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服务经济理论前沿问题

1.服务业生产率研究

中国当前正在经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逐渐趋缓的条件下，继续加大市场化改革步伐，制定政策和措施减少影响要素再配置的限制性因素，释放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巨大市场潜能以增加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较多的研究人员使用DEA法或增长核算法测算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DEA法要求数据准确，使用该方法易受数据统计误差影响，也有部分学者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工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李胜文、李大胜，2008；孙久文、年猛，2011）。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极少数研究人员使用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析，但该类研究成果仅使用一种方法进行分析，没有对FDI影响下的中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研究。在使用随机前沿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中，部分研究人员使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但未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中的适用性进行比较。刘丹鹭（2012）采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28个省区市1978—2007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认为改革开放30 年中国服务业TFP 平均增长率为2.5%，虽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增长幅度处于阶段性下降态势。孙倩、孙丽文（2012）采用DEA Malmquist指数法分析2004—2009年间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效率特征，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和效率改进两部分，并深入探讨内部主要行业增长效率特征。研究表明，河北省对技术的吸收利用能力较低，而技术的引进成为TFP增长的主要来源；从内部行业来看，传统行业中交通运输业发展较快，具有明显增长优势，而作为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业发展滞后。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大力发展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姚战琪，2012）。目前，学术界缺乏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研究成果，第一，缺乏使用三阶段DEA分析法计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成果。第二，极少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对比分析。

2.服务业改革和开放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

服务业改革和开放与制造业发展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制造业发展较快，但服务业发展滞后。推动服务业开放将有助于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对于部分第三产业，继续开放市场，将会把我国市场开放与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紧密结合，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始起步。Jens Matthias Arnold（2012）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印度的制造业增长和服务业改革开放的实证研究认为，1991年以来印度的制造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贸易自由化和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所带动，该文证实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视的重要因素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即服务业体制改革。该研究成果发现银行业、电信、保险业和运输业等服务行业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文认为，服务业改革开放有助于外国和当地国有制造企业发展，但服务业改革开放对外国企业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国内企业。

当前，外商在华服务业投资倚重生产性服务业，但其主要服务对象不是制造业内资企业。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向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扩张，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跨国制造企业，导致我国内资生产性服务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夏杰长、姚战琪，2013）。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具有相对封闭性特征，因此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内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远远小于其对外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FDI往往追随下游FDI进入东道国为生产者服务，服务业FDI的独立运营体系不利于技术扩散。在如此情形下，必然造成本土企业技术难以升级的不利后果；同时，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大大小于发达国家。高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华广敏，2013），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服务业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降低生产成本对提升制造业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大多数产业对我国制造业效率影响并不显著。总体而言，在服务业改革开放背景下，外商投资对我国现代服务业低端化锁定，并且对内资工业企业具有相对封闭性特征，导致其对我国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并且服务业FDI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

3.我国高端服务业及现代服务业研究

推动高端服务业大发展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李勇坚、 夏杰长（2012）认为，高端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及竞争力的提升，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与关键，但是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第一，存在关于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思路的缺陷，第二，我国诸多产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主要是因为独立的研发服务业发展不足以及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落后。夏杰长、李文秀（2012）认为，发达国家由于拥有更多的技术要素和更优越的技术创新环境，跨国公司往往把价值链高端环节布局在这些国家。高端服务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其不仅本身占据着价值链高端环节，而且还可通过在其他产业的渗透与融合提升其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更对其他分工主体形成一种控制力。高端服务业通过企业绩效上升、产业能级提升、国家竞争力提升促进经济发展。以广东高端服务业为案例，我国高端服务业存在总量偏低、产业效能不高、产业带动能力不足、在相关产业中渗透性不强、市场需求不足以及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

4.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第一，根据对我国各地区服务业FDI对该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为正，这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即外商投资总量）显著地影响我国服务业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有助于我国服务业效率的改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是因为资本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对国内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的改善和提升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全球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是前沿技术进步的源泉，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推动行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外商投资是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具体而言，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中国资本积累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技术扩散、人力资本提高和制度变迁等外溢效应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和内生经济增长（夏杰长、姚战琪，2013）。第二，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以及服务业FDI通过资本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显著提高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虽然外商投资和外贸依存度对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最新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与我国服务业技术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胡晓鹏，2012），即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的增长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高端化。由此可见，虽然服务业外商投资绝对规模（即外商投资总量）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并且对服务业技术进步的边际影响为正，但是若以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即服务业外商投资占我国第三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解释变量，则服务业外商投资所占比重与我国服务业技术水平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外商投资在我国对现代服务业低端化锁定，对我国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并且服务业FDI给我国产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

