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复兴有了强大精神力量，昭示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能丢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振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致力于解决西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东方的中国发挥改造社会的作用，只有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对比中才能清晰地把握。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并对中国发生强大作用，不是由外力强制地贯注进来，而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的比较、鉴别中做出的选择。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追求现代化的主题，历史地确定了理论旗帜的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这里，毛泽东用三个“因为”强调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发生巨大作用的原因。翻回近代历史，为了拯救日渐衰败的国家，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的先知先觉们曾举起维新变法、三民主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各种旗帜。新文化运动后，在“欧风美雨”冲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几乎把西方思想库中所谓的先进思想悉数搬到中国。遗憾的是，各种主义并没有改变民族风雨飘摇的命运。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出路问题的大讨论中，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关于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认识并最终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别国的经验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中华民族复兴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凭着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勇气，凭着理论上、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之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系统问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问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表达，也是党根据民族复兴历史任务与时俱进锻造的强大理论武器。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党在大革命失败和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大历史关头，经受住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考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重大历史关头，经受住了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考验;在“八九动乱”的重大历史关头，经受住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在邓小平去世后的重大历史关头，经受住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受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证明，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穿越时空隧道永葆青春，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会永驻多彩人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的灿烂光芒，从理论上宣告西方敌对势力鼓吹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等谬论的破产，从实践上检验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正如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是历史的昭示、人民的选择，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