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国内外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概述
本书是在研究社会发展的个别局部性模式的基础上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性模式。关于社会发展模式问题，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已有很多。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大致归为两大类，一是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二是社会科学内在的各学科、多学科或综合性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第一类以上文所述德内拉·梅多斯等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其核心观点是资源有限度，增长有极限。“增长拜物教”将会使社会发展中的大多数问题日益恶化，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后，在“增长的极限”这一理论引导下，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及各领域研究机构迅速跟进，在不断加深的开拓性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众多的研究报告和成果。例如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联合国各类宣言和报告，有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东京提出的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确定了27项原则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2002年约翰内斯堡的《联合国世界可持续发展宣言》和《行动计划》，还有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1990年以后每年发布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等。最近则有2011年7月7日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报告指出，距离千年目标的截至期限2015年已不遥远，世界各国必须要有紧迫感，尤其要在贸易谈判和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取得突破。这些宣言和报告迅速准确地反映出世界各国研究人类及各国社会发展问题取得的最新进展，提出了对各国社会发展具有警示意义的参考性、约束性建议，是各国学者智慧的最高凝聚，理所当然地对各国的社会发展和政策选择发挥重大引导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理论创新不断涌现。各国学者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和谐经济”乃至“幸福经济”等多种具有各自理论体系的概念，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新概念、新理论，则不难看出这些新概念、新理论虽然切入点、侧重点不一，但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即均主张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画等号，二者之间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相关的关系。当经济增长伴随的不是财富(包括资源)增长而是财富损害时，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就成了负相关的关系。实际上，从长远看，这种经济增长变成了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是不值得追求和鼓励的。所以，与其说是百家争鸣，不如说是百家共鸣，百家为包括各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实现长久、稳定、和谐的发展而共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包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执政者在考虑各自的社会发展模式并进行相应的政策选择时，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和拒绝这些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为各国的共同发展谋划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政策选择与学者的政策建议之间尚有显著的距离，二者之间虽然总体上正在接近，但接近的速度十分缓慢。
例如，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选择或评价社会发展模式时，是否可持续发展是首要标准。可持续发展与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有天壤之别，与传统经济增长理念也不在同宗同列。说到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就是能够无限长期地、全面稳健地发展的经济。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赫尔曼·E.戴利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名著《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十分深刻的阐述。作者认为，增长属于物理上的数量性扩展，发展属于质量上、功能上的改善，而可持续发展则是超越增长的发展;要谋求可持续发展首先须摒弃以增长为核心原则的数量性发展观，取代以福利为中心原则的质量性发展观。把经济看做是不依赖外部环境而存在的孤立系统，因而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传统发展观是错误的，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强调经济只是依赖于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宏观经济的数量性增长是有规模的，而不是无限的。在工业化开始时，人造资本是稀缺的限制性因素，因此追求经济子系统的数量性增长是合理的。但是，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整个生态系统从“空的世界”转变为“满的世界”，自然资本替代人造资本成为稀缺的限制性因素，经济子系统就需要从数量性增长转换为质量性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间段需要有一定规模的数量性增长，发达国家则需要从速为可持续发展作出改进。可持续发展又是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优化的集成，即要求生态规模上的足够(足够过上满足基本需求的好生活而不是物质消耗最大化)、社会分配上的公平(这种生活状态应该被所有人所拥有)、经济配置上的效率(对自然资本的有效利用能允许更多的人生活在足够的生活状态中)三个原则同时起作用。今天的世界，一些人的生活超过了足够，而另一些人则远远低于足够，因此是高度不平等的;同时，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消耗资源和损坏自然资本、不能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系统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努力使能够获得足够的人均福利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达到最大化。[35]
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相关的还有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多种概念及其研究。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等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认为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非绿色经济就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36]发展绿色经济，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否定，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能源以及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平衡式经济。经济发展必须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可承受的，既不能因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分裂和生态危机，更不能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与白色经济、黑色经济不同，绿色经济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体化发展，重视自然环境的价值。注意利用自然资源的公平性和产业结构的优胜劣汰，促进环境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我国学者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的现实出发，对绿色经济的研究更充满现实感。北京工商大学季铸教授认为，绿色经济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新的经济结构，是更加效率、和谐、持续的增长方式，也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经济社会之后人类最高的社会形态，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全球共识和发展方向。季铸教授每年发布《中国30个省市绿色经济与绿色GDP指数》，并协助四川遂宁完成了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变。2010年11月20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环境资源管理监督机构授予四川遂宁全球首个“绿色经济示范城市”称号。绿色经济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也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经济。[37]
