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责任担当意识及其现代形态

一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与担当情怀

人是一社会化的存在体，中国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还说“独木难成林”，因而一直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一样。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必得与他国他族有往来、有合作，在互利合作中寻求自我的发展。今天，中国正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利益共享、前途共担的依存关系，当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他国他族的发展，又以他国他族的发展为自己发展的机会，从而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自利与利他相平衡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而对外援助与担当国际责任正是中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与他国他族交往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基本关系形态。[7]

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责任问题、关于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话题在国际上十分流行，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更是热衷于此，各种议论、猜测和指责可谓花样翻新，十分热闹。在一些议论者那里，中国似乎是一个突然来到这世界上的不知责任与义务为何物的幼稚者。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口吻，并以当今世界体系的主人自居，告诫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做，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而被世界所接受。[8]

其实，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发展已经有数千年了，它与外部世界他国他族的交往早有漫长久远的经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史。作为世界史上最古老且绵延至今的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发展数千年而不衰，就在于它自古而今就是一个群体意识、家国意识、天下意识、责任担当与忧患意识很重的民族。春来秋往，岁岁年年，在千百年治乱相因、盛衰更替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一代代的先贤圣哲始终在思考国泰民安之策，在探究太平盛世之举。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生成了一种“推自及人和推己及物”的普世情怀，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担当天下”的责任文化。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9]，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始终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0]的处世原则，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的家国信念与责任意识，超越个体生命之“小我”而上下求索，努力去完成“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使命，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2]由此而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关于“自度与度人”、“自立与济世”、“个人与国家”、“责任与权利”、“中华与世界”种种关系维度如何处理与理想状况如何达致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传统。这些丰富的思想智慧，这些精深的知识传统，实为支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风霜雨雪而不衰、经无数磨砺考验而永固的精神根基与民族精神。[13]

深刻洞悉和准确把握国家民族治乱兴衰之缘由并有强烈的担当情怀与责任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止的内在精神动力所在。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华先贤们就开始系统思考国家民族治乱兴衰的根源及每一代人所应担当的责任，由此懂得了“史之为鉴”而“得可资，失亦可资”的道理，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4]为取鉴以经世，疏通以知远，一代又一代中华先贤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上下探索千年文明演进的规律，更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责任意识与生命信念，探寻国家民族兴亡之运、盛衰之迹，从而“垂鉴戒、定褒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顺应历史潮流的基础上担当人生责任，开创国家民族的繁荣盛世。因为有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责任感，孔子才会毕一生时光与心血去整理那久远年代留传下来的古老文献，修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传世经典，司马迁才会在遭受人生巨大耻辱苦难而万念俱灰的时候忍辱负重，完成皇皇巨著《史记》的编撰工作，将过往三千年的中国上古历史概貌整理出来，贯通起来，留下一部“究天人，通古今”的传世之作，以此履行了自己的人生责任。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先贤们以巨大的天下情怀与责任意识，努力去“观乎天文、察乎时变”，将数千年沧桑往事与岁月沉积通贯于眼前而观之，将过往的一切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总结升华成为种种关于“变易通久”、“自强不息”、“多难兴邦”、“厚德载物”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奋斗精神，并因此而去安邦治国，经世济民，去创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语），从而“上无愧于天，下无憾于地，外无负于人，内无疚于己”[15]。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6]，这正是一种“青山与我长在，江河并我共流”的中华民族传承久远的担当情怀与责任意识。

进入近代早期，在西欧一隅之地率先兴起而向现代社会加速发展的两三百年间，中国一度闭关锁国，隔绝沉沦，乃至落后于世而为西方列强欺凌征服，甚至遭东亚近邻日本铁蹄入侵劫掠，国运之衰可谓千古未有。但是，国人终能“知耻而后勇”，以史为鉴，痛改前非，几代中国人奋力变革图新，放眼全球而追逐先进，终得复兴崛起，巍巍然再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成一世界性大国。近代以来中华先贤的此种复兴国家民族的担当情怀、责任意识、自强精神，自可光大于世而成为今日国人走向世界、履行担当中华民族济世利他之国际责任的坚定信念与精神动力。

