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女性化的双重背景下，处于既是农民又是妇女双重边缘状态的农村妇女受到了学术界史无前例的关注，来自各相关领域的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不仅带来希望田野上充满希望的学术成果，而且极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妇女发展的进程。对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如入宝库，如数家珍，前驱者的成果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撷英

国外有关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产出了为数不少的学术成果，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逐年推出的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这套由12部著作组成的丛书，是西方学者以中国社会性别与妇女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精心之作，其中许多都是海外著名学者的著作，全面展示了海外社会性别界中国女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四部是关于或大量涉及中国农村妇女研究的著作：朱爱岚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宝森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其内容贯穿古今，涉及权力政治、技术经济、社会地位等内容，其中有不少独到之见，将这四部著作作为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研究的代表之作当之无愧。

性别权力与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加拿大学者朱爱岚和宝森在她们的著作中集中研究了性别权力与中国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于1986—1990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张家车道、前儒林、槐里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其中张家车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办工业以前一直是个农业村，土地贫乏，人均不足1.5亩，改革开放后于1986年开始开办纺织印染业，并为此被官方视为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共同富裕”的一个范例。前儒林土地也很匮乏，1987年就已办起若干村办企业。这两个村都有不少的外出流动人口。槐里村在农业上一直是非常成功的，大多数农户都有以户为基础的商品生产项目，村办企业虽然在集体化解体后有所增长，但增长范围有限。作者认为三个村子中以槐里村最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农村，而且它的妇女组织异常活跃。以这三个村作为观察对象，朱爱岚的研究主要是在两个领域——与权力相关的公共领域和社会组织与网络等私人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展开的，这两个领域也被作者称为全书展开论述的两条主线。她认为，虽然在家庭内部甚至在一些家庭企业内部，妇女的地位已有巨大的改善，但在村庄公共权力领域及村办企业中，男性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职位。作者认为，转型时期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复苏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国家权力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政治非强制性地静悄悄地相遇并交织在一起，并在社会性别方面发挥着权力的作用”，将妇女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由于中国农村文化的传统特点是普遍贬抑妇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经常否认她们的作用，这就在很多时候将妇女有效地排除在多数公共责任角色之外。而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转型的官方政策和话语中，妇女是几乎不被考虑进去的，也几乎没有改革项目或政策考虑过性别利益。于是妇女在当代中国农村中的作用依然是那么隐而不见，好像她们是缺乏能力，因而同农村的政治经济是不相干的有“德行”的妇女。在社会组织与网络等私人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在农村由集体化解体向以户为经济单位转变后，社会性别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中心，妇女在每一个领域都变得不可或缺。由于男性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农业劳动中出现了明显的女性化趋势，妇女成了乡村农业甚至是乡村工业的主要劳动力，在家庭商品生产中妇女也因各种原因起了决定作用。但是男性中心主义在性别权力关系中仍表现得极为突出，比如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土地的分配以及劳动分工与安排等仍以男性为主；乡村工业方面积累的资本、重要的技术及经营岗位也基本被男性团体控制；妇女在以户为单位的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常受到以男性为主的“户”的掣肘，无法进一步拓展。通过研究，作者的结论是，妇女在改革时代农村的重要角色，与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现有地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根源又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性别的不对称的关系。总之，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社区层面上，男性的中心地位都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女性也就不可能拥有同男性相等的权力。

同样是加拿大学者的宝森在费孝通对云南禄村考察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检视了改革开放以来禄村妇女与村庄经济发展的关系，写出了《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该书正文共十章，在追溯以往六十年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挖掘并梳理缠足与纺织、农地制、农业与非农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家庭、人口变迁及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力求达到再现中国农村社会性别制度变迁的目的。例如对禄村土地占有的社会性别分析，作者不但描述了禄村不让女婿“婚入”得到土地、妇女作为个人被剥夺土地使用权等现象，而且也深刻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男性主导的权力体系。正是这种农村实际存在的社会性别政策，造成了禄村土地分配上的男女性别差异。其中第九章“政治与政治文化”中，分析了村级权力结构中的社会性别，宝森观察到禄村六十年来妇女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一般家庭妇女开始参与村庄公共会议，女代表们一起聚到村委会所在地讨论种地和计划生育的事情。但在村级权力中，男性仍占绝对优势。宝森还发现，禄村的女村干部拥有地缘和血缘资源，女干部都是嫁给同村的男人，“在当地行使政治权力的少数妇女很像在政治上活跃的男性，她们的周围都是其亲属和自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人们”。朱爱岚和宝森的研究仔细而深入，特别注意用数据来说明事实，值得国内同行借鉴。