绿色经济与传统产业经济的区别在于:传统产业经济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损害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损耗式经济;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所以，绿色经济必然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保护生态为发展经济的前提，循环经济以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充分再生为主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也以西方学者为开先河者。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就提出了地球经济发展的“宇宙飞船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理论，至20世纪80年代，以拉德瑞尔为首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发展局总结了各国工业生产的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中资源循环的3R原则，即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产品生产的再使用(reus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2005年，北京航空航天工业大学吴季松教授参加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思想者节日论坛，在3R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并得到与会者认可的5R循环经济新思想，即再思考(rethink)、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再修复(repair)。该主张包括，要研究资本循环、劳动力循环和自然资源循环，使社会财富和自然财富维持均衡。从这个观点考虑，如果剔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因素，我国GDP 8%—9%的年增长率，实际至多只有4%—5%。这如同一座豪华大厦建在将要荒漠化的地区，其价值可能为零。减量化则不仅是资源利用的减量，而且包括社会与人的物质需求的减量，只能满足最低的、合理的需求。[38]
在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后，也有学者提出了和谐经济的观点。其核心内容是，从根本上说，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实现经济系统内部的和谐、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和谐、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39]
以上各方面的研究提示我们，在研究社会发展和政策选择时，已经不能局限于社会之内的非广义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而且必须与社会之外的各方面结合在一起进行广义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研究的潮流，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现实的大趋势。因此，以上介绍的各项研究对社会发展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忽视。
关于非广义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对欧美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对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研究则要弱一些。其主要原因是，东亚国家多是后发国家，而且多处在关键的发展转型阶段。能否成功转型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故东亚学者多注意从已成功转型为现代发达国家的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寻找借鉴，以免走弯路，多付成本。此外，近二十余年拉美模式的研究也时兴过一阵，但因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模式已陷入严重的困境，拉美国家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另外，欧美发达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其社会内部聚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以至于造成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乃至停滞不前。欧美的学者则多注意对这些问题的解析和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1994年的欧盟委员会《社会政策白皮书》将欧洲社会模式定义为一组共同的价值观，即对于民主、个人自由、社会对话、人人平等、充足的社会保障以及在社会中团结弱势群体的承诺。但此后由于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欧洲社会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具体表现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与社会保障本国化之间出现的不平衡，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原有政策已不能发挥最佳效益，养老金来源和劳动力供给将会陷入困境。甚至有学者认为，如不进行改革，这些难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欧洲破产。所以，至2004年里斯本高峰会议，其工作综述便将重点放在了如何改革欧洲社会模式上，如通过教育与技能培训，以终身学习的方式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的供给需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养老金财政的可持续性，让就业有利可图以提高个人参与能力，促进社会融合，等等。[40]
在深入一步的研究中，福利问题即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研究欧洲社会模式的核心问题。1990年瑞典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出版《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以福利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将欧洲社会模式中各国以福利体制为标尺分析归类为三种类型，并得到多数欧洲学者的采纳。第一种，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的社会福利模式，主要包括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其特点是公平性高但缺乏效率;第二种，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模式，包括丹麦、芬兰、瑞典等国，其特点是国家主导全部社会保障，高税收高福利，维持了效率和公平的双高水平，其中尤以瑞典模式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第三种，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模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牺牲公平以追求提高效率，以市场经济支持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选择性。我国学者也多赞同这种分类法。[41]在总体分类上，除以上三种主要类型外，还有南欧地中海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的社会福利模式及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社会福利模式，也都有各自的特色，需要研究。不过，本书由总题目所限，自然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前三种模式外加日本模式上。
欧洲学者研究欧洲的社会发展，成果众多，但若不以欧洲整体、欧洲一体化或第三条道路为题，则多以福利问题、失业问题等具体问题为题进行研究，而明确以“模式”为题进行的单一模式或群体模式研究，其理论性成果比较而言还不能称已经足够。这方面的成果有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现代性的后果》，弗兰茨·夏沃的《比较福利国家》，奈尔·吉尔博特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论》，泰勒·古白的《压力下的福利国家变革与展望》，戴维·柯茨的《资本主义的模式》，艾斯平·安德森的《转变中的福利国家》，科勒·科赫等的《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等。[42]
我国学者出于我国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对欧美国家的相关研究长期成为热点，而且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一是欧洲社会模式(一体化)与社会政策，二是福利国家与瑞典模式，或将二者结合，从福利国家的角度研究欧洲模式的总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政府政策选择，及社会组织结构的运作机制。这方面的成果有:黄素庵的《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黄范章的《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李宗主编的《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余开祥等的《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刘玉安的《北欧福利国家剖析》，周弘的《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陈炳耀主编的《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陈林等的《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陈玉刚的《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顾俊礼主编的《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张荐华的《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经济社会政策》，巴尔的《福利国家经济学》，周弘编著的《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田德文的《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43]等。
