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士祯词学文献考

《倚声初集》是清初一部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的词选。夏承焘先生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曾称是选为“清词人最善之选本”，严迪昌先生也说《倚声初集》是“关系到总结明词、开启一代清词的重要文献”。^[3]然而学界对这部词选的研究却颇显不足，其中的很多问题都还有待于深入探讨，其编选权、编选时间都还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一）《倚声初集》的编选权

《倚声初集》署名“邹祗谟、王士祯”，为邹、王二人共同编选，其编选权看似非常明确，然而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却剥夺了王士祯的编选权：

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王阮亭、邹程村同操选政，程村实主之，引阮亭为重云尔。

况周颐言下之意甚为明确，即认为《倚声初集》名义上虽为王士祯、邹祗谟同操选政，实际上却是由邹祗谟主持，王士祯只是因其位高望重，挂个名号为词选增添分量而已。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检视清初文献，我们发现许多人在当时都只将《倚声初集》归于邹祗谟名下，如：

昔东江先生与余札云：“兰思词精思殊采，不愧淮海、屯田，惜不令程村见之。”今沈先生宿草矣，而遹声词益进，使东江读是编，其击节又当何如？（洪昇《兰思词评》，刘辉辑《洪升集·集外集》）

本朝词学，近复益盛，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同时休宁孙无言复有《三家诗余》之选，由是广为六家，又十家，今且十六家，势不百家不已，岂不与毛氏争雄长哉！（康熙十六年，汪懋麟为梁清标作《棠村词序》）

往邹子程村选《倚声》词，恨未见予全稿。乙巳（1665）春同客骥沙，从箧衍搜得之，激赏不置。（尤侗《西堂杂俎》三集卷四《香草亭词序》）

向读彭子羡门与王子阮亭无题唱和，叹其淫思古意，两玉一时。阮亭既官扬州，羡门有客信宿。会邹子程村初集《倚声》，于是《延露》之词成焉。（留松阁刊本《国朝名家诗余·延露词》尤侗序）

人文蔚起，名制若林。近披朱竹垞《词综》、毛驰黄《词谱》、邹程村《倚声集》、蒋京少《瑶华集》，家玑人璧，评者纷如。得与柳塘沈子，稽古证今，赞成是书。再愿考校定谱，公之天下，惟翼名篇典论之惠教耳。（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江尚质语）

以上材料都只云邹祗谟《倚声初集》，而没有只言片语提及王士祯。而上面文献所提到的沈谦（1620—1670）、汪懋麟（1640—1688）、尤侗、江尚质诸人，与邹祗谟（1627—1670）、王士祯（1634—1711）均为同时代人。可见，在当时许多人的观念里，《倚声初集》由邹祗谟编选而成，与王士祯关系不大。

如果王士祯并未参加编选，为何又要署名《倚声初集》呢？况周颐说是“引阮亭为重”，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因为凡要成就一件事，“有力”和喜好是缺一不可的。欧阳修就曾说：“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4]这其实也是中国的传统，瞿源洙云：

盖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自汉唐及宋明，以文章名世者或为执政或为侍从贵近之臣，或司封疆千里之任。其即遭贬斥不得志，然未尝不光显于朝，譬如登高而呼，故能转移好尚，以一人开风气之先。^[5]

因此，要想使《倚声初集》传播久远，必须得有大力者负之以趋，王士祯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精华录十卷提要》曾云：

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士祯偶批数语于行间，亦大书王阮亭先生鉴定一行，弁于卷首，刊诸梨枣以为荣。

《倚声初集》编成于顺治末康熙初，王士祯此时的声望虽然还不足以奔走天下，但于政坛、文坛都已崭露头角，将《倚声初集》与他扯上关系，前景自然看好。所以况周颐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以上所云究属一面之词，将《倚声初集》著作权归属于邹祗谟，完全撇开王士祯，王士祯恐怕不会答应，这对他也不公平。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主要还得看当事人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从另外一些文献中，我们发现王士祯对《倚声初集》的编撰成书也有很大的贡献。

首先就编选而言，王士祯自己就透露曾参与过编选工作，他在《倚声初集序》中说：

《花庵》博而未洽，《尊前》约而多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然亦详于隆万略于启祯，邹子与予常叹之，因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闺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无传，亦犹尼父歌弦之意也。书成，邹子命曰《倚声》。

