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些年来，MEGA（Marx-Engels-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随着MEGA²各部分各卷次的出版及其在国内的引介、讨论，MEGA这一德文缩写词日益成为学界的一个常用术语或者基本概念。一般而言，MEGA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一种版本形式，同我们所熟知的中文一版、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者俄文一版、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首先就表现在，上述各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只是名义上的“全集”，它们并没有真正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而MEGA作为一种历史考证版本，它的第一要义就是收录文献的全面完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简单来说，MEGA这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本形式具有三个鲜明特征：第一，全面完整；第二，忠实于原文；第三，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写作语言。首先，就全面完整而言，它既是指收录的每一份著作、文献自身的全面完整，又是指收录著作的各阶段准备材料或者稿本的全面完整，更是指收录类型如著作、手稿、书信（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他人的书信，还包括他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笔记和摘录等的全面完整。全面完整是历史考证版本的根本特征，它建立在尽可能全面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基础上。其次，就忠实于原文而言，它是指完全依照其本来面目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章。就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出版、未完成的手稿、摘录、笔记而言，无论是删除、插入、修改还是异文都应该在文本中全面地展现出来，不落掉任何细节。最后，就采用原初写作语言来说，这也是历史考证版的应有之义，它其实与第二点“忠实于原文”具有同样的精神实质，即原原本本地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避免译介或修订所造成的偏差甚至歪曲。

除了上述三个特征或者三大维度，MEGA还具有另外一个维度，即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在MEGA这种版本形式中，所有的文献、著作、书信、摘录、笔记等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不论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还是私下进行的书信交往，不论是不同时期的初稿、草稿、手稿还是各种各样的摘录、笔记，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予以展现。由此，“全面完整”、“忠实于原文”、“采用原初写作语言”三大维度再加上一个时间轴，就构建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整体框架。

迄今为止，MEGA共有两个版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一版（MEGA¹）和历史考证二版（MEGA²）。历史地来看，MEGA¹与最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自诞生之始，它就与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

梁赞诺夫可谓是MEGA¹的灵魂人物，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像他那样与MEGA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从某种程度上讲，梁赞诺夫就是MEGA¹的代名词，MEGA¹就是梁赞诺夫的代名词。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放宽，就会发现，事实上，梁赞诺夫几乎倾其一生都在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的伟大事业。早在20世纪初，确切地说，从1909年起^[1]，他就以梅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以下简称“《遗著选》”）所截止的年代——1850年为起点，着手搜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和北美所发表的报刊文章，而这一大规模的搜集、鉴别、整理和编辑活动的成果，就是堪与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以下简称“《通信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理论》，尤其是与梅林的《遗著选》相媲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年）。随着搜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的深入进行，梁赞诺夫逐渐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构想，而这一构想随着1913年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到来，也就是马克思著作版权行将失效的时限的到来而显得愈发迫切。这一主观构想与客观情势的结晶就是1911年1月1日梁赞诺夫联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2]提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维也纳出版计划”。在这份不足三页的计划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出版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马克思著作的手稿和各种不同版本相对照的、带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要斟酌，是否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个人、党史以及科学等方面的联系而把它们共同出版。”^[3]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时机的不宜，这份旨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在欧洲流亡十年的梁赞诺夫返回俄国参加革命，并且最终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此后，梁赞诺夫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负责俄国的工会事务，同时，他也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科学管理以及档案资料保护工作。正是在这一历史新时代的开元时期，一项极为重大、影响深远的科学使命降临到他的身上。

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道：“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4]2月2日，列宁再次致信梁赞诺夫，进一步细化了他的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5]

历史地来看，列宁的这两封短信在MEGA¹的编辑出版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第二封信，与梁赞诺夫自20世纪初以来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可以说，它是继“维也纳出版计划”之后更具操作性的MEGA实施纲领，它成了波澜壮阔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直接动因。作为苏联最具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作为身体力行地从事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活动的马克思学家，梁赞诺夫成了列宁所倡导的这项宏大工程的最佳领导者与实施者。