二　中华责任文化传统的现代国际实践及时代意义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是随着现代国际体系诞生而形成的，而现代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以主权国家间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形成，是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产生的两大基础。[17]近代两三百年来，人类发展步入波澜壮阔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面对全球人类发展的总体性与不同文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因发展的差异性而产生的矛盾与需求，在不同文明、国家与民族之间，在大与小、强与弱、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为和平与发展而加强合作并开展相互援助的要求与实践也与日俱增。

尽管有古老文明传统中开阔精神的历史支撑，有绵延久远的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的浸润，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的认知与实践，总体上还是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华民族参与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变迁过程而形成的，这是一个逐渐认知、推演与拓展的过程。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在追求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过程中，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与日渐开阔的全球视野上，来思考中华民族在复兴自我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如何在自存与共存、援他与助我、利己与互惠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努力承担起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责任，对人类现代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18]

早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就曾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19]而后又明确告诫后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抵抗精神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救亡图存之时，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也曾说过：“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20]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明确表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1]他还说，中国人口已达到6亿多、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大国，“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1963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22]

当代中国对亚非国家民族解放与发展事业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支持，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合作关系的建立，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理想与情感，按照中国人对于现代世界体系与国家民族间理想关系的理解与期待，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获得开启并逐渐发展起来的。[23]而从全球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六十多年，全球体系结构及国家间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与调整的过程中，以援助为对外交往的特殊工具和手段而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形成独特的交往关系，一直是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与内容之一。[24]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一现代世界援助与合作体系中的后来者，也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理想与目标的后来居上者。

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迄今已持续六十多年。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亚非落后国家的援助与支持，是以相互支援、平等相待的方式开展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现代世界体系的参与者与改造者，中国的对外援助必须在道义、责任、能力及目标间保持一致，从而形成自身的特点并保持长期连续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富国俱乐部”不一样，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高高在上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给予施舍的捐赠国，而是一个与亚非国家同样落后但却可以相互援助相互支持的平等合作者，并更看重援助的实效、可行、互利与共赢的一面。因而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动因、援助模式、援助政策，自然也会与西方国家有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亚非国家要比中国更弱小更贫困，因而这种合作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但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回馈推进作用。[25]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中国领导人曾对援助的战略意义与目标有过明确的表述：“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26]这正是中国古人追求的“自度与度人”、“自利与利他”传统智慧的现代体现，所以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对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说，我们援助非洲其实就是援助我们自己。[27]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与国力的增强，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体系及中国经济规模与总量的上升，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互动依存关系，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关系的结构与性质也在明显的变化与调整之中。一方面，中国既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会与普遍利益；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在市场、技术、资源、能源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也在明显加深，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合作及竞争的规模与领域也在持续扩大。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和平与发展问题，气候、环境与生态问题，各种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相互交织，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的生存挑战而需要共同应对担当。

这种复杂的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的变化，给今日与未来的中国发展进程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的重新塑造，都带来新的更广阔的机遇和更复杂的挑战。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开始面临另一种“千古未有之变局”。置身于这一复杂世界体系的中国，如何参与和付出，如何在更加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创造性地解决“自度与度人”、“自利与利他”这一古老命题，探寻两者的平衡并进而去担当自己更多的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如何通过自己的创新性努力，推动全人类在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框架下以更加平衡更加协调的关系结构共同发展，这一切，正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时代挑战，成为当代中国人必须担当的时代责任。

