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现状调查

埃斯卡皮认为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是认识文学事实的好方法，“只有对经过系统地、不带任何成见地整理出来的客观资料的研究，才能较好地分析文学事实。在客观资料中，我们首先要利用的是统计资料……统计资料可以反映出文学事实的概貌；但要解释这些资料则需借助另一种类型的客观资料。这类客观资料要通过对围绕着文学事实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对文学事实起制约作用的各种技术手段的研究才能获得，比如：政治制度、文化机构、阶级、社会阶层及等级、职业、消遣内容、文化程度、作家、书商及出版商的合法的经济地位、语言问题、书籍历史等等。”[5]因此，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现状加以全面的了解，就需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基于以上考虑，本节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中国翻译文学的数量、来源、主题、类型进行了数据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对统计结果进行社会文化层面的分析研究，以获得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全貌。

本节中对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2001—2010）的数量、来源、主题、类型的统计均基于对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至2011年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2001—2010年）中索引部分整理归纳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书目辑录”和“主要报刊汉译外国文学作品辑录”的再统计，其中“主要报刊汉译外国文学作品辑录”中的翻译文学作品来源为下列期刊：《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译林》、《译文》、《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艺》、《国外文学》、《俄罗斯文艺》、《外国文学动态》、《诗刊》、《词刊》、《世界电影》、《电视·电影·文学》。[6]

一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数量调查

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对书籍种数的统计，再加上进口数（通过翻译）和重复数，确实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可以让我们（十分近似地）估计出这个国家的作家人数及生产能力。”[7]同样，对我国翻译文学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也能很明显地看出我国社会文化的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以及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孟昭毅、李载道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年）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种类和数量的增长做了如下描述：

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提供的1949年至1979年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目录计算，中国已翻译了亚、非、欧、美、大洋洲五大洲85个国家1909位作家的5677种作品，其中包括503种不同的译本和版本。这十年来中国的翻译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译坛日新月异，译作令人目不暇接。据统计，从1980年至1986年，又新翻译了81个国家的1640多位作家的3300多种作品，至1989年已达近7000余种作品。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种势头依然未减，翻译出版的数量稳步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1世纪初全国出版的外国文学新书，2001年约为450种，2002年约为520种，2003年约为600种，若计算重印的数量，每年出书都在千种以上，表明中国翻译文学一派似锦前程。[8]

为了更全面地展现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文学数量发展的现状，笔者将重译和复译的数量，以及通过期刊杂志译介的翻译文学篇目的数量计算在内，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我国翻译文学的总体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如图1—2所示，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文学的数量年均几乎都在1000册（篇）以上，从2004年开始，数量直逼2000册（篇），2005年达到最高峰，之后虽有稍许回落，但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2010年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从这一数据统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文学发展的繁荣景象和傲人前景，这无疑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志之一。

2005年我国翻译文学的数量达到新世纪十年来的最高峰，这与国内文学界和文学翻译界发生的几件大事息息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鲁迅文学奖”的颁发：

6月26日，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此次文学奖评奖共有29篇（部）作品获奖。毕飞宇的《玉米》等4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王祥夫的等4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王光明、姜良纲的《中国有座鲁西监狱》等5篇（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老乡的《野诗全集》等5部诗集获诗歌奖，《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等5部散文杂文集获散文杂文奖，吴义勤的《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等4篇（部）作品获文学理论评论奖，田德望译的《神曲》获文学翻译奖荣誉奖，黄燎宇译的《雷曼先生》获文学翻译奖。[9]

在这次“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中，文学翻译奖第一次被正式纳入评奖范围[10]，并且与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等原创文学奖项平起平坐，这充分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得到了文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应地，翻译文学的价值也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这无疑对我国翻译文学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激励和促进作用。2005年及之后，我国翻译文学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来源国调查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来源国数量颇为可观。笔者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我国翻译文学来源国的数量和地理区域做了一番调查，发现就数量而言，2001年我国翻译文学的来源国为51个，2002年为56个，2003年为53个，2004年为57个，2005年为62个，2006年为59个，2007年为73个，2008年为88个，2009年为58个，2010年为65个，基本呈现稳中略增的发展趋势，于2008年达到最高峰，之后稍稍回落并平稳上升。如图1—3所示：