（二）房地产经济学前沿问题

1.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

房地产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在房地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多数研究都发现了房地产相关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双向正向相关关系。况伟大（2011）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6—2007年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影响大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地产购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信贷的影响大于房地产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房地产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信贷的影响大于房地产投资对房地产信贷的影响。原鹏飞、魏巍贤（2012）运用CGE模型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各宏观经济变量影响显著；各行业产出与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方向一致，建筑业、重工业、公用事业以及房地产业自身等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大。总体来看，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大，但相同幅度价格下跌的负面冲击更大。

2.房价的财富效应

由于房价变化带来了居民财富及消费的变化被称之为房价的财富效应。戴颖杰、周奎省（2012）运用FAVAR模型研究发现房价抑制了居民消费支出，没有体现出财富效应；比较而言，房价对居民耐用品的消费支出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日常生活用品则体现出微弱的带动效应。陈健等（2012）在考虑经济互动关系中内在非线性结构前提下，从信贷约束角度探讨了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的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王子龙、许箫迪（2011）利用我国30个大中城市1998—2009年的季度数据计算结果表明，我国30个大中城市的广义虚拟房地产财富效应表现形式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财富效应为负，30个城市的总体房地产财富效应也为负，且系数较小不显著。也有研究发现了房价变动具有正财富效应。王柏杰、何炼成、郭立宏（2011）利用我国200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表明，我国房地产财富的总体短期消费效应为0.11，长期消费效应则为0.29，消费的习惯形成系数则为-0.97；但从地区效应来看，房价较高的省市并未体现出较高的消费效应。赵杨等（2011）以我国1994—2011年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而言，房地产财富效应呈正向但较微弱；房价促进消费的效应在长期要大于短期，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有渐强的态势。肖卫国等（2012）采用混合的RBC-VAR方法和1998年1季度至2010年3季度的数据模拟分析表明，预期房价上涨的家庭越多，住房价格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越大；贷款价值比越高，住房价格波动对消费波动的放大效应越强。冯科（2011）的研究表明，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均不能通过房地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显著作用，即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较弱。

3.房价变动与产业发展

在房价变动与产业发展方面，有研究认为房价上涨对产业发展有不利影响，如带来“产业空心化”等不良后果。吴海民（2012）利用2001—2010年我国沿海地区12省市民营工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存在引发民营工业“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的作用机制。范剑勇、邵挺（2011）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发现，Krugman-Helpman模型中导致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的“非黑洞”条件在中国是成立的。这一结论意味着，通过遏制房价水平非正常过快上涨等方法来扭转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可能对调整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等具有启示意义。但也有研究表明房价上涨对产业升级有促进作用。高波等（2012）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2000—200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城市间的相对房价升高，导致相对就业人数减少，并促使产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实现了产业升级。对不同区域的深度分析表明，区域房价差异确实是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4.房价变动与收入分配

在房价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方面，一些研究发现了收入分配差距对房价的影响。胡晓（2010）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当前较大的收入差距是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些研究探讨了房价变动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陈彦斌、邱哲圣（2011）发现，房价的高速增长通过引致富裕家庭投资性住房需求的增加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部分年轻家庭为了追赶房价不得不提高储蓄率，而部分贫穷家庭也因其无法获得足够的住房而使得城镇家庭住房不平等程度增加。高房价对居民储蓄、投资行为的扭曲作用使得城镇居民的福利水平普遍下降，其中中低收入阶层下降最多。高东胜、冯涛（2011）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房价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资本收入份额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房价上涨1%会使资本收入份额提升0.16%到0.43%，资本收入份额上升1%则会推动房价上涨约0.39%到0.54%。这种相互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即在东部地区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会显著推高房价，而中西部地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