其实，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这与我国学者在研究社会发展与政策选择问题开始及定型阶段，从理论到方法多受西方学者的影响有关，以至于一谈到社会保障问题便是西方学者如何如何说，完全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因而判断我国近代及以前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真正搞社会保障制度。其实，在古代封建社会，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未缺失，只不过其所处地位与表现形式与近代、当代不同罢了。[44]所以，当国外学者尤其西方学者多关注瑞典模式时，我国学者也对瑞典模式研究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当然，这也与瑞典模式是20世纪中在社会稳定发展及社会保障方面最成功、最具影响有关。当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急需正反两面的参照系和借鉴体，瑞典模式突出于其他模式因而受到相关学界的关注则是理所当然的。
瑞典模式，即20世纪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通过各项政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局部性改革，兼顾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建设具有瑞典特色的全民福利国家的政策过程与结果演进的总和。尽管人们常常把瑞典模式简单化地归结为“高税收、高福利”，其实这样说是不全面的。瑞典模式包含了全方位、立体式的众多内容，是动态模式而不是静态模式。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以民为本[45]，力避骄奢，使瑞典这样一个人口只有900多万，面积不过45万平方公里的北欧国家，其人均GDP位列世界前茅，在消除三大差别、实现男女平等、健全社会保障、推行义务教育、提高就业水平、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界称羡。瑞典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超过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的4倍，出口超过9倍，一些知名电子产品享誉世界。尽管也有罢工游行，但总体上说，瑞典人民心态平和，社会稳定。瑞典与丹麦及其他北欧国家一起，建成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人民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无微不至的社会保障，其幸福感非其他国家所能企及。如果说百余万党员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央党部其全部工作人员仅有六十余人，地方党部更是减少到区区五六人，党的活动经费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管理;除国王外，包括首相在内的所有国家级领导人不得配备警卫、随从(后因帕尔梅遇刺，首相才配备了警卫)，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只有议长、首相、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极少数官员配有公务车，但他们上下班还是要乘坐公交车或开自家车或徒步往返;在工资待遇方面，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特别是他们除工资以外，并没有其他级别津贴和职务消费;出身农民的首相费尔丁，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等等。对于看惯了“官本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突然看到这样一幅生动和谐的断难想象得出的“民本社会”的图景，虽生怀疑之念但难掩羡慕之情，恐怕少有人例外。[46]
瑞典模式是动态模式，因为瑞典模式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也是瑞典模式能较长发展的主要原因。瑞典社会民主党搞具有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注重理论创建，又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又要能够适当超前于实践，进而指导实践。瑞典社会民主党搞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持社会稳定，通过大战期间保持中立及此后尽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不“折腾”)维持稳定;二是努力执政为民，基本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搞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瑞典模式”，经历了“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设福利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回避所有权问题的状态下建设福利社会，其“人民之家”理论的核心是团结、民主、公平、平等和福利;第二阶段是建设职能社会主义阶段，其理论核心是将部分的所有权社会化，而另一部分职能仍保留非社会化，通过这样的办法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47]第三阶段是由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推动的建设基金社会主义阶段。简而言之，基金社会主义比福利社会主义在所有权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即要通过设立雇员投资基金将企业部分利润由资本家所有转为工人的集体财产，用以进行生产投资，使其成为与资方资本抗衡的一种经济力量和所有制成分，从而逐步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48]但建设基金社会主义的努力因1986年帕尔梅遇刺而中断。这一世界社会主义探索的重大缺失，令人感到惋惜和遗憾。[49]
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我国学者对瑞典模式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若在互联网上查询“瑞典模式”，相关条目达70万条以上。即使其中包括了不少重复的内容，但这仍然能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何等丰硕。但开始时这种研究还是有一定的禁忌的。首先应提到的是，杨启先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考察，写成了考察报告，但直到2002年即写成14年之后，这篇报告《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才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陈独秀研究简报》上(27—28合刊)。[50]这表明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该报告的总的看法是:“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是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瑞典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现在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瑞典经济的性质，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核心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瑞典的分配原则，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提高劳动效率，又不能让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有点类似我们近些年一再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是: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即对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必须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的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因此，至今他们全国除了极少数优秀企业家，如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老总那样的人物，年收入可达上百万克朗以外，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在瑞典可以说已基本消除。”“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瑞典模式”中多党制对遏制腐败的作用:“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要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缴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的经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拨给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得到群众较多的选票，进入不了议会，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要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
这篇考察报告发表后影响很大，在学术界形成了主流性观点，即瑞典模式以高税收维持高福利，建设瑞典特色的福利社会，是值得肯定的有益的尝试，确实曾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但多年来维持高福利的结果，已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第一，为支撑高福利，政府不得不加税，这无疑降低了人们的投资冲动。第二，高福利增加了瑞典的劳动力成本，使瑞典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三，福利体制确实有利于社会公正，但过于慷慨无疑会鼓励懒汉，导致生产率下降。第四，高福利使瑞典债台高筑。据统计，1994年，瑞典政府的财政赤字为1900亿瑞典克朗，内债9950亿克朗，外债3850亿克朗，总计达12945亿克朗(约合175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2%。瑞典社会民主党难以后退，社会矛盾不得解决，遂至在2006年大选中失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瑞典的经济社会政策不可能不受外界影响和制约，如何在经济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保持完善的福利制度成为当今瑞典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间很长，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因此很难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还是资本主义国家。[51]
