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财税基础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财政学国际化进程加快。但是，这种以“英美化”为标志的“国际化”进程，也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马珺（2012）在对当代主流财政理论两大源流（英美财政学传统与欧洲大陆财政学传统）的理论特色和历史演化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财政学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刘晔、刘建徽（2012）认为，中国财政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注重制度因素与量化研究，促进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深度融合，加深学科间交叉融合程度，并实现财政学研究的综合化。
（二）财税改革总体走向
高培勇等人（2010a）对“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税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陈元主编（2010）也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了研究。高培勇等人（2010b）对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作了比较，并提出了相关的借鉴意见，这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
刘尚希（2010）提出了财政公共化改革的一种转轨理论假说。王雍君（2010）研究供应面方法的预算改革问题，分析了源自参与式预算的挑战。
关于未来财政改革走向，张馨（2012）提出“第三财政”概念，以处理近年来大规模盈利的国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刘尚希（2011）认为财政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民生上来。丛树海（2012）认为，要逐步控制和适度削减政府行政性开支，建设一个节俭高效的政府组织，逐步增加民生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白景明（2011）指出：中国关于财政收支比重的讨论，最终得出的政策建议都是要把比重固定在某一水平上，这一分析实际上已把比重当标准；从支出角度看，实际上体现的是公众公共福利享用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心理状态；把“比重”当“标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三）税收理论与具体税制改革
1.税收理论
（1）税负归宿。Reny、Wilkie和Williams（2012）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税负转嫁做了系统的评价研究，针对Delipalla和O’Donnell（2001）提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从价税转嫁模型（简称D-O模型），对该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重新检验，并提出了一些补充条件，以完善该模型，并提出了实证研究的思路。
Arulampalam、Devereux和Maffini（2012）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实证研究公司所得税向工人的转嫁问题。他们构建了工资谈判新模型来解释税负以压低工资方式转嫁的行为，并通过欧洲9个国家55000家企业1996—2003年的数据检验证实了这种行为。席玮（2012）从税负转嫁的角度，借鉴Mendoza的税负分析框架，构造了要素收入有效税率的核算框架，并对1995—2010 年中国劳动与资本的实际有效税负进行了测算。
（2）税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Braid（2012）利用空间模型对美国州和地方政府财产税和销售税的竞争作了研究。Becker、Egger和Merlo（2012）利用德国自治市（municipalities）的数据研究了该国营业税税率与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Pal和Sharma（2012）研究了在国际流动资本的前提下，税收竞争中政府目标的内生性问题。Osterloh和Heinemann（2012）以欧洲国家为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企业所得税一体化的原因。
（3）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Ojede和Yamarik（2012）利用混合组间均值估计方法（pooled mean group）研究了税收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长期和短期效应。Sarkar（2012），比较了税收优惠（低税率）和政府投资补贴对投资的促进作用。Becker和Jacob（2012）研究了税收与投资的关系。张斌（2012）研究了消费需求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Ramnath（2012）研究了退休金储蓄税收优惠对纳税人行为变化的影响。Amir、Asafu-Adjaye和Ducpham（2012）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的方法对印度尼西亚2008年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McCluskey和Trinh（2012）对越南财产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政策选择进行了研究评估。高培勇（2012）指出，“减税”而非“增支”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吕冰洋、郭庆旺（2011）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中国税收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分税制具有强烈的税收激励作用；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中国正处于“税收增长红利”集中释放期。未来第一种因素作用减弱，第二种因素部分消失，第三种因素依旧存在。从长期来看，由于税收增值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税收仍可能保持较高速增长。
2.具体税种研究
（1）所得税改革研究。刘佐（2010）对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变化趋势进行研究。他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并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途径。刘怡、胡祖铨、胡筱丹（2010）针对现行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设想。刘怡、聂海峰、邢春冰（2010）利用2005年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改革提供的自然实验机会，使用微观样本数据估计了税制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税制改革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劳动供给存在不同影响。彭海艳（2011）建立了税收再分配效应及累进性分解的数理模型，分析了1995—2008年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剖析了影响其变动的深层次原因。马骁、陈建东、蒲明（2011）根据2008年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月度数据分析了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镇居民个人所得税缴纳的分布情况以及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万相昱（2011）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设置进行了研究。