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的殖民主义书写:多丽丝·莱辛“太空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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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空小说”具有殖民主义书写特征

多年以来,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都认为莱辛是一位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进步作家,如有学者指出,在《野草在歌唱》中,作家突出了当时南非可怕的种族环境,并借此审问种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短视。[27]还有论者指出,在《野草在歌唱》中,“为了解构白人殖民者权力至高无上的神话,莱辛描绘了英国殖民者每况愈下的悲惨生活”[28]。“她曾非常激愤地说出反对种族歧视的话。”[29]的确,莱辛的早期作品具有正义感,曾经表达了对殖民地人民的同情(虽然有限),谴责了殖民活动与殖民者的罪恶。“莱辛早期小说的同时代读者,同情她(作品)的社会现实主义,赞美这些小说,因为它们批评了殖民主义和性别主义。”[30]因为这些原因,她曾经被誉为“整个战后一代作家中最严肃的最睿智的最诚实的作家之一”[31]。50年代她确实曾经说:“非洲属于非洲人。他们越早把非洲取回去越好。”[32]但是读者需要注意的是,她在声称“非洲属于非洲人”的同时,还宣称:“一个国家也属于那些把它当成自己的家的人。”[33]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自明——因为她曾在多个场合及多次著述中表达了自己对非洲草原的热爱,声明非洲高原才是她真正的家,她暗示因为她爱非洲,非洲就应该属于自己。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她对非洲的这种“爱”,本质上与“她公开宣称拥护非洲土著人事业相矛盾”[34]。后来,在非洲小说中,莱辛进一步阐释了“非洲属于自己”的观点:“我生长在这儿;它是我的国家,就像它是黑人的国家一样。”[35]直到2003年(这一年爆发了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她仍然坚称,非洲“是一个白人和黑人共同的天堂”[36],可笑的是,白人还排在黑人前面!这种一再声明“非洲属于自己”的心态颇为可笑。萨义德说:“我认为,这些描写并不象征着信心,而是潜在的、时常是不愿承认的不安。因为如果你属于一个地方,你不需要不停地这样说,这样表现:你就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但是殖民主义的,即地理上的占有要求这样的明确的表现。这种强调是帝国主义文化的特征,它一再地向自己证明自己。”[37]这种殖民者的心态使她即使在批判白人/英国人的殖民主义时,仍然不可避免地选择了殖民主义同谋者立场。[38]随着时间的流逝,莱辛的殖民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最后集中体现在“太空小说”中。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莱辛承认,“老人星系列小说特别受惠于(她的)非洲往事”,而且,“如果没有这些非洲往事,(她)不可能写出《什卡斯塔》,因为《什卡斯塔》的整体背景直接源自非洲”,而且坦言,“整个叙事次序都建立在殖民活动基础上。这是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只是帝国起起落落的历史。”[39]

近年来,莱辛的文学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观念方面的变化已为学者们所察觉。有学者指出,“她的风格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出人意料的变化,恰如她持续不断地改变着、扩展着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一样”[40]。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有部分学者更为深刻地指出,莱辛的创作中表达了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她的立场在改变:从非洲故事里的批评和反对白人帝国主义活动,转变为接受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行仁政’,因此她认为它是正义的。从《暴力的孩子》到《南船星系的老人星座》,对帝国主义叙述态度的转变发生了……”[41]从其创作的文学作品看,莱辛对殖民主义思想的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她批判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她又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殖民主义思想。美国学者多罗利斯·盖尔·泰科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指出莱辛的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殖民”[42]。2009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生马太·奥利弗的学位论文《奇异的英国:民族衰落与后帝国想象》,第三章着重研究了莱辛在文学创作中表达的殖民主题。另一位美国学者露丝·怀特科指出,莱辛的生平及社会背景,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殖民地遗产”是其最重要的创作资源。[43]这些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即使在那些最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小说中——这些小说表面上似乎远离了与殖民主义及镇压征服有关的问题,也仍然涉及同样的基本主题(殖民主题——引者注)。当整个地球变成了外星人的殖民地时,肤色差异已经变成了次要主题。她在罗德西亚度过的青春时代留下的各种经验教训一直伴随着她”[44]。对莱辛的“太空小说”进行研究后,有学者或许言过其实地宣称,所有有关“太空”的科幻小说,从本质上说都是殖民主义文本,“无论读者或批评家是否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大多数科幻小说情节都是殖民主义叙事”,因为科幻小说里的“太空”都被描述为“已被殖民的空间或正被殖民势力入侵的空间”[45]。因此,“莱辛的太空小说系列可以理解为一个科学的殖民叙事,在这种叙事里,她用种族话语和性别话语,站在远处对帝国大唱赞歌,巩固着殖民主义的基础——父权制和等级制”[46]