除以上主流性观点外，还有多种观点值得注意。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有学者肯定了“瑞典模式”，认为如同“中国模式”一样，“瑞典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它不但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而且在很多方面也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改革者所借鉴。[52]但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否定瑞典模式:“瑞典模式并不是什么中间道路的典范，或理想的福利国家，它仅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权所达到的一种绝妙形式，反映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如何审时度势，纵横捭阖，通过劳动的内部分配、有利的政策制定、广泛的协商共议以及非决定性的选举导致政治反对派的衰落而逐步确立自己的优势统治地位这一事实，因此是一种原则性实用主义的体现。”[53]
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学者对“瑞典模式”大加赞赏，中国应学习借鉴。有学者认为瑞典模式在制度层面的优点是“瑞典经济中私有制和私营经济占绝对优势，既有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又有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促使企业加强管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而国家依据健全的法制，在各种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协商和谈判，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节，则显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和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增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为提高社会福利奠定物质基础，而社会福利的进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54]当然，也有学者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瑞典模式，即注重瑞典模式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问题，即所谓的“瑞典病”，以及对其福利制度所进行的改革。有学者认为瑞典主要的经济问题是公共支出、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制度、慷慨的社会保障津贴等。1993年底瑞典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4%，国家债务占GDP的80%，其预算赤字为世界最高。国家债务的增长也快于其他任何国家。这就使瑞典政府不得不从80年代末就酝酿进行税制改革。[55]还有学者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这个‘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体系逐渐使国家感受到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瑞典支付的社会保障费用不断上升，包括社会福利体系维护成本在内的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费用在国家财政总额中占了很大比率，达到30%。以前，瑞典经济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国家可以靠提高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但到了1980年，税收已占瑞典国民生产总值的55%，再加税已无可能。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使瑞典深受其害，金融危机、高失业率更暴露了原有福利体系的缺陷。财政赤字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公共部门出现许多问题。”[56]
对于瑞典模式具有的借鉴意义，有学者认为，瑞典模式本质所在是:一种结合自己传统和历史的制度创新，不照搬任何现存的模式，既意识到市场、私有制对个体原动力发挥的重要性和与人的本质属性的一致性;又认识到社会公平、平等对人的尊严实现的必要性，它同样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努力实现动态中的新平衡，这不仅是对瑞典的一种挑战，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都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瑞典模式”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过时。尽管瑞典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别，但瑞典模式中的本质东西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着借鉴作用。“瑞典模式”——可资借鉴，但不要神化和照搬。[57]但也有学者认为，像瑞典这样的人少地少的国家搞什么主义都坏不到哪里，那些人鼓吹瑞典模式就是要利用所谓的公平来兜售资本主义。[58]还有观点认为，我们在借鉴瑞典式管理时，不得不考虑的是它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福利计划，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副作用，瑞典是一半人口养活着另外一半人口。过度保护、过度民主很容易形成懒散的氛围，甚至导致大锅饭，企业的反应速度也很慢，劳动力方面对企业的压力也大，不得不一再延长退休年龄。所以，瑞典模式是建立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之上的，是历史沿革下来的，对于积累不太够的国家和地区来讲并没有特别大的借鉴意义。[59]
在今年欧洲学者出现对瑞典模式的批判回潮后，我国也有学者步其后尘，在介绍欧洲学者的观点时表达了更为激烈的否定观点: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主要特征是三高一平:高度国营化、高税收、高福利，追求社会财富均等(分配)。要达到三高一平，政府就必须主导经济、控制社会(以全面提供服务为名)，把人从摇篮到墓地都包揽起来。这一定产生恶果，因为政府要提供“高福利”，只能提高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中产阶级、富人和企业的资金都被政府的“高税收”强行收缴，他们就没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就无法再招工和扩大企业规模。20世纪70年代，瑞典是全球“臭名昭著”的敌视商界的国家，制定了繁琐的规章限制企业。1979年，瑞典的最高税率达到87%的顶峰。高税收、高福利，直接导致经济活力下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很多企业外移，到劳工成本低、税率低的国家办厂。这些连锁反应汇集到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滞缓，形成危机。瑞典经济学家尼·卡瑞森2004年就指出，瑞典所代表的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已完全失败。后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主义是否死亡》的研讨会上，多数学者都以瑞典模式为例说明，社会主义至少在全球有思考能力、有理性、有信息的人民中已经死亡。那些还信奉它的人，“是对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费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公社)失败的历史无知”。2006年，瑞典发生“政治地震”，长期执政(65年)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失败，强调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上台(2010年又连任)。瑞典又通过“改革”，从原来的“福利社会主义”改走原本的资本主义道路。如同英国布莱尔走所谓“中间道路”一样，就是以所谓中间的名义、体面地放弃原来的左倾经济政策，而走向自由经济。瑞典学者罗·莫伯格和理·拉恩针对瑞典从左向右的变化著文《瑞典向右转》，针对瑞典从左向右的变化，总结说:瑞典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半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吸引无数的其他国家追随。现在，瑞典再次成为“样板”，向世界展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用民主的方式，而且是用一种很少痛苦的方式，改变过去灾难性的经济试验，从原来那个(带来灾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样板，变成实行市场经济，走向真正资本主义的、充满经济活力的新样板。[60]
最后须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在研究瑞典模式时，还不能说对瑞典国情的了解已经足够充分，而是仍须进一步加深了解。瑞典学者珀·奥尔森揭示的瑞典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中，有些则是仅对瑞典进行短期考察难以了解到的。奥尔森指出，瑞典一直以来都是市场经济，从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工人阶级管理和掌握国家政权，实现社会公平及民主的计划生产。瑞典既不是所谓的“混合经济”，也没有提供“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一种选择(如果这种形式的社会存在的话)。事实上，瑞典所谓的“混合经济”从来就不是公共和私人公司的混合。瑞典的国有部门比许多其他国家小，其作用是为占经济统治地位的大型垄断集团提供廉价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和开发，而社会福利制度和民主政府为资本主义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从没有想真正挑战资本主义及其对生产资料和分配的私人占有。从20世纪30年代至1976年，社会民主党掌握国家权力约40年，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国有化。以工会为例，在“二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冷战对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的疯狂围堵和迫害，工会中几乎所有工人民主分子都被剔除了。左派被边缘化，剥夺了话语权，工会变得极端官僚化和集中化，由高薪全职官员(全是社会民主党的正牌成员)统治，普通成员没有任何渠道能够影响到决策和政策。工会代表在公司董事会是作为股东的维护者，而不是工人的维护者。