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 城镇化区位理论
西方区位理论主要由经济学家杜能奠基，经过韦伯较为系统的研究，克里斯塔勒和勒施等的进一步发展，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初步形成完整体系。区位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用什么原则和因素来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这些理论包括：杜能农业圈层论（1826）、韦伯工业区位论（1909、1914）、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1933）和勒施市场区位论（1940）。
1.杜能农业圈层论
即根据距以城市为代表的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业进行合理布局，并以城市为中心划分出六个同心农业圈层，即按农作区、林业区、轮作农业区、谷草农作区、三圃农作区和畜牧业区的序列布局。一般在城市近处种植相对于其价格而言笨重且体积大的作物，或者是生产易于腐烂或必须在新鲜时消费的产品。而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则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在某一圈层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随着种植作物的不同，农业的全部形态随之变化，将能在各圈层中观察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组织形式。第一圈——自由式农业圈。为最近的城市农业地带，主要生产易腐难运的产品，如蔬菜、鲜奶。本圈大小由城市人口规模所决定的消费量大小而决定。第二圈——林业圈。供给城市用的薪材、建筑用材、木炭等，由于重量和体积均较大，从经济角度必须在城市近处（第二圈）种植。第三圈——轮作式农业圈。没有休闲地，在所有耕地上种植农作物，以谷物（麦类）和饲料作物（马铃薯、豌豆等）的轮作为主要特色。第四圈——谷草式农业圈。为谷物（麦类）、牧草、休耕轮作地带。同第三圈不同的是总有一区为休闲地。第五圈——三圃式农业圈。此圈是距城市最远的谷作农业圈，也是最粗放的谷作农业圈。第六圈——畜牧业圈。此圈是杜能圈的最外圈，生产谷麦作物仅用于自给，而生产牧草用于养畜，以畜产品如黄油、奶酪等供应城市市场。此圈之外，地租为零，则为无人利用的荒地。[1]
2.韦伯工业区位论
该理论认为运输费用决定着工业区位的基本方向，并进一步提出运费是重量与运距的函数，理想的工业区位是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要运输的里程和货物重量为最低的地方。韦伯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将区位因子分成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的一般区位因子和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工业的特殊区位因子，如湿度对纺织工业、易腐性对食品工业。经过反复推导，确定3个一般区位因子：运费、劳动费、集聚和分散。他将这一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假定工业生产引向最有利的运费地点，就是由运费的第一个地方区位因子勾画出各地区基础工业的区位网络（基本格局）。第2阶段，第二地方区位因子劳动费对这一网络首先产生修改作用，使工业有可能由运费最低点引向劳动费最低点。第3阶段，单一的力（凝集力或分散力）形成的集聚或分散因子修改基本网络，有可能使工业从运费最低点趋向集中（分散）于其他地点。[2]
3.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从中心居民点和城市的供应、行政管理、交通等主要职能出发，论证了城市居民点及其地域体系，深刻地揭示了城市、中心居民点发展的区域基础及等级——规模的空间关系，并将区域内城市等级与规模关系形象地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该理论是研究城市空间组织和布局时，探索最优化城镇体系的一种城市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是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大量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他发现一定区域内的中心地在职能、规模和空间形态分布上具有一定规律性，中心地空间分布形态会受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原则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系统。他探讨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并采用六边形图式对城镇等级与规模关系加以概括。中心地理论模式将随人口数、生活习惯、技术等的改变而变化；同时也随人口分布、人口密度的不同，或中心财货价格的差异而表现互补区域大小的不同。[3]
4.勒施市场区位论
该理论实质仍是工业区位论，其特点是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即正确地选择区位是谋求最大市场和市场区。区位理论虽然不是专门谈城镇集聚的，但是产业、企业区位的选择过程和结果与城镇集聚过程并无本质差别。1940年德国学者勒施论证并发展了中心地理论，提出生产区位经济景观。勒施的市场区位理论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理论，进而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市场区位理论将空间均衡的思想引入区位分析，研究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勒施认为，每一单个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单个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圆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随着更多工厂的介入，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由此形成了圆外空挡，即圆外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不能得到市场的供给，但是这种圆形市场仅仅是短期的，因为通过自由竞争，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挡被新的竞争者所占领，圆形市场被挤压，最后形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这种理论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很相似。勒施认为，工业区位应该选择在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市场地域，他把利润最大化原则同产品的销售范围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经济个体的区位选择不仅受其他相关经济个体的影响，而且也受消费者、供给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空间区位达到均衡，最佳的空间范围是正六边形。[4]
二 城镇化发展模式
所谓城镇化模式就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而在城镇化进程中选择怎样的城镇化模式，就是城镇化战略。目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把城镇化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划分就是按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关关系把城镇化分为同步型城镇化、超前型城镇化和滞后型城镇化。这种划分是以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历史为依据的，常见于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研究领域，它反映了不同国家间的城镇化发展差异。
1.同步城镇化
同步城镇化（Synchro urbanization）是指城镇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镇化模式。这里的所谓“同步”并不一定意味着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或非农化水平完全一致或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非农化进程一一对应，而主要是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或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互相协调，城镇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比较一致，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镇就业量大体平衡，城镇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基本适应。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镇里后，才能在城镇的工业企业就业，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园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均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镇化模式。农村人口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并不意味着工业化与城镇化必然同步。因为，只要城镇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地域转换是发生在工业化已有相应发展的条件下，地域转换之后就能很快实现职业转换，城镇化与工业化就能基本协调、适度同步发展。尽管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也发生过严重的城乡对立和“城市病”，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现在发达国家的城乡对立和“城市病”普遍得到缓解，有的甚至基本消除。
2.过度城镇化