为什么莱辛对殖民主义的态度在其创作中有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她从一个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急先锋蜕变为一个鼓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吹号手?这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说起。莱辛出生在英国的殖民地,生长在英国的殖民地,她耳闻目睹了殖民地的各种不公平与不正义的行为,对不公平不正义的反思与反抗是她人生早期最重要的情感体验:“我才七岁大。……我感觉到了社会的不公平。”[47]由争夺殖民地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促使欧洲的知识分子与普通平民重新反思殖民主义,质疑欧洲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欧洲与全世界一道,对殖民主义的本质有了全新而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莱辛早年体验的各种反抗不公平不正义的朦胧情感被触动,并萌发了强烈的批判殖民主义的冲动,因此,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反映殖民地人民生活的悲惨与殖民主义剥削的残酷成了她创作的主要内容,如《野草在歌唱》及其他非洲故事。但是,随着反思的深入,欧洲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个极端,他们彻底解构欧洲文明,对自我及一切价值体系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这让所有的欧洲人都陷入了深刻的自我分裂的痛苦中。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在这种自我分裂的痛苦中,莱辛的《金色笔记》诞生了。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看,《金色笔记》正反映了莱辛对殖民主义的矛盾立场与痛苦心态,“像《金色笔记》这种碎片式的小说是殖民经验的产物”[48]。另有学者指出,在《金色笔记》中,作家的反殖民态度是有所保留的,“这个反殖民的白人叙述者采取了一种次要的、妥协的、边缘化的立场”[49],这是因为作家本人对自己的叙述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她怀疑,她的叙述立场是白人殖民者立场,她对非洲的观点必然是不可信的,她是一个虚伪的评论者”[50]。为了走出这种全社会普遍的精神困境,欧洲的知识分子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重新鼓吹欧洲文明的普世性,重新鼓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这是另一种矫枉过正。有学者对欧洲思想界的两次矫枉过正有过犀利的评论:“这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备受挫折,依然苟延残喘到现在。而且,经过自我质疑的停滞阶段之后,它又准备像过去一样,在它的主要受害者中东山再起。”[51]两次矫枉过正都深深地体现在莱辛的文学创作里。因此,莱辛后期文学作品就出现了鼓吹殖民主义的倾向。“太空小说”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创作的,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正处于第二次矫枉过正期,受此影响,“太空小说”表现了非常明显的殖民主义思想。

在指出莱辛“太空小说”具有殖民主义书写特征的同时,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殖民主义?什么是殖民主义书写?

什么是殖民主义?西方学界,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在对待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有些法国历史学家为了美化海外殖民侵略行径,把法国殖民侵略的根源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不仅查理曼东征、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实构成了殖民主义源远流长的证据,而且有的学者甚至把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归结于殖民活动:“殖民,乃是所有人类社会的需要。离开本土,远适他乡,乃是人类祖辈的非常自然的渴望。他们站立起来,叩问苍天,以便一群群的迁徙到远方去。第一个殖民者乃是人类的第一个子女;他的第一步带着他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他那到处流浪的行程使他迈步在宇宙还是松软的土地上。”[52]据这种观点,人类的一切活动莫不需要离开出生之地,因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殖民。然而,若是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可以用“殖民”来说明,那么“殖民”一词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又有学者宣称,殖民行为是人类天生的行为,在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时期都客观存在,因此,殖民行为本身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表现,其本身并不存在正义与否的本质性判断。“从根本意义上讲,所有历史皆为殖民史。……文明这个思想本身就其假设来说就是一个殖民概念。这一假设是,同文明相联的规范在消除其他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为转变文明的他者(即‘野蛮人’)提供了手段。”[53]最近阿里夫·德里克就有如下论述:“究竟是殖民化缔造了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创造了殖民主义,这是一个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54]对于此类论点,其中的偏执与错误,明眼人当能一眼发现;探究这一论点的最初来源,就会发现,它主要是由西方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或美化殖民主义而炮制出来的。早在欧洲殖民活动开始之初,就已经出现了类似言论。由于各种理论上的混乱与表述上的模糊,因此,给殖民主义下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义是必要的。首先说说殖民。在英语词汇中,colony一词既有殖民的意思,也有移民的意思。从“移民”这一义项说,colony一词并不必然与暴力侵略相联系。但从“殖民”这一义项说,它必然指向暴力与压迫。因此,如果把人类为了生存发展而拓展生存地的所有合法举动也都视为殖民(而不是移民)或殖民主义,那么,殖民(主义)一词就成了包括一切人类行为的最宽泛也最无意义的词汇了:

这些文章把使用“殖民主义”这个词的时间追溯到远在欧洲殖民帝国崛起以前的社会形态,诸如,印加帝国,奥托曼帝国和中国大汉族统治时期,然后用“前进”这个词概括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东帝汶的野蛮行径。照此,“殖民主义”成了一个贯穿历史的东西,永远在世界的某一地区存在,永远处于解体过程中,因此,每个人早晚总有一天获得成为殖民者或被殖民者或后殖民者的特权,有时同时获得三者,如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构造这样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的殖民主义的最根本的效果是把这个词的意义调出来,再弄得支离破碎,致使我们再也无法谈论确定性结构的确定性历史。[55]