经济与技术活动中的中国农村妇女。朱爱岚和宝森也研究了中国农村妇女的经济生活状况，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白馥兰撰写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该书关于中国农村性别分工从汉代的“男耕女织”向元明时期的“女耕男织”转变的研究独具慧眼，可以借鉴和讨论。

白书的第二部分“妇女的工作：织出社会结构中的新图案”是整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这一部分以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史和赋役制度史发展为背景，考察了发生在家庭围墙之内的妇女纺织生产的历史变化，纺织生产在宋代以前是一个女性的专业领域。“其中，技术知识，连同生产责任都是由妇女控制、管理，而且，尽管女性生产的大部分织物是简朴的，但它们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具有被认可的很高价值：可用作赋税，纱线和绢又是有市场价值的产品”，甚至可以被当作可流通品使用。由于宋代之后纺织业的商业化、扩大化、专门化及其所导致的新的劳动分工和新的赋税制度，农村的性别分工向女耕男织转变，男人进入织业，成为织工，妇女的工作降低为不可缺少但又低级的缫丝纺纱，妇女的经济贡献逐渐边缘化，丧失了拥有重要技术领域之知识和技巧的地位。

传统的“男耕女织”格局被打破，其意义和影响不止是经济层面上的，还导致各种不同的父权制和性别观念的凸显。在这个部分里，作者提出“女工”和“妇工”概念的规范性表达以及纺织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中的象征性意义。“妇工”这一概念是从“男耕女织”的古义中发展出来的，通常被定义为织物的生产，是缴纳政府赋税而非追求私人收益而进行的生产，是本业又是技巧。在白氏看来，妇工除了经济上的意义外，还有政治价值和道德意义。从政治价值而言，“妇工”是作为社会秩序的部分存在的，男耕女织，男子和他的妻子同样贡献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女子与男子一样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国家再分配的经济要求维持了一个分立的女性生产部门，并凸显出女性对于家族经济以及对于履行国家义务所作贡献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妇工的妇女是承担国家赋税的积极的臣民（尽管官方认识到妇女贡献的好处，但没有证据表明官方将之转化为对妇女劳作的一般尊重）。从道德意义而言，传统的中国性别文化中，妇工是“四德”之一，“妇女的纺织不仅生产有价值的物品，而且也培养德性。纺织的学习教导着基本的妇德如勤奋、节俭、有条理和自律”。因此，作者说“这些道德之线织就了中国文明”。

在白氏那里，“女工”则有不同的意蕴。它是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纺织不再是一个女性的领域，妇女的工作降低为不可少但又低级的缫丝纺纱，而她们的丈夫则负责织布并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卖，各种工作日益以工资或价格加以估价，国家赋税不再以实物而以货币计算，妇女就失去了其作为国家积极臣民的地位，妇工所具有的道德教化观念也逐步淡出，而转变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

因此，白氏在这里分析了国家试图重建传统“妇工”的努力。她指出，晚明和清代的改革派官员与道德家仍坚持抱有把“女工”转化为“妇工”的期许，他们希望将其中所蕴含的全部道德力量和心理暗示都发挥出来，以重建一个更理想的社会秩序。在这里，作者基本上认为中华帝制国家是一个道义经济体，它追求的不是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是象征性的稳定秩序。作为道义经济形态的国家，在道义经济体被破坏的时候，会像保护农业耕种一样来维持“妇工”这种秩序。白氏对“妇工”与“女工”的区别以及对国家关于“妇工”的建构与维护的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沿袭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性别分工的观点，关于“妇工”向“女工”的转变既被研究晚期帝制中国的经济史家所忽视，也被研究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者所忽视。

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研究。澳大利亚学者杰华著有《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一书，他用数年时间来调研北京（包括部分杭州的调研）的打工妹，旨在研究和理解农村女性在北京的流动和生活体验。该书的材料来自两个主要方面，一是2002年参与北京“打工妹之家”的活动，对打工妹之家的成员进行了访谈和研究，二是在相同时间段里调查了北京海淀区民工聚居地的女性农民工的生活。还有1989年对北京的10个保姆的访谈，1995年对杭州的40个打工妹的访谈，以及在报刊上收集到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杰华通过这一系列的调研，试图了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对打工妹所产生的物质和情感上的影响。并试图评价向城市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身份、认同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和在社会中的位置。她还考察了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以及对她们的时间感、尤其是她们对未来的愿望和关于未来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一个异质文化背景的海外学者，杰华从人类学学科角度，展现了生活在北京的农村打工女性群体的生存境况，让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系列我们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流动女性的卓有成就的先行者。