岳树民、卢艺、岳希明（2011）研究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变动，对个人所得税累进性所产生的影响。 高培勇（2011）提出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财贸所方案”。其基本设计思路是：在现行分类所得税制要素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以相对较小的征管成本尽快建立初始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并随着个税征管机制的不断完善，通过保持初始改革方案的可拓展性，实现由初始方案向目标方案即未来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税制度的过渡。渐进式改革初始方案的核心，是在保持现行分类所得税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已经实施的年所得超过12万元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制度为基础，通过对部分所得项目适用综合税率表进行年度汇算清缴的方式，对已进入自行申报范围的纳税人先行实施综合计征。 王鑫、白重恩、吴斌珍（2012）估算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函数，模拟了考虑家庭赡养系数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效果。李文溥、谢攀、刘榆（2012）研究了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合并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郝昭成、张斌（2012）对适应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改革进行了研究，认为建立自然人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和关联账户制度、建立以中央数据库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信息系统、属地管理和属人管理相结合的征管分工模式、纳税服务和中介服务体系以及“强稽查、严处罚、善救济”的税收执法体系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的基本框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研究。杨默如（2010）基于对金融业由目前课征营业税改为课征增值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应用投入—产出表对金融业重复课税规模进行测算，提出了我国金融业增值税制的改革建议。张斌（2012）研究了增值税“扩围”的国际做法和经验。杨志勇（2012）关注了“营改增”试点之后的企业税负变化问题。胡怡建、李天祥（2011）利用投入—产出表模拟估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在不同税率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肖绪湖、汪应平（2011）借鉴国外税制，认为应理性对待增值税“扩围”改革（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
（3）房产税改革研究。贾康（2011）认为，如果房产税不出台，那么正在进行的房地产调控和过去的不会有本质区别，也改变不了房地产调控中的保有环节税收的制度缺失问题。贾康（2012）认为直接税比重过低，地方税体系不成型，应坚持推进房产税改革的大方向。方建国（2011）以广州的数据模拟测算了房地产保有税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提出房地产保有税应该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谨慎推进，中央、地方和居民三方利益协调，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协调的政策建议。胡洪曙（2010）研究了财产税的税率问题。
（4）资源环境税制改革研究。林伯强（2012）以煤炭为例，对资源税制改革的影响进行了规范与实证分析。肖俊极、孙洁（2012）利用模型模拟了消费税调整和燃油税制度对市场均衡造成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它们对社会福利和能源消耗的影响。司言武（2010）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入手构建了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的理论模型。
（5）税收与物价关系研究。税收与价格关系密切。杨志勇（2011）从间接税和市场结构两个角度解读了部分商品国内外价格差异的原因，仅间接税不足以解释物价差异，一些厂商利用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实现了商品的高定价。王道树（2012）总结了1994—2010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基本特征，从经济税源基础、财税体制制度、税收征管机制三方面剖析了中国税收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郭庆旺（2012）围绕税收累进性、税收负担、税收支出、税收—支出体系，提出未来应着力研究的税收公平收入分配的7个深层次问题。吕冰洋、谢耀智（2012）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和实证分析，研究了间接税高速增长与宏观经济供需失衡的内在联系。蒋云赟（2012）运用代际核算方法分析中国增值税扩围对财政体系可持续性的影响。行伟波（2012）基于中国省级的投资数据和税收数据，构建了资本需求和资本价格的计量模型，检验税收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投资数量和资本价格。马光荣、李力行（2012）使用1998—2005年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利用国民收入账户原理和企业会计准则计算之间利润的差异，考察了县级政府规模和地方治理对企业所得税逃税的影响。侯敬雯、毛程连（2012）通过构建企业逃避税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出最优均衡解并进一步分析逃避税的影响因素。毛程连、侯敬雯（2012）以占中国涉外税收比重高达75%的流转税为研究对象，选用税收收入能力法对2004—2009年外资及全国的流转税流失规模进行分税种测算表明，外资流转税总体流失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值税流失情况好于营业税。
（四）财政支出、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
赵安平、罗植（2012）建立了离散动态最优化模型，防癌险民生支出与房价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民生支出具有房价调节器的作用。毛捷、汪德华和白重恩（2012）采用回归间断点设计方法（RDD方法），分析了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郑筱婷、蒋奕和林暾（2012）将 “家电下乡”试点视为一次准实验，用匹配的倍差法和2002—2008年的县级数据评估“家电下乡”对户均消费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 “家电下乡”并未使试点县户均消费增长高于非试点县；政府收入用于补贴的同时也可能挤出了其他公共支出。