从历史看,人们常用的“殖民”及“殖民主义”这些词汇,显然是特指中世纪结束后,快速发展起来的欧洲,凭借其先进的经济实力,以武力强行侵略或以其他各种欺骗手段占领他人的土地,以获取大量非正义之财的行为。《汉语大词典》对“殖民主义”的定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把它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也指出:“现在殖民主义已经被认为与统治不同种族的人们有关联,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们栖息于被来自帝国中心的大海所分割的土地;更为特别的是,这意味着受欧洲国家的直接政治控制或受那些由欧洲人所操纵之国家的直接政治控制,如美国或澳大利亚,统治其他种族的人们,特别是统治亚洲人与非洲人。”[56]中国学者张京媛对“殖民主义”有过界定:“我们对‘殖民主义’这一词并不陌生,‘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不简单地指历史上民族的迁移。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海外移民、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对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宗主国把殖民地当作军事战略基地,也当作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劳动力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殖民地则是指被资本主义国家剥夺了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权力,并受它管辖的地区或国家。”[57]而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艾贾兹·阿赫默德也对“殖民的”及相关概念做过清晰的界定:

“殖民的”和“后殖民的”这类词语是关键的分析范畴,使用于以下几种情况:根据某些特定国家的人民遭受外国统治阶级的统治情况对历史进行划分;描述殖民地解体而形成独立主权国家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存在于不同民族结构之间,资本单位之间,不同阶级与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分析各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主权建立之后,国家政府人员的内部重组,管理模式,顺差额在国内外的调拨和流通。这个分析性特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个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是位于这个殖民地之外的,而这个殖民地国家是那个根基在外的统治阶级的工具。随着殖民地的解体,被统治者的国家不再具有这种结构特征,因此,这个国家无论还存在着什么其他形式的对宗主国的依存关系,都不再是殖民地性质了。[58]

什么是殖民主义书写?萨义德也曾经在《东方学》及《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殖民主义文学作品作过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文化演绎在帝国殖民的进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学想象把殖民主义面孔以独特的方式一再更新。借由文学之路,殖民主义得以以一副美丽而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从而抵消了历史档案中有关它的阴暗面目与残酷力量的描绘。他明确指出: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59]

萨义德以其独到的批判意识和敏锐的感悟力指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文化为载体——至今仍未消失。在巩固殖民统治方面,文化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借着文化的力量,帝国的殖民主义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直接导致了当下文学中出现殖民主义想象。借助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势力,殖民主义扩张到了全球,至今仍然对全球时事产生着相当重大的影响:

很少有人注意我所认为的现代帝国历史中的文化的特殊作用。而且也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的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欧洲帝国主义势力非同寻常地扩张到全球,并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仍然投下相当大的阴影这一事实。[60]

这样的文化现实,迫使研究者必须关注文本后面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并进而探索作者所表达的权力结构,由此揭示一个作家的主观意识形态。这样的文学研究,也许有政治批判之嫌疑,然而绝对是文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批判形式。从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影响看,没有真正纯粹的文学表达——没有哪种文学不具有政治功能,因此,还原文学的政治功能,既不违背文学创作者的原意,也能更好地使文学服务于社会人生。

艾勒克·博埃默对殖民文学及殖民主义文学下了清晰的定义:

殖民文学(colonialliterature)……指那些有关殖民的想法、看法和经验的文字,那些主要由宗主国作家,但也包括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欧洲人后裔以及当地人在殖民时期所写的文字。[61]

但是,殖民主义文学与殖民文学不同,它更强调殖民者的权力、权威与感受,它的立场与视角必然基于殖民者一方:

殖民主义文学……是由欧洲殖民者为自己所写的、关于他们所占领的非欧洲领土上的事情。它含有一种帝国主义的眼光……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62]

“太空小说”以殖民为主题,描写了殖民者的“丰功伟绩”,列举了他们的各种殖民举措与实践,探讨了殖民活动的得与失。小说文本对殖民活动的正面刻画表明了作者对殖民主义的肯定和赞美,这种宏大叙事构筑了作家的殖民主义理想。这些殖民叙事后面,隐藏着作家的思想意识,其中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因此,从许多角度看,“太空小说”都具有殖民文学的特征。首先,不仅“太空小说”的作者多丽丝·莱辛具有“欧洲殖民者”身份,而且“太空小说”中的叙述人也具有殖民者身份或站在帝国立场;其次,她所描绘的正是殖民主义帝国老人星及天狼星在殖民地领土上的所作所为;最后,小说中所宣扬的也的确是“殖民传播文明、拯救受殖者”等老一套“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这些具体的殖民主义书写特征将在后文一一详加分析讨论,这里只分析“太空小说”命名行为所隐含的殖民主义意味。从表面看(几乎不用怎么分析),命名行为中所隐含的殖民隐喻,已经明显地暴露了“太空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思想。