1921年，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研究院”），列宁亲自委派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开展大规模的搜集、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乃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活动。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马恩研究院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就是后来的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梁赞诺夫进行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梁赞诺夫为之奋斗了近2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活动终于进入了历史性的实施阶段。

总的来说，编辑出版MEGA¹是一项规模极其宏大的科学事业，它的主干、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搜集、整理、辨识和编辑活动，而围绕着这株主干旁逸斜出了纷乱杂陈的众多枝节与分杈，例如：马恩研究院的构成设置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任用、职能分工；研究院国外通讯员的任用、分布、任务安排；马恩研究院与各个私人、公立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进行的档案资料乃至整个图书馆的购买事宜；研究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使用、复制所进行的沟通、协商以及协议的签署；研究院与其他科研机构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就MEGA¹达成的合作协议；MEGA¹编辑原则的制定、具体的编辑进程乃至最后的排版、发行；与MEGA¹的编辑出版活动相配套的学术刊物如《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编辑出版，等等。这诸多方面使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彻彻底底地成了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如果没有一位既富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又与国外科学研究机构联系密切的科学家，没有一位既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又可以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保管人直接打交道的领导者，那么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实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梁赞诺夫作为这一“恰当位置的恰当的人”^[6]，正是凭借其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凭借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熟稔与了解，凭借其与国际性的科学组织、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密切联系，使MEGA¹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有条不紊地、极为高效地运作了起来。

从1921年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到1931年2月被捕，梁赞诺夫用十年的时间使马恩研究院这所年轻的学术机构一跃成为“公认的国际马克思学中心”^[7]，而他领导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共同编辑出版的MEGA¹更是成为最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自1927年第Ⅰ部分第一卷的第一分册出版以来，MEGA¹收录的大量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书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震撼。与此同时，梁赞诺夫本人亦凭借其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凭借其深厚且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以及为苏联马克思学奠定的坚实基础，被马恩研究院副院长恩斯特·崔贝尔（Ernst Czóbel）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学家”^[8]。

然而，如果说，正是由于有了梁赞诺夫，MEGA¹才生如夏花般灿烂的话，那么，也正是由于梁赞诺夫，MEGA¹最终像昙花般猝然凋零。一个人与一项事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正负效应在梁赞诺夫与MEGA¹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1930年恰逢梁赞诺夫六十岁寿辰，苏联全国上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他本人的声望亦随之达到生命的巅峰。然而，就在这风光无限、繁华气派的盛景下却隐藏着深重的政治危机。仅仅在一年之后，1931年2月15日夜，梁赞诺夫被捕，住所被查封；次日，梁赞诺夫被开除党籍，罪名是“他知晓并支持苏联国内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活动，与苏联国内的孟什维克以及国外总部建立了联系”^[9]。4月中旬，梁赞诺夫被流放到伏尔加河畔的小城萨拉托夫，彻底离开了莫斯科，从而也与他从事数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事业挥手作别。1937年6月，梁赞诺夫再次被捕；1938年1月21日，在不过十五分钟的全封闭审判之后，梁赞诺夫被秘密执行枪决。此后，梁赞诺夫便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忌，苏联官方对之讳莫如深。尽管苏联最高军事法院在1958年决定恢复梁赞诺夫的名誉，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杂志和书籍中，依然看不到有关梁赞诺夫的字眼，甚至在涉及MEGA¹编辑史的地方，也鲜有梁赞诺夫的名字出现^[10]。梁赞诺夫就这样尘封于历史之中，不为人知。^[11]

