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传播学角度研究各种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热点。研究近代报刊与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报刊业发展与现代文学的演变，特别是对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学界已经作出了深入探讨。文艺理论界对文学大众传播带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图像转型”、“电影，文学的终结”等影视传媒、数字媒介对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构，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专门的民间文学研究，经过钟敬文先生及其后继者长期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经典学科。在现当代文学视阈内的民间文化研究、通俗文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于是，揭示传播学、文艺理论和民间文学这三方面研究的内在关联，进一步探讨多种媒介技术如何使文学进入民间传播状态，如何形成不同媒介语境下的审美形态，由此如何推动当前文学的民间性和新的民间文学形态生成演进，以及文学本体的民间性凸现如何使传统民间文学口传划分依据丧失，并且在民间传播视野下“通俗文学”观念存在的合法性如何受到质疑；多媒介传播使文学与生活同步，文学俗化成为主流，精英作家创作的文化功能发生了什么转变，等等，由此描述当前文学观念更新演变脉络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传播媒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最富有人文气息的科学技术，所以，媒介毫无疑问也是生产力。并且在人类社会演变历程中，精神产品生产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媒介优先的原则，体现着人类发展依赖科技惯性的推动。无论人类怎样定义“文明”和“进步”的本质，科技推动社会发展都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文明进步以科技成果为标志是人类的宿命。不管人们如何制定精神家园和谐幸福的指标体系，文明的危机和发展的问题还是需要科技来解决，需要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深入透析基础上的科学理念来干预。文学的独立和发展建立在信息记录与媒介传播技术基础之上，文学观念的演变需要在传承和未来之间寻找文化支点。文字之所以成为人类最为杰出的技术发明，首先在于其媒介的属性，从媒介探讨文学也成为必要。科技改变文字和其他表意符号记录传播思想情感的方式，促使媒介成为文学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文学终结”的论争实质上是科技与人类精神幸福之间关系的悲观和乐观的论争。这涉及全球化文化背景，汉语言文学在这个全球化新技术环境下呈现的独特性，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媒介是改变人类与物质世界相互关联的结构模式的技术手段，任何媒介的功能都是在绵延不绝的线性时间序列和无限延展的空间领域内展开。文学是物质和精神交融的和谐形式，表达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应有的样态，媒介参与文学的本体构建在于媒介与时空感知的密切关联。口传时期和数字媒介时期，文学存在和文学观念生成方式之间的不同，体现在文学时空形态塑造方式的显著差别上。

媒介诗学深刻的内涵在于传播过程的意义生成性。同样一个故事，口头传播、纸质传播、网络传播或者影像传播，创造的意义和情感场景不同，媒介过程赋予的信息接收感受不同。媒介改变着接受方式，技术因素加剧社会物化形态的多样性，传播与接受的互动生成日益丰富着文学的文本信息，而文化信息和审美感知信息的丰富与淡薄逐渐成为衡量文学价值高低的潜在尺度。文学承载的信息属性和信息品格对人类精神领域产生塑造作用，作品的文化品格越来越影响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如果说媒介促成人类肢体的延伸和生存时空的拓展，那么信息就是媒介的本质和本体，文学就是人类生存信息的流传、扩散和经验性接受，文学也就成为人类拓展精神生存的媒介自身。

探讨文学观念演变，离不开对文学信息和信息化文学演变的细致梳理，更离不开对文学存在现实状态的洞察。文化商品市场对文学类型选择的倾向和制约，很大程度体现在文学载体媒介的商品属性上。文学市场直接联系着读者接受给予的市场信息反馈，文学市场信息也必然携带着社会思潮和主流文化导向。无论是电纸书、电子书或者是网上书店、街道书报亭经营，文学市场传播渠道和读者接受的媒介本身就体现着一个时代文明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构成文学观念演变内在制约的客观因素，而多媒介传播下对历史文本的重新演绎，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媒介和文学双重更新后，特别是文学观念重建后重新叙述历史的市场渴望。在此，田野调查的方法不单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必然选择，同样也是客观描述媒介与文学市场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

从文字载体演变和文学意识觉醒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考察，历史上文笔之辨、敬惜字纸的文化心理和印刷技术的进步都对文学民间化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叙事的时空选择和文学写作方式适合报刊媒介传播，报刊媒介塑造民族文化心理和拓展物质生存空间，使文学逐步从少数阶层的权力构成走向较为广泛的民间文化生活，在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有力地促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

