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邓小平是一个群众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者，他敏锐地预见到了实现经济翻两番以后会出现的新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看来，一切为了群众，首先就要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过上小康日子。他认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他提出了奋斗20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他强调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这是顺乎民意的思路。

根据这样的思路，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利益。”

老一辈的革命家与领导人，在血与火的锤炼中结下的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决定了他们将一辈子心中装着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动机与效果在这里受到了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双重考量。历史证明，为了群众的伦理学上的良好动机，结果却不一定产生相应的良好效果。究其原因，在于动机在向效果转化的各个环节上，并不钟情于愿望的良好与否，而更受制于对认识论原理的尊重与遵循。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决策违背规律，有为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往往也不能给人民群众办成实事、带来实惠。

然而，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客观上又是一个会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政策。因此，邓小平在提出这一政策时就做了时间限定，即此政策实施有效期为20来年。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多次谈话中，都开始关注缩小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问题了，并且极有预见性地谈到实现共同富裕要比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更困难。

经过短短2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比较严重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拉大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这种差距又几乎同步平移为党组织和党的干部与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感情认同上的差距，成了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收入分配的决策思想上有了较大变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等等。由此推出了一批在新时期新阶段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关于调整收入分配等新政策。但是，由于分配政策是涉及大众层面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重要政策，尤其是符合大众心理的求富政策实施一个阶段以后所产生的社会惯性，使它的作用力不会因为相关新政策的出现而立即改变方向。因此，在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这一段不算短的时期内，虽然调节收入分配的新政策出台不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却没能得到改善，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在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