梁赞诺夫与MEGA¹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梁赞诺夫的政治悲剧亦是MEGA¹的悲剧。一方面，1931年2月梁赞诺夫被捕后，马恩研究院亦遭到了彻底的清洗，在250多名科学工作人员中，107名被解雇，17名被调离。同时，分散各地的科学通讯员亦解聘的解聘，流放的流放。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丧失了一大批富有马克思主义学养、具有MEGA编辑经验的科学工作者。另一方面，梁赞诺夫所组织开创的MEGA¹编辑出版事业的国际合作网络亦日益瓦解，许多国外科学机构、合作伙伴不愿再对斯大林统治下的马恩研究院提供支持^[12]。于是，MEGA¹编辑出版事业不得不由本身已经千疮百孔的马恩研究院独力支撑。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冲击和内部变动，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并没有就此终止，它在后梁赞诺夫时代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1931年4月，阿多拉茨基继任为马恩研究院院长。同年11月，马恩研究院同列宁研究院正式合并，新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列研究院”）直接归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在新的组织机构中，原来的马恩研究院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部，专门负责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于是，在新的领导班子和机构设置下，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再次起航，希冀能够完成梁赞诺夫所未竟的事业。从1931年至1935年，马恩列研究院出版了7部MEGA¹卷册，它们分别是第Ⅰ部分第3—7卷、第Ⅲ部分第4卷以及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特别卷（收录《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些卷次中，除了关于恩格斯的特别卷之外，其余卷次其实早在梁赞诺夫在任时就已经基本准备好、只待出版了。

1936年之后，便不再有MEGA¹卷次正式出版了。事实上，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急剧恶化最终使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全面夭折。早在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就对MEGA¹形成了重大打击，它彻底失去了德国的出版阵地，不得不撤回苏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发行。随着苏联国内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且不说马恩列研究院的科学工作人员不断受到批判甚至遭到解雇，就连院长阿多拉茨基也难以幸免。1938年年底，他由于“愚蠢的政治盲目”，确切地说，由于在任职八年之后还没有全面地修改、纠正梁赞诺夫所主编的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遭到批判。1939年年初，阿多拉茨基被罢免研究院院长之职。之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不得不倾出全力保家卫国。于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彻底终止了。

需要补充的是，1939年和1941年，几乎是由保尔·韦勒独立编辑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由莫斯科外语文学出版社分两卷出版。这可谓是MEGA¹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的唯一硕果，更是整个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最后一枚成果，尽管这两卷并没有采用MEGA¹的卷号。

虽然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历经坎坷，并且最终夭折，但是它所搜集、整理的数量庞大的资料和文献、它所编辑出版的轰动世界的MEGA¹卷册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且珍贵的文献依据，它也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和出版学的宝贵财富。正是由于MEGA¹所彰显的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势增长，尤其是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一批来自苏联以及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酝酿继续当年未竟的MEGA¹编辑出版事业。尽管这一讨论、酝酿持续了20年，前后经历了种种曲折、中断，MEGA出版构想也历经了种种更改与修订，但是最终在苏联与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努力下，符合新时期历史考证版原则与精神的新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²在1975年正式诞生了。这一次，国际合作特别是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东德的合作成为MEGA²得以诞生的根本基础。

历史地来看，相对于MEGA¹，作为后来版本的MEGA²具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就资料储备来说，由于在MEGA¹时期积累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原件和复制件，苏联成为MEGA²重要的资料宝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颠沛流离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因此，梁赞诺夫当年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获得的复制件成为许多文献的唯一底本。这使得苏联方面所拥有的文献遗产更加珍贵、更具价值。第二，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祖国，德语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母语。在编辑原文版的MEGA²的过程中，德国方面的参与可以充分保证MEGA²文本、语言的质量与水平。第三，MEGA¹作为源头活水对MEGA²的编辑构想、总体规划、编辑准则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MEGA²可以站在MEGA¹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状况，结合时代最新的版本学的历史考证原则，编纂出具有更高学术水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本，而无须从零开始摸索创造。

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苏联与东德最高领导层的支持下，在双方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努力下，MEGA²的出版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从1975年到1990年苏东解体，MEGA²共出版了43卷（册）。其中，第Ⅰ部分（著作）出版了14卷，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出版了15卷（册），第Ⅲ部分（书信）出版了8卷，第Ⅳ部分（摘录、笔记）出版了6卷。