“太空小说”的总题名为《南船星系的老人星座:档案》。而南船星的英语名为argos,这是希腊著名神话伊阿宋(Jason)寻找金羊毛乘坐的船只名称。故事中,伊阿宋为了获得王位继承权,使用暴力和诡计夺取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金羊毛。[63]伊阿宋为解救祖国约尔科斯王国的灾难,带领众英雄登上阿尔戈号航海船,勇敢地盗取金羊毛的英雄故事,广为传颂,然而“盗取金羊毛”的行为本质上是武装侵略行动,目的是掠夺不属于自己的财富。以此为“太空小说”的总题名,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侵略行动,其中的侵略意味油然而生。

“太空小说”第一部的题名为“Re:Colonized Planet 5,Shikasta”,其中的“Colonized”(被殖民)一词也把小说的主题充分揭示了:描写的是殖民帝国的殖民行动。一再出现在小说标题中的“被殖民”一词,说明“太空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殖民地上发生的事情。

对殖民帝国行星的命名也大有深意。在三个主要的殖民帝国中,有两个以正面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其中老人星殖民帝国最具有正义性,且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必然性。莱辛把这个殖民帝国命名为“老人星”,英文名为Canopus,它是南半球船底座中最亮的一颗星星,是全天第二亮星,现代名为船底座α星。老人星在各个地方各种文化中都颇得人们好感。在西方文化中,Canopus意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航船导航者”,得名自搭载希腊军队远征特洛伊城的船长,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不管历史上如何看待特洛伊战争,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特洛伊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希腊人觊觎特洛伊的繁荣和财富,找借口发动了对特洛伊的侵略战争,最终占领并殖民了特洛伊。所以,Canopus(老人星)本身就意味着殖民入侵。莱辛曾说:“老人星深深嵌于古代神话之中,如果我们在各国神话中探寻它的踪迹,会发现它有不同的名字,或者和不同的地域或人物联系在一起。……南船星座和诺亚方舟联系紧密。它也代表这个星球上的第一艘船,为求取金羊毛,由女神密涅瓦和海神尼普顿授意,在塞萨利建造而成。由伊阿宋统帅的这次远征的日期通常被确定为公元前1300或1400年。”[64]这就说明,对于南船星座和老人星的文化象征意义,莱辛是知道的,她就是在这些象征意义上运用“老人星”这一名词的。莱辛用“老人星”来命名小说中最正义、最仁慈、最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帝国名称,说明她对殖民主义的热情肯定。此外,老人星殖民地使者耶和尔(Johor),从字源上看,源于犹太语耶和华(Jehovah)这一名称。把殖民使者命名为耶和尔(寓指耶和华),把他所代表的星球命名为殖民宗主星球,把他所处理的星球命名为殖民地,这种命名行为,与“老人星”的命名行为一样,都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其次是天狼星。天狼星的命名也有深意。天狼星是全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西方称之为“亮星”。由于天狼星是天上最亮的星星,“太空小说”中的天狼星殖民帝国也就象征着英国在世界上的明星地位。如同天狼星是天上最亮的星星一样,大英帝国也曾被称作“日不落帝国”。其亮度,无国可敌。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狼星之隐喻大英帝国,同样表达了作者对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肯定、怀念与祝福。在“太空小说”中,虽然天狼星殖民事业不如老人星成功,但是它也代表了一种绝对正面的形象和力量:尽管天狼星有许多缺点,但是天狼星(代表人物艾姆比恩第二)却具有许多优点,能够对自己犯下的过失进行彻底的改正,也能深刻地反思自己(天狼星)的历史。通过这些反思,作家暗示读者,这个星星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因此它依然是一个代表着正义与文明的星星。

从哲学的角度看,词语(命名)是一种关乎存在及其本质的大问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质》中,对词语、命名及语言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他说:“在词语缺失处,亦即在每每命名着物的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命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指的是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也许名称和命名着的词语在此毋宁具有那种意思,就是我们从‘以皇帝的名义’和‘以上帝的名义’这类短语中所识得的那种意思。……这里,‘以……名义’表示:服从指令,按照指令。”[65]由此可知,命名行为昭示着一种强权的存在及对此强权的承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命名完全等同于本质。“只有在合适的词语从而就是主管的词语命名某物为存在着的某物,并且因而把当下存在者确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地方,某物才存在。……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所以才有下述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66](着重符号为原著所加)但从命名者所占据的绝对地位的态度考虑,命名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过程,而名字的意义则寄托了命名者的希望与暗示。“决不能把附着在孤立符号上的意指看作一种不规则命名法中的标记,而是要把这些意指看作这些符号相互之间的关联的、否定的和对立的值。”[67]从这个角度说,对国家(主权)与个人的命名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莱辛的命名行为昭示了“太空小说”的殖民主义倾向。