5.人口结构与住房需求

Chiuri和Jappelli（2010）、Andrews和Sánchez（2011）对OECD国家的系统研究认为，人口年龄超过一定门限值之后，住房自有率将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理性消费者退休后会倾向于卖掉自有住房去选择租房，这类似于利用反向住宅抵押贷款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但关于年龄的门限值学者们却莫衷一是，陈斌开等（2012）认为是50岁，而Andrews 和Sánchez（2011）、Chiuri和Jappelli（2010）则分别认为是65岁和70岁。另外，Neuteboom和Brounen（2007）通过对荷兰住房市场的研究表明，住房需求会随着家庭人口年龄的增长而上升；Lindenthal和Eichholtz（2010）认为，人口的老龄化并不能有效降低住房需求，只有当居民年龄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时，住房需求才会出现明显下降的现象。在关于中国人口自然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口抚养比和性别比。徐建炜等（2012）利用实际房屋价格指数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例与住房需求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口抚养比例下降，住房需求会相对上涨；人口抚养比例上升，住房需求则会相对下降；进一步将人口抚养比划分为老年人口抚养比例与少年人口抚养比例，并控制变量的相关性之后，发现少年与老年抚养比例都会对房屋需求和价格产生负的影响。相对于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的性别比则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存在双向效应。一方面，人口性别比失调所引起的“婚姻拥挤”现象，会导致社会家庭数量少于性别比平衡时的家庭数量。与此同时，社会家庭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降低住房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中性别比例较高的一方会面临更大的购房压力。以中国为例，当前119/100的男女性别比（部分省份高达137/100）导致有儿子的家庭购房压力明显大于有女儿的家庭，大约有30%的房价飙升可以用人口比例失调进行解释（Wei等，2012）。

（三）旅游经济学前沿问题

1.旅游需求研究

（1）国外旅游需求研究。在旅游需求研究中，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旅游需求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旅游需求的理论目前占据主流，通常都假设消费者会有一个多阶段的决策过程。该假设有两个支柱：一是复合商品定律；二是偏好的可分割性。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旅游者首先会在不同时间段内分配其总预算，然后将商品分为休闲商品和其他消费品，再进一步在国内旅游、国际旅行和其他休闲商品束中进一步选择，最后决定具体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在每个阶段，消费者都面临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根据需求理论，影响旅游需求的核心因素是消费者的收入和旅游产品/服务的价格，因此在实证模型中，通常使用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来进行分析。需求建模和需求预测也备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需求建模研究从静态回归模型为主转向复杂的动态分析。例如将时变参数（TVP）方法和因果结构时间序列模型相结合，协整误差修正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及近乎理想化的线性需求系统（AIDS）等方程组方法也逐步得到应用。这些方法克服了单方程模型的局限性，为旅游需求建模和预测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可用于分析目的地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除了探索旅游需求的最佳建模和预测方法外，确定旅游需求的关键决定因素、计算需求弹性、评估需求模型的预测准确性等都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旅游需求研究的热点。

（2）国内旅游需求研究。旅游需求分析及预测在国家旅游发展政策制定、战略规划和决策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旅游研究者对这一研究领域关注不多。近年来随着一批对西方研究范式较为熟悉的青年研究者的成长，旅游需求分析及预测日益受到关注。有学者基于凯恩斯消费理论，利用Eviews计量软件构建了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模型。也有学者基于11个主要客源国的数据，建模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客源国的旅游需求弹性后指出，旅游者的忠诚是决定中国入境旅游需求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的旅游价格、客源国的经济条件、替代目的地的价格和特殊事件的作用也很明显。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在该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总的来看，在旅游需求预测模型方面，目前主要由西欧和北美国家所主导。作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亚太地区，旅游需求预测的研究和应用相对较少；旅游需求预测对旅游管理和经营部门的指导有限；而我国的旅游需求预测也才处于起步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数据来源的匮乏。

2.旅游产业研究

（1）国外旅游产业研究。从产业角度对旅游所做的研究，大多以产业组织或产业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古典方法在产业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奥地利学派、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则逐步得到应用，以放松新古典的限制条件（如理性偏好、信息对称、静态均衡、利润最大化等）。这些新的方法更强调市场的动态性及其制度安排，而这些都与旅游经营的特点密切相关。此外，博弈论等方法也被用来动态地分析旅游供给中的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随着相关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也开始关注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产业集聚、产业集群等问题尤为突出。研究者试图识别旅游产业或其子行业的集聚程度、集聚效果，探究产业集群与增长、创新和竞争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饭店、航空和旅行社比旅游吸引物和其他交通方式受到更多关注。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