然而，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使得MEGA²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1990年前后，苏联与东德的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MEGA²顿时陷入重重危机，风雨飘摇。为了避免MEGA²再步MEGA¹的后尘，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一方面，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临危受命，它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柏林科学院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在1990年5月22日签署协议，建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以下简称“国际马恩基金会”），全盘接管MEGA²的编辑出版活动，相应地，MEGA²各卷的版权也转移到国际马恩基金会名下。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也为MEGA²的继续奔走呼号。1991年12月，1521名日本学者在题为“我们主张继续进行MEGA工作”的呼吁书上签名，声援MEGA²编辑出版工程，这成为这场国际呼吁浪潮中的最强音。最终，MEGA²幸运地经受住了政治风云变幻的强大考验，得以继续扬帆前进。

如今，MEGA²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知名的文献版本。仅就德国来说，它是与《歌德全集》、《莱布尼茨全集》等齐名的经典作家历史考证版本，销量甚至还要更好。当然，在这套享有盛名的珍贵版本背后凝结着诸如格奥尔奇·巴加图利亚、英格·陶伯特、尤根·罗扬、罗尔夫·海克尔、大村泉等国际众多知名学者多年的研究与考证的辛劳和汗水，更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MEGA的开创者梁赞诺夫及其助手恩斯特·崔贝尔、弗兰茨·席勒、保尔·韦勒等著名的以及大量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与艰辛。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回顾MEGA这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形式的诞生与发展，追溯MEGA¹与MEGA²的历史形成，具体地剖析其编辑理念与原则，客观地评价其成败得失，就是要全面展现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史上的这段极不寻常却又极为辉煌的历程。

MEGA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能够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文献版本，是能够让我们最深切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真义的珍贵文献。对它背后的曲折历程的认识，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认识，而对它本身的研究，将是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必由之路。

---

[1] 梁赞诺夫在为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1913年）撰写的评介文章中提到，早在1909年，他就开始尝试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参见N. Rjasanoff，“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Die Neue Zeit，32 （1914），Band 2，S. 566，Anm. 3）。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也提到：“早在1909年，我就开始尝试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不为人知的文章。”（参见N. Rjasanoff，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1862，Band 1，Stuttgart：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1920，S. Ⅸ-Ⅹ）

[2] 他们包括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卡尔·雷纳（Karl Renner）。

[3] Götz Langkau，“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Jg. ⅩⅩⅧ，1983，S. 127.

[4]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07页。

[5] 同上书，第108—109页。

[6] Rolf Hecker，“Rjazanovs Editionsprinzipien der ersten MEGA”，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Sonderband 1，Berlin und Hamburg：Argument Verlag，1997，S. 12.

[7] Franz Schiller，“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15 （1930），Leipzig：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S. 416.

[8] Ernst Czóbel，“Rjazanov als Marxforscher （Zum 60. Geburtstag D. Rjazanov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Jg. 4，Wien und Berlin：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1930，S. 401.

[9] Jakov Rokitjanskij，“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ˇc Rjazanov”，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Hamburg：Argument Verlag，1993，S. 10.

[10] 一个难得的例外就是1972年由海因兹·施戴恩和狄特·沃尔夫出版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之历史命运的著作——《伟大的遗产》。在该书中，作者对梁赞诺夫所从事的MEGA¹编辑出版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赞他“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灵魂上是一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参见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Das Große Erbe，Berlin：Dietz Verlag，1972，S.80-90。

[11]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政治形势的解冻，关于梁赞诺夫以及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许多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才被解禁，重见天日。梁赞诺夫本人亦在被“禁忌”半个世纪之后，终于重返科学话语舞台。由此，我们也才得以在这里对梁赞诺夫及MEGA¹进行详细述评。

[12] Rolf Hecker，“Hans Stein -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und Korrespondent des Moskauer Marx-Engels-Instituts （1925-1929）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1993，S. 18.