除了命名显示作家的殖民主义思想以外,在小说的具体描述中,也体现了作家的殖民主义思想意识。为了牢牢控制殖民地,作家塑造老人星殖民者——他们是宇宙正义的化身——采取各种不光彩的殖民手段。他们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文化殖民,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洗脑。“在那之后不久,锁(lock)就建立起来了,而且取得了成功,这使使团和特使都没有派去的必要了。巨人的头脑已经和老人星系统融为一体。刚开始时的融合是部分地、试探地、敏感地进行,但是融合的趋势很明显,时刻在加强。从罗汉达传来的消息都是好的。这些磁带和记事本记录了最近一万年间发生的事,它们都是有关分享成就、成功和发展的事例。很少有殖民地如此令人满意地完成我们的计划。”[68]“锁”是什么?在《天狼星实验》中,天狼星人这样评价它的作用:“老人星与罗汉达之间的一个同步装置,它将使这个星球与他们的帝国和谐相处,结为一个整体。一种特别的和谐。”[69](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老人星对殖民地的文化殖民与思想洗脑时刻都不松懈。“但是,在锁刚建立起来时,巨人和老人星人的头脑融合还没有达到直接的、整体的和稳定的程度。从那一刻开始,罗汉达成了老人星功能体系中的一个功能。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被认为已经完美,更不能认为完美状态会自然延续。锁的不断发生作用依靠持续的小心维护。”[70]为了使殖民统治得以稳定地维持,必须经常在殖民地制造一些危险与紧张,为此,小说里的老人星殖民者煞费苦心:“我们现在相信,让他们发展得太容易、太繁盛对他们不利——我们其他的殖民地,没有哪一个能够轻松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成长,像它这样让我们满意。我们总会在殖民地植入一定量的紧张,一定量的危险。”[71]为了使殖民地人民服从殖民统治,殖民者宣称:“无论在哪儿,不服从主人都是退化病的第一个信号。”[72]在语言恫吓不起作用时,殖民者的残酷嘴脸开始显现:“老人星军队必须使用武力。”[73]这些都暴露了殖民者的罪恶本质。当作家完全带着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描述这些殖民活动与殖民统治手段时,“老人星和什卡斯塔之间的关系被界定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文明与野蛮的关系”。[74]读者必定会意识到作家的殖民主义立场。“太空小说”中,殖民主义思想已经是作品中最主要的思想,它规定了作品的结构与想象性表达,也为真正理解莱辛的所有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作家意识深处的殖民主义思想,借科幻小说这一文体恣意表现。无论是从批判历史以认清现实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理解文学以认识人生的角度出发,对莱辛文学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思想,都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严厉批判。莱辛在“太空小说”中表现了悖于常识的认识:殖民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实现文明的必由之路;只有在仁慈无私的殖民者统治下,人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和平。然而,这样的谬论,并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可,已有研究者指出:“对于读者来说,最困难的是接受这样的思想:殖民主义是真正善良的种族关系,而且假如真的善良,它也是最好的一种种族关系。”[75]

为什么在后殖民时期,莱辛还会继续帝国话语?并且还“不合时宜”地创造一个殖民神话?这里面原因复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创作受社会传统惯性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后殖民社会,应该继续关注于帝国主义的经验呢?既然所有我们讨论的后殖民社会,皆已达至政治上的独立,殖民性的课题因而仍然切合时宜?……无论如何,透过文学经典英国文本大体,依然过于频常地成为品味与价值的试金石。[76](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

在当前这个特别的历史关口——当殖民地国家再次陷入历史的发展困境,而前殖民帝国仍然挟着往日的余威,对殖民地国家以“援助”之名,行“掠夺”之实时;当新殖民主义以种种美丽的外表堂而皇之地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时;当世界仍然处于殖民主义阴影笼罩下,而前殖民帝国仍然以各种借口影响干预各殖民地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发展时;当人们已经习惯了和平,忘记了战争的威胁,即使殖民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已经在冷战结束后隐隐显现,——对任何殖民主义思想的分析,对任何殖民梦想的揭露都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具有文学批评上的意义,还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殖民话语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对于帝国的控制不仅是对真正的有形世界的控制,而且还需在象征的层面上实行,也就是说,由于殖民权威是要通过表征中介来实现其控制的,所以一部殖民文学作品也会发挥出权力的功能。”[77]正由于此,对“太空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在“太空小说”系列中,无论是“全知全能”的老人星人,还是野心勃勃的天狼星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不仅“什卡斯塔”(罗汉达)是他们的殖民地,而且整个银河星系中多达上百颗星球都是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统治、管理着庞大的银河星系中的各殖民地星座,培养大量殖民地统治与管理人才,有计划地控制殖民地的生产与消费。为了殖民统治长治久安,这些殖民者还根据需要采取不同措施调节人口数量。无论他们的目的如何,手段如何,他们的本质却是殖民主义者。莱辛对殖民活动的阐释,无非是为殖民主义进行粉饰。殖民活动符合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又主宰一切,这样的逻辑为一切殖民活动找到了最貌似正当的理由。莱辛“太空小说”通过系列宏大叙事,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殖民神话。历史上欧洲各殖民列强曾经以上帝的名义,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进行殖民侵略,这是“太空小说”叙事的历史依据。从“太空小说”的具体描写看,无论是殖民者从宗主国移民到殖民地,还是殖民地人民被迫移民到别的殖民地,全是从殖民帝国的利益出发的,小说中的叙述者并不考虑和表现原住民的利益和感受。“太空小说”虽然是科幻小说,但小说里的想象与虚构,由于与现实历史的神似,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幻想,表达了非常具体而又现实的政治与文化倾向。从这些以科学幻想之名行历史再现之实的文学描写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含义独特而深刻的隐喻。