过度城镇化（Over urbanization）则指城镇人口比重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又称超前城镇化，是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所谓“过度”或“超前”是说，城镇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镇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是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传统的生活性、商业性服务）来推动的城镇化，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镇化（urbanization without industrialization）”，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镇人口过度增长，城镇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城镇不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地域转换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镇化。造成过度城镇化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镇拉力（其中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再加上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是这种模式。比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瑞士、奥地利、芬兰和意大利，但其1993年的城镇化水平已达74%，明显高于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5]这种过度城镇化不仅没有带来高度工业化和经济繁荣，相反还使农业衰败、乡村凋敝，由粮食出口国变成粮食进口国，过度膨胀的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1990年达到2020万，占全国总人口23%，成为世界上存在“城市病”的典型城市。
3.滞后城镇化
滞后城镇化（Under urbanization）则为城镇人口比重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是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所谓“滞后”是指城镇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或非农化率，城镇化的水平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滞后城镇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城镇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镇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都不能很好地发挥，非农产业缺乏规模经济，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Countryside Disease）”现象。[6]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改革前的中国城镇化是这种城镇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镇人口的比重为42.2%，发达国家城镇人口的比重为70.2%，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9.20%，而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仅为19.39%。尽管改革初期城镇化的步伐加快，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分散式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不仅先于地域转换，甚至没有引起相应的地域转换，城镇化水平依然显著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非农化水平，城镇化进程明显慢于工业化和非农化速度。按照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供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20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U与工业化I的相关计量模型为U＝0.521+1.882I，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工业化率每增加1%，城镇化率增加1.88%。中国1949—1988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关计量模型为D＝5.515+1.075I，表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间，工业化率每提高1%，城镇化率提高1.075%，大大低于亚洲1.88%的平均水平。1988年中国工业化率为22.6%，根据上述亚洲城镇化模型，城镇化率应为42.5%[7]，而实际上只有25.8%[8]，滞后16.7个百分点。滞后的城镇化，既不利于工业现代化，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
4.逆城镇化
它是指城镇中心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区人口郊外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镇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镇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说城镇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镇化的主要原因包括：集中型的城镇化使得城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居住拥挤、地价房租昂贵、生活服务费用上升和生活质量下降，引起市区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镇与郊外的往来时间，迁居郊外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不会产生较大的不便。逆城镇化是由美国学者贝里（Beery）最早于1976年提出，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因城区人口郊区化，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镇化趋势，人口大量流往郊区，使得郊区人口迅速增长。逆城镇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城镇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5年间平均减少了9.68%，而郊区人口平均增长了207%；英国在1961—1971年间，城镇中心区的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中心区外城镇圈内人口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镇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区和大城市的集中型城镇化转变为人口向郊外和卫星城镇移的分散型城镇化，是城镇化不同类型的转换。逆城镇化不是城镇化的反向运动，不是对城镇化的否定，而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发达型城镇化的升级和空间重构，是更高层次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继续和深化，是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出现逆城镇化倾向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并没有下降，仍然在不断提高。中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出现的城乡人口逆向流动和城乡结构逆向转换是因为某些政治或经济原因而导致的城镇化进程的倒退，属于出现在低城镇化水平阶段非正常时期的“反城镇化（Anti-urbanization）”，而非“逆城镇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建设的发展、公共交通的完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城区居民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服务和汽车燃油成本的上升等，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居民从市外返回市内正在成为某些发达国家一部分居民新的潮流。[9]
三 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自工业革命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过了200余年，当时城镇化水平为5%—6%。发展到目前，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已达50%，发达国家达70%以上。综观世界城镇化历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过程来看，城镇化发展往往呈现出一条平滑的S型曲线，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9）提出了城镇化过程曲线。诺瑟姆的S型曲线并不是从数学模型或其他理论方法推导得出的，而是观察、分析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得出的经验曲线。对于城镇化进程会形成如此有规律的S形曲线，有多种解释，如英国范登堡提出的“城镇发展阶段说”、美国刘易斯·芒福得提出的“城镇周期发展规律说”，以及“产业结构变动说”、“人口转变说”等。这些学说均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形态特征与内在机制都发生着较明显的变化，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目前，一般将城镇化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城镇化进入加速期；70%以上为后期阶段，城镇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城镇化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阶段性只是相对而言，并无截然的断面。所以，有学者提出四段论，即城镇化起步阶段（城镇化水平小于30%）、中期阶段（城镇化水平介于30%—60%）、后期阶段（城镇化水平介于60%—80%）和终期阶段（城镇化水平介于80%—100%）。[10]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的进程可以分成6个阶段：即城镇化水平在10%以前为史前阶段；10%—20%为起步阶段；20%—50%为加速阶段；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80%以后为自我完善阶段。无论何种划分，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城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阶段性规律。