三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责任的内涵及其度量

中国的国际社会责任问题，就是在此背景下于近些年来重新被世人也被中国人自己所关注和热议的。当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通过及时把握全球化进程所提供的机遇而实现自身的复兴发展并日渐成为一个新兴国家或经济大国后，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和经济体，无论是比中国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比中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有了新的期待、定义和要求。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中国从一个受援国更多地转变成为一个援助国，期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广泛、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履行更广泛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及在世界和平建设、安全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及环境生态保护等领域，中国都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客观的事实是，在过去六十多年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复兴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以自己的方式和理念，逐渐成为这一现代国际援助体系中一个日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参与者与实践者。[28]可以说，无论是客观情势还是主观意愿，中国自身对世界的影响与作用已经空前地获得了提升，中国的事情（哪怕它发生在中国内陆深处封闭乡村）已经不再纯然是中国自身的事情不由他人言说，世界的事情（哪怕它可能远在天边相距遥遥）中国也已经不可能置身事外无动于衷了。

世界成了一个大村落，中国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对于中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承担国际责任，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的要求与期待却很不一样。西方国家一些人鼓吹的“中国责任论”基本上是冷战结束以来相继出现“中国不确定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一种心态上既较为理性同时也更加矛盾的变种。[29]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不得不接受中国已经日渐发展起来而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一种不情愿的矛盾复杂心态接受这一事实，继而以防范的心态提出中国必须是一个所谓“负责任的大国”要求。而他们对所谓“负责任大国”的理解，所列举的要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内容及履行方式，大体上又都是按照西方的标准与理念，着眼于如何约束中国、制衡中国来给中国设定内容或划定范围的。在一些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责任就是在国内推行西式政治改革，建立西式民主与政治制度，遵循西方的人权、良治等方面的标准，实施彻底的自由化市场经济制度，在国际上则应遵守和维护西方主导的现有秩序与规则，尊重西方在亚非拉世界的既得利益与优势地位，并以西方要求的行为方式与观念形态，参与和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与援助模式，等等。从总体上说，西方概念或语境下的“中国责任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如何约束中国、改造中国，让中国按西方习惯和认可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这其实向西方负责，维护西方的利益与特权。

与西方国家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提出的种种指责与苛求不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国际责任的看法更多地是一种善意的期待与希望。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大国希望携手中国，借助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塑造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期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代表和增进其政治经济利益，增加对它们的发展援助，扩大对外投资，促进其共同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亚非拉经济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增长迅速，在一些领域，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当地企业与百姓形成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态势，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也有上升的趋势。一方面，随着这些国家自主发展意识、资源保护与权益意识的增长，其对中国的要求与期待也出现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会越来越多地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提升援助层次，增加拉动当地税收和就业机会的投资，增加当地资源开采的价值链与附加值，在投资贸易中更多考虑当地百姓的利益，让利于当地，多做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还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减少劳工输出，加快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的本地化进程，雇佣更多当地员工为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提高当地劳工待遇，增加教育与人力资源培训，更重视当地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对于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国际责任的种种要求与期待，中国必须做出谨慎周全的判断与回应，仔细辨析其用意及中国的可为与能为。如果处理不好，应对失当，担当了中国不应该担当的责任，它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种抑制自我发展的阻力，一种不可承受的巨大负担，致使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皆不满意。但如果处理得当，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发挥好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也可能是促使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发展、提升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的动力与机遇，从而改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30]

