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出问题与文献综述

1927年的广州和文学巨匠鲁迅的相遇绝对算得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事件，因为前者恰恰标志着革命的崛起与流变，而后者则是思想深刻、感受敏锐、锐意创新的文化巨子。实际上，二者的交叉、叠合与冲突的确也别有一番韵味，尽管在声势上，“广州鲁迅”似乎无法和身份复杂的“北京鲁迅”以及嬉笑怒骂、革命犀利的“上海鲁迅”相提并论。

（一）提出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广州鲁迅有着不该有的忽视与误读。说忽视，是因为貌似此时期的鲁迅的纯文学作品不多，所以往往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对广州鲁迅常常有一种空洞化或抽象化倾向。说误读，是因为我们往往要么把鲁迅归结/浓缩为革命的符号，广州不过是这种符号的填充物罢了；要么，把广州视为鲁迅捡拾温柔与幸福的温床，而可能忽略了其背后复杂的多重焦虑。

当然，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大致说来，可有如下几种：

第一，对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理解的思维定势，也即对鲁迅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无论是批判，还是崇拜，往往会令我们简单化广州鲁迅。

第二，对广州1927的认知有偏差。因为在此前不久的郭沫若、郁达夫等名流都曾经流经广州，加上轰轰烈烈的北伐和绵延不绝的诸多罢工行动，似乎不得不让身居其间的鲁迅沾上革命的气息。

第三，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乃至限制。由于历史情境和众所周知的原因，鲁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被有意神圣化、片面化，加上诸多领袖和领导的推波助澜或附庸风雅，相关研究与认知也会不自觉地被误导、限制，当然也有来自研究界主动的逢迎，但广州鲁迅的面目也就因此被漫画化和单一化。

相对比较明智的策略是看时人的评价，当时《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尸一（梁式）先生这样评价鲁迅的广州经验，“我想鲁迅先生，精神上的痛苦，以在广州几个月中为最甚。他在清党前虽然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但以一个刚从对旧势力作战的战场退回到后方大本营所在地，便放下武器，已经是不合时宜；一到内部发生这样大的变动的时间，别人都不是归于杨则归于墨的，而他只住在钟楼上，这确是时代所不许可的。他却是很坚定的，七个月中，态度一致”。[3]在这段话中，尸一不仅看到了鲁迅在广州时期的革命坚守的一贯性，同时更锐利地指出了鲁迅精神的苦闷在1927年为最。这和我们惯常所认为的鲁迅的坚定革命性观点之间不乏张力，甚至也和“进化论的轰毁”等流行说法比照出独特洞见。

从尸一的结论其实我们也可发现一些问题，在累积到目前的讨论广州鲁迅的结论中其实可能遮蔽和压抑了鲁迅存在表征的不少可能性：不要忘记，鲁迅在广州时期是工作压力特别繁重，而且角色/身份繁复的时期，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身份外，他还是中山大学的全职教授、首任教务主任以及文学系主任，同时他也是中大组织委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头衔和官职并非只是虚名，而是需要鲁迅亲力亲为，甚至是筚路蓝缕、拍板定夺的。同样，在鲁迅辞去上述所有职务后，他在广州也有一段中空期或过渡期，除了几场演讲以外，他有充裕的时间谋划未来，从此意义上说，1927年恰恰是鲁迅重新规划、继往开来的转捩点。易言之，鲁迅是在“最苦的”1927年转型，而在他诸多角色的细分上，亦不乏值得重新矫正之处。

（二）文献综述

有关鲁迅在广州的研究情况，文献学专家、已故李伟江教授（1936—2000）对1993年前的第一二手资料用力甚勤，也颇见功力。他主要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划分，并缕述其中的代表作。如1927年为勃兴期，1928—1949年为沉寂期，1950—1960年为恢复期，1961—1976年为迂回期，1977—1984年为繁荣期，1985—1993年为冷落期。[4]这样的文献综述有其优点，即可以让读者对各个时期的研究一目了然、主次分明，但也有其问题，即其分期有历史局限性，它不能很好地兼顾到未来对这些命名的影响。同时，鉴于有关鲁迅在广州的资料和研究著述多有交叉，甚至重复之处，本书则采取以代表性著作的重要性进行点评、以不同文献的性质分类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说明，单篇论文则在正文论述中加以处理。

