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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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术史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一直是经济制度史和历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相应研究成果多见于经济制度通史著作中,专门研究粮政的专著则很少,涵盖战时粮政全貌的系统性专著则无。由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掌握粮源的主要举措是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田赋又是对土地征收的一种税收,故本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粮食问题,还涉及田赋、土地、农民、地主等问题。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30-4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直到80年代、80年代直到现在,相对有两个高潮。

(一)20世纪30-40年代

粮食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自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因之,国民政府逐渐开始加强对粮食的管理,且伴随着粮食问题的日趋严重而不断加强管理的力度。各种政策制度相继出台,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批相关粮政论著,掀起了研究粮政的第一个高潮。

闻亦博《中国粮政史》一书,是一部难得的了解和研究中国粮政的通史性著作。从战国一直到民国,甚至对战国之前的粮政亦有所涉及,其中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亦有所触及,唯篇幅较小,缺少深入分析。朱子爽《中国国民党粮食政策》一书,对国民党历次大会中有关粮食的决议多有介绍,更重要的是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进行了考察,如健全粮政机构与法规、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厉行积谷、增加粮食生产、管理粮商、加强储藏运输力量等。该书严格来说是一本粮政类资料性书籍,是后人研究战时国民政府粮政的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关吉玉《中国粮食问题》一书,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粮食问题及时人认识之真实原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粮政史》一书只写到1943年之不足。唯对战时国民政府粮政只涉及粮食征集和分配,对其他粮政则鲜有关注。

以上是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总体上的论述。此外,也有专著侧重于探讨粮政的某一个方面。饶荣春《粮食增产问题》一书,专门研究战时粮食增产。如对粮食增产的各种措施、成效以及制约成效的各种因素作了深入分析,是目前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生产的不可多得的一部成果与资料。唯成书于1942年4月,对之后的粮食增产缺乏探讨。顾寿恩《战时粮价问题》一书,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管制粮价的研究,颇有独到之处。遗憾的是,仅写至1942年,对之后粮食部管制粮价措置缺乏分析。

这一时期,对于田赋征实制度的研究,成果较多。宋同福《田赋征实概论》一书,对战时国民政府征集粮食的主要举措田赋征实制度作了极为详细的介绍研究,为后人研究田赋征实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性文献。陈友三、陈思德《田赋征实制度》一书,论述了田赋征实的缘起、经过、成效与问题,特别是书中有关各项子制度的论述,尤可供后人借鉴,对田赋征实的评价亦较客观。可惜篇幅过短,致使其对田赋征实的运行情况缺乏详细分析。总体上而言,该书既是对田赋征实的学术研究,又是后人研究该问题的珍贵资料。关吉玉、刘国明《国民政府田赋实况》一书,对田赋征实实施第一年的实况作了详细论述,为后人了解和研究田赋征实的真实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田赋征实概论》、《田赋征实制度》两书的不足。缺陷在于该书对以后各年实况缺乏介绍,同时对1941年各省的论述亦有些空洞。彭雨新、陈友三、陈思德《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一书,是研究田赋征实下粮户税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研究各省粮政的专著亦出现,如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四川征购粮食办法概论》、潘鸿声《四川主要粮食之运销》、陈正谟《米谷生产成本调查及川粮管理问题》、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印《广东粮食问题研究》、福建省政府编印《福建之田粮》等,均是从一个省的视角研究分析国民政府粮政,为今人研究粮政提供了新视野。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粮政尚处在实施阶段,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且相关著作从出版时间观之,大多集中在抗战初期与中期,后期数量不多。从篇幅言,大多篇幅较小,缺乏对粮政的详细梳理与分析。从内容上看,大多旨在为国民政府粮政在政治上做宣传,学术性不强,仅仅停留在对粮政及相关制度的浅层次诠释层面上,即大多为资料性著作。已有的论述也受当时历史环境影响,大多为其唱赞歌,亦有少量成果指出其弊端与不足,但仅是一笔带过。当然,要求前人对尚处在运行中的粮政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与研究是不可能的。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他们作为国民政府粮政的见证人,有些甚至参与了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留下的史料是相当珍贵的,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国民政府粮政做了史料的准备工作和研究的铺垫工作。

(二)新中国成立直到8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80年代,国内的研究成果极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朱玉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一文(《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由于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认为田赋征实是粮食独占政策;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最丑恶的篇章之一;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经费的来源之一;是促使广大劳动人民破产和“四大家族”及其走狗发财致富的工具;是促使国民党统治区农业生产萎缩与农村经济破产的政策。其观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只看到缺陷,未看到成效,但其对田赋征实下农民负担问题的独到见解却值得学习。

(三)80年代直到现在

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为止,相对于第二个阶段,成果明显增多。但迄今为止,大陆方面尚无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整体粮政的专著问世,仅是在某些财政、经济著作中有所涉及,或是局限于粮政的一个领域探究。成果大多为论文,唯亦大多侧重于粮政某一方面的研究,全面论述粮政的论文尚无。

