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汉江又称汉水，古时曾叫沔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道并称“江河淮汉”，是我国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汉江全长1577公里，就长度而言为长江第一大支流。它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的宁强县，而后向东南穿越秦巴山地的陕南汉中、安康等市，进入鄂西北后流入丹江口水库，出水库继续向东南流去，过襄樊、荆门等市，在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江流域面积174300平方公里，流域主要涉及陕、甘、川、渝、鄂、豫6省市。汉水流域北部以秦岭、外方山及伏牛山与黄河分界；东北以伏牛山及桐柏山与淮河流域为界；西南以大巴山及荆山与嘉陵江、沮漳河为界；东南为江汉平原，无明显的天然分水界限。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方面，上中游主要以中低山区为主，间有少量盆地平原或河谷平川，下游以平原丘陵为主。汉水河谷自古以来就是沟通我国东西的重要走廊，汉江航运起到东西勾连的作用。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樊盆地，又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交通要道。在汉水上游，贯通南北的有连通关中与四川平原的几条栈道：褒斜道、子午道等，在汉水中游，南阳—襄阳盆地，连通着中原与江汉平原。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人类从远古时期即在这一流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考古学家在汉水河谷多次发现古人类的化石以及史前文明的遗存。1975年以后，人们陆续在湖北郧县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这些古人类属于早期直立人，距今80万—100万年左右，被命名为“郧阳人”。“郧阳人”的发现，修正了人类仅起源于非洲和非洲迁徙的传统观点，证明了世界人种的起源，不仅在非洲，还包括亚洲的汉水谷地等地区。考古学家在汉水河谷还发现了许多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南郑县龙岗寺旧石器文化遗址、西乡县李家村新石器文化遗址等。
从春秋战国到近代，汉江流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仅以两汉三国文化遗迹为例，汉中就有栈道、古汉台、拜将坛、武侯墓、武侯祠等遗址。历史上在这个流域留下足迹的名人很多。比如汉高祖刘邦在汉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建立汉朝。出生于汉江流域上游城固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诸葛亮先耕读于南阳卧龙岗，后屯兵汉中，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后归葬勉县定军山。东汉造纸发明家蔡伦封侯并长眠于洋县龙亭。上述各位，有的来自外地，有的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汉江在经济上沟通了陕西、河南、湖北，使整个流域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整体，文化上也有很大的同质性。正如姚雪垠在谈到他的家乡河南省邓县时所说的：“从政治方面说，我的家乡和开封比较密切，开封是省会，打官司、赶考、上学的都要奔往开封。可是从经济方面说，同汉口关系更密切。洋货是从汉口来的，我们的土产品是运往汉口去的。城中大的商号和开封没有什么来往，却和汉口来往密切，有的派人到汉口坐庄，汉口也有客官来到邓县。”[1]汉水流域的文化，整体上说来，以楚文化为根基，兼容了秦陇文化、巴渝文化。加之明清之际有大量湖广一带的移民迁入本流域，居民五方杂处，文化上也愈加呈现出一种南北东西交融的特色。
汉水流域的古代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诗经》的《周南》《召南》中的诗歌，有许多都与汉水流域有关。《楚辞》也与汉水流域关系密切。汉代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是南阳石桥人，他不仅发明了地动仪，还写作了著名的《二京赋》。唐代的诗人孟浩然是襄阳人，韩愈则是南阳人。到了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地处抗金前线的汉中写下了大量的诗篇。
抗战时期的武汉，一度曾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即在武汉成立。北方的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陕南，组建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黎锦熙、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等文学巨擘都曾在西北联大任教。老舍、田汉、李广田、贺敬之等现代作家都曾经过汉水流域，有的还留下了诗文作品。现代文学时期，本流域还产生了沈尹默、李季、姚雪垠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家。
新时期以来，汉水流域产生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南阳作家群”“商洛作家群”等作家群体，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各种体裁中，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以汉水流域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以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为例，就有姚雪垠、宗璞、贾平凹、周大新、柳建伟等6位汉水流域小说作家获奖，占所有获奖人数的近20%。这些产生于汉水流域的诸多小说大家及其与汉水流域密切相关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贾平凹从早期的商州系列中短篇小说开始，到后来的《浮躁》《怀念狼》《秦腔》等长篇小说，一直关注着处于中国西部的商州地区。贾平凹的小说对以商州为代表的中国西部农村近四十年的变迁给予了充满个人感情的跟踪。他的小说，以其与传统文学、地域文化的密切关联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个性化语言，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成熟并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文学评论界经常把贾平凹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实力相当的作家，这是有相当的根据的。
南阳作家群中的乔典运、二月河、周大新，都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界的重要人物。二月河更是以其《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帝王系列历史小说，赢得了超过千万的读者。湖北武汉池莉、方方等人的“汉味小说”，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描绘温婉细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池莉的《烦恼人生》《生活秀》等小说以其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深刻体察而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小说月报》《大家》《中篇小说选刊》等各种杂志的文学奖项，并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方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乌泥湖年谱》，中篇小说代表作《风景》《桃花灿烂》等，冷峻而深刻地表现小市民生活的种种窘迫，被认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突出的艺术成就，引起了流域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已经出现了《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冯肖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姚雪垠文学创作70年》（吕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张德礼，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 周大新创作研究》（张建永、林铁，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文学的星群： 南阳作家群论》（陈继会，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大众表述与文化认同： 池莉小说及其当代评价研究 》（孙桂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汉水文化论纲》（潘世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一批以之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这些著作对汉水流域的作家都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研究。但是，总体看来，既有的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仍有几个亟须提升的方面：第一，既有的研究大都是个别的、零散的文学现象研究，成果相对分散、不成系统。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缺少覆盖整个流域的宏观视阈。上述几部专著，主要是作家或局部地区的个案研究，没能够做到对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的全流域观照。第二，既有的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主要是传统的纯文学研究，缺少与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视角。第三，既有的研究在文学研究方法上显得单一陈旧，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亟待引入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叙事学、生态美学等研究方法，借以开创汉水流域文学研究的新境界。
