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金元明：发展成熟期

金代尚未发现词话专书，王若虚《滹南诗话》、刘祁《归潜志》、元好问《续夷坚志》中载有数则词话。王若虚在北方倡导苏轼词风，对前人批评苏词的说法给予了驳斥。他曾批评晁补之关于苏词“短于情”的说法：

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间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30]

批评陈师道谓苏轼以诗为词时说：

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31]

推苏轼词为“古今第一”，而以柳永俗词为“纤艳淫媟”，与元好问同为在北方鼓荡苏轼词风的执大纛者，从而使苏轼词风得以大畅于金。

宋末元初的词话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几部极富理论色彩的词话如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等，都出现于此时。^[32]张炎《词源》既是唐宋词学的总结性成果，又开启了数百年后的清代词学，同时在方法论上，《词源》“穷声律之窅妙，启来学之准范，为填词家不可少之书”、“足以见宋代乐府之制”。^[33]沈义父《乐府指迷》和陆辅之《词旨》都是较早专讲词法的词话专著，标志着词话的成熟。

此期词话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突破了“论词及事”与“论词及辞”两种类型的词话，出现了论述词乐、音律等问题的词话。早在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就用很大的篇幅讲述过乐曲源流与词调创始等问题，而此期张炎的《词源》上卷，更是专论词乐。二是此期词话详论词法。张炎《词源》中载有杨缵《作词五要》，严论词律。沈义父《乐府指迷》记载了吴文英的作词法，主协律、复雅、含蓄、柔婉之说，并以周邦彦词为典范，详加阐述和发挥。陆辅之《词旨》乃传张炎“奥旨制度之法”，记载了张炎的作词要诀。

宋末元初人在风格上主清空雅正，在词法上严词律句法，虽语多精到，然钻进了过分追求形式而忽视现实生活与个人情趣的死胡同，词的式微在所难免。

明词衰微，词话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人虽倾心力于词话者并不多，其“香艳”的词学观念也是对南宋词学思想的一种反动，并导致了明词的衰微，但他们提出了新的词学审美范畴，开拓了词学的研究领域，如关于宋词婉约与豪放之分，词调的分类、词谱与词韵的制定、词的评点等，又都为清代词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词话的独立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人们已将诗话与词话判然分开，如杨慎有《升庵诗话》，又有词话《词品》，王世贞《艺苑卮言》将诗话与词话分别加以辑录。明人专作诗话者，偶尔亦有词话之载录，但仅是为了将诗与词比较立论以示二者之别，如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谓：“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亦或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34]李东阳《麓堂诗话》谓：“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35]可见，明人对诗词之别及词的本体特性已有了较为明确的体认。这种认识影响了清代词论家对词的本体理解。^[36]

明代的几部词话专书亦颇有可采。杨慎《词品》凡六卷附拾遗一卷，追溯调名缘起，记载历朝词家故实，对两宋、金、元、明人之词多有摘句和评论，且时涉辨正。然理论阐发较少，所引书亦时有错误，应当注意。陈霆《渚山堂词话》三卷，记载宋元明词人逸事佚句，采集广博，颇多可取。陈氏能词，故所论亦多中肯之语，如在内容上主张“有关系，有感慨”，艺术表现上主张含蓄和用典，但也不反对直露。《四库简明目录》称此书“较胜其诗话”，而“于词为近，故论词转多中肯”。俞彦《爰园词话》虽篇幅无多，但论及词之源流作法，颇具理论价值，品评词家也语多精到。王世贞《艺苑卮言》乃采自《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论词部分而成，以品评词人词作为主。论词以宛转绵丽为贵，认为“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而温、韦、黄、苏、辛为词之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