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类文献的成熟与流行
《国语》的编撰是建立在春秋时期各国“语”类文献流行基础之上的。这些“语”类文献的成熟不但给《国语》的编撰者提供了必需的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文体上的参考和依据。那么“语”类文献因何能在春秋时期盛行？盛行的概况如何？本节将就这两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 史家记言之传统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63]其实，何止六经，上古三代之所有典籍，皆为百司之史所掌握，所有的文化现象都与史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从黄帝时的仓颉、沮诵一直到春秋时期，其间，虽然史官的职业范围有所变化，但却从未中断。史官从一开始就有记言的传统，《礼记·玉藻》曰：“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64]《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也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事，是为春秋，言为尚书。”[65]周礼中虽没有左、右史的设置，但却有内史、太史的设置。《大戴礼记·盛德篇》云：“内史、太史，左右手也。”[66]《尚书·酒诰》郑注：“太史、内史，掌记言记行，是内史记言，太史记行也。”[67]考之《左传》，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68]，正是太史记行之事情。《周礼·内史》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69]，《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70]，正是言诰之事。因此，古之左史，即《周礼》之内史，右史即《周礼》之大史。正如金毓黻所说：“章氏虽未释左、右二史，当于《周礼》之何史，而于《周礼》之书，则深信不疑，知《周礼》之可信，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71]可见，左、右史的设置并不是学者根据春秋以后史家记言记事相分而作的推测。在春秋以前的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引用前代人物语言的情况，仅《尚书》中就有许多：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求新。”（《盘庚》）[72]
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泰誓》）[73]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下》）[74]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牧誓》）[75]
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少，惠不惠，懋不懋。”（《康诰》）[76]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77]
我闻曰：“上帝引逸。”（《多士》）[78]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秦誓》）[79]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尚书》中的引用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某某有言曰”，这一种最具有权威性，无论是说话者，还是说的内容都是众所周知的，其权威性是不给人留下任何反驳余地的。第二种，“古人有言曰”，这一种由于说话者身份的不明，其权威性较第一种弱些，并且说话的内容和形式都较第一种为丰富，有俚俗之语，有韵语，也有极为概括的箴言。第三种是“我闻曰”，这是一种半权威性的，说话的人知道而听话者未必知道，但其内容与第二种并无多大差别，充满了人生的睿智和政治上的真知灼见，而且有极强的说服力，使听话者产生极强的认同感。
连最古老的《尚书》中都有这么多前人言论，那么在春秋时期的文献里这种言论就更多了，随便在《国语》和《左传》中拈上几例：
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80]
前志有之：“敌惠敌怨，不在后嗣。”[81]
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82]
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周语下·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
臣闻之：“善有章，虽贱，贵也，恶有衅，虽贵，罚也。”（《鲁语上·臧文仲请赏重馆人》）
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越语下·范蠡谏句践勿许吴成卒灭吴》）
据统计，《左传》中引用前人话语者不下五十例，《国语》更多，不下八十例。在引用形式上，也完全继承了《尚书》的体例，只是在内容上较《尚书》更为丰富。如第一种形式，《尚书》中仅出现了迟任，而在《左传》和《国语》里就有了周任、史佚、仲虺，并且这样的言论多出现在《志》一类的书中，如《周志》《前志》《史佚之志》《仲虺之志》，等等。这并不是偶然的，王树民说：“大致早期之志，以记载名言警句为主，后经发展也记载一些重要的事实，逐渐具有史书的性质。”[83]王树民用了“大致”一词，表示他的这种观点属于推论，但这种推论并不无道理。在《尚书》中像盘庚、周公等人能对前人的言论如此熟稔以至于能信手拈来，灵活运用，可见当时确有专门记载这些名言警句的书籍。另外，《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84]《诗大雅·行苇》序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85]这表明三代有向老人求取言论并加以载录的礼制。这虽然可能只是后世礼家的一种理想，但三代重视老人、王者的言论，并有所记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左传》也说：“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86]