对于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中国政府有过一些原则性的表述，大体有如下方面：第一，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事务。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不能超出中国自身的能力，中国不做超出国力和力不能及的事。第三，中国不回避应尽的国际义务，但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是为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服务，而是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对未来负责。第四，随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增强，中国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这些原则性的表述清晰明了，便于把握，但具体到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如何上升到理念与理论的高度作出长远与战略的安排，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近年来，关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及履行国际责任问题，国际社会有种种议论。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人物对中国援助和国际责任的看法，常常是矛盾的情绪化的有时甚至是戏剧性的。有时他们指责中国对外援助太少，指责中国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有时又指责中国援助太多，突然抛出一个接一个具有爆炸性新闻效应的研究报告，将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夸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由此来暗中指责中国国际野心太大，且不顾国内民众疾苦。许多时候他们也指责中国的援助不按规矩行事，我行我素，自搞一套，破坏了西方在亚非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推进人权事业和实施良政的努力，是个国际社会不负责任的“另类”，有的甚至诅咒中国是“流氓援助者”。事实上，对西方来说，首要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大小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多寡，而是中国是否按照西方的标准与要求去做，会不会成为与西方模式不一样的“另类”。在西方的强大话语攻击下，国内也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出现，有的人批评中国四处胡乱撒钱，根据西方数字批评中国“五年豪砸五千亿”；[31]有的人批评中国过去60多年的对外援助只搞工程项目，形式单一且不重视发展援助，并认为中国不应该自外于西方模式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32]更有人直接主张中国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西方社会接轨，按照西方的援助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援助体制机制。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3年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经济和对外援助的报告，称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从2002年的5000万美元，迅速膨胀到2007年的2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总计达4708亿元，称这五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经费突然增长了50倍。这份报告引起国内外许多人关注，来自国内外的捧杀与指责之声四起。然而这份报告关于中国援助经费的估算是很不可信的。事实上，2002年中国的援外经费既不像这份报告中说的只有5000万美元这么少，根据相关数据，当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约为62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约8亿多美元。同样，2007年中国的外援经费也没有这份报告中说的猛增到250亿美元这么多，根据中国商务部、财政部相关数据，2007年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约为173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约20亿美元，与这份报告说的250亿美元相去甚远。事实上，由二十多个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对非援助在2006年达到高峰时的援助总额也只有260亿美元，中国一个国家不可能在2007年一年的对非援助就高达250亿美元。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在逐渐增长，但即便到2012年，中国当年的对外援助总额也仅为298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也不到50亿美元。[33]根据长期研究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的美国学者黛博拉的看法，中国对外援助远没有西方宣称的那么多，她认为中国对非官方发展援助2008年约为10亿美元，2009年增长到约14亿美元，但她认为中国对非援助的最大特点是“承诺少，兑现多”，而西方却是承诺多，兑现少。[34]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经费由三部分构成，即无偿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三部分。国外一些机构之所以往往将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大大高估，是因为将许多以商业贷款实施的中外合作与投资项目也列为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根据中国政府2011年7月首次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从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年底，中国累计提供对外援助金额2562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资金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亿元，优惠贷款735亿元。2007年中国对外援助的173亿元人民币中，由国家财政安排约112亿元，其余60多亿元优惠贷款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安排。又如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约298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安排167亿元，进出口银行安排约131亿元。[35]201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未来三年（2013-2015）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约折合1300亿元人民币。这20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农业、科技、卫生、教育、环境、新能源及其他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众多领域的发展，它具有突出的发展援助的性质，但也并非是单纯的无偿援款和无息贷款。

事实上，对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理解与要求，取决于人们对国际援助的本质与意义的不同理解，也取决于人们对于亚非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及国际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过去数十年，中国一直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国际援助理念与诉求，[36]有不同于西方的对于国际责任与义务的理解。虽然西方国家有许多批评，但六十多年来中国对亚非国家援助的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即便是一些西方媒体也曾用“无与伦比”来形容中国对非洲发展的贡献。[37]尽管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国外交与合作关系的实践，当代中国的对外援助远非尽善尽美，在不同时期都存在一些问题，而中国本身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对外援助的政策与举措，但无论如何，当代中国对外援助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与逻辑起点，有基于中国现代发展需要的战略诉求与实践方式，更有源自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支撑与理念基础，其得失也需要从现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广阔背景上来理解把握。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局势变动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与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相关性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把对外援助与当代中国国际责任问题联系起来，从更好地履行承担国际责任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与意义、领域与方式，是一个新的课题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与研究价值。在这方面，中国如何做到趋利避害，审时度势，是需要有一个通盘的战略考虑与准确的时局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