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社会发展所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
对于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政策的是非曲直，且留“债主”子孙后代去评论，本论对此提出的问题是: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最主要应对之策均是国家出钱刺激消费，已看不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体制上有多大区别。由此在我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认识其经济政策及经济危机的大讨论。在这个大讨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而引用的邓宁格的话最受关注:“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27]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8]马克思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话及剩余价值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资本主义又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甚至旧的帝国主义阶段都已成过去的时代，如果不对马克思主义补充新的内容，搭建新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就会僵化，就会失去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是剩余价值论和阶级论。对于剩余价值论，马克思分析得非常透彻，但马克思显然无法预见在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出现哪些新特点，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当今时代，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已发生变化，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多样性变化，而且对剩余价值自身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姑且不论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除国有(公有)企业外，也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各类私营企业，开辟了股票市场。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家的资本获得与运作?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家获取的是利润而不是剩余价值，因而不是资本家，实事求是地讲恐怕没有人会认可这种说法。社会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家也是资本家，同样通过剥削劳动者以获得剩余价值，从而扩大再生产，甚至有些私营企业家因得到政府的庇护，其剥削劳动者的程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恩格斯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言:“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经增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29]恩格斯还说:“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1/10)，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30]资本家为了得到火腿，他可以给工人香肠。但“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是用来加速资本在少数人手中聚积的过程和窒息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生存的小竞争者的手段。早年那种斤斤计较的间接的勒索方法，现在不但对于这些少数人丧失了一切意义，而且对于规模巨大的企业甚至成了障碍。”[31]而上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私营企业家得到了“超级大火腿”，却不想给也用不着给劳动者增加哪怕一根“香肠”，不想提供哪怕一点点“义务”之内的亲切和施舍(因为劳动后备军太庞大了，政府的支持太坚定了)。
对于股票市场，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市场不同，这话倒是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市场的确有很大不同。两者最主要的不同点就是，社会主义股票市场面临着国家的强力干预(俗称有国家“托低”)，因此连长期停工甚至濒临破产的企业只要“包装”得好，就照样能上市圈钱，而毫无经济知识的人也敢拿着“棺材本”入市以期实现发财梦，股市早已不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设立的融资场所，而变成了极为疯狂的投机套利场所(中国股民已超过一亿，几乎占全人口的1/10)。其结果便是，国家一次次以各种方式投钱(全体纳税人的钱)“托底”，大企业尤其垄断性大企业(主要是企业最高层负责人)及国外投机者一次次获得巨大利益，多数一般股民一次次梦想破灭。股市成为富人追求暴利的最有效、最便捷的场所，也成为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
再说阶级论。现在的问题不是再就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进行讨论。前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25岁的恩格斯根据实地考察和大量资料，1845年撰写出版的。该书对19世纪初期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压迫下的艰苦劳动和穷困生活进行了生动且详细的描绘，其悲惨之处令人不忍卒读，尤其关于资本家酷使童工状况的介绍，更使今人难以置信。但在1892年该书的德文第2版序言中，72岁的恩格斯多次说道:“现在，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大部分已成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直接谈到这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可能采用它在低级发展阶段所惯用的那些小小的诳骗和欺诈手段。”“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和见不得人的事实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至少不那样刺眼了。”“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其他国家却刚刚踏进这个时期。”[32]百余年来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总体上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向上的变化，事实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后，在大多数场合、总的发展趋势上相对贫困化是成立的，但绝对贫困化是不成立的(不排除个别人或个别时段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现在首先应讨论工人阶级在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存在，怎样界定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自身都不存在了，那么工人阶级的政党还能存在吗?
先分析无产阶级。过去的阶级分类法以有无生产资料(或有无资本)作为划分阶级的基本要素。因此视农民为不能自在的群体，因有少量生产资料甚而归入小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是自在的群体，虽无生产资料，也被归入小资产阶级。只有工人除具有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当然更没有生产资料(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大基本阶级构成，其中小资产阶级极不稳定，其成员可随时分化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但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不能单纯用有无生产资料(有无资本)作为判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标准了。从理论意义上讲，包括工人在内的任何人购买、持有股票，既是作出与劳动者本质相抵触的食利者行为，同时也表明本人对股票代表的企业具有了占有权(尽管权利大小不同)，因此也就具有了该企业的生产资料(尽管多少不等)，参与了对该企业工人的剥削(尽管程度不同)。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是否还能成立值得研究，至少“无产阶级”已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同义语。
关于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同样需要再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缩减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缩小，以体力劳动者(亦称蓝领)为主体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缩小，这一客观事实不容否认，而且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还要进一步缩小。相对而言，如果从劳动方式上区分，与体力劳动者蓝领相比，脑力劳动者白领已占优势。所谓白领，既包括中小企业的管理层，也包括非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所有大中小公司、企业的职员及各级管理人员。其中最下层的白领与蓝领已很接近(间或也需参加体力劳动的管理者)，而上层白领尤其最上层白领与资本家已没有很大的区别(因持有大量股份而成为重要股东或参加最高决策集团者)。
针对这一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学者除极少数外，都已放弃了阶级论而改用阶层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我国的许多政治学者亦跟从之，不再以阶级论而是以阶层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引申用来分析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阶层论是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或者是否可以说阶层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发展?应该说，阶层论能够更细致、深入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存在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发展(或补充?)，但仍不能取代阶级论。社会由多个方面构成，在人的要素方面，则是由不同的阶级构成，而阶级又分成不同的阶层。所以，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分类法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职管阶级(职员与管理层，即白领)与资本家阶级，其中职管阶级(白领)分上中下阶层，资本家阶级分大中小阶层和食利者阶层;另一种分类法是劳动者阶级与非劳动者阶级，劳动者阶级包括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白领阶层，非劳动者阶级包括资本家阶层和食利者阶层。[33]两相比较，后一种分类法简单明了，不存在难以解决的死结，可能更符合实际，更能说清楚问题。
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粗略分析，并不想得出什么结论，只想表明这样一点:对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没有实事求是的研究，没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则新时代的工人运动就丧失了理论指导，而进入茫然之途。这是新时代工人阶级运动每况愈下的最重要原因。
本论的以上论述并非仅仅分析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是要透过美国金融危机寻找能够深刻、准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没有正确的理论前提，没有正确的方法论，就谈不上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政策选择。所以说，以上理论阐述与本书的主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除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外，还有怎样认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21世纪仍处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长久发展的基础上、成果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从封建主义直接产生，也不能从早期资本主义产生，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发展起来。当代社会主义仍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因素，更不能说社会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先进。“以人为本”既非社会主义的专利，而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的民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民本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的民本主义的发展和升华。所以，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以促进自身更好、更快地发展，这是应该做到也可能做到的。
有无居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主义、第三条道路，这也是当代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既然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存在而非绝对存在，则社会发展道路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相对存在，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对存在，与资本主义也是相对存在。中国必须坚持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其他国家当然也应该选择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社会发展不能是单线论，而应是多线论。社会主义不只一家，不只一种模式，正如资本主义也有多家，也有多种发展模式一样。有的国家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必有其传统影响和现实因素，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还是社会主义的异化形式，还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独特过渡形式，现在尚难拿出结论，需要较长时期的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