整体而言，有关专著或论文集主要可分为如下三类：

1.直接关联的论著。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李伟江教授遗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作者生前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史料考据功夫甚为了得，该书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与深厚功力；同时，拥有鲁迅先生身居广州以及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地缘优势，该书实际上也是目前研究中最好的一本，其主要内容共分四辑：鲁迅与中山大学；鲁迅与广东书刊；鲁迅的讲演；鲁迅在广东活动考订。不难看出，上述研究皆需要论者占有充实的第一手资料，而李伟江教授却是数十年如一日，他不仅仅立足于前人的相关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剖析资料、发现新知，为此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限于作者研究鲁迅的时间跨度很长和方法相当朴素，该书也有它的一些问题，比如，早期革命意识形态操控对鲁迅判断的巨大影响与牵引，史料考证之外对史料解读的创造性转化等都有相当的论述空间，同时，该书对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正面叙述和剖析相对偏少，往往也会让人坐实革命鲁迅形象的相对单一性。

2.鲁迅在广州的资料汇编和论述。主要资料论集有，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广州》（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7年版）等。此类论著往往或者是对早期相关研究论文的搜集，或鲁迅创作的挖掘、整理，或者是立足相关史料对鲁迅在广州的诸多事件、经历进行叙述、勾连，但总体上没有超出前述李伟江教授的有关论述或考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李伟江、饶鸿竞、吴宏聪三人编写的《鲁迅在广州》（收入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拥有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它对复原广州鲁迅的生活空间地图、物质场域等相关角色文献记录，以及时人对广州鲁迅的评价都有广泛而多元的介绍和编排，可以让一般读者（哪怕是外行），都有相对清晰和准确的梳理，令人赞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疏漏，需要真正的研究者重新回到第一手资料予以矫正。

3.评述鲁迅在广州。代表性论著是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论鲁迅在广州》（广东鲁迅研究小组1980年版）。这是一本“文革”后不久对鲁迅在广州的一次集中论述，可以反映出当时广东鲁迅研究界的整体水平，出于对鲁迅诞辰100周年献礼的考虑，以及当时政治认知的限制，其中思想不乏可取之处，但同样令人遗憾的也有不少误读。尤其是在对鲁迅的革命性处理上，时代局限的痕迹很重。实际上，鲁迅是经不起诸多过分的革命性/政治性强调的。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张竞（1932—2009）个人著述的《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传记的方式对广州鲁迅进行了感性描述，会给读者立体而形象的感受，但是缺点也是受意识形态影响过重。类似的，曾敏之著述的《鲁迅在广州的日子》（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以散文的笔触描述鲁迅的广州生活与斗争现状，不乏亲切感人之处，但亦有其缺点，除了有些文献错误，内容略单薄以外，亦有意识形态的干扰，正如李伟江对张竞的评价，“当时难免受到某些‘左’倾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鲁迅作为战士、革命家的‘坚持战斗’、‘英勇不屈’、‘永远进击’的一面，而比较忽视鲁迅作为教师、文学家的另一面。”[5]此语也可用于曾敏之。

其他相关论述也散见于有关鲁迅的各类传记[6]中，但整体而言，所述鲁迅无论繁简，由于其叙述和参考的资料大多基于上述第二类论著，所以在具体精神风貌上虽不乏突破，但往往大同小异；单篇论文的研究往往限于资料和地域性，相关研究也不算太丰富。同时，在某些论文中也难能可贵地关注到此问题，但往往语焉不详。

上述种种，都为鲁迅在广州的重新解读、认知和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及更大的空间与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在资料搜集相对充实，研究近乎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界，在进行新的课题研究时，单纯纠缠于琐碎的文献固然可以查漏补缺，但如果想有更大的创新性和突破，则必须有新的理论冲击和生长点，为此，笔者在认真阅读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料重新解读、思考，力图展现出鲁迅在广州的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和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