雷根强、蔡翔（2012）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实证分析了初次分配扭曲、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应该通过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扭转科教文卫、福利保障支出的城市偏向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贾康、石英华（2011）提出把握财政投资支出资金综合效益的“分层次六大环节”认识评价框架，意在为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未来投资支出绩效预算的编制提供理论支撑。苟燕楠、贾康（2012）剖析了中国公共部门基本支出定额的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和保障机制。刘骏、应益华（2012）认为：要实现政府会计改革目标，必须从矫正代际外部性的角度出发，引入资产/负债观和权责发生制，改革政府债务及养老金核算制度，编制代际报告，提供关于代际公平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信息，并完善配套法律法规等支撑体系。
马海涛、王淑杰（2012）认为，符合国情并且能够指导本国预算渐进地走向透明才是最佳做法。曾军平（2011）基于对我国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的调查，研究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其原因。杨丹芳、曾军平和温娇秀（2012）对2012年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包括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评估、中央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三部分。
（五）财政政策
贾康（2010）认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联系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基本要领，其中之一就是“供给管理”的特殊重要性。贾俊雪、郭庆旺（2011）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迭代模型，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了不同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聂海峰、刘怡（2011）利用北京奥运会建设公共投资增加的自然实验性质，研究了公共投资引发的经济增长对税收增收的贡献，估计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税收创造效应。苑德宇、陈工（2011）构建了一个包含民间经济、地方政府等主体的内生增长模型，用于考察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张勇和古明明（2011）研究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关系，对中国公共投资政策作了评价。
贾康、程瑜（2011）认为结构性减税措施在鼓励投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在继续优化结构减税的同时，适时适度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增税，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高培勇（2010c）对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进程作了盘点，对未来走势作了前瞻性分析。王立勇（2010）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蒋伏心、林江（2010）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和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机制并存的制度背景出发，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较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的分析框架。邵挺（2010）利用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用久期模型分析了相机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走出1992—2009年间四次衰退的作用。闫坤、张鹏（2010）对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与通胀“迷局”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了分析。
贾俊雪、郭庆旺（2010）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样本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深入剖析了不同经济条件下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周期特征。
高培勇（2012）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和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周波（2012）构建了内生捕捉中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规则，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进行了分析。王志刚（2012）对中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检验。陈建奇、刘雪燕（2012）的结论是：如果经济动态无效，初始财政政策处于可持续水平，那么未来继续实行赤字债务政策不但不会影响财政可持续性，而且可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孙焓炜、邱珊珊（2012）结合中国的数据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检验。
沈沛龙、樊欢（2012）结合中国实际编制了一个简化的政府“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分析了1998—2008年中国政府仅考虑直接债务时的政府债务风险，且对2009—2010年的政府债务风险作了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只要中国政府或有债务规模不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债务风险就较小。
（六）政府间财政关系
1.总体改革
杨志勇（2010）认为全面改革财政体制时机已到，提出要实行分税、分租与分利相结合的财政体制。张斌、杨之刚（2010）从公共需求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变动性出发，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共需求的偏好显示与排序问题。张晋武（2010）纠正流行的政府间收支权责配置原则的理论偏颇与欠科学之处，为构建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进一步改革、完善财政体制提供正确的指导规范。朱青（2010）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分税制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2.财政分权
贾俊雪、 郭庆旺和赵旭杰（2012）剖析了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制度安排所蕴涵的地方与全国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提出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悖论假说。方文全（2012）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陈工、洪礼阳（2012）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皮建才（2010）从激励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3.地方财政收入