地域文学既是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当前学术界重要的学术热点，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地域文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学科的成长点。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将会出现更多整合全流域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也会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被更多地引入这一研究领域。在系统、深入研究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的同时，可以使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形成良性互动。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经验的积累，将为汉水流域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研究奠定坚实的资料、方法论基础。汉水流域新时期文学的分文体研究，必将过渡、升华到全流域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的系统性研究。
对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的研究，将会大大推动汉水流域文学研究，凸显汉水流域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同时，可以丰富和深化既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地域文学研究乃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
采用地域文学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对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展开的系统研究，将会突破传统文学研究的单一线性思维，转向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这样的研究将会在如下方面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首先，通过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全流域的考察和研究，可以对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形成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其次，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的全流域研究可以为建构汉水流域文学创作与研究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环境作出贡献，促进本流域文学创作的繁荣。再次，对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的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可以使本流域独特的民间文化得到更有理论深度的阐释和发扬。最后，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汉水流域文学与文化的知名度，丰富本流域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一般的地域文学研究，多是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这种做法存在诸多隐忧。首先，以当代政区作为划分文学地理的单位，忽视了山脉、河流、湖泊、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在文学地理单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这种做法忽视了民族、宗教、语言、生产方式等人文地理要素对文学的影响。再次，这种做法忽视了历史上政区变迁对于文学分布的内在影响。有的地区，与以前所归属的政区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政区边界重新划分后，它与新的政区的关系更为密切，地域特色也有所偏移。最后，这种做法忽略了同一政区之内文学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一省之内，南北两端的文学，有时与紧邻省份的相似性反而大过与本省中心地带文学的相似性。政治和权力无法成为文学地理学区域划分的最具权威性的标尺。比如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界线，人文疆界不但常常不如行政疆界清晰，二者之间也很难“严丝合缝”般地重合。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以行政区划作为文学地理单位的上述弊端。
以江河流域等地理单元为分区的地域文学研究，可以矫正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种种弊端。以汉水流域为例，虽然这个流域在行政上主要分属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但流域内新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却显示了更多共同的特色，具有某种整一性。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有一些很有地域特色的题材叙事，单独地看，外地或者也有，但是作为一个题材体系或系列，在全国的当代小说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土匪题材，这是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中较为常见的。汉水流域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居民又少受宗法制的约束，一遇政局动荡或天灾人祸，为生活所迫，很容易选择聚众揭竿而起或占山为王。这方面如姚雪垠、贾平凹、王蓬等人都有涉猎。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中的狩猎题材也较为常见。由于本流域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优越，山林茂密，生态良好，居民们靠山吃山，打猎一度是他们的重要生活方式。贾平凹的《怀念狼》、王蓬的《山祭》就表达了作家对于狩猎这种即将逝去的生活方式的缅怀。码头以及水运生活也是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的重要题材。王雄小说中的襄阳、贾平凹笔下的龙驹寨、京夫笔下的八里小镇，都是汉江或汉江支流边上的码头。汉水流域的人们逐水而居，因水而聚，码头以及在码头基础上形成的街镇、城市是人们重要的生活场所。即使是汉正街的商业文化，实际上也是码头文化的一种高级形态。
当然，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不同省份的作家，除了本流域的共有特色之外，也受到了各自所在省份主流文化的影响。如陕南作家与陕西文学、关中文化的关系，南阳作家与河南文学和中原文化的关系，荆襄、武汉作家与湖北文学、荆楚文化的关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的作家，文学创作也往往既有共同特点，又有个性特征。同样受地域文化影响，有的作家受地方民间传说的影响较大，有的受地方戏曲影响较大。汉水流域上游与中下游、汉水干流谷地与较大支流流域之间的小说，也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新时期，作家获得文学营养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更加容易。例如贾平凹，就不能仅仅用商州作家或陕西作家的视野来看待他，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商州和陕西。这些同一流域内作家创作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显示了同一地理单元文学内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在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中，在地域作家与文学地域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力图超越“地理决定论”的局囿。文学的地域性不仅仅包括与地理相关的题材特点，更有与地域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精神气质、语言诸多方面。因此严家炎先生指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2]这说明，即使是同一个省份，同一种地貌、气候、文化板块之内的文学，也不会仅仅因为地理要素的相似而成为铁板一块。
汉水流域新时期以来，有大量的小说写作者，他们构成了中国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文学氛围的营造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中大部分的影响范围只局限于地方性的文学圈子，写作的技巧和艺术水平还处于习作阶段。为此，在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我们把研究的重心由过去的区域性知名小说作家转向全国著名作家及其经典性作品。这样做是为了更为集中和突出地展示这一地区的小说价值与成就。在写作的过程中，本书主要选取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的陕南、河南南阳、湖北武汉三个代表性的板块，以专章的形式逐一加以介绍。对每个板块中的部分代表性作家，则列专章专节，单独介绍。
[1] 姚雪垠：《姚雪垠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