这些来源国分布在世界的各大洲，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我国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文学都进行了广泛译介，这展现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文化交流范围的不断拓展和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化。在众多翻译文学来源国中，笔者以译介数量为依据，对翻译文学译介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图1—4中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文学主要来源国的统计调查发现，英、美、法、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译介数量遥居排行榜的榜首，这些国家的翻译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限制甚至禁止翻译出版，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才逐渐复苏，在新世纪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常繁荣的译介景象。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限制、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复苏后，迎来了新世纪的繁荣景象；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备受重视的亚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或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则逐渐呈现颓势，从中国翻译文学多元体系的中心走向边缘。

三　新世纪中国翻译小说主题调查

笔者参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游有基在《中国社会小说通史》中对小说的分类，将小说的主题分为社会小说、爱情小说、教育小说、经济小说、法律小说、医学小说、哲理小说、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传奇小说、冒险小说、科幻小说、英雄小说、宗教小说和其他类，并以此为依据，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我国翻译小说的主题进行了一番调查统计，发现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小说的主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以上所列我国小说的传统主题分类，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小说主题，例如悬疑小说、魔幻小说、青春小说、小资小说等，如果加上网络上出现的新兴翻译小说主题，则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小说的主题可以拓展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爱情传奇小说、推理小说、悬疑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科幻小说、网游小说、玄幻小说、冶艳小说、架空历史小说、穿越小说、大陆新派小说、魔幻小说、YY小说（非主流小说）、耽美小说、黑道小说、同人小说、轻小说等20余种小说主题。[11]为了统计的方便，笔者仅统计了纸媒翻译小说，同时删除掉那些数量较少的主题类型，并且将魔幻、玄幻和科幻小说合而为一，统统归于科幻小说主题名下，在此基础上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小说的主题进行了数据统计调查，结果如下：

从图1—5可见，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小说主题位于前十位的有悬疑、社会、爱情、科幻、青春、教育、小资、哲理、传奇和冒险，其中新兴出现的主题，例如悬疑、科幻、青春、小资等，在数量上几乎占据了位于前十位的小说主题数量的半壁江山。这一统计结果说明我国翻译小说的主题正在趋向通俗化，也就是说，通俗类翻译小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小说的主要类型，精英类翻译小说逐渐由中心走向边缘。究其原因，这与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通俗文化的崛起和通俗文学的勃兴有很大的关系。新世纪以来，随着《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达·芬奇密码》等外国通俗文学的译介，我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魔幻热”、“玄幻热”和“（知识）悬疑热”等通俗文学热潮，大量的外国科幻、魔幻、玄幻、悬疑、青春、小资类通俗文学通过纸媒和网络等各种途径被译介进来，不仅带动了国内通俗文学创作的热潮，而且也刺激了我国本土通俗文化的繁荣。