春秋以前那些专门记载言论的书籍现在都已不传了，它们的原始面貌，我们不得而知。它们是专门记载言论还是依据事实而论理，我们也不能遽下评论。但史官们对这些言论加以记载的行为，足以证明他们对言论的重视，史官们开始用记载言论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甚至像周任、史佚也已开始自觉创造经典之语。他们连同他们所积累创造的话语经过时间的冲刷和历史的检验，在春秋时期成为了权威的话语资源。这些都成为春秋“语”类文献编撰的直接源头。春秋时期随着史官宗教地位的下降和史职的分化，史官一职中逐渐有了专门记载历史事件的官员。他们出于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了解和把握历史现实与未来关系之目的，有了更为自觉的采集记载言论的意识，私门之史亦随之出现。
二 立言不朽之追求
春秋时期，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崇尚立言”的浪潮，人们纷纷就事言理，通过对事件的评论发表其政治见解与主张，表现出极大的参与政治、探讨人生的激情。究其原因，首先，这得益于春秋时期各国“和而不同”的开明政治。随着周天子一统权威的打破，王霸迭兴，诸侯国各自为政。这些统霸一方的诸侯们，为了能在诸侯林立、相互攻伐的残酷形势下谋得生存，不被吞并，甚至取得霸主地位，在政治上不得不表现出开明的态度，吸纳更多人才为己所用，并虚心听取人臣的意见，奖励和重视那些持反对意见并敢于犯颜直谏的臣子。而臣子们在国君这种姿态的鼓励下，本着维护国家社稷的立场，也纷纷直谏国君的过错，逐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政治格局。
关于“和同”之论，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而“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罗列，这种道理用于政治就是“和”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同”只能导致国家的衰败。晏子在此基础上对“和而不同”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论说：
“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87]
晏子的这段话特别强调“和”是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反相成，对自然界而言，“和”是不同事物依“济其不足，以泄其过”的方式进行的互补；对于政治而言，是不同政见间可否的辩证关系。臣子有献其可否的义务，国君对此自主进行采纳，就算不采纳，臣子也不会因言得罪。翻检《国语》《左传》，除晋灵公时的赵盾，吴王夫差时的伍子胥外，很难找到其他为上谏得罪国君而获罪的。楚灵王在春秋时可谓是既奢侈又残酷的暴君了，对白公子张的骤谏，他虽然以“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而加以拒绝。但这仍阻止不了白公子张的犯颜直谏，最后楚灵王并没有怪罪白公子张，而是更加尊敬，说：“子复语，不谷虽不能用，吾愿置之于耳。”（《楚语上·白公子张讽灵王宜纳谏》）
这种开明的政治，不仅有利于臣子的劝谏，而且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言论自由的风气。人们对春秋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展开了热烈的议论，新旧思想之间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辩说。此时虽没有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著书，但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以及人主与家臣之间思想上的相互交锋却不绝于书，这都为春秋人士的“立言”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和丰富的论说话题。
春秋时代非常注重立言，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以立言为最末，但在叔孙豹看来，立功和立德不过是为立言张目而已，他真正的用意还在于立言上，正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88]。人们都想通过立言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抒发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期为史家和世人所记、所熟知，从而达到人生的不朽。上古时期的周任、迟任、仲虺，因为他们精卓不灭之言论，他们的名字千年间在人们的口中传诵而不朽，这让有人生理想与追求的春秋人士艳羡不已，而时人管仲、臧文仲等立言成功者更激发了世人通过立言而名垂后世的热情。如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89]臧叔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虽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90]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91]管仲有言曰：“畏威如疾。”（《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因此，立言者的范围不断地扩大，据《国语》《左传》记载有名者，就不下百人。这些人并不仅仅限于统治者和贵族，就算平民，亦可立言传世，如曹刿，本不在“肉食者”之列，却因长勺之战中的高论而留名。晋国膳宰屠蒯，以智慧阻止晋侯饮酒而留名。也不仅限于男子，如楚国武王夫人邓曼、文王夫人息妫，晋国叔向之母、鲁国公父文伯之母、穆姜，卫国的定姜等，都以各自的高论而留名。