1.城镇化的“三阶段论”
（1）城镇化初期阶段
即城镇化发展起步期，对应于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城镇数量少，城镇人口、用地和经济规模小，职能单一，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城镇化速度慢。一般国际上把城镇化率小于30%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起步期。在此阶段，第一产业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不够丰富，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薄弱，第二产业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短缺，所以，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区域经济仍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50%以上，第二、三产业各占20%左右。如美国1870年城镇化水平为25.7%，其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依序分别为：第一产业51.5%、第二产业24.7%、第三产业23.8%。这一时期，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镇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聚集，表现为城镇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镇的外延扩大。
（2）城镇化中级阶段
即城镇化发展加速期，对应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城镇人口、用地和经济规模急剧膨胀，职能逐步综合化，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城镇化速度较快。一般国际上把城镇化率30%—70%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加速期。[11]在此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镇集聚，城镇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城镇经济全面崛起，农村经济已退居次席，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相继上升，双方地位交替互换。如美国1910年城镇化水平为53.4%，其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依序分别为：第一产业31.4%、第二产业32.4%、第三产业36.2%，工业化仍是这一阶段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许多农村劳动力和城镇部分劳动力到服务业领域就业，第三产业开始显露出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城镇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发展。
（3）城镇化高级阶段
即城镇化发展成熟期，对应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主要特点是新的城镇增加缓慢，城镇人口郊区化和分散化，城镇化速度放慢。一般国际上把城镇化率大于70%作为城镇化发展成熟期。在此阶段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趋于缓慢甚至停滞，城镇化进入平稳阶段。这一时期，城镇产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城乡差别几乎消除，区域空间一体化，并出现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第三产业大规模发展，其就业比重上升到50%以上，第二产业则稳定在30%左右，第一产业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如美国1970年城镇化水平为78.6%，其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依序分别为：第一产业3.2%、第二产业34.4%、第三产业62.4%。随着人口大量集聚在城镇，城镇的职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商业贸易中心和情报信息中心。第三产业已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后续动力，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内涵提高，即城镇的现代化。
城市化发展的上述三阶段性规律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城市化发展的初期（＜30%）、中期（30%—70%）、后期（＞70%）三个阶段，总结了各阶段人口流动、职业构成、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的特点和判定标准，成为目前引用极为广泛的经典规律。[12]
2.城镇化的“四阶段论”[13]
（1）城镇化起步阶段
对应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为低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一般不超过1%—30%，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年均增长速度不超过1%，农业人口和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高于70%，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超过50%，工业化率低于30%，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城市数量少，城市规模小，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零星的“点”状结构。
（2）城市化中期阶段
对应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和经济增长的成长阶段，为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水平开始迅速提高，可达到30%—60%以上，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2%，城市人口和工业经济逐步占主导地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至低于30%，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增加，工业化率逐步提高到30%—70%，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第三产业发展同时成为城市化的又一推动力。城市数量迅速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连续的“带”状或“面”状结构。
（3）城市化后期阶段
对应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和经济增长的成熟阶段，为减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水平继续提高，可达到60%—80%以上，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开始减慢，但仍可保持0.5%—l%，城市人口和工业经济逐步占绝对主导地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至低于20%，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到35%—45%以上，工业化率开始从由高到低下降到30%—40%，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城市化最主要推动力，工业化对城市化推动力逐渐减弱。城市数量继续增多，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连续的“网”状结构。
（4）城市化终期阶段
对应于后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增长的顶极阶段，为极慢或零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至达到极限值，可达到80%—100%，城市人口的增长越来越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城乡差别近于消除，并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发展速度几乎为零，城市人口占绝对主导地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至低于10%，但不能低于5%，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到60%以上，工业化率进一步下降到30%以下，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城市化最主要推动力。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均衡网络结构。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使城镇生活方式、市民的价值观逐渐向整个社会扩散并逐渐成为主流，从而使乡土文明成为城镇文明，有学者提出“文明的另一种解释是城镇化”。所以城镇化进程也是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也具有阶段性规律。高佩义（1992）研究发现，城镇文明普及亦有阶段性加速规律：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时（例如20%—30%），城镇文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在社会、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加快普及，享受城镇文明的人数多于城镇实际人口数，城镇文明覆盖的区域大于城镇社区面积，即城镇文明普及程度高于城镇化程度。经分析，当城镇化水平低于10%时，城镇文明的辐射能力很弱，城镇文明仅限于市民享受；当城镇化水平达20%—30%时，城镇辐射能力开始加强，城镇文明普及加速，普及率为25%—35%；当城镇化水平达30%—40%时，城镇文明的普及率约为40%—50%；当城镇化水平超过50%时，城镇文明普及率达到70%以上，这个阶段是城镇辐射力最强、城镇文明普及最快的时期；当城镇化水平超过70%时便趋于稳定，如英国城镇化水平在1931年时已达78%，到1959年也只有78.5%。[14]
四 城镇化的大趋势：生态城镇
1.城镇生态思想的形成