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影视技术从西方引进后，迅速和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相结合，演进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影剧艺术。影视艺术和纸质文学在形象塑造、情景模拟和感情触发等方面相互依存。影视和纸质文字作为媒介，在文化传播功能上优劣互补，彼此促进。文字是根本性的人类思想与情感的介质，但接受文字作品需要对抽象概括的语言编码进行解码还原；纸质文学作品阅读接受需要艺术素养和认知经验的积累，并受社会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和传播媒介技术条件制约。影视以直观和现场性展示，减少了接受过程中的语言解码，影视艺术以形象和细节的真实感，能迅速引发接受者的情感反应，触发思想和见解的参与。改编文学名著的影视文学遵循着媒介技术普泛化、走向民间的传播倾向，往往能使文学名著获得更广泛的阅读接受。文字阅读和影视观摩是两种功能不同、触发人类不同感官系统的文化传播媒介，具有清晰的美学内涵和接受文化场域，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和技术背景下，有此消彼长的可能，但始终呈现相辅相成的交融态势。

金庸小说和张爱玲小说融合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通俗和高雅的艺术技巧，塑造的形象系列较为丰满地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和艺术魅力，分别展示了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个虚构的侠义空间和一个真实的现实空间，在中国文学现代性演变过程中具有代表性，接受过程也彰显了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携带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心理迁移饱含着丰富而沧桑的人世感受。两人的作品，无论是文字文本还是经过影视改编都能得到广泛的接受认可，潜在地传承民间文化机制和演变脉络。金庸小说故事情节常见于民间文学中的天仙配模式和民间侠义救世思想等，张爱玲小说反映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型过程中浓厚的民众生活气息，并有对民族古老礼俗风情的出色表现，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原创纸质文字还是经过影视改编，无不最大程度地显示出中国文学现代化演变过程中，文学观念构建的民间参与热情和希冀。从纸质作品的影视改编既可看出当前文学接受多样化市场需求和文学传播民间化过程对传播媒介多样化的选择，又能梳理出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脉络。

文学传播媒介演变到网络媒介，对文学自身发展来说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网络媒介对文学本体构建的功能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网络对文学外部形态和读者接受的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媒介对文学实现过程的意义生成从口传到网络逐步累加，这种意义累加首先体现在网络实现了多媒介立体交互传播，使文学表达形式和接受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其次体现在网络对文学信息化、文学民间化的强烈诉求，篡改了传统认识论领域内对文学观念形态的建构依据。如果说纸质书刊借助纸质传播的便利，在近现代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机制推动下，成为文学民间化的一个转折点，那么网络媒介让文学突破所有机制束缚，还原民间品质，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开发的最为杰出的传播手段。网络媒介不单使文学独立成为可能，而且也构成未来人类进一步感知陌生领域的物质基础。数字化生存离不开网络，网络在整合传统文化和创造新型文化过程中，重组人类积淀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尺度，使审美感知的消解与文学场域的重建互为表里，同步进行。网络文学场域的扩大化、动态化和民主化成为文学民间化生存的源头活水。在网络环境下，文学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生态平衡同样离不开多样性和丰富性，离不开传统和未来的碰撞、内容和形式的转换，以及通俗和高雅的融合、精英文学和青春文学的互补。由此，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在中国文学自身演进规律中，得以开拓和更新。

在多媒介交互传播语境下，作家文学在逐渐调适中呈现出鲜明特征：逐渐背离乡土，超越地域文学限制，作品中也不断出现描述生活受传媒主导的情节；在全球化文化传播形势下，向西方世界展示汉语言文学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浓厚的人文性特征，以民族振兴的使命感彰显中国文学的责任担当；描写媒介篡改下的文化生态失衡，寄寓着以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拯救时弊的渴望。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信息传播发达，媒介科技领先，作家作品依附传媒的现象鲜明，报社记者出身或在文化传播浪尖上的主流作家作品出现较多。而中原地区历史因袭沉重，文化相对闭塞保守，媒介技术推广缓慢，开放意识迟延。但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超越时空的渗透篡改和全球化的发展，其作品和主体精神诉求逐渐出现迎合适应的趋势，地域文化的单一视角发生了转变，文学意识逐渐开放，作家作品不断走向世界。分析中原河洛作家李佩甫、李洱和阎连科等人近年来的创作状况，颇能代表当前主流精英作家适应传媒时代的艰苦努力。

