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非洲之角各国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存在比较大的区别。肯尼亚的公民社会最为发达，而厄立特里亚的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则最低。

肯尼亚公民社会发展与其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莫伊时代（1978—2002）之后，民主成为肯尼亚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理念。在齐贝吉总统任期内（2002—2013），虽然反对党一直批评政府打击异议人士，但是肯尼亚在媒体自由度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走在非洲前列，各类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公开讨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2013年大选期间，肯尼亚媒体和公民社会在宣传和平的选举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较成功地避免了出现2007—2008年选举后的暴力冲突事件。活跃的公民社会不仅在选举期间极其活跃，也在日常的公民教育、妇女赋权等领域积极工作。但是，随着肯雅塔的最终胜选，肯尼亚国内对西方的批判逐渐多了起来。开放社会倡议（Open Society Initiative）对非洲开放治理中心的资助就被认为是西方世界对肯尼亚内政的干涉。^[4]在政治生活比较活跃的表象之下，民族身份仍旧是政治动员的主要工具。在选区边界划分、妇女和少数族群保护等具体问题上，少数族群的利益尚未得到切实的保护。^[5]

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公民社会比较羸弱，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比较低。西方国家对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孤立和封锁，极大制约了两国的经济活力，伊塞亚斯·阿费沃基和巴希尔不断加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厄立特里亚的“先军政治”导致国内政治生活僵化，叛逃事件频发。^[6]在苏丹，巴希尔加大了对地方反叛势力的打击力度，加强国内统治。但是，针对是否承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North）的合法地位、政治伊斯兰化等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反对党的影响力在悄然增强。^[7]巴希尔总统身负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必须争取到国内关键政治势力的支持，以求保全自身。在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成立50周年之际，非盟明确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对巴希尔和肯雅塔等非洲领导人的审判，这也为苏丹和肯尼亚摆脱西方的干涉提供了契机。^[8]在此种局势之下，苏丹国内政治和解的可能性具有相当大的空间。而且，巴希尔总统已经开始在做和解的工作。2013年4月，苏丹开始赦免政治犯，一批批判政府、图谋推翻巴希尔的异见分子被释放，恢复自由。^[9]

在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方面，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不容忽视。人道主义和倡议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南苏丹、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都异常活跃，在扶贫济困的同时也形成强大的民意，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为了抵制西方的渗透，埃塞俄比亚还在2009年通过了法律，以接受外国资助多少来限定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活动领域。那些经费的10%以上来自海外的非政府组织，将不能在埃塞俄比亚从事跟人权和民主有关的倡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