必须严正声明的是,本书对莱辛作品中的殖民主义思想进行批评,并不意味着否认莱辛作为一个作家所取得的巨大的文学成就,也不意味着抹杀她作品中的人道情怀。对人类的关心、对社会的关注使莱辛作品具有强大的人道感召力,它带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以忧郁而伤感的笔触对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崩裂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总能深深地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与批判精神。其作品中流溢出的对人生的激情与对文明发展的远见,是其文学作品葆有长久魅力的基本保证;对于人性的诸多弱点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面对的系列曲折,也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文明社会里人与政治的角色错位之批判,常让读者掩卷长思。这一切,也让我们对作家本人怀有深切的尊敬之情。作品中流露的忧世与愤世之情表明,作为社会个体,莱辛依然怀有赤子之心。正是这些文学本身的成就与力量,促使我们对“太空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然而,伟大常与渺小结伴而行。必须指出,在思想性方面,莱辛作品中显现的谬误与真理一样突出。我们坚定地相信:文学作品中非常偏颇甚至错误的思想,不会因作品的文学成就取得正当性和价值。从莱辛创作的作品看,与她对社会人生的真切热爱一样,她对殖民政治的深深怀念同样发自肺腑。正是这种心理基础慢慢滋养了她的殖民主义思想。萨义德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常常具有矛盾的价值立场或政治观念:“更糟糕的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记者的立场。他们在国内问题上经常持进步态度,充满使人钦佩的感情,但一旦涉及了以他们的名义在海外采取的行动时,却正相反。”[78]这的确是非常中肯的。就莱辛的“太空小说”而言,殖民意识并不是如人物形象一样可以方便地整体抽出,它不仅不会自我显形,反而常常被假面掩盖,因此,必须对散见于小说各个细节中的描写进行深刻的分析,才能体会和发现作家的殖民主义思想。对此,笔者也怀有一种担心,生怕有读者认为笔者这样做是在断章取义,是在鸡蛋里挑石头。但是爱德华·萨义德先生的话给了笔者大胆批评的勇气:“扼要地说,批评总是受制于它所处的环境:它是怀疑论的、世俗的,而且反思地坦然面对着自己的失误之处。但并不是说,它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恰恰相反,因为批判意识的必然轨迹,就是在每一文本的解读、生产和传播中必然带有对于政治的、社会的和人性的价值的事物所得到的某种敏锐的意识。因此,处于文化和体系中间,就是接近于——对我来说,接近性本身便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具体的现实,有关这一现实,又不得不做出政治、道德和社会判断,而且,如果不仅仅是做出判断的话,还必须进行揭示和去神秘化。”[79](着重符号为原著所加)我们要申明的是,总体上的政治正确性没有分析的价值和意义:当今社会,稍微聪明一点的作家敢公然对抗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公德吗?只有细节,才可能隐含一些有效的信息。只有从具体的文化和社会处境出发,使文本蕴含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文学意义,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凸现,并以不故意曲解作家原著的态度,才能真正尽可能地接近文本。因此,对莱辛的“太空小说”系列,必须通过揭示细节中所隐藏的特殊意义,使“神秘的”文本走进俗世批评场域,还原文本与现实固有的联系(目前,还原此联系多少有些遭到人为的阻隔),显示作者在文本中有意或无意隐藏的政治、道德及社会意义——就这些意义层面来说,作者显然有相当多的话要说,她对社会、道德与文化的敏锐感悟使她写下了文本。通俗地说,这就意味着要对文本进行政治解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莱辛的“太空小说”的标题及主题都与政治——殖民统治——有关,而“殖民主义本身就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尽管它的拥戴者可能对此不再明了)。”[80]因此,对“太空小说”进行意识形态解读是真正理解这个系列小说绕不开的批评道路。对于不愿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萨义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缺憾,认为这类不愿探讨小说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倾向性的研究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偏颇之处:“但是我们不必讳言:文学研究总体而言,特别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研究,回避了在文本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上层层面与其基础层面之间进行沟通的努力;我在另外的场合曾有更为深入的说法,认为‘文学——文化’研究在整体上把对帝国主义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严肃研究排除在外。……声称文学研究者和哲学研究者分别受的是文学和哲学的训练,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换言之,这类术业有专攻的论辩可以非常有效地阻止人们从更大的视角——我视其为更严肃的学术视角——去研究这一问题。”[81]从本质上来说,文学既然是由非常具体的个人所完成,而这个具体的个人必定生活于特定的社会之中,那么该社会的各种思想氛围、政治形势、意识形态等必然对作家个人产生影响,此其一;其二,由于作家总是在小说中再现一定的社会关系,即使是虚构的社会关系,也必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倾向性,因此,文学必然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对于那些宣称只进行纯文学研究、纯美学研究的学者,萨义德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学和文化常常被假定为与政治甚至与历史没有任何牵连:但对我来说常常并非如此,我对东方学的研究使我确信(而且我希望也能使我的文学研究同行们确信),社会和文化只能放在一起来研究。”[82]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文艺批评领域,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英国诗人兼文学批评家T.S.艾略特也非常坦率地承认:“我并不想谎称,政治与文化毫不相关。如果它们能够完全分离,问题可能还更为简单。国家的政治结构总会影响它的文化并反过来受其文化的影响。”[83]因此,从社会历史与政治、从思想倾向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学进行分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相当必要的。詹姆逊曾在他的名作《政治无意识》中开章明义地宣称政治批评的优越性:“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84]