随着社会的变迁，民间文学的审美属性和文化形态无论发生怎样改变，口传形式仍然是区别于物质媒介文学的基本特征。口传的即时性和现场性是媒介技术发展的目标，一旦媒介技术接近或者达到这个传播目标，文学观念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民间文学是一种历史形态的文学，是人类生活的精神遗存，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传播媒介多样化的今天，在网络媒介和手机短信创造的信息即时交流和形成新的文学口语表达习惯的传播背景下，历史文化遗存有效地进入了现实文化生存空间，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过程中，包容、接受和改造传统文学样式，创生出新的民间文学形式。其中，短信文学被指认为新民间文学，也是基于手机信息传播技术对民间文学口传特征的实现。

“雅俗”本质上不涉价值判断；“雅俗之辨”是辨析文学互为涵容的两种品格，而以史的意识叙述的“通俗文学”把雅俗观念落实于作家作品，其史学建构以“通俗文学”作家作品入“正史”为旨归，但因其筑基于不断演变互换的、适应文化各个方面的雅俗观念形态上，面对当前传媒语境下雅俗观念被颠覆重组并趋于整合统一的文学俗化景观，“通俗文学史”叙述容易遮蔽多元共存的文学生态。考察“通俗文学”概念形成的内在矛盾性，分析雅俗观念在现代语境中的演变，探讨多媒介传播语境下文学形态与接受市场的对接情况，通俗文学自身言说的悖论和“通俗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合法性不足问题就会显示出来。考察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雅俗”的观念形态可以是以礼乐为中心、以政教为导向的政治雅俗观，也可以是以人格为基础、以学术为导向的文化雅俗观和以文本为基础、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雅俗观。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各种雅俗观念相互涵容生长，甚至互相转换，构成文化演进的内在机制。对文学作品的雅俗判断可以是艺术的判断、文化的判断、政治的判断。艺术的判断很难有被一致认同的雅俗标准，因为艺术审美主观色彩太浓。雅俗观念变迁贯穿于文艺发展的始终，构成艺术的两种审美品格，既有相对的区分，又有多层面的相互转化，同时与思想史、文化史的发展相依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特殊的时段中，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社会思潮、美学观念、价值体系频繁转型，“通俗文学”概念形成与演变的内在矛盾性在现代传播背景下日益突出，特别是媒介环境的改变重组了文学观念意识和文学疆域范畴，网络的无限可能性和手机媒体的现场性扩大颠覆了文学自身的边界，融会贯通了审美意识和文化思潮；短信文学和微型博客兴起，又把文学与非文学共同推向日常生活审美表达的前沿，反思和扩大文学边界局限更有利于文学观念重建获得深厚的文化资源。由此，纸质传播语境下的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史观，在电子媒介语境下频频遭受的质疑、反思和描述，应该成为当前文学观念更新重建的出发点。

语言是文化符号，也是人类发明的功能完备的媒介技术。特别是汉语言文字的表意体系具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和人文内涵，其发展演变带着浓厚的艺术气质，与物质载体媒介技术演进的人性化追求相得益彰。汉语言文字区别于表音体系文字所具有的包蕴性、连续性、完整性和艺术性，赋予汉语文学强劲的历史继承性、文化更新能力、日常审美化和民间俗化倾向，并与物质载体媒介的技术演变“同途同归”，最终实现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与生活同步发展，从本质上开拓着汉语文学广阔的生存前景和崭新的观念形态。

探讨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清文学观念如何更新、演变，以及当下人们的情感归属和价值体系存在的真实状态，并为回答文化领域内诸如“文学终结”、“文学边缘化”、“雅俗之争”、“审美日常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统。通过分析当下文学民间价值体系如何被认同构建、民间文学传承演进与当代文学民间性如何融合、新媒介传播如何推动文学民间化转型，还能对“民间文学消亡”、“网络文学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作出有益探索；并且，在当前全球化语境和中国文化强国发展战略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对如何协调文化发展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冲突，如何挖掘传统文学建设优秀文化的潜能，以及如何制定现实文化战略等这些问题的思考，相信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