不仅是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农村妇女的成果、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深入、细致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当然，由于作者研究工作都在2002年以前，新时期中国农村妇女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来得及在她们的成果中得到反映；同时也由于作者与中国农村生活的隔膜，有些结论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也是我们应该在研究中予以甄别的。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农村妇女地位问题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开展和深入的。这个发展和深入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起始、拓展和繁荣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研究的起始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拓展时期；21世纪初至今，是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问题研究的繁荣时期。

1.研究的发端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环境开始发生较大的改变，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也开始将自己的视角转向了农村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从人口学领域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学专家、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出生率、生育率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李中菁和钟声的《提高妇女地位与控制农村人口增长》（《人口学刊》，1984）是最早研究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献之一。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妇女劳动力流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关注的问题。该期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研究相对薄弱，但已经开始了对该问题的关注。

2.研究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为1994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发展大会（ICPD）及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大量关于国外妇女地位问题的理论研究专著、文章被译介过来。如美国达维逊、果敦的《性别社会学》，美国爱莲·H.弗雷泽的《女人与性角色》，美国L.斯冈茨尼和J.斯冈茨尼著的《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等。同时，中国学者也转向对妇女这一群体的关注，如刘伯红的《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张萍的《中国妇女的现状》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农村妇女作为一个特别群体受到关注，有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的问卷和研究。区域性专门研究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成果开始推出，如云南社科院赵俊臣主编的《云南农村妇女地位研究》。

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化阶段，关于农村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不再附属于人口问题才受到关注，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正在展现出风采，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主题的变化。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中心，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研究转型时期妇女的就业问题；在强调九年义务教育时研究中心也转向妇女的受教育状况，特别是农村女童的受教育情况；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人们重点强调各中间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在开罗世界人口发展大会以后，国内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向生殖健康方面转移，强调妇女生育的自决权、降低生殖系统的发病率等，作为相关权益受损最明显的农村妇女受到重点关注。

（2）研究方法多样化。调查方法由规范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如《农村社区妇女地位的实证研究》、《对德州农村妇女地位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也有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不仅有关注其他国家的农村妇女地位，如《卢旺达农村妇女在村社林业中的地位》，而且还有与男性社会地位比较的研究，如《浙江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及变化的性别比较》，也有进行时间序列的比较研究，如《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

（3）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强调时代背景对农村妇女地位的影响，如《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妇女地位变迁》、《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近代江南农村工业化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同时，也开始关注少数民族的农村妇女地位研究，如《西双版纳傣族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3.研究的繁荣

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与社会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进程，经济社会的转型，都会对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和地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农村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特点是：

（1）多角度的研究妇女地位问题。来自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均开始关注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人们不但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角度关注妇女地位问题，其他学科的学者，如心理学、法学、政治学、史学、性学等学科学者均对该领域的妇女地位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从家庭角色认知的变化看当今农村妇女地位的变迁》、《从话语权视域研究当前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

（2）系统的研究农村妇女地位问题。在探讨妇女地位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对妇女地位问题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关妇女地位的概念逐渐明晰，妇女地位指标体系逐渐建立，在调查时，注重调查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调查方法也由单一的定性调查或定量调查向定性、定量相结合方面转变。

（3）研究内容广泛。这一时期关于农村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关于妇女地位的理论研究、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状况（如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妇女的教育状况、就业状况、卫生保健状况及婚姻家庭状况）、影响农村妇女地位的中介因素以及妇女地位对中介因素的影响等研究。

（4）强调农村妇女的主动参与。以往的研究与实践往往单纯地反映了研究者与决策者的意愿，在提高妇女地位时强调妇女应该怎样做，研究妇女问题是为了对妇女起到督导作用，而作为研究对象的妇女处于被动参与和接受的状态。在开罗世界人口发展大会、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关于妇女问题研究的中心定位在“平等、权力”两个方面，同时研究与实践的视角开始转变，从以往的由上至下转变为由下至上的路线，即由以往的决策者、研究者立场转变到以基层妇女需求为基础，强调妇女的主动参与，从而找出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