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拉开了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序幕，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惊人的财富，也引起了近代城镇质的变化，人类对自然的作用力惊人地扩张，最终发展到企图征服自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过由于忽视可持续发展而导致的危害，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修建的许多建筑物，根本不考虑其对周围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向城市加速聚集（城镇化）与工业化建设并列发展，城市盲目扩张，污染加剧，自然环境被破坏，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系统遭破坏，生态系统失衡严重；环境恶化使得人们生活质量下降，废水、废气、不可回收废弃物及噪音等给人们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自然资源不断消耗和浪费，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城市绿化用地被挤占，土地破坏性开发使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盲目开采地下水使得地表下沉，建筑物安全隐患加剧。严峻的现实使得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如何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如何拥有更加理想的生存环境。城镇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自然环境。城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与生物圈之间的联系，这是城镇生态思想的本质所在。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关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1898年10月出版了名著《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从第二版起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他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经与霍华德协商，明确提出田园城市的定义：“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霍华德还设想，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他称为“社会城市”。田园城镇理论对现代城镇规划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帕克为代表的学者于1916年发表了题为《城市：关于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论文，他们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芝加哥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的社会原因与非社会原因，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对城市环境进行调查研究，人们称之为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该学派的主要理论是认为城市土地价值变化与植物对空间的竞争相似，土地的利用价值反映了人们最愿意竞争有价值的地点，这种竞争作用导致了经济上的分离，从而按土地价值的支付能力分化出不同的阶层。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开创了人类生态学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城市问题和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方面，奠定了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基础。其典型理论主要有同心圆论、扇形模式论、多中心论等。
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镇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提出了关于城镇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沙里宁对有机疏散论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镇结构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又要不脱离自然。有机疏散的城镇发展方式能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15]该理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主张将原来密集的城区分成一个一个的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联系起来。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讨论了城市发展思想、城市经济状况、土地、立法、城市居民教育、城市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同时存在相对分离的区域，从区域角度讲，这是一种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
20世纪70年代，是城市生态学迅速发展的时期。系统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态系统理论的形成，为城市生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展开了多学科广泛参与的城镇生态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提出了对城镇生态系统的研究。MAB计划提出的生态城市的定义是：基于地球是人类“母亲”的观念，运用人类智慧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进行分析，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并使其达到最优化的人类活动环境（城市），以诱发人类的创造精神，不断提高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及生活质量，它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所谓“山水城市”是借用了传统说法来寄托一种全新的城市观，是中国人从传统文化观念追求21世纪城市发展的模式。创造山水城市是一项巨大的自然与人相结合、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系统工程。它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现代园林来建设。从美学意义上看，它是追求城市中有人工的艺术创造，又有大自然的艺术创造，正如中国传统风水理论中所描述的山水城市的特征：人工艺术与自然景观“共生、共荣、共存、共乐、共雅”。山水广而言之泛指自然环境，城市广而言之泛指人工环境。因此，山水城市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人工环境”（以城市为代表）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境。[16]
2.城镇发展的目标：生态城镇
在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地球所受到的污染和破坏已达到了危险程度，尤其是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加速，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城镇只有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这也为城镇发展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镇，实现城镇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一命题已成为现代城镇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生态城镇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并能积极提高城镇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环境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达城镇的象征。建设生态城镇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其目的就是要让人的创造力和各种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环境里造就一代胜过一代的生产力。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比较，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和谐性。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二是高效性。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使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关系得以协调。三是可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发展。四是整体性。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更注重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五是区域性。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建设就是要以城市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城市规划为蓝本，以环境保护为重点，以城市管理为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建设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保持高度和谐的城市。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建清洁、优美、安静的城市，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高效的生态产业，使人们的需求与愿望得到满足；建设和谐的生态文化与功能相整合的生态景观，实现自然、产业和人居环境的有机结合。[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