（2）国内旅游产业研究。相比旅游需求研究而言，国内在旅游产业研究上起步较早，旅游产业链、旅游产业关联、旅游产业集聚、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等问题普遍受到了关注。但总体来看，理论性、思辨性分析较多，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采用规范的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的并不多见。旅游产业链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不过总体而言，现有大部分研究没有明确旅游产业链与制造业产业链的本质区别，对旅游产业链的研究集中在旅游产业的价值链上，多以旅游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为产业链构成的核心，对旅游相关产业部门在旅游产业链中的位置缺乏探讨。为此有学者指出，应将旅游产业链划分为旅游核心产业链和旅游相关产业链进行研究。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划分，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旅游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这已成为普遍共识。在相当长时期内，对这一共识进行系统数理论证的研究并不多见。可喜的是，近年来灰色关联度模型、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弹性系数分析法等被用来分析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不过，由于研究方法、涉及范围各不相同，因此现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不具有可比性和普适性。产业聚集与产业集群问题也是国内旅游经济研究的关注热点。有学者使用E-G指数从全国、区域和部门三个层面对我国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算，对其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并重点阐释了产生上述趋势的原因。也有研究指出，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不能将集聚程度的提升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应该处理好阶段性集聚和扩散的关系。

3.旅游与国民经济

（1）国外有关旅游与经济增长等的研究。旅游的经济影响、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旅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一直是旅游经济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随着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的不断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方面，研究者大多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分析、成本—收益分析（CBA）、投入产出模型（I-O模型）、社会核算矩阵方法（SAM）、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等方法来测算旅游的经济影响。在各种影响评估方法中，凯恩斯的乘数是最简单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是最复杂的。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影响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部分CGE模型都是相对静态的模型，最近几年有学者使用动态CGE模型来说明在不同动态条件下旅游需求增加所带来的不同影响。作为一个“泛产业”，旅游并未被列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统计体系之中。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大力倡导下，旅游卫星账户（TSA，也称旅游附属账户）通过以国际认可的国民账户为基础建立附属账户的方式来测度旅游的经济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目前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国家层面的旅游卫星账户。有的还将碳排放也加入其中，从而更全面地评估旅游的影响。不过由于旅游卫星账户仅仅集中于直接影响，往往会低估旅游的经济贡献。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来西方旅游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旅游带动增长假设（tourism-led growth，TLG）提倡者的主要依据是国际旅游能够带来外汇、产生就业、刺激地方投资、扩大经济规模、传播技术知识等。在这方面，目前主流的方法是通过VAR模型或者面板数据分析来检验经济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很多研究证实了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国际旅游对实际GDP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一些研究则发现存在双向关系，而有的研究则没能证实协整关系。不过也有研究证实，旅游并不总是增加经济福利，旅游的迅猛发展可能会带来其他部门的“去产业化”，这一现象被称之为“荷兰病效应”（Dutch Disease Effect）。

（2）国外有关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对于旅游需求等微观问题而言，国内旅游经济研究者更喜欢研究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问题。其中旅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旅游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在国内旅游经济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早期思辨研究和直接引用国外相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国研究者也试图为旅游带动经济增长提供实证方面的佐证。一些研究者利用VAR计量模型，经过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揭示出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有学者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度了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国民经济及各部门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变化。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有学者对中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后指出，中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变参数估计能很好地揭示中国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规律。中国旅游业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作出学术上的解答，是旅游经济研究者的职责所在。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开展整体性研究的同时，对于中国旅游业的增长因素或动力的分析却一直乏人问津。可喜的是，这种状况已略有改变。近年来，有学者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为基础，使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结合旅游业的经济特性，分析了影响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及其贡献度。旅游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我国旅游发展的规律与特征，应是旅游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也不成熟，但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例如有学者注意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地方政府业已成为制度企业家，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放权让利及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客观结果加速了我国旅游业市场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旅游业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利益的角色，因此应格外关注。

总之，旅游经济研究作为旅游学科中的显学，正在逐步朝着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解释人类旅游活动的经济特征、经济规律和经济影响这一方向而不断迈进。对于我国旅游经济研究者而言，在以学习、借鉴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要按照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解释、分析、解决中国旅游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