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全部成果。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里，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和频繁，加速了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趋同和融合。“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它记载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映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成果；语言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沟通交流、丰富人类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趋同和融合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1]“语言、文化和社会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语言才有真正的意义。”[12]下面我们来看看国外著名学者是怎样阐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
克拉姆契（Claire Kramsch）在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非常明确地指出：“Language is a system of signs that is seen as having itself a cultural value.Speakers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rough their use of language； they view their language as a symbol of their social identity.The prohibition of its use is often perceived by its speakers as a rejection of their social group and their culture.Thus，we can say that language symbolizes cultural reality.”[13]
纽马克（Peter Newmark）也指出：“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culture's important content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culture.”[14]
赫曼斯（Theo Hermans）认为：“Language and culture influence each，，other，reflect each other and co-exist with each other.Different cultures result in different language.Different languages in turn cause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patterns and finally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15]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不言而喻，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两种文化。翻译实质上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16]
沙特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考利（Moira Cowie）在其合著的《翻译学词典》一书中将“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 or cultural approach）定义为：“A term used informally to refer to types of translation which function as a tool for cross-cultural 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or indeed to any translation which is sensitive to cultural as well as linguistic factors .”[17]
王克非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中也指出：“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18]为此，“翻译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19]。
著名学者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1988）非常明确地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语言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沟通交流、丰富人类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趋同和融合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跨文化方面的重要研究课题。”[20]我国外语界有名的学者王佐良教授在提及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时指出，“他（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确是两大片文化”[21]、“无论译者的文字修养和语言功底如何到家，缺少文化知识是不行的”[22]。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Nida）在论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也指出：“文化差异意味着语言差异。”[23]他还指出：“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论，精通两种文化甚至比精通两种语言更为重要，词语只有在其所处的文化中才会具有意义。”[24]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也指出：“译者离开文化背景孤立地翻译文本是非常危险的。”[25]
毋庸置疑，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交往都离不开翻译，与其密切相关。“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使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由于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语言工具，外来的知识明显地牵涉外语，所以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都和翻译活动脱离不了关系。”[26]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进行着全方位的接触和交流，相互之间的交往更为紧密。“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走出了语言交流的象牙塔，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21世纪的翻译研究将聚焦于文化翻译，这已成为翻译界的共识。”[27]
研究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的学者大多从文化对翻译影响的宏观和微观角度来讨论翻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忽视文化的因素就做不好翻译工作。“当代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在研究《圣经》翻译的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处理文化与翻译的理论和方法，其核心内容就是他的‘功能对等’原则。该原则强调译者追求的不是文字上的对应，而是要将文化因素在译文中反映出来，达到功能上的对等。”[28]
奈达还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生态文化（eco-culture）、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物质文化（physical culture）、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
以下请参看金惠康[29]从以上五类文化分类的角度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曹雪芹著）的两个最著名英译本的动态对比分析。
一 生态文化
（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曹156）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 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 231）
在这里，杨宪益先生采用的是直译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霍克斯（David Hawkes）则舍弃汉语谚语的隐喻形象，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当然，其译文对于外国读者更为“自然”，但也更远离了中国文化。
（2）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曹165）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 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Hawkes 242）
这里，霍克斯用“鹅”的形象替代了天鹅的形象，是为了适应英美读者的审美观。因为在英美文化中，“鹅”和“天鹅”有完全不同的联想意义，这从英语成语中可见其差别（如“wild goose chase，白费力气的追逐”——引者注）。
二 语言文化
汉语中的四字成语是汉语特有的一种结构，又往往与比喻用法联系在一起，而许多比喻又与中国文化有关。
（1）至于才子佳人等书……（曹5）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Yang 4）
And the boudoir romances…（Hawkes 50）
（2）更有一种风月笔墨……（曹5）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Yang 4）
Still worse is the“erotic novel”…（Hawkes 49）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杨宪益先生在翻译这些含有文化要素的汉语成语和四字词组时，基本上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尽可能保留了源语文化和语言的特色来宣传中华文化；而霍克斯则采用意译的方法，虽然他牺牲了源语比喻的形象，但译文因其易懂而更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
三 宗教文化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曹95）
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95）
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152）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该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充满了佛教和道教意识。杨宪益先生借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有的汉文化中的宗教色彩。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对应的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样一来，霍克斯就潜意识地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奉耶稣的人。
四 物质文化
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不同，名物各异，由此产生的联想也迥然不同。在某些文化中很普通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就不一定有，而且同一样东西在不同文化中常会有不同联想。
将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着……（曹19）
He transferred the sack from the Taoist's shoulder to his own…（Yang 17）
But shi-yin merely snatched the satchel that hung from the other's shoulder and slung it from his own…（Hawkes 65）
像中国古代物品“褡裢”，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也已消失，杨译为“sack”，算是使其通俗化；“褡裢”在英美文化中根本没有，霍克斯便以为是“小背包”（satchel）。在翻译中两者都有所失。这种远古文化造成的（文化和词汇）空缺无法弥补，也是汉译英中的一种无可奈何。
五 社会文化
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历史积淀和思想意识，说法和借鉴都会有所不同。
成者王侯败者贼。（曹31）
Such people may become princes or thieves，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re successful or not.（Yang 29）
Zhang victorious is a hero.Zhang beaten is a lousy knave?（Hawkes 29）
从以上金惠康先生的对比分析中，我们看出，杨先生力求使用直译的方法来传递原文的文化信息，是以原文文化习惯为依归的异化翻译；而霍克斯则大多采用意译的手法，以译文的文化习俗为归宿。两人的文化翻译风格大不一样。由此可见，在翻译中如何处理中外文化，特别是其差异，是广大翻译工作者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重大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霍克斯和杨宪益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和成就，王宁认为：前者更加注重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水平，更有效地把中国文学的精髓翻译到了英语世界；后者则敢于另辟蹊径，走一条更为艰难和寂寞的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30]
综上所述，“文化对语际的有效转换关系极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形式（或形态）具有相通的或相近的信息通道（如印欧语系中大多数语言的相互转换就较为容易，直接转换率可达到80%左右。一是因为它们都以拉丁文法为基础，二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例如，英语与德语、英语与法语的相互转化就比汉语与英语的转换容易得多——引者注）；反之，不同的文化形式必然产生文化差异或‘隔膜’，阻塞信息通道的畅通。因此，文化因素在语际转换基本作用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作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