在董事会中任职已成为那些工会领导人获得额外收入的来源，而不是代表任何来自下级的民主监督，或对资本主义的代替，工会代表几乎总是与老板站在一边。劳动工资一直是工会与雇主联合会之间斗争的问题，最后由工会联合会决定劳动力市场各行业普遍的工资标准框架。每个行业的工会联合会直接与资方进行谈判，而他们签署的协议至多只保障相关工人工资的最低增长量，而且最终增加的工资得由具体的工作地点、水平或具体的“个别谈判”来决定。通过分解集体力量，分散化、个性化的工资构成自然不会使工人受益。然而，接受工资协议也约束了所有的工人。自1928年以来，一旦签订了工资协议——通常都有二三年的期限——罢工就成为犯罪活动。这也意味着，在有协议的时间框架内，如果工会包括当地的组织继续罢工，甚至只是口头上支持罢工，则必须支付巨额罚款。工人参与罢工不仅要冒罚款的风险，而且可能被辞退。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战后繁荣结束，旧的瑞典模式随之终结。20世纪8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开始的制度改革是社会福利的倒退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相结合。1991年实施的重大税制改革，即官方所称的“世纪税改”终止了累进税制中的积极性，降低了富裕阶层的所得税，提高了销售税和租金，造成许多瑞典人所珍惜的社会平等的倒退。原有意义上的改革消失了，改革成了反改革，瑞典模式已经演变成为展示资本主义胜利的新自由主义的“作品”。这种右转的国内外原因是:①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者被驱逐，党内剩余的左派，或者放弃斗争，或者转向右派寻找“新思维”，没有反对势力可以挑战这种新进程。②瑞典经济停滞，社会福利没有发展空间，资本家因此要求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经济蛋糕中工人的份额。③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及日益激烈的国外竞争使得新自由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扩张。④1989—1991年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包括瑞典在内的其他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右转，进一步推动了这些趋势。在西欧，福利的实施被当做是争取支持、反对苏联和东欧斯大林主义的手段。斯大林主义崩溃后，资本家则确信福利是不必要的和昂贵的“奢侈品”，从而将公共服务转变为私人图利。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危机，因为他们的政策和方法只是意味着对剩余的普遍福利系统的进一步攻击，他们已经失去了重新获得群众支持的影响力和前景。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个空壳。摆在瑞典和其他国家的真正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重建工会运动——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把工会改造成民主的战斗型组织。从瑞典经验中吸取的关键教训是，除非真正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否则所取得的社会利益都将无法保存。[61]
以上关于瑞典模式的从左至右的各种观点，表明了瑞典模式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社会发展与政策选择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所以，只要平心静气、客观求实地思考，瑞典模式应该是我们分析社会发展与政策选择问题时一个难得的、非常重要的参考。
本书撰写分工如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撰写绪论和终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撰写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撰写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庆撰写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王伟、副研究员张建立、唐永亮撰写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旭晨撰写第五章;全书由蒋立峰通稿、统编。
[1]仅以房地产为例，美国人热衷于贷款买房(与中国出现的投资买房热不同)，2008年10 月2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将有1200万人(占全部供房者的1/6)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房价下跌而破产。另据美国房地产跟踪公司统计，2008年前10个月美国被银行回收的房产已达到创纪录的82万套，远远多于2006年全年的22.4万套，到2008年年底，银行回收的房产可能达到120万套，占美国待售房产总数的1/3。此后仍是根据美国房地产跟踪公司统计，2009年被银行没收拍卖的止赎房屋为280万套，2010年将升至300万套。直至2013年3月，这一趋势仍在继续。美国汽车产业中心城市底特律面临财政破产，人口大量外移，房地产价格崩盘，曾经四五十万美元的公寓、别墅降至数千甚至几百美元仍无人问津。见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11/10/content－16739248－2.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8/21/c－12468645.htm、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12－02/2695659.shtml、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3－03－20/0000336871s.shtml。
[2]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516/20/58063_ 117265326.shtml。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4]美国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财政赤字为1.42万亿美元，占GDP的10%，2010年为1.3万亿美元，占GDP的9%。2006年美国外贸赤字达7630亿美元，等于其他国家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补贴6500美元。至2010年美国贸易赤字仍达5000亿美元。见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01008/07508744616.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economics/20110211/22079363299.shtml、http://realtime.zaobao.com/2007/02/070214－06.html。另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两次采取总额达9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2011年7月11日，俄罗斯总理普京痛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直斥美国印钞票刺激经济的做法与流氓没有区别，美国开启印钞机让全世界美元泛滥，只为解决他们自己面临的迫切问题。他们说垄断是坏东西，可他们将印钞票的垄断权发挥到极致。(见《环球时报》2011年7月16日第8版)尽管引来批判之声一片，美国仍我行我素。2012年和2013年美国又连续实施了第三轮和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不断靠直接或变相地开动印钞机跳过经济“悬崖”，向他国转嫁危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埃德尔斯坦亦认为，美国如此量化宽松相当于海量印钞，无疑将给全球带来一场“货币海啸”。(见《环球时报》2012年12月14日第11版)
[5]见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11/08/content－757574.htm、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608/05359956914.shtml。近日有报载文章称，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多次宣扬经济复苏，但实际情况是，由于美国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将能源、食品排除在外，无法反映能源、食品涨价导致通货膨胀的真实情况，加之美国滥发美元诱发物价上涨，社会购买力严重缩水，而又竭力掩盖通胀，因此名义GDP增长数据掩盖了实际上的经济衰退。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欲误导中国为主的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大量购买美国各类债券及金融衍生品，以转嫁危机损失，打击中国经济。还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采取了多种转嫁危机的措施，从市场恐慌中牟取暴利。2011年3月，美国最大债券投资基金抛售了全部国债债券，表明投资者甚至对美国最安全的国债也已丧失信心。(见杨斌《美国经济复苏是一种误导》，《环球时报》2011年6月27日第15版)
[6]美国生产美元及各种金融产品，其他国家尤其亚洲国家生产物质产品以交换美元及美国的各种金融产品，大量积累起来的美元及金融产品无法消化(美国对中国仍然在搞禁运)，只得再低息借给美国购买自己的物质产品。反过来美国还要通过美元贬值、压对方货币升值使对方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不断缩水(如果有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元贬值或本币升值10%，就有1000亿美元债权不翼而飞)。这好比美国是大工厂主，其他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发展中国家为它打工，明知受剥削，还要感谢工厂主，因为不受剥削就没有了工作，明知得到的工资(钞票)在不断贬值，还幻想工厂主能采取措施保证钞票的价值，维护打工者的利益。就这样，其他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养活了美国，遭到美国残酷剥削，巧取豪夺，却仍以“外汇储备增多”而沾沾自喜。其实，真正能笑到最后的只能是美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墨顿·米勒嘲讽日本的制造业:“我们指挥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些费尽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奇妙的汽车、照相机和机床。而我们又给你们提供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乔治·华盛顿的一些头像。”(墨顿·米勒:《论金融衍生工具》，转引自王小强、梁晓《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历史终结，怎么终结?》