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文明开化中的夏目漱石
明治维新前的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驶入江户湾，向日本官方递交美国总统的国书，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骚动与混乱。第二年，美国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日本将面对美国的炮舰，有着被攻击灭亡的命运，在幕府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被迫与美国缔结《日美和亲条约》。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由上而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废除封建体制，给予国民选择职业和信仰的自由，以西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为蓝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巨大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宗教。这一巨变彻底改造了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即是西洋化。
日本明治维新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国民心声也是向往民主，如自由民权活动家板垣退助创立自由党，宣传自由、平等。1890年日本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在其后日本挑起了两次侵略战争，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竟然战败了两个大国，连西方人都感到惊奇，日本上下滋生了天下无敌的狂妄状态。
随着日本欧化风潮的发展，社会发展已经背离了维新的初衷，走向歧路。主要表现在受欧化政策的影响，日本进入“鹿鸣馆时代”。由英国人设计具有意大利风格的鹿鸣馆建成于1883年，此后，就成为日本上层人士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经常在鹿鸣馆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们参加的晚会、舞会，将欧化之风推向高潮。民众受欧化风潮的驱动，各种标新立异的声音层出不穷，如鼓励日本人与西洋人通婚，放弃日语将英语作为国语，还有倡导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等主张，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森有礼被刺，加之此后日本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获胜，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势力逐渐高涨。同时，在日本有识之士中，也出现了一些世界主义者，他们反对极端欧化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希望找到一条包容性的道路。
漱石出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他的家境此时已开始衰败，加之上面有5个兄妹，父母年事已高，他的出生并不受欢迎。出生不久就被送与他人作养子，9岁因养父母不和而回到亲生父母家，正式复籍是21岁。这种被遗弃的人生经历对于漱石后来走向文学道路有着莫大的影响，尤其是他诞生在近代日本历史上的社会重大转折时期，无疑这也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幼时学习中国古籍，培养了东洋文化趣味，17岁后又开始学习英语，大学里学习英国文学，又让他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和秩序中。在日本帝国大学期间就已经显示出优秀的才学。他撰文（《老子的哲学》）批评老子的神秘主义，赞赏英国诗人惠特曼的表达民主倾向的诗歌（《文坛平等主义的代表惠特曼的诗》），还分析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大学毕业后本可以在东京谋得一份英国文学教授的职位走向学者的道路，但他却阴差阳错去了偏远的山区一处中学当起了孩子王，这意外的选择让他周围的人很不理解。在松山中学工作一年后，又转到熊本第五高等学校（高中），在熊本他加入好友正冈子规创办的俳句学会，与夏目镜子结婚，长女出生，看似生活充实，但漱石并不满足。他希望改变工作，有自由的时间，全力投入到所喜爱的文学事业。大学毕业7年后，33岁的漱石以英语教师的身份被公派到英国学习。由松山到熊本，再去伦敦，正应验了他大学刚毕业时客居在一个寺院中的和尚的话，“您有一路西行之相。”[1]
漱石到达英国后，注册了伦敦大学的旁听生，但不久由于对课程的失望或许还因为经济的原因，他不再去学校听课，而是自己请研究莎士比亚的50岁的老教授克莱格博士进行每周一次的个别指导，这对于漱石爱上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给予了有益的启发和帮助。漱石在他回国后写的永日小品中，有一篇回忆文章《克莱格先生》，文中曾提到，克莱格先生出版过《亚丁·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两本书，他写道：“回国后，我在大学里讲课，《亚丁·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两本书着实让我受用了一番。在我看来，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本《哈姆雷特》更周到更得要领的书了。可在当初，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先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此之前，就很让我震惊。”[2]
漱石留学英国期间，他最想解决的是何谓文学的问题，探究东洋与西洋文学到底有何不同，也时常与爱好文学的朋友来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仅仅读文学书籍，永远寻求不到什么是文学的答案。在那段灰色苦闷的日子里，他放弃了阅读文学书籍，将其尘封箱底，开始扩展阅读，如哲学、历史、政治、心理学、生物学和进化论等名著，他每晚潜心攻读到深夜，打算在英国留学期间收集资料，归国后写一部专著，他以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为起点，探究人生及其意义，其次剖析文明开化带来的结果，开化的发展以及开化对文艺开化带来的影响。过度的勤奋学习，使漱石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以至于在英国有人说他神经衰弱，也有日本人致信文部省说他发疯了。但是漱石在给夫人的信中批判了这些流言，就让世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在镜子的《回忆漱石》一书中，漱石在实际生活中的病症主要体现在被害妄想和跟踪妄想。关于漱石发疯、神经衰弱还是神经官能症等说法，都是普通人对他的看法，而日本评论家吉本隆明将漱石发疯看成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概念上的不相容性，是作家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为好的矛盾心理造成自己的分裂状态，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而是文明开化的产物，如果这一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发疯就难以解决，简而言之，漱石的发疯亦即西方和东洋文明的差异问题，是他成为伟大作家的缘由。[3]漱石本人更是以发疯为荣，甚至在归国后也视神经衰弱及发疯为幸事，认为这是他事业成功的有利因素。在漱石的眼里，在这个价值颠倒的社会里，真正发疯的不是被关进疯人院的人，而是关人之人。他在《我是猫》中感慨道：
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疯人们聚在一起，互相残杀，互相争吵，互相叫骂，互相角逐。莫非所谓社会，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通情达理，反而成为障碍，才创造了疯人院，把那些人送了进去，不叫他们再见天日。如此说来，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4]
福柯在其《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谈到，疯癫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尼采的疯癫、梵·高和阿尔托都属于他们的作品”[5]。在权力主宰下的维新时期的日本，漱石被认为发疯也是上帝赐予的恩惠。漱石思想深受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的影响，内心有着深重的苦恼，有着忧郁、孤独的情绪，其文学创作近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他们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在性格的双重特征方面极为类似，揭示现实的阴暗和荒诞，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深刻性与超前性。他博学多识，不仅通晓文学及文学理论知识，而且熟谙美学、哲学、心理学、宗教等，其文学作品深刻洞察人类精神世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