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一书,以粮价为研究主题,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抗战时期国统区粮价的波动及其原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国民政府粮价政策的四个阶段,是迄今为止今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价的一部开拓性专著,也是笔者目前见到的国内研究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唯一论著。唯仅限于粮价,对他种粮政少有涉及,且其中有些观点与提法亦值得商榷,如称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统治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课题组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做了整体性研究,并论及征实后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其中对田赋征实积极性与弊端的分析颇具价值。杨荫溥《民国财政史》,该书主要从财政角度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尤其是田赋征实、征购、征借之概况,系统阐述了田赋三征对国家财政的挹注作用,并论及粮政实施后农民的负担,是一部颇具鲜明时代特征的论著,但其中许多观点与提法值得推敲,如认为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向广大农民的实物掠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二卷)》(1937-1945年),对田赋三征后自耕农与佃农税负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粮政与土地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专题研究论文主要有:金普森、李分建《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魏殿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制政策》(《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陈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罗玉明、李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齐春风、姜洪峰《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罗玉明《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的粮食危机及其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陈雷《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安徽史学》2010年第6期),张燕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粮供应评析》(《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汤水清、罗玉明、温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供给——以湖南省和第九战区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魏殿金《国民政府战时公粮配给制度》(《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

上述论文或因受篇幅限制,或因史料欠缺等原因,大多集中于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某一粮政的研究,如粮食管理、统制、供应与粮食危机等之探讨,尤其集中于田赋征实制度的探讨(大约有20篇论文,因较多故未列)。虽对研究粮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无法从总体上展现粮政原貌,对粮食生产、粮价管制、民食供应等鲜有关注,研究范围有待拓宽。也有文章从省之角度分析粮政,为以后研究粮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如何友良《抗战时期江西粮食征供情况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霍新宾《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陈炜、秦彬《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的粮食经济政策》(《柳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3期),李俊《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增产措施及其成效分析——以四川为例》(《求索》2011年第5期),陈雷《抗战时期安徽国统区的粮食管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一些研究成果开始从比较的视野研究国民政府粮政,如史会来、连永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异同》(《学术交流》2004年第2期)。文章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支持抗战和稳定社会,中共采取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难题,而国民党则把粮政纳入战时轨道,通过实施田赋收归中央和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制度也渡过了难关。通过比较国共两党粮政,认为中共粮政从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等方面看,显然都要高出一筹。而国民党却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严重滋生了行政管理的腐败,加深了与农民的对立,受到社会指责,渐失民心。这是运用比较视角探讨国共两党粮政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通过一篇小论文,既要分别研究国民政府与中共粮政,又要对二者进行比较,论述力度过于薄弱,尚存在极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学者开拓。

港台方面的研究,大多为资料性文献。如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1989年版),其中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田赋征实、农林建设各有四本资料,侯坤宏主编《中华民国农业史料》(“国史馆”1988-1992年版),关于粮政的史料也有六本,这些资料是今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重要资料。对粮政进行论述的成果亦有,但为数不多。如侯坤宏《抗战时期粮食供求问题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全书以供求关系为分析架构,分粮食增产、田赋征实、粮食节约、粮食供应等研讨粮政,是目前研究粮政不可多得的一部硕士论文,全书史料丰富,为以后学者研究粮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尹静夫《中国粮政》(台北四川文献社1980年版)一书,是目前台湾仅见出版的有关战时粮政的研究专著。作者曾任粮食部民食司司长,该书主要梳理了粮食部主政时期的相关粮政措置,唯史料成分居多,评价部分较少。

国外的研究成果更少,评价亦不高。曾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美籍顾问的杨格在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一书中认为:“就财政措施言,这是支应战费支出必不可少的方法,对政府财政有所贡献。但由于执行上的技术问题,使人民对政府产生反感,因此使共产党得以窃据大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易劳逸《农民、农税与国民政府(1937-1945)》一文更从粮政技术上的各种缺失,认为其激起农民反感,使政府的威望下降。长期居住美国的张嘉璈在其所著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一书中认为,粮政大体上解决了军队粮食供应的问题,但对个别农民有所伤害,因此其长期的政治及社会影响,超过其能为军队提供廉价粮食的短期利益。

以上研究各有其贡献,但仍有诸多空白点有待开拓,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仅仅停留在从总体上阐述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具体粮食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对粮食的管理作出何种反应以及效果如何,缺乏详细的梳理与分析。尤其是对抗战爆发之后到田赋征实之前国民政府的粮政鲜有关注。历史具有传承性,不了解战初的粮食管理政策,如何探讨抗战中后期的粮政。

其二,对粮食部时期粮政的关注薄弱。粮食部时期的粮政是抗战中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粮政中成效最显著的,目前对之研究仅限于田赋征实、征购、征借,而对其他粮政缺乏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其三,对粮政内容的探讨更多集中于粮食征集,对粮政机构、粮食生产、管制粮价与粮食市场、粮食供应等方面的研究甚为薄弱。机构是政策制度运行的基本保障,通过粮食生产广拓粮源是其后一切粮政的基础,粮价管制是稳定市场的前提,保障粮食供应的基本畅通是实施粮政之最终目的。它们实系紧紧相扣的环节,目前详细探讨者很少,已有的大多为笼统性分析,缺乏翔实的史料佐证与分析,可谓目前粮政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亟待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对粮政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除了上述薄弱点之外,对粮政中重要人物与相关群体的研究,各省粮政实施情况的考察等,尚显不足。如此研究状态,和这一时期粮政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也难以深入和全面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整体面貌。所以要加强对上述薄弱环节的研究,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中,通过二者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才能有所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