那么春秋世人又是如何追求和实现立言的不朽呢？首先要做到的是增加自己的文化修养，掌握必要的话语资源。《左传》“昭公八年”，叔向评价师旷说：“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92]“征”，就是征引。所论应有所依据，那又何以为据呢。叔向说：“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即是要求征于古代文献典籍，增加言语的权威性。被人征引最多的就是《诗》和《书》，据统计《左传》中引诗共82处，而《国语》中引诗也有22处之多，不但用于表情达意，赋诗言志，更多的用于证明自己的观点，起到戒鉴的作用。富辰引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周语中·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以此来劝谏周襄王不要伐同姓之郑国。彪奚引逸诗“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周语下·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来论证周王朝气数已尽，不可挽救。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正确，而在当时却有极强的说服力。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93]可见《诗》作为说理时的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同时又有直观的形象性，这是人们说理时喜欢引《诗》的主要原因。
关于《尚书》，春秋时人亦常征引。据陈梦家统计《左传》引《尚书》共46次，《国语》引《尚书》共14次[94]，其中多为至理名言，对说明道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常引用的书还有《志》《礼》《乐》《令》《语》《训典》《易》等，这些典籍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礼仪制度。可见，若要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脚，权威的语言支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这些典籍的掌握就成了人们必需的功课。范献子说：“人之有学，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晋语九·范献子戒人不可以不学》）胥臣说：“人生而学，非学不入。”（《晋语四·胥臣论教诲之力》）而春秋时期文化下移的现象，更扩大了这些典籍的传播范围。《礼记·王制》曰：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95]
由此可见，三代之时，从事教育的是统治者中的文化官员，正如章学诚所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96]而受教育者也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上层，普通贵族尚且享受不到这种教育，何况平民。但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局面的形成，中原各地几乎都有了从王室流落而出的文化官员，使更多人接受到了文化的教育。而春秋末兴起的私人讲学更使得文化接受的群体由一般贵族向平民扩展，从而为春秋世人立言掌握话语资源提供了便利。
春秋世人立言的主要方式是“依事言理”，也即是章学诚所说的“未尝离事而言理”[97]。他们往往是就某一件事发表评论而不是凭空说理。这是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话语权威性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和事实的检验，否则是不能成为经典之语而被人传诵的。通过《国语》《左传》引用古人的言论来看，立言者都是巫史官员，如周任、仲虺等。他们是沟通天神与人间的桥梁，是传达上天旨意的使者，具有无上的权利和荣耀，他们的话可以说是直接代表上天的意志，是没有任何怀疑和反驳余地的。他们话语的功能就是指令、训诫，无需事实来证明，只需要人们遵照执行。
在《尚书》里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西周的统治者一开始就是怀疑天的，史官虽然在祭祀礼仪中仍不失崇高的地位，但已失去了和天神沟通的权力。因此，其话语权利也就大打折扣了。在《尚书》中我们已找不到西周史官留下的只言片语，相反，那些王公们接手了沟通天人的权利，自然也就主宰了话语权，但他们已不能像上古史官那样出口就是箴言诫语了，已经是就事言说了。如《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单襄公曰：“吾闻之太誓故曰：‘朕梦胁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这句话就出自武王伐商前的誓词，是武王为了增强军队胜利的自信心而说的话。他们对说出的观点也要加以阐述、论证。如《盘庚上》，盘庚警告王公大臣不要“动以浮言”，来煽动迷惑群众，用了上天意志、先王范例、生活的经验和古人的格言，也并不是出口就是命令和训诫。而经过时间的淘洗，他们说的这些话到了春秋时期俨然又成了经典和权威了。《国语》《左传》在引用它们时也并不需要说明它们的言语环境和背景。若非有《尚书》供我们查阅和求证，后人可能会误认为他们出自纯粹记载言论的书籍。
春秋时期世人的话语权威性又不能望周王、周公之项背。因此，他们只能借助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立言，如《晋语五·宁嬴氏论貌与言》：
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举而从之，阳子道与之语，及山而还。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从之，何其怀也！”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矣。若内外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历时而发之，胡可渎也！今阳子之情譓矣，以济盖也，且刚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子死之。
本来宁嬴氏的这段关于“言”“情”“貌”应该统一的言论甚为高明，我们现在也可以把它抽出，看作人生格言。但在当时不行，宁嬴氏若单纯讲述他的这番高论，时人是不会注意的，因为他的地位太卑下。然而阳子的到来给了他立言的契机，他通过正确评价阳子的为人，准确预测了阳子的祸福而为人所注意，为史官所记录。
从人的思维发展规律来看，思维的发展都要经过一个由具体直观到抽象概括，由单向思维到多向思维、辩证思维的过程。上古时期，总结历史、政治生活的经验，是格言式的。经验的积累，来自直接的对比与借鉴。到了春秋时期，人的思维开始朝“理”的方向发展，直观地借鉴历史，变成了对历史的总结，格言式的论断变成了理性的论证。但这种理性的思维，尚没有脱离现实事件而达到形而上、纯理论的高度，人们的思维水平还没有达到像战国诸子那样进行纯粹的理论构架。因此，“依事言理”成了春秋时期最为普遍的说理方式，“事件”是他们的思想放出火花的导火线，是他们发表言论的话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多数情况下，立言者本身就是事件的主角或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载录者已很难将他们的言论从事件中剥离出来，所以就形成了言事并录，以言为主的现象。如《晋语五·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