总之，进入20世纪以来，国内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研究的成果迅速增长，如埠如山，在此撷其要、取其精而概论之。

关于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综合性调查，首推由全国妇联具体承担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调查。这三期由政府组织与妇联共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大型调研，取得了大量的数据，其中有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的问卷，这些数据是我们进行农村妇女研究的基础，而全国妇联妇研所的学者们对数据所做出的深刻分析和得出的结论，更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重要范式和示范。

2006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会在厦门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研讨会，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社会热心人士和妇女工作者积极参与，提交了340篇论文，有143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进路讨论了新农村建设中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问题。2007年会议论文结集要出版，书中收录了40篇高质量的论文，分别从新农村建设与性别平等、妇女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创造有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述，该本论文集应该说是集当时农村妇女研究之精华，是我们进行农村妇女调研要借鉴的重要文献。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著作《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关注，肯定与批评兼而有之。李银河为写此书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驻村调查，又经过两年的沉淀和修改，于2009年出版。她长期居留在后村，共计调查和采访了后村100个农妇，考察了后村的家庭结构、性别权力关系等情况，得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权力关系中，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正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缩小的结论。李银河肯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她发现，在后村，大量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实例被当事人当作最平淡无奇的事情、以最平淡无奇的口气讲述出来。女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仅仅在家庭这个私领域活动，改变为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生产劳动，从基本在家到人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女性生活中所经历的最重大、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变。女人们已经迈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最重要的一步：普遍参加家庭外的社会生产劳动。但同时李银河的调查也指出，由观念习俗所主宰的乡村日常生活仍带有强烈的男权制色彩。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家务劳动、继承权等方面仍然与儿子不同，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恋爱、结婚、婚后居处、亲子关系与婆媳关系、与娘家的联系、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也都有与男性不同的境遇；作为劳动者，她们无论是在劳动分工、收入还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方面也都在与男性的对比中处于劣势。例如，李银河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家里有客人来，你是否和男人一样平等地坐在桌子前吃饭？答案空前一致：不一样，由男人陪。甚至有妇女说：男人陪客人，女的做饭，女人上桌让人笑话。

曾任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的吴治平，三年磨得一剑，在深入随州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著名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总结该书的三个特点是，首先在于主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中国处于一个大变革、大变动、大流动时期，农村妇女身在女性受压制文化土壤最深厚的农村，其解放程度和进步水平能最真切地反映中国女性整体解放程度和进步水平，该书将眼光投向广袤的乡野大地，以农村女性这些“不算人”的人为主角，反映大变动时代里她们的生存状况，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其次是内容的多彩，揭示了农村实际生活的多面性。书中记录了农村妇女在时代进步中的种种艰难、困苦及无奈。尽管女性已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着主要的农活，可她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存在强烈反差，在权力领域仍然是男性一统天下。但作者没有沉浸在女性痛苦诉说的窠臼，而是力图揭示出女性如何走出痛苦，拥抱新生活的光明指向。最后是来自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该书的内容都是作者亲自下乡调查，亲历亲见，实记实录，因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李银河、吴治平的调查研究的确发人深省，发聩启思，但前者是一村的调查、后者是一市的调查，尚不能概括全局。因此给继续研究者留下相当大的深入和拓展的空间。

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女性参政状况的研究，是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和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背景下进行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明显甚至是急剧下滑，引起妇女组织、有关政府部门及学界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问题进入“三农”研究的学术视野，并取得明显成果。

对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研究既有从国家宏观层面进行的成果，亦有在个案研究方面的有益探索。宏观层面的探索如朱丕荣的《发展中国家要重视发挥农村妇女的作用》立足中国国情和性别差异，探讨了妇女在国家长期发展中的作用。林志斌、李小云等著的《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用相当大的篇幅梳理和评述了妇女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理论价值，对性别与发展中的参与、实践、组织与管理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和分析，为农村妇女研究作了理论基础工作；有关个案研究方面的探索，学者们深入农村进行访谈、观察和调研，在如实描述的基础上，揭示农村妇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及成因，作出学理性的结论或政策建议。如刘中一的《对一次民主选举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1期），杨翠萍的《性别与民主：村委会选举中的妇女参与——以河南曹村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他们分别观察和研究了两个村的选举过程，对农村妇女参选的行为及当选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两位学者还就不同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商榷讨论。

