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中国经济模式认识的演进与发展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道路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学术界，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指导思想和实践进程看，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就学术层面来说，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其演进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经济改革的初期，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改革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缺乏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演化的系统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大显身手，成为探索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在理论上，苏联东欧等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如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布鲁斯的“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调节下的自由市场”模式、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模式、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等，都曾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在实践中，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东亚模式、北欧模式、英美模式等，都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1]厉以宁等提出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2]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观点；[3]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观点；[4]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5]等等。从1987年10月起，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少数省市的专家学者，研究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形成了几份具有不同特点的综合规划和总体报告，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系统认识。[6]
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正确借鉴国外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它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和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方面功不可没。但是，比较经济学的方法存在重要的局限。一方面，它是经验的而不是规范的，它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经济体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概括，但是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因为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图式化。西方比较经济学最主要的弊病是缺少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科学思想，回避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比较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根本差别，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具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并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抽象地归纳为集权、分权和集权与分权的结合等模式，或者是动力机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等因素，这些过分抽象和简化的模式和因素与实际的经济生活相距甚远，当然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和内在逻辑。
（二）转轨经济学的范式：20世纪90年代对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比较
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应运而生。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达成一种共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实践的结果却大为出人意料：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内部人”获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急速增长，黑手党现象严重；如此多的国家分崩离析；最大的意外则是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这表明，主流经济学家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7]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巨大反差。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成功与失败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如果人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8]随着转型过程的深入，赞同渐进式改革和批评激进式改革的意见逐步增多，对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道路的比较成了那一时期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在转轨经济学的范式中，国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和激进的“休克疗法”。他们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只是一种例外，主要是得益于有利的初始条件，如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传统计划体制内部的松散性等，因而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还强调，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渐进式改革正在陷入困境，面临着一系列所谓“深层矛盾”的挑战和危机。[9]
二是凯恩斯主义的范式。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不完全且代价很高的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不完全的竞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现实，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渐进式改革比激进式改革更为可取。[10]阿姆斯旦和泰勒等人认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更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的成功有赖于能够支持长期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设，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建构。[11]
三是演进主义的范式。蒙勒、诺顿等持演进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是复杂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改革只能用试验的方法逐步推进，最成功的改革将属于那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断进行变革的国家，而不是选择某些经济战略使过去和未来之间造成断裂的国家。[12]青木昌彦等人认为，[13]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
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在对经济转型的性质和目标的理解上并无根本分歧，都把经济转型理解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论主张的是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经济的局限并肯定了政府干预的意义；演进主义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秩序自发演进的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主要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考虑问题，缺乏对经济转型过程整体的、历史的考察，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天然合理、亘古不变的理想制度，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在性质和目标上的根本区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了这一根本区别，不仅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反而会在方向上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转型模式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林毅夫等认为，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同时，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改革道路。[14]
樊纲等把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15]张军认为，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对经济扭曲和短缺作出的反应更迅速。[16]
周振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是由制度博弈的结构或“改革的程序”决定的。这种“改革程序”的设定可以归纳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动态化；诱致性激励的改革选择集弹性化；制度交易的合同非完全化。贯穿其中的核心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体化。[17]
钱颖一等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即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这种结构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市场活动，刺激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18]杨瑞龙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要主导型三个阶段，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19]
还有的学者从改革目标的不确定性、改革过程的非均衡性、改革方式的非激进性以及自发性改革的重要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特点。
中国学者的这些探讨和见解，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方式的某些经验和特点，丰富了对经济转型过程的认识。[20]这些探讨和见解虽然各有侧重，但大都是在改革的目标相同且确定的假定前提下，围绕着改革方式的差别展开讨论的，有其主要的局限性。第一，没有深入考察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在市场化的方式层面上认识转型问题。第二，没有深入考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紧密联系，忽视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根本性质。第三，只有抽象空洞的市场经济概念而没有具体历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21]第四，没有形成与中国的制度和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理论，较多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从这些方面来看，上述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转轨经济学的范式。
（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21世纪以来对中国经济模式基本特征和一般意义的探讨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22]这一论断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完成了它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济改革已经从1980年代的以“破”为主，1990年代的以“立”为主，进入到以“完善或定型”为主的阶段。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2007年以后，对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一般意义的探讨全面深入地展开，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推动了这一进程。
其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概括，提出“十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这些概括和阐述使我们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二，围绕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献大量涌现，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从学术层面进入主流媒体，[23]从改革方式进入基本制度和发展模式，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从经验总结进入理论的提升，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空前提升，认识不断深化。
其三，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大危机激起人们的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广泛质疑，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在应对危机中显示出特殊的优势，这进一步触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思考。
面对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人们逐步摆脱转轨经济学的思维，试图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和经验，转轨经济学的范式开始被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所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基本性质为建设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开展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的制度特征。王振中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形态二重基本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生产关系系统和交换关系系统两个角度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并把经济转型过程分为两个不同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24]程恩富指出，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25]
二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程恩富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26]胡钧等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27]秦宣、徐崇温等强调，中国模式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28]刘国光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危机，是因为我们还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29]
三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的发展维度。进入21世纪以后，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更多聚焦于发展问题，中国模式在许多场合下被等同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实现科学发展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结构和动力等问题的研究受到普遍重视，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以及对中国发展模式经验和意义的评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关注。
四是更加重视中国经济模式的整体历史结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整体性视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中把握中国经济模式的总体特征，而不能作割裂或分立式的理解。[30]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割裂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割裂当代中国发展与历史和传统的深刻联系。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31]
五是更加重视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随着中国日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开始从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中，探求中国模式的历史意蕴和对世界秩序变动的深刻影响。[32]中国模式的崛起还引起了人们对依附理论的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开辟了自主发展的成功之路，还是会陷入依附性发展的困境，重蹈依附性发展的暗淡命运?[33]中国模式对人类社会演变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影响，也开始受到重视。
上述五个方面对中国模式之认识和研究的新特点，体现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清楚地表明，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已经开始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野、价值偏见和思维定式，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正在并且必将成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主导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