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国内对民族歌舞的研究主要有多种角度，从艺术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很丰富，很多著述从音乐、舞蹈艺术审美的角度，对歌舞的歌曲、乐曲及舞蹈动作等进行研究，对少数民族歌舞所表现出来的节奏特征、旋律韵味和舞蹈动作、形态、线条等进行美学、艺术学意义上的考察；此外，民族歌舞作为艺术院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大量的民族歌舞教材对歌舞的套路、技法等做了分析和展示。

从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许多学者将民族歌舞作为文化符号放置在文化、社会研究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以此透视民族歌舞背后的深层文化意义及其与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代表性的如张士闪的《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通过对鲁中四村民间艺术的考察，阐述了乡民生活、信仰和社会结构与民间艺术之间的互文性，是典型的以民俗学视角研究乡民艺术的著作，但其所研究的不仅仅是歌舞，还包括了其他诸多类型的艺术形式，关键是他基于村落的研究方式，尚未将乡民艺术放置在现代社会包括城市化、全球化和消费社会中去考察，由此更多地研究成果体现在乡民艺术与民族本身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更多涉及的是文化变迁的内部力量。如《四川凉山彝族传统舞蹈研究》（朴永光，2003），对彝族传统舞蹈做了“自娱、游戏、节日、婚事、丧事、祭祀”的类型性划分，在阐述其类型性特点的同时希望进一步描画出传统民族舞蹈所表述的民族文化意蕴，该博士论文对四川凉山彝族传统舞蹈的在当代的变化发展稍有提及，但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放置在民族歌舞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民族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变迁，以及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在现代文化冲击下所面临的困难，并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代表性的如宋生贵的《传承与超越——当代民族艺术之路》，该研究考察了当代民族艺术的存续和发展方式，重点研究了民族艺术的生态环境及其涵养，现代化生存需求与民族艺术变化的必然性，现代媒介对民族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民族艺术“个性”的构建。这一研究成果主要从民族艺术这一宏观概念出发对其生态问题、传播问题和建构问题做了研究，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为研究对象，视野显得过于宏大，缺乏对特殊性、代表性具体事象的关注。《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刘统霞，2008）研究了商河鼓子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从被命名为“闹玩”，到“陋俗”、“秧歌”、“四旧”、“商河鼓子秧歌”、“北方汉族舞蹈的代表”、“民间艺术”，最后演变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种不同表述的变迁过程，探讨在国家和国际话语场景下，地方民间文化日趋边缘化的过程，国家现代话语和地方性民间知识的互动关系。《巍山彝族打歌研究》（安学斌，2007）是对从生态环境、源流、类型与结构、特征功能价值、传承保护、开发利用等角度对巍山彝族打歌这一传统民族歌舞形式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展现了一个传统民族歌舞具体个案的发展状况。

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区域，一直以来是人类学、民族文化学、文化社会学等研究者天然的考察基地，大批学者以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所进行的研究和著述可谓卷帙浩繁。但就歌舞这一个文化类型来说，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个民族的歌舞形态、或者某一个区域的歌舞形态，且多是在民族文化史、民族志中进行记录式的研究。从艺术学的角度对云南民族歌舞的研究更多，但对于歌舞的曲调、乐器、动作和审美意义进行的研究，往往不会涉及歌舞的变迁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问题。《浪漫的云霞：云南民族舞蹈》（王清华，2000）主要是择其代表以图文方式介绍云南民族歌舞，带有民族文化知识普及的意味，其中对于民族歌舞进行了多种类型的划分，如祭祀性舞蹈、生产性舞蹈、自娱性舞蹈和表演性舞蹈，又从歌舞所使用的乐器、道具等角度对民族歌舞的形式做了划分，另外又从歌舞的审美意味做了划分，该著作为云南民族歌舞的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材料，但是并没有从文化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深入对歌舞进行考察。《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则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和编撰，以年代为主要的时间线索，清晰地梳理了云南舞蹈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类型、表现形式等，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云南民族歌舞变化的痕迹，是一部难得的云南民族歌舞的史料，但该著作注重对史料的梳理，重点也不是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对歌舞进行考察。

在非常丰富的对民族艺术的研究成果中，关注焦点并不仅仅集中在少数民族歌舞中，而是放大到广泛流传于传统社会中而今陷于现代化影响困境的民间状态的艺术形式中。在面对传统民族艺术、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走向衰落或者商品化的现实，学者们所持有的观点大略有三种，第一种认为传统民族歌舞在现代社会应当以固定的方式保存下来，即所谓的“回归”与“保护”；第二种认为以产业的方式进行利用，即“开发利用”与“发展”；第三种认为民族文化和歌舞要以发展的方式进行保护，但到了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也显现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观点形成的前提，往往没有将传统民族文化和艺术放置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和多元对话的文化格局中去考察，更可能忽略了传统民族文化、艺术与民族主体的生产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它们仍然是一个整体，在生产生活方式不得已随社会发展改变的时候，其所产生和决定着的文化形态则必然发生变化。那么如何才能让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继续鲜活地生存呢，这是本书努力希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