(上篇)，载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9年5月号，第18页)这些年来，美国债务一路攀升，至2011年5月16日已达到14.3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其中外国债权人持有4.5万亿美元，占32% )。美国面临着“债务违约”和导致新的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对于是否提高即将到期的美国最高债务限额，美国总统与民主党、共和党争吵至最后一刻，直至2011年8月2日中午，距离最后期限不到10个小时，奥巴马总统才正式签署了获两院投票通过的提高债务上限议案，将债务上限上调2.1万亿美元，同时至2013年分两步削减赤字约2.4万亿美元。2012年底到2013年初，“跳崖”闹剧再次生动上演。对此，人均持有3.3万美元国债的3亿美国人早就习以为常。他们认为70年来美国已先后80余次提高债务上限，哪一次都不会“跌下悬崖”，最后必然会在提高限额上取得一致，这就是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但世界上多个美元债权国却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泰然自若，这些国家在为美国是否会“赖账”而心急如焚，为手中的美元将可能因此大幅度贬值而忐忑不安。正是由于号准了这些国家的“脉搏”，美国统治集团才在再一次提高国债上限前，演这出民主、共和两党激烈争辩、互不相让的闹剧，通过这出戏吊高各国的胃口，让各国为美国其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仅不会表示反对，还要拍手叫好，甚至对美国“感恩戴德”。这就是美元在游戏世界、绑架世界。按美国某学者的观点，美国不会硬赖账，但一定会软赖账，就是加印美钞，让美元贬值;增发国债，举新债还旧债;适度的通货膨胀，从而使今天看起来数量惊人的国债不断稀释。另据美国财政部2011年7 月18日公布的各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5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为1.16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1/3强，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的约1/4)，仍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见《环球时报》2011年7月20日第11版)而基辛格在2011年6月25日北京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发言时，在给中国戴了一大堆高帽子后，也不忘着力忽悠中国应继续购买美国的债券。
[7]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病入膏肓，“底特律病”将会呈现蔓延趋势，任何时候“忽喇喇似大厦倾”均不奇怪。现在我们已无法做到“未雨绸缪”，而只能做到“即(将)雨绸缪”，我们的政府和专家应跳出“美国经济永远不会破产”、“美国债券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可靠、最有信誉的债券”这两个认识误区，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讨论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美国经济破产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贬值最少。毕竟我国目前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除小部分是境外流入的热钱外，绝大部分说到底是我国劳动人民辛苦30年积攒的血汗钱，任何人没有权力拿这些钱“送人情”。如果造成巨大损失，绝不能以“交学费”、“摸着石头过河”一类说词姑息之，而应追究决策者和参谋者的责任。实际上，有些人内心未必想着为中国的利益说话，要谨防这些道貌岸然的暗藏他心者。2011年7月外管局称，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企业和个人等价和自愿卖汇故而不能看做百姓的血汗钱。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8]2008年10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2009年2月17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09年美国经济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简称“经济刺激法案”)，为遭受衰退打击的美国经济寻求短期内复苏和就业增长提供巨额资金支持，总额达7870亿美元。其中，4990亿美元(占63%)用于基础设施、医疗保险、教育及州财政援助性支出; 2880亿美元(占37%)用于企业和个人减税。法案要求使用美国产品，规定法案拨款和其他资金项下的公共建筑或公共工程，包括工程建造、更改、维护或修复，必须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和制成品。与此同时，美国财长甚至宣布了高达1.5万亿美元的新金融救援计划。5月20日奥巴马又签署一项住房援助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投入22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40万美国房主避免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并用于援助无家可归者。此后，奥巴马还陆续签署了失业救助法案、小企业贷款减税法案、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救助法案。2010年12月17日，奥巴马签署了成本8580亿美元的减税延期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把将于当年12月底到期的布什政府时期全民减税政策延期两年，把当年11月底到期的针对长期失业者的失业救济法案延长13个月，给予企业投资税收减免，将美国每人的遗产税免征额设定为500万美元、最高税率定为35%等。除以投入大量资金刺激经济复苏外，2008年美国兰德公司甚至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评估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目前经济危机的可行性。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见http://news.sohu.com/20081031/n260330741.shtml。
[9]即以2009年的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例，国家主管部门为确保至9月1日达到70%(与2008年相同)的目标，在7月1日宣布在611万毕业生中已有415万签约，就业率达68%(给之后的两个月预留了2%的空间)。此数字立刻引起普遍质疑，称之为“数字游戏”，纷纷揭露其中显然属于造假行为的所谓“被就业”肯定占有不小的比例。这是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政绩观”在作怪。
[10]网上作者名“ylhecho”:《中国失业率严重失真，实际失业率已达到33%以上》，转载于“天涯社区·经济论坛”。
[11]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英国两次宣布金融救助计划，德国拨4800亿欧元巨款应对金融危机，投入500亿欧元刺激经济，法国公布了3600亿欧元的救市方案及26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各国政府纷纷向问题银行注资以救助金融业。问题最严重的冰岛、瑞典，政府甚至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实施完全的国有化。2008年9月(麻生太郎出任首相)以来，日本用于刺激经济的事业费总额(由政府直接出资参与推动的事业经费额，大约能够达到政府直接投资的2—3 倍)达到132兆日元(包括计划额，2009年9月麻生下台，计划可能未全部实施)，以此期间美元与日元的汇率约为1美元合100日元计算，即为1.32万亿美元。至2013年初，尽管日本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超过200%，但日本政府仍明确表示，将为摆脱长年通缩而实施大胆、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力争尽早达到2%的通胀目标。中国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1月制定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走出困境，其中，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参与建设。但实际上，中国的人民币增发量(银行贷款为主)在金融危机前两年为每年6万亿元，而金融危机后200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达到12万亿元。
[12]2009年国内楼市过于火爆，北京等大城市房价一日三涨，地价更是扶摇冲天，以至于开发商自己都说“赚钱赚得不好意思了”。对于中国的高房价造成的严重后果，可参考评论家时寒冰的论述:“由于欧美富人前往置业，加勒比海圣卢西亚的房价是非常高的，而当我在亲眼见识了当地的住房之后，不能不惊叹:中国的房价要比它高太多了!当那些既得利益者拼命鼓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价值时，他们却悄悄地带着子女移民到了国外——当我走出国门，走出骗局，我找到了原因，明白了真相。我(的)一位朋友家，这座占地超过7亩(1亩= 666.67平方米)的豪华别墅，位于圣卢西亚首都卡斯特里不远的一座浓郁葱葱的山上，紧邻美丽的加勒比海，美丽得犹如神话中的宫殿。房子是一位英国设计师设计的，从建房到绿化，前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工——开发商把房子建得铜墙铁壁一般，极其坚固。这套房子多少钱呢? 60万美元!连同房屋、花园、游泳池和大小树木。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00万多点。这个价钱，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买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也得在三环外。而且，60万美元是包含土地价格的，只要土地主人不卖房，房子旧了可以拆了重建，任何人不得干涉，更不能以任何理由违逆其意愿强行拆迁。这套房子每年要缴纳千分之一的物业税。如果比照我们的70年土地出让金一次性交付的做法，这套房子每年要缴纳的物业税应该是1 /70而非1 /1000。不管是从含物业税的角度来比较，还是从不含物业税的角度来比较，欧美富人购买的这种占地面积超过7亩(超过4700平方米)的别墅，都比中国大城市的公寓便宜得多!中国人所谓的买房，不过是一次性缴纳了70年的租金而已，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买房。而在加勒比海国家，在中国最普遍的公寓楼是无人问津的，因为，哪怕是最穷的人，也要求自己的住房有一个单独的院子。当中国人为住房问题像奴隶一样苦苦挣扎的时候，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所承担的房价，是超过国外富人的。如果没有这个重担，国人怎么会不敢消费?怎么会没有钱消费?只有走出骗局，才能清醒。高房价绑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绑架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绑架了普通民众的幸福。查阅圣卢西亚的官方数据得到，2005年，圣卢西亚人均GDP为3006美元。中国在2008年时，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达到3266美元。两国人均GDP极为接近。而圣卢西亚却是世界上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人们洋溢着笑容。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数据被大加渲染。但是，如果GDP数字给国民带来的仅仅是一个虚妄的幻觉甚至是痛苦，这样的GDP增长还有意义吗?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走出高房价的羁绊。高房价的实质就是一种掠夺，一种强势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对民众的剥削和欺诈。中国只有把房地产从掠夺的道路上引向民生的道路，国民才能摆脱高房价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不安全感。”(见时寒冰2009年6月25日博客)