有关农村妇女参政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农村女性参政现状、问题、对策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刘筱红、张凤华、董江爱、韩小兵等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慧英、田晓红从女性的视角，何包钢、郎友兴则以男性学者的眼光分别对农村妇女参政的制约因素进行的研究，得出了很不相同的结论。李慧英、田晓红从社会分工、职务性别化、妇女参政路径、家族背景、教育等8个方面研究了关于制约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相关因素的分析，其中对农村男女两性参政的路径和底数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民主选举制度是公平的，但是男女实际上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妇女参政的通道非常狭窄、机会非常有限，底数过低，起点相差甚远，会带来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李慧英等人的分析和担忧不无道理（《关于制约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相关因素的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而何包钢、郎友兴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农村村委会选举中，妇女政治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差别不大。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弱势地位并不仅仅由其性别所致，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农民的劣势境况。因此要改变与保护中国妇女的权益，重要的是保护农民的整体利益，改变其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何包钢、郎友兴的观点将农村妇女的弱势与全体农民的弱势地位联系起来分析是不无道理的，但该文否认处于弱势的农民内部还存在的性别差异，其观点背后的深意是不赞成对农村农民的支持政策有性别区分，他们的观点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妇女参政与村民选举：浙江个案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2期）。刘筱红在《以力治理、性别偏好与女性参与——基于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地位分析》指出，农村以能力、权力和暴力为特征的力治形式导致性别偏好和性别排斥的产生，这制约了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进程，进而提出转变农村治理形式以提高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杨翠萍在《村委会选举：农村妇女参与缺失的原因分析》一文中运用政治参与理论对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参与低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影响来自农村妇女参与选举的环境、主体、客体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2）对农村妇女组织的研究。关于妇女组织与村委会选举的研究，较早有分量的成果是由王振耀等人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由王振海等人执笔的有关村民自治与妇女政治参与的章节和调查报告。该书对梨树县妇联组织如何在“海选”制度中，不断调整参与村民自治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战略，推动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行为不断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变化；迁西县妇联组织在村委会选举中的主动参与是通过争取积极的保护政策保证妇女当选来实现的。此后，杜洁对湖南省妇联组织动员政府力量，与政府良好的合作，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的调研也很有建树。从学理的角度对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组织资源进行分析研究的还有刘筱红的《农村村级妇代会组织与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在村委会选举竞争派系的夹缝中——论农村妇女自组织资源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3）支持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公共政策研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2003年6月—2004年6月中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在天津市塘沽区实施的“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该项目探索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即通过政策的推动改善农村妇女民主参与路径，推出了一个由政府主导，以政策干预为手段、联合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进程的塘沽模式。这个项目动员了国内一大批妇女研究者参与，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研究将性别平等纳入村民自治政策，杜洁、范瑜、刘筱红、董江爱、郎友兴、仝志辉、王向贤、杨翠萍、简小鹰、朱鲁娟都参与了该项目的调查和研究，产出了一批调研报告和论文（杜洁：《将性别平等纳入基层自治政策》；仝志辉：《当前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的政策与实践报告》；王向贤、王小波、王光荣等：《调查与分析——“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对塘沽区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影响》；董江爱：《天津市塘沽区黄圈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报告》；杨翠萍：《村委会选举中妇女保护性政策的绩效评估与对策建议——天津市三川桥村调查》；刘筱红：《有效的阐明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半问题——对〈当前中国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的促进政策与实践〉的评估》；刘筱红：《“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示范项目”评估报告》等），为促进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的完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作出了建设性的学术贡献，在政策研究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刘筱红在《支持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公共政策分析》中指出支持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政策实施与政策目标间差距较大，并深入分析挖掘出诸多影响因素，认为要改变现状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张凤华在《乡村转型、角色变迁与女性崛起——我国农村女性角色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中指出，随着我国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思路，我国乡村治理和农村妇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需要政府强化制度保护农村女性民主参与；李慧英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一书从社会性别角度，运用性别分析方法，关注农村妇女权益、妇女参政等存在的性别差距，并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缩小两性之间的差距。