另外,必须说明,作为一个宏大的系列小说,“太空小说”的主题绝不是单一的。[85]除了殖民主题外,“太空小说”系列科幻小说还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当代地球人所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枯竭,贪婪野蛮掠夺造成了大规模战争,因外太空星系关系变化产生了对地球人不利的极端天气,人口过度膨胀,教育问题,等等。与《金色笔记》一样,作家在多部作品(甚至一部作品)中采用了多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各部分既独立成章又交相衬映,视角既有变化,观点也不复相同,是多声部的叙事史诗。其中又有机包容了多种文学体裁:诗歌,神话,日记,书信,档案文件,等等。仅从文学意义上讲,这是一部让人眼花缭乱的成功作品。


[1] 1954年,毛姆文学奖;1976年,法国麦迪西外语奖;1982年,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1982年,德意志汉堡文学与莎士比亚文学奖;1985年,W.H.史密斯文学奖;1987年,意大利蒙德罗国际奖;1988年,格林扎尼·凯沃尔奖;1995年,布莱克纪念图书奖;1995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1999年,加泰罗尼亚国际奖;2001年,大卫·科恩英国文学奖;2001年,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奖;2001年,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02年,S.T.杜邦金笔奖;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

[2]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什卡斯塔》。

[3]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天狼星实验》。

[4]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使者在伏令》。

[5] Doris Lessing,ReColonized Planet 5,Shikasta,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79,Some Remarks(Preface).

[6] Doris Lessing,A Small Personal Voice,London:Flamingo,An Imprint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p.10.

[7] Barbara Dixson,“Passionate Virtuosity:Doris Lessing’s‘Canopus’Novels”,Auburn University,1984,pp.1-12.

[8] 肖庆华:《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9] 肖庆华:《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

[10] 王丽丽:《多丽丝·莱辛的艺术和哲学思想研究》(英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1] 王丽丽:《生命的真谛:多丽丝·莱辛的艺术和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5年。

[12] 陈璟霞:《多丽丝·莱辛的殖民模糊性:对莱辛作品中的殖民比喻的研究》(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 姜红:《多丽丝·莱辛三部作品中的认知主题探索》,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0年。

[14] 朱海棠:《解构的世界: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

[15] 胡勤:《审视分裂的文明: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0年。

[16] 赵晶辉:《多丽丝·莱辛小说的“空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9年。

[17] Phyllis Sternberg Perrakis,“The Marriage of Inner and Outer Space in Doris Lessing’s‘Shikasta’,Science Fiction Studies”,Science Fiction by Women,Vol.17,No.2,1990,pp.221-238.

[18] Mitch Cox,“Engendering Critical Literacy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The English Journal,Vol.79,No.3,1990,pp.35-38.

[19] Barbara Dixson,“Passionate Virtuosity:Doris Lessing’s‘Canopus’Novel”,Auburn University,1984.

[20] Katherine Fishburn,The Unexpected Universe of Doris LessingA Study in Narrative Technique,London:Greenwood Press,1985.

[21] Nalini Iyer,“Masked Fictions:Engl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Narrative of Empire”,Purdue University,1993.

[22] Shadia S.Fahim,Doris LessingSufi Equilibrium and thd Form of the Novel,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

[23] Robin Ann Roberts,“A New Species:The Female Tradition in Science Fiction from Mary Shelley to Doris Lessing”,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5.

[24] Mary Gough McCormack Carolyn,“‘A New Frontier’:the Novels of Doris Lessing and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98.

[25] Matthew Oliver,“Grotesque Britain:National Decline and the Post-imperial Imagin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9.

[26] 除此之外,中国学者目前还有两部莱辛研究专著,但都是英语版。一是王丽丽的A Study of Doris Lessings Art and Philosophy,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二是陈璟霞的Doris Lessings Colonial AmbiguiticsA Study of Colonial Tropes in Her Work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7] Sheila Roberts,“Sites of Paranoia and Taboo:Lessing’s‘The Grass Is Singing’and Gordimer’s‘July’s People’”,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Vol.24,No.3(Autumn,1993),pp.73-85.

[28] Ching-Fang Tseng,“The Imperial Garden: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Doris Lessing,and Tayeb Salih”,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3,p.159.

[29] Kurt Leob,“‘The Imperial Theme’:A Study of Colonial Attitudes in English Novels Set in Africa”,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4,p.354.

[30] Barbara Dixson,“Passionate Virtuosity:Doris Lessing’s‘Canopus’Novels”,Auburn University,1984,p.30.