[13]我国将房地产业推为支柱性产业，以此鼓励超前消费，其实质是超前压缩以后的消费(而且中国有学者分析大量统计数据后得出的结论是: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或推动作用比较小，远低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5日A—06版张清勇等《正确认识房地产业的作用》一文)。相同的手法还有2009年、2010年发行20年期乃至50年期固息国债、通过银行和大型国企投资股市，大规模压缩中小股民财富空间等。不可否认，这其中自然有政府的任期观、政绩观以及财政观在发挥作用。
[14]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4年12月13日)，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15]2008年中国四川“5·12”汶川大地震给当地民众造成了重大损失。然而中国国家地震局的负责人无视我国曾有过准确地震预报的历史事实，却以“地震无法预报”为己开脱责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必然会进一步掌握地震规律，一步步提高地震预报的准确性，那种宣称“地震无法预报”的观点显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违背。
[16]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8人，在全世界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9位，当然不能与中国澳门、新加坡、中国香港、马耳他、马尔代夫、孟加拉国、中国台湾、荷兰等城市型(或小型)国家和地区相比，但在人口超过5000万的23个国家中，日本排名第二，仅次于孟加拉。印度以333人位列第三，中国(未计港澳台)以138人列第11位。中国当然对此不能有所满足，如果排除掉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区，则人口密度可能会大大提高，排位也会上升许多。(2006年联合国统计数据)
[17]据日本记者2009年夏季的调查，在过去的40年里，亚马逊森林的面积因毁林转为农地、牧场而减少了两成。当地人认为，保护森林固然重要，但森林里的居民为了生活不得不毁林种地、养牛(现在世界的粮食和牛肉的需求量很大)。见2009年9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
[18]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李涛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该书认为，人类对此无知的程度之深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水平。没有一个领导人理解这种形势，无论他们装成多么权威的样子。世界领袖们在如何把世界带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方面知道得并不比其他人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这么做的必要性。见该书第254页。
[19]现在有许多国家已经重视到这个问题，有些国家的环境治理卓有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许多国家不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其理论是，为保障和提高生活(生存权是人权中的最主要的权利)，发展第一，环境第二。这种将发展与环境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经济发展必将付出长远的、沉重的代价。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割裂，仍然是百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而把“科学”摆在一边。故而形成的后果是，中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环境污染日益严重。2013年初，中国半数城市出现大范围、连续性严重空气污染，专家称其危害性堪比“SARS”。另有报道，中国的水污染亦十分严重，不仅地表水污染严重，连地下水也因一些企业凿井排污而受到污染。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则极难恢复，因而遗祸子孙后代。
[20]《增长的极限》称每年约有900万人死于饥饿或相关疾病，即平均每天因饥饿死亡25000人。前揭《增长的极限》，第54页。中国努力20余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宣布进入小康社会，但真正仍处于贫困线以下(四难:衣难蔽体、食难果腹、屋难挡风、病难得医)的人恐怕仍需以千万计。
[21]前揭《增长的极限》，第91页。
[22]本节数字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该网站载有大量国际比较数字，下文关于世界各国排放二氧化碳的数据等许多数据皆引于此，或据其数据算出。在此仅对该网站表示感谢。
[23]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第一表现是生存权，第二表现是发展权，第三表现是民主权。
[24]全球大气层和地表这一系统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玻璃温室”，使地表始终维持着一定的温度，产生了适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环境。在这一系统中，大气既能让太阳辐射透过而达到地面，同时又能阻止地面辐射的散失，大气对地面的这种保护作用即大气的温室效应。但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等气体的大量排放造成温室效应的加剧是全球变暖的基本原因。
[25]http://news.sohu.com/20090912/n266673993.shtml.
[26]据国际能源机构最新统计，2007年世界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国和美国的排放量分别为60亿吨和58亿吨，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冠军，美国居次，后三位未变，依然是俄罗斯、印度和日本。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脚注。
[28]同上书，第829页。
[29]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中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120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日本有一条和生、杉山忠平根据1845年德文原版翻译的日文版(岩波书店1990年出版)，及浜林正夫根据1845年德文原版翻译的日文版(新日本出版社2000年出版)两个版本。这两个日文版本的译文与上述中文版本的译文均有所不同。据浜林正夫日译本第127页注，在1887年的英文版中，恩格斯在“乐意给工人香肠”之后又增加了如下一段话:“他为得到奶酪而送出黄油，得到了奶酪，就乐意把黄油留给工人。”
[3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67页。
[3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的德文本第2版序言，第20页。
[3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7、21页。
[33]一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传入，但日本称工人阶级为“劳动者阶级”，这一点带有启发性。
[34]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一般说法是，在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或是火山群大规模爆发造成恐龙突然灭绝。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质学教授沙南·彼得斯近日提出一个新说法:海平面升降导致恐龙灭绝。自35亿年前生命诞生以来，地球物种已经经历了5次大灭绝，恐龙灭绝就是第5次。目前正濒于第6次大灭绝的边缘。根据对1970年数据的研究，发现野生物种发生变化至少有95%是因全球变暖造成的。此外，彼得斯表示，即使没有发生全球变暖，依然会发生生物大灭绝事件。因为恐龙灭绝后，另外一种物种——人类开始支配地球。纽约大学生物学家彼得·梅鲁说，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物种大灭绝就会再次发生。《第六次大灭绝》的作者理查德·利基表示，在全球规模的大灭绝中，1.7万到10万种物种会消失。到21世纪末，由于人口数量可能达到100亿，地球上的半数物种将会消失。见http://www.infooo.cn/content/kaogu/2009/0322/3756.html。
[35]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我国出版的与此相关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如钱保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坤民《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行动》，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伟中《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钱易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科学院研究组《201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
[36]David Pearce，Anil Markandya，Edward B.Barbier，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The Blueprint Series)．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1989.