白彦锋、吴哲方（2010）认为中央与地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要分三种情景进行研究。马海涛、曾康华（2010）在数理分析省际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形成的基础上，利用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的数据，构建三线段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期间中国四次财政体制改革对30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人均财政收入变动的影响和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形成的轨迹。马骁、 赵艾凤、陈建东和林谦（2012）采用多种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区域财政收入差异的核心成因。黄夏岚、胡祖铨和刘怡（2012）将税负差异分解为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两个层面，通过税收努力模型拟合估算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差异以及演变，评估各省税负差异程度。白彦锋（2012）认为，房产税改革步履维艰；中国社会经济、人口、城市化等因素的中长期发展，可能使房价丧失长期上涨的动力，从而使房产税丧失其未来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基础和前提。如何维护地方税收体系的有效性，始终是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核心。贾俊雪、高立和秦聪（2012）以中国县级财政实践为基础，系统考察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税收激励作用及其在维护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的作用。
4.转移支付
谷成（2010）探讨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设计问题。伍文中（2012）在诠释对口支援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并对有中国特色的横向转移支付作了展望。宋小宁、 陈斌、 梁若冰（2012）认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影响极其微弱。贾晓俊和岳希明（2012）分析了我国唯一按一般公式分配资金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王鹏、杜婕、陈思和朱云飞（2012）以吉林省为例，通过基尼系数测算工具，比较全面完整地度量当前各类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付文林、沈坤荣（2012）通过一个均等化转移支付条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决策模型，对地方财政支出选择中的各种基本因素作了分析。
卢洪友、 陈思霞（2012）运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评估了2003—2007年中国县（市）一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边际受益分配状况。刘小勇（2012）发现，地方财政收入分成比例的提高会增进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程度；财政转移支付依赖越高，则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程度越低，且地方政府会依据过去的分成比例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决定其财政努力水平。
（七）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杨志勇（2009）研究了财政的省直管县问题，指出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以最适合公共服务的提供为前提。孙开（2011）认为，应在剖析我国近年来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措施的基础上，从各地间差异较大的财政省管县实施办法中提炼出“优势特色”，以县级财政为重点整合地方财政级次，构建与县级基层政府责任相匹配的基本财力长效保障机制，同时不削弱市级和乡镇财政的特有功能，建立辖区内和跨辖区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高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整体运行效率。周波、寇铁军（2012）认为，推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应审视、锚定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目标取向，通过政府间关系制度重构和创新，破解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体制。
才国伟、张学志、邓卫广（2011）利用1999—2008年我国地级市数据，通过系统GMM估计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强县扩权”提高了城市财政收入，抑制了城市财政支出增长；财政“省直管县”的作用则恰好相反。郑新业、王晗、赵益卓（2011）基于河南省的数据，分离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省直管县”政策提高了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率1.3个百分点。
贾俊雪、郭庆旺、宁静（2011）基于我国 2000—2005 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考察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的作用。尹恒、朱虹（2011）基于2067个县（市）2001—2005年财政经济数据的实证检验，为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尹恒、徐琰超（2011）考察中国地市级地区间基本建设公共支出相互影响的机制和特征，主要包括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毛捷、赵静（2012）利用中国2000—2007年县级数据，实证分析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地区经济和财力增长的影响。高军、王晓丹（2012）利用江苏省51个县（市）2004—2009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县（市）扩权而产生的“政府竞争效应”实现的。
史桂芬、王立荣（2012）运用DID模型考察了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没有带来县域经济发展。
（八）土地财政
贾康、刘微（2012）研究认为，政府依靠土地优化资源配置，把土地作为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形成政府收入的“生财”手段，本身并无问题，但由于相关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约束和管理不到位，“土地财政”呈现的是土地收入从总量到结构皆有失衡、土地配置与财政分配事实上有所游离、基本格局中主要构成因素畸重畸轻的现状。
陈志勇、陈莉莉（2011a；2011b）关于土地财政的研究发现有二：第一，2000年以来税收收入有利于中央的调整没有改变地方政府的增长取向，而是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式。第二，税收收入集权效应和土地房产财税收入的分权效应促使我国产业结构中房地产业比重上升的作用机制是存在的，为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财税制度设计，增强其科学性和内在稳定性。
杨圆圆（2010）以1999—2007年省级数据为基础，对全国各地区土地财政规模进行了大致估算，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何杨、满燕云（2012）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运行情况和地方政府依靠土地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