（4）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个案研究。白艳、张桂华、郭峰撰写的《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看妇女参政——对吉林省梨树县村委会直选的思考》一文指出，村委会实行直选，坚持直接、平等、公开、竞争的原则，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因素，也为农村妇女参政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陈雪莲《弱势群体公共参与：准行政性群众组织的作为空间——“河北迁西妇代会直选”个案研究》一文，重点考察了妇联这一“准行政性群众组织”在推动妇女政治参与方面的实践经验和作为空间；何包钢、郎友兴在《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与村民选举：浙江个案研究》中分析认为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根本症结在于中国农村、农民的劣势境况，因此要保护与改变中国妇女的权益，首要的是改变农民整体的弱势地位；杜洁在《将性别平等纳入基层自治政策——湖南有关促进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政策个案研究》中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深入研究了湖南有关促进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政策，分析将性别平等纳入基层自治政策；刘筱红在《塘沽模式：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对“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的观察与思考》中，归纳了支持农村妇女进村委的天津塘沽模式的特征，从项目的典范意义、发现和产出、推广价值等各方面进行了评估，指出其不足并提出了发展建议；在《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竞选策略研究——以湖北省随州市为个案》一文里，刘筱红阐述了在农村初级政治市场形成的背景下，妇女在村委会竞选中运用营销策略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及存在的认识误区，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了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竞选策略。

（5）支持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项目比较研究。田小泓在《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从被动等待到主动竞争的制度安排——梨树县与迁西县农村妇女村委会选举参与》中，以吉林省梨树县和河北省迁西县农村妇女村委会选举参与为例，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妇女在政治保护下的被动等待转向竞争体制下的主动参与的模式转换；郑宝华、赵鸭桥对民政部的“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比例政策创新示范”、河北省迁西县妇联的“迁西农村妇女参政”和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的“提高农村妇女参政能力”进行了社会影响评估，从横向上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建议和结论。

（6）女村干部研究。金一虹的《从“草根”阶层到乡村管理者》（《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6期），通过对50个农村女干部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她们的成长背景、规律以及面临的问题。刘筱红、陈琼的《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1期），以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女村官与男村官的关系、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为变量，以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组合关系，并对女村官地位进行了分类，这一研究有利于理解村庄政治中的社会性别。陈琼的硕士论文《南方村落的女村官：以江西三个村为例》，将江西灌头村、坳上村、樟树下村的女性治村纳入民主治理理论框架中研究，力图揭示农村女性治村具有的个性、共性，女性治村与村级民主治理模式生长、运行的关系（尽管“女性治村”这个说法还有待商榷）。这些研究开启了学术对女村干部的关注。周秀平、周学军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农村妇女发展——女村长与村落发展的案例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年第1期），结合社会网络的理论和一位女村官与村庄发展的案例研究来说明：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缓解农村女性的贫困状况，是因为寓于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信任资源为处于困境的农村妇女提供了应对困难的精神性支持和物质帮助。在增加农村女性自身人力资本的同时，通过与外界的交流来唤醒女性自身的发展意识，改变农村妇女的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建立农村女性村内外的社会人际交往网络是建构农村女性社会支持网络的有效途径。《女村官参政执政的过程、特点和困难分析》（汪力斌等：《农村经济》2007年第7期）对全国的多名女性村支书和村主任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这些女村官的个人特点、参政的原因及自身的优势，以及她们在参政过程遇到的主要困难以及执政的主要经验。她们的研究发现，这些女村官的家庭在本村都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力。在选拔村干部时，这些家庭的女性会得到较多的关注，因而会有更多的参政机会。而女村官群众基础好、有社会责任感和自信心、个人能力强，这是女村官当选的最重要的三个原因。论文还分析了女村官当村干部的独特性别优势，同时还就如何促进农村女性参政提出了建议。

总之，有关农村妇女参政的研究在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前10年。当然，农村妇女参政至今仍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实践问题，这也说明有关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存在很多尚需努力的方面。如：（1）从就事论事到站在学理的原点。目前的农村妇女参政研究急需在理论上突破，掌握更犀利的武器来分析更深刻的问题，是农村妇女参政研究必须要攻克的难关。（2）缺乏从国家、村庄、公共政策三维视角下对农村妇女进行综合性的研究。（3）站在时代的前沿，研究新问题。面对近年农村发生的深刻变迁，需要学者的研究不仅要跟上变迁的步伐，而且要能预测变迁的走向，并给予学理上的分析和论证。

上述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当然，从总体上看，现有的成果或是调研性成果、或是阶段性研究、或是专题性研究、甚或是片断性研究。因此，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妇女地位变迁的研究方面，期待着全方位、全阶段、多层次、多角度、大视野的研究，在相关政策分析方面期待着追根溯源的学理性研究，在相关资料、数据使用上期待着去伪存真、去抵牾、存共识的整理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期待着更多学科经典理论工具的引入，所有这些都是本研究努力的起点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