王士祯在这里说明了他和邹祗谟编选是书的目的、选词范围以及命名来由，所谓“邹子与予常叹之”即点明了《倚声初集》由他们二人共同编选。后来他在《居易录》中也说：

余在扬州，与故友邹程村撰《绮声集》，起万历，讫顺治，以继卓珂月同野君《词统》之役。

也就是说，邹祗谟去世后，王士祯还在说是他和邹氏共同编选了《倚声初集》，而此时王士祯已是名满天下的诗坛盟主，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说假话。另外，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十有诗《贻上索艳词入倚声之选，戏答》，所谓“贻上”即王士祯之字，“倚声之选”即《倚声初集》，这从侧面证明了王士祯曾向彭孙遹索词入选《倚声初集》。

我们再看另一个当事人邹祗谟的态度，邹祗谟《丽农词》有《戚氏》一词，词题云“辑《倚声集》将成，复得阮亭新词并简”，透露出王士祯寄词给邹祗谟，以便入选《倚声初集》。邹祗谟在《倚声初集序》中也说：“丽农子与渔洋山人纂《倚声集》成。”从邹祗谟留下来的文献看，王士祯的确曾参与过《倚声初集》的编选工作。

王士祯不但亲自参加编选工作，而且点评词作，《倚声初集》中有数百条王士祯的评语。为了推介《倚声初集》，他写了一篇颇有理论深度的序。他还将《倚声初集》作为礼物赠送他人，康熙刊本李振裕《白石山房稿》卷五《远志斋文集序》即云：“王阮亭先生邮寄《倚声初集》，程村实共其选。”可见王士祯在传播该书时的积极态度。同时，赠书给他人，一般都会是自己的得意之作，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王士祯对《倚声初集》的编选权及以之为荣的心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倚声初集》由邹祗谟与王士祯共同编选，邹祗谟起主导作用，主要的选评工作都由邹祗谟完成。虽然哪些词由邹氏所选如今已不可知晓，但从二人评语看，邹氏所评几乎是王氏的三倍，并且评语的理论价值也远高于王士祯所评。书成以后也由邹祗谟命名为《倚声集》，后来重刻时才命名为《倚声初集》。忽视邹祗谟在清代词学理论中的贡献，或是无视王士祯在《倚声初集》一书中起的作用，都有失公允。

（二）《花草蒙拾》与《倚声初集》的创作时间

关于二书的创作时间，我们可以略推大概。《花草蒙拾》一卷五十九则，内有词话云：

近日云间作者论词有云：“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

友人中，陈其年工哀艳之辞，彭金粟擅清华之体，董文友善写闺襜之致，邹程村独标广大之称。

仆向与诸子游宴红桥，酒间小有酬唱，江南北颇流传之。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

第一则词话出自沈亿年《支机集·凡例》，作于顺治九年（1652）七月，是年王士祯18岁。既云“近日”，此则词话作年当与顺治九年相去不远。第二则词话所云陈其年、彭孙遹、董以宁、邹祗谟诸人，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可知，王士祯与他们交往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以后。第三则词话所云王士祯与诸名士修禊红桥则在康熙元年（1662）。另《花草蒙拾》前有题记云：“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积数十条。程村强刻此集（按指《倚声初集》）卷首，仆不能禁，题曰《花草蒙拾》。盖未及广为扬搉，且自愧童蒙云尔。”寻绎语气，是书亦当作于其早年。可知《花草蒙拾》并非一时之作，乃王士祯年轻时阅《花间集》、《草堂诗余》时所记。^[6]大体反映了王士祯任扬州推官之前的词学思想。

王士祯、邹祗谟所作《倚声初集序》所署时间虽皆为顺治庚子（1660），然邹祗谟《丽农词》末为《戚氏》一词，词题“辑《倚声集》将成，复得阮亭新词并简”，其中段云：“此日情绪难分，竹扉高掩，寂寞困琴樽。犹自有华胥可到、玉友相亲。更衍波挥洒，十二龙宾。吾甘瓠落长贫，孔方绝交，管厅相薄，半通难绾青编。”当作于奏销案斥革（1661）后。此前赠王阮亭三十初度《三台词》，时为康熙二年（1663）。《倚声集》刻成，必在此词后矣。另《花草蒙拾》云：“仆向与诸子游宴红桥，酒间小有酬唱，江南北颇流传之。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王士祯与诸名士修禊红桥时在康熙元年（1662），而《倚声初集》已收录《花草蒙拾》。又，王士祯在《倚声初集》卷十五评朱之臣《水调歌头》（风日正凄紧）一词时说：“方伯为先大父方伯公甲辰同年友，迄今甲辰六十年矣。”“今甲辰”指康熙三年（1664），由此可知《倚声初集》乃随补随刻而成，主要反映了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时的词学思想。其后在他位高望重之后，就基本上结束了词学活动，而将主要心力用之于诗学理论上，并建构了影响一代诗风的神韵说。下面我们主要就以《花草蒙拾》和《倚声初集》这两部书来观照王士祯的词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