛学基础知识和佛徒日常行为规范为纲目分类编纂，这既与初唐佛教的知识体系和教义有关，也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体现了宗教知识与时代思想的紧密结合。著者在对《法苑珠林》进行颇为细致的文献考辩与梳理的同时，选取唐初儒家系统的《艺文类聚》、早期佛教系统的《经律异相》和道教系统的《道教义枢》与《法苑珠林》进行编纂体例和知识结构的比较，以彰显《法苑珠林》体例的独特性和继承性，并展示不同知识系统在类书门类上的传承及其变异，力图将《法苑珠林》的分类与时代思想和撰者个人的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发展与佛教、道教知识体系的建构结合起来，以便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进行客观准确的描述，从而对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和思想发展状况能够有所揭示。与此同时，著者还从“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早期中国佛学类书所展现的知识内容与知识图景，并试图进一步解释这种知识生产的过程、途径和方法。这是一件很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同时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它不仅要求作者具备儒学、佛学和道学的相关知识，具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底，还需要作者具有宏观的视野、思辨的头脑、敏锐的感觉和独到的认识。蔡尚思、葛兆光等先生都以为《法苑珠林》等类书可以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材料，而分类思想属于思想史的范畴，这便说明福秀的选题方向是对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法苑珠林》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切入点，而从知识分类思想入手来研究《法苑珠林》，可与古典文献学更紧密结合，这恰是福秀的学科方向，也更能体现她的学科优势。这样的选择既是福秀聪明的地方，也是本书最有特色的地方。

当然，福秀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有些认识尚未能到位，有些论证还不够充分，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探究。由于受篇幅限制，有些论点也只能点到为止，未能完全展开，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相信福秀循此以进，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也相信读者可以从本书获得启发，或是提出不同意见，促进这一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应该对此充满期待。

是为序。

癸巳早春识于武昌紫菘•枫林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