[37]此外，相关研究著作还有鲁明中等《中国绿色经济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朱海玲《绿色GDP应用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38]吴季松:《循环经济概论》，北京航空航天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章。此外，相关研究著作还有:山东理工大学课题组《广义循环经济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任正晓《生态循环经济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何东《区域循环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39]刘光岭:《和谐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40]余南平在《欧洲社会模式——以欧洲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为视角》一书中，对欧洲社会模式的相关理论及研究状况有较为详尽的叙述，见该书绪论及第一章。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41]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但我国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成功的北欧模式根本不存在;北欧有代表性的只有瑞典模式;除瑞典外，北欧模式就是欧洲模式;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基本走向与比较研究》认为有英美模式、莱茵模式、转型国家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将欧洲大陆模式和北欧模式合并为一莱茵模式。见该研究报告，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42]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翻译出版，《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翻译出版;弗兰茨·夏沃的《比较福利国家》，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翻译出版;奈尔·吉尔博特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泰勒·古白的《压力下的福利国家变革与展望》，台湾松慧有限公司2006年翻译出版;戴维·柯茨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翻译出版;艾斯平·安德森的《转变中的福利国家》，重庆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科勒·科赫等的《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翻译出版。
[43]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宗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余开祥等:《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玉安:《北欧福利国家剖析》，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周弘:《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陈炳耀主编:《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陈林等:《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顾俊礼主编的《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张荐华:《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经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周弘编著:《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4]参见史柏年《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和措施》，载《2002年两岸四地社会福利学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 ;王卫平等《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孙祁祥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保险改革与商业保险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45]注意不是“以人为本”，二者有重大区别。与人本主义相比，民本主义对资本家阶级和公共机关人员的限制要强得多。该党曾提出建设“人民之家”的口号，其长期政策具有明显的亲民倾向。我国提“以人为本”多年，但往往以“为全体人民”为借口而削弱或损害广大民众的利益，把权力者与被权力者混而为“人”，易造成“以人为本”口号化、空洞化。
[46]我国一些公务团访问瑞典，其团长和团员被瑞典接待方安排住同样的房间，这种体现公仆意义平等精神的做法使我们的团长和团员都感到意外乃至不习惯。
[47]“职能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理论家厄斯登·翁登。英格瓦·卡尔松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这一理论。该理论主张，所有权是一个包含众多不同所有权职能的概念，这些职能可以被任意分割。所有权O并非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而应等于若干职能如a、b、c、…、n的相加。其公式为:O = a + b + c +…+ n。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在社会上实行全面社会化，而只需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如a和b实行社会化。也就是说，在保留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的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宏观管理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民经济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工人阶级实际上可以通过国家的立法以及其他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这体现了工人阶级拥有的社会权利，但同时资本家阶级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私人占有性质可以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此理论改变了以往关于社会主义所有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理论观点，而认为所有权是可以按照不同的职能加以分割的，通过对构成所有权的各个职能逐个地进行社会化，既可以避免对资本家的大规模的补偿，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可以渐进地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的目标。
[48]1971年瑞典工会联合代表大会决定由工会运动的著名经济学家麦德内尔组织研究小组研究“限制财富集中”的对策方案。四年后，研究小组提交了著名的“麦德内尔方案”。其基本原则是，作为集体财产的雇员投资基金绝不能被消费掉或归还给以前的所有者，雇员投资基金所带来的收益必须用于社会全体雇员。该方案建议将企业全部利润的20%转为雇员的集体财产，作为雇员在企业的股份，不离开企业。如果按照这一征收率，当利润率为10%—15%时，10年内雇员便可掌握企业17%—24%的股份，30年左右雇员基金可占企业50%的股份。
[49]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探索，似乎是在印证恩格斯的如下论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末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3页)
[50]《陈独秀研究简报》编者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思想界比较活跃，同时也有反对所谓“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其表现之一，就是国家领导人和学术界见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业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杨启先先生《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就是这时“活跃”与“干扰”的产物。该文在本刊发表后，又引起许多读者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似乎可以成为我国改革的目标，这也是陈独秀晚年追求的理想。
[51]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简介》，《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第8期。
[52]袁霞:《社会主义模式断想》，《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8期。
[53]林小芳:《制约第三条道路的几个潜在问题》，《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8期。
[54]陈华山:《论瑞典经济模式》，《求是学刊》1994年第6期，http://www.lw23.com/paper_ 147904591_ 7/。
[55]向文华、李雪梅:《20世纪90年代瑞典、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http://www.cqvip.com/qk/91406X/200204/10381948.html。
[56]刘仲华:《瑞典福利体系模式，终结或是新生?》，《人民日报》2004年2月6日。
[57]吴兴唐:《“瑞典模式”——可资借鉴，但不要神化和照搬》，《当代世界》2007年第9期。
[58]见《瑞典模式与叶公好龙》，http://blog.sina.com.cn/s/blog_ 7ad85af70100rqnp.html。
[59]见《瑞典模式的陷阱》，http://www.51labour.com/show/42433.html。
[60]曹长青:《瑞典模式再次成为样板》，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 News－ID =2388。
[61]珀·奥尔森:《瑞典模式的起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