四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类型调查

翻译文学类型的多样化也是翻译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为此，笔者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我国翻译文学的主要类型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图1—6显示，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文学的主要类型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随笔、童话寓言和其他，其中“其他”类包括传记、书信、日记、回忆录、访谈录等。[12]以译介数量而言，小说、诗歌、散文、童话寓言成为我国翻译文学的主要类型，特别是小说，一直雄踞文学类型数量之首，散文随笔次之，再次是诗歌；作为文学主要类型的戏剧，在新世纪的译介情况一直略显低迷，反而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童话寓言类翻译文学，从2004年开始出现繁荣发展的态势，译介数量逐渐攀升，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首先是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主要表现为儿童文学创作数量少、题材窄、模仿多、创新少、且缺乏深度，插图本大量泛滥，图画与文字的比例严重失调，有相当部分的儿童读物甚至充斥着暴力元素，不能满足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的求知欲望和个性要求，以致家长们很难选出适合孩子们的读物，只好把目光投向国外，而国内各大出版机构正是抓住了这个契机，大量引进国外儿童文学读物，在满足国内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的同时，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可谓两全其美。其次，文学分类的模糊化和不确定性也是童话寓言类翻译文学统计数字攀升的原因。以新世纪以来在国内引起极大轰动，且出版数量惊人的小说《哈利·波特》为例，该小说既被称作魔幻小说，也被称作科幻小说，还被称作儿童文学，因为该小说的主人公为儿童，故事情节中充满着魔法元素，同时也不乏科学意义，所以把该小说归于哪一类似乎都可以，一旦把它归于儿童文学，则儿童类翻译文学的数量自然会有很大的提升。再如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世界》，该小说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属于科幻文学，但是新世纪以来许多出版社都推出了该小说的重译本和复译本，且将它作为“青少年必读世界经典作品系列”中的一部加以宣传推广，因此它就被自然而然地归于青少年儿童读物的范畴了。有这些经典文学译作加盟“撑腰”，我国儿童类翻译文学的数量自然是水涨船高。

五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主要出版机构调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外国文学译介也越来越繁荣，这带动了国内翻译文学出版机构的繁荣。2002年一篇题名为“中国对翻译作品的需求增加”的短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文学出版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之后出现的繁荣景象：

……20世纪80年代，极少数可以进行版权贸易的出版社不无骄傲地向人们展示翻译的文学作品。今天，中国出版社需要的是管理、计算机、财经、科技、烹饪、时尚、运动和名人传记等作品，对小说作品需求已经转移，除个别作品如《哈利·波特》外。过去五年中，中国的翻译作品的数量增长了4倍，书价平均增长到2.5英镑，预付金和版税百分比也正在与国际惯例接轨。北京的出版社占有70%的版权贸易市场，上海的出版社也非常出色，许多边远省区的出版社也握有很多版权，版权竞争已十分激烈。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可以预见，未来是光明的。[13]

中国翻译文学数量的增长和翻译文学出版机构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笔者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我国主要翻译文学出版机构，包括出版社和期刊，进行了简单地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图1—7显示，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文学出版机构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到2005年达到顶峰，之后稍有回落并趋于平稳发展。如果对比图1.7和图1.2可以发现，两幅图表中数据的走势基本一致，这有力地说明了我国翻译文学数量的增长带动了国内翻译文学出版机构的繁荣，而出版机构的繁荣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翻译文学的繁荣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05年是我国翻译文学出版机构数量最多的一年，笔者对该年我国主要翻译文学出版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1显示，2005年我国翻译文学主要出版社达180家，如果加上外国文学译介期刊的话，则2005年我国主要翻译文学出版机构数量近240家。就出版机构的名称而言，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国编译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南京译林出版社等我国几家历史较为悠久的知名外国文学出版机构外，还出现了不少新兴的出版社，还有许多其他专门领域的出版机构，例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民族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天津科技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民航出版社等等也加入到翻译文学出版行业中来，发挥各自的出版优势，共同推进我国翻译文学出版的多元化发展。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文学出版机构的地理位置虽然依然较为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但同时也分散地分布在我国其他多个省份，呈现出以北京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分布格局，这说明我国其他省份的翻译文学出版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来。

纵观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文化语境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在数量、来源、主题、类型等方面显示出阶段性的不同特点来，其中政治性因素成为对翻译文学影响和操控最为持久和强劲的力量，一直到20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政治性因素才逐渐淡化，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性因素。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呈现出别样的繁荣景象，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强，我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变得更为多元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入，在诸多领域已与国际发展水平接轨，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翻译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从来没有像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样的繁荣、生机勃勃和丰富多彩，翻译文学的本体价值也从未像在新世纪这样得到凸显和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