[31] Jenny Taylor(ed.),Notebooks/Memoirs/ArchivesReading and Rereading Doris Lessing,Boston,London,Melbourne,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2,p.4.

[32] Doris Lessing,Going Home,in Ching-Fang Tseng,“The Imperial Garden: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Doris Lessing,and Tayeb Salih”,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3,p.162.

[33] Doris Lessing,Going Home,in Kurt Leob,“‘The Imperial Theme’:A Study of Colonial Attitudes in English Novels Set in Africa”,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4,p.355.

[34] Kurt Leob,“‘The Imperial Theme’:A Study of Colonial Attitudes in English Novels Set in Africa”,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4,p.355.

[35] Doris lessing,Nine African Stories,in Kurt Leob,“‘The Imperial Theme’:A Study of Colonial Attitudes in English Novels Set in Africa”,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4,p.362.

[36] [英]多丽丝·莱辛:《津巴布韦的悲剧》,载《时光噬痕》,龙飞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37]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8页。

[38] Ching-Fang Tseng,“The Imperial Garden: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Doris Lessing,and Tayeb Salih”,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3,p.163.

[39] Doris Lessing and Earl G.Ingersoll (eds.),Putting the Questions DifferentlyInterviews with Doris Lessing 1964-1994,转引自陈璟霞《多丽丝·莱辛的殖民模糊性》(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40] Jill K.Andrews,“Doris Lessing’s Subject”,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1991,p.5.

[41] Nalini Iyer,“Masked Fictions:Engl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Narrative of Empire”,Purdue University,1993,p.111.

[42] Dolores Gail Tayko,“Narratives of exile:Doris Lessing’s‘the Golden Notebook’and Isabel Allende’s‘The House of the Spirits’and‘Eva Lula’”,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4.该论文共分六章,其中第三章为“写作的转移:莱辛的作为叙述的放逐的黑色笔记和她的文学殖民”,专门探讨了莱辛的“文学殖民”问题。

[43] Ruth Whittaker,Doris Lessing,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

[44] Kurt Leob,“‘The Imperial Theme’:A Study of Colonial Attitudes in English Novels Set in Africa”,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4,p.352.

[45] Greg Grewell,“Collinizing the Universe:Science Fiction Then,Now,and in the(Imagined) Future”,转引自陈璟霞《多丽丝·莱辛的殖民模糊性:对莱辛作品中的殖民比喻的研究》(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46] 陈璟霞:《多丽丝·莱辛的殖民模糊性:对莱辛作品中的殖民比喻的研究》(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47] Doris Lessing,Under My Skin,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p.85.

[48] Kathleen M.Correll,“A Luta Continua:The Struggle Continues-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New Haven,Connecticut,2004,p.26.

[49] Ibid.,p.23.

[50] Ibid.,p.24.

[51] [尼日利亚]希努亚·阿契贝:《 殖民主义批评》,陈建男译,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52] [法]阿诺托:《法兰西殖民帝国》,转引自[法]雅克·阿尔诺《对殖民主义的审判》,岳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53] [英]迪拜耶什·阿南德等:《帝国主义研究文献》,杨大群摘译,转引自陈建樾《种族与殖民:西方族际政治观念的一个思想史考察》,《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54] [英]迪拜耶什·阿南德等:《帝国主义研究文献》,杨大群摘译,转引自陈建樾《种族与殖民:西方族际政治观念的一个思想史考察》,《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55] 艾贾兹·阿赫默德:《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郭军译,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56] 转引自张其学《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57] 张京嫒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9—10页。

[58] 艾贾兹·阿赫默德:《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郭军译,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59]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序言第3页。

[60]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61]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2]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3] [德]奥托·泽曼:《希腊罗马神话》,周惠译,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79—284页。

[64] [英]多丽丝·莱辛:《卡里来和笛木乃:比德佩寓言》,载《时光噬痕》,龙飞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65] [德]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1—152页。

[66] [德]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4页。

[67] [法]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8页。

[68] Doris Lessing,ReColonized Planet 5,Shikasta,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79,p.21.

[69] Doris Lessing,The Sirian Experimentsthe Report by Ambient IIof the Five,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0,p.10.

[70] Doris Lessing,ReColonized Planet 5,Shikasta,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79,p.35.

[71] Doris Lessing,ReColonized Planet 5,Shikasta,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79,pp.22-23.

[72] Ibid.,p.47.

[73] Ibid.

[74] 陈璟霞:《多丽丝·莱辛的殖民模糊性:对莱辛作品中的殖民比喻的研究》(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75] Ruth Whittaker,Doris Lessing,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100.

[76]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刘自荃译,骆驼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77]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78]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序言第19页。

[79]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42页。

[80] [尼日利亚]希努亚·阿契贝:《殖民主义批评》,陈建男译,载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81]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页。

[82]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6页。

[83] [英]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8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85] 由于本书的核心在于研究“太空小说”的“殖民主义思想”,因此对“太空小说”中其他颇有研究价值的主题只能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