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既饮，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慭庇州犁焉。”得毕阳。
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将谋而杀之。毕阳实送州犁于荆。
这段话的中心言论就是伯宗妻所说：“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乎！”可见这句话只有放在整段文句中才能为人所理解，它不能脱离前面的事实背景，而成为供人独立理解借鉴之文本。因此，春秋时人立言的方式，都是因事立言的。
三 “语”类文献的编撰之风
卿大夫贵族“立言不朽”的追求和在政治生活中对言论的重视，直接导致了私门之史的出现。如董安于为晋卿赵简子的家史，士茁为智伯的家史。另外，从像季文子、臧武仲、范文子、公父文伯之母等人的言论，多为史家载录的事实来看，他们也应有各自的家史。董安于说：“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秉笔就是记录，其目的就是能使赵简子立义于诸侯，因此其载录的内容当然是赵简子的言行以及赵简子和他人的对话，其中的主体部分应该是记言。而史官载录言语之风反过来又推动了当时世人的立言行为。正是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使得春秋时期的“嘉言善语”空前地繁盛起来，这为史官编撰“语”类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语类文献”的编撰之风在当时是极盛的。由《国语》编撰来看，至少周、晋、鲁、郑、齐、楚、吴、越等国均有自己本国的“语”书，而从《左传》所记言论的内容来看，如宋国的子鱼，卫国的孔达，秦国的公孙枝、蹇叔、秦穆公，以至于随国的季梁，都有精彩言论存世。可见在这些国家，也应有本国的“语”书，只不过《国语》的编撰者出于编撰之目的，未加以收录罢了。杨宽、王树民、顾静等人认为，先秦文献中提到的“语曰”之“语”，并不是言语或俗语，而是当时存在的“语”书。[98]今天能见到的除《国语》外，还有1987年湖北慈利出土的楚简《吴语》两卷，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中也有二十余种“语”类文献。特别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种帛书，从被整理出来的十六章来看，该帛书主要记载春秋言论及相关史事。如张正烺所说：“使人一望而知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99]因此，专家把它定性为“语”体文籍，又看出它和刘向《战国策书录》所提及之《事语》相类，因此，名之为《春秋事语》。从此《春秋事语》作为一种“语”体文献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沈长云说：“事语也是一种语，这种语就其名号看来，是既有故事，又有议论，事语结合，而以‘语’为主的一类体裁。”[100]《春秋事语》和《国语》在编撰主旨和撰构方法上也极为相似，一般都是由导入叙事语，当事人言行，君子或后人评论以及事件最后之结果等部分组成。如《宋荆战泓水》一章：
宋荆战泓水之上，宋人□□阵关，荆人未济，宋司马请曰：“宋人寡而荆人众，及未济，击之，可破也。”宋君曰：“吾闻之，君子不击不成之列，不重伤，不擒二毛。”士偃为鲁君稿师曰：“宋必败，吾闻之，兵□三用，不当名则不克，邦治敌乱，兵之所近也。小邦□大邦，邪以攘之，兵之所□也。诸侯失礼，天子诛之，兵□□□也，故□□□□□□□□于百姓，上下无却，然后可以济，伐深入多杀者为上，所有除害也，今宋用兵而不□，见问而弗从，非德伐回，阵何为。且宋君不耻不全宋人之腹颈，而耻不全荆，阵之义，逆亦，以逆使民，其何以济之。”战而宋人果大败。[101]
此章不见于《国语》而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原文如下：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102]
先看《左传》，首先讲述了泓之战前两方的准备情况，继而写宋襄公不听子鱼之言，拒不趁楚间而出战，结果战败，国人埋怨襄公，襄公解释其之所以不出战的原因，最后以子鱼反驳襄公迂腐的观点而结束。这段话虽然全由人物的语言所构成，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这段话以记言为中心，因为人物的语言紧密地镶嵌在了叙事的框架之内，每一位人物的言论都是事件向前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必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这些言论并没有独立性，把任何一个人物的言论去掉，故事都是不完整的。而《春秋事语》则不然，它重点突出的是鲁大夫士偃的一段论断，这段话虽然长，却是可以独立于故事之外的。编撰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战争的胜败情况，而是士偃的这段话是否有理，其预言是否应验，故而最后以“战而宋人果大败”告终。至此，对于《春秋事语》的编撰者来说，他以士偃评论宋襄公用兵之迂腐以及阐述战争之根本的目的已达到，就不需要再往下写襄公回国后的情况了。可见，即使两段话记言的比重大致相当，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出《左传》所记偏重于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而《春秋事语》则偏重于人物的言论。《春秋事语》抄录的时间可能是秦末汉初，但从其语言风貌上看，它和《国语》为同一背景下的产物，只是由于编者资料来源、史识等不同而显得更加零碎。但这一段段粗糙的记录正好反映了春秋时期“语”类文献流传之盛况。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贵族世人立言不朽的追求和史官载录言论的自觉，这一对因素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语”类文献的编撰和盛行，为《国语》的编撰提供了必要而丰富的素材。而《国语》正是承“语”类文献编撰之余绪，遴选列国文献之精华，披沙拣金，集腋成裘，“采众美以成芳，集群芭而成秀”